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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3+1模式”宪政之路
(博讯2005年12月16日)
    由圆动工具全球旋转所导致的人类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世界化,必然要推开古老、封闭的中国大门,使中国的意志经济全面市场化,并不可避免地将导致极权政治全面民主化。生产方式变革从不需要政治领袖的“设计”、“引航”。人类一旦创造出先进的圆动工具,就得按它的原理应用它、管理它,去生产,去创造,去形成适应它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今日中国久治不愈的政治腐败,日趋严重的社会不公,经济发展与政治滞后的长期脱节,致使现存权力框架整体松动,精神紊乱。中国社会已整体陷入新旧文明冲突的现实危机中。而它最明显的表征,恰恰正在于舆论功能仅仅沦为粉饰太平,新闻媒体无法与社情民意沟通,以至于不能成为测试社会病体的温度表。这种封闭、压制、权力与义务失衡的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本能地要求全面开放、自由、平等、合作的崭新圆动工具形态及其生产方式。至此,全球可以共同使用圆动工具创造财富的自然力量,不得不把决定利益分配的权力问题,提交给社会大众共同解决。 (博讯 boxun.com)

    
    后对抗时代的中国,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宪政革新已箭在弦上了。
    
    历史上任何社会形态的政治变革,都旨在解决权力问题。现代民主意义上的宪政改革,所需要解决的也就是如何产生权力、行使权力,制约与监督权力,以保证权力的公正、高效与清廉。人类在使用工具创造财富,满足需要,发展自己的社会化过程中,也相应地建立起管理社会的权力秩序。正如生产工具从简单到复杂,从手工转动到自动化体系一样,权力本身也依次走过了俗权、契权、强权与法权的四个阶段。
    
    人类之初,并无现代意义上的权力。那时人类群栖游居,使用简单的不转动手工工具,没有法律、制度与国家,群体完全贯彻“强者为首,其余从之”的自然法则,既无社会主权,又无管理权可言。人们的一切活动都自发地遵从群体首领的带头选择和群居习惯。当群体内部偶尔发生冲突时,首领便以自然赋予他的权威裁判。这时强者的权力只是维护群体利益而不是奴役他人,这就是史学界称之为的俗权。
    
    当人类伴随使用简单不转动手工工具向简单手工转动工具转移的发展,劳动效率大大提高,人类有了劳动剩余,可以定居下来,圈地已有,形成社会,并确立规则,推举官吏,民主管理。那时人人为了自身的安全与利益,而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了管理者。这便是一种交换,一种约定,一种社会化的过程。社会之初,一定地域上的集体参加者,把自己的权利全部集中起来,交给了社会,条件是保证他们的独立、平等与自由。即以社会公约为基础产生了最初意义上的社会主权与管理权。这就是契权。主权的概念是民主的,它不属于任何个人、集团或阶级的专权;社会管理权也是在社会总意志的委托下,托管在“公共仓库”里的权力。由此可见,主权与管理权的诞生,是人类创造并使用圆动工具走向社会化的结果。
    
    伴随着人类生产工具的改进,手工转动圆工具已具有了普遍的意义。当人们发现借助自然力更能提高劳动效率时,社会事务便日趋复杂,选举纠纷纷沓而至,人与人关系紧张,社会对抗产生。人们为了争夺地域、人口、财产而暴力不止,客观地强化了军事首领和行政管理职能。于是社会联合体的主权逐步削弱,旁落在军事首领和管理者手中。这时选举制度被世袭制度所代替,人们托管在“公共仓库”里的权力,转化为借助暴力维护的强制统治权。
    
    由此以来,公约意义上的契权,便转化为暴力基础上的强权了。于是权力契约被废除了,暴力割断了权力与民意的关系,使之失去了合法性。那时,被统治者只有借助暴力争夺权力,反抗压迫。人们暴力推翻一个暴君,又会产生另一个暴君;一种强权结束,又出现另一种强权。人类在主要借助体力与自然力运用简单圆工具创造财富的经济条件下,任何暴力只要超过以前的暴力,就继承了它的政治权力,这就是人类以往所经历的对抗文明。
    
    随伴着简单圆动工具的创造与应用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与发展,利益冲突不断加深,问题纷争日趋激化,社会便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方式加之解决,需要把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孤立、分散、不成系统的社会,用一种秩序维系起来,而这种政治方式与秩序,贯彻的正是以“力量对比决定胜负”的自然法则,形成的是一种简单、直接而有效率的权力结构和强制秩序。
    
    这种由俗权经由契权转化为强权的社会制度,只能是专制制度。即一个国家的主权不属于全体公民,而由君主个人或家族享有,并靠左右两侧臣属辅助,一统天下。我们把这种方式称之为“主权在君”的“一元金字塔”政权形式。人类历史上除了古希腊奴隶制城邦中由于其独特的社会条件保持了有限契权式的管理,其他无不都以形形色色的“一元金字塔”方式统治社会。
    
    历史上的“一元金字塔”统治方式,是建立在简单圆动工具形态基础上和自然经济条件下所产生的权力个人垄断的统治方式,无论分封制,还是集权制,都仅是方式的不同,在内容上是完全一样的,即“主权在君”。这时, 社会权力系统自上而下的是一种基本稳定的三角结构,无论在中央、地方都是如此,而且以“君权神授”为价值依据,其最大特点就是“以人治人”。这也就是人治社会的政权模式。
    
    这种权力三角关系具体表现为明争暗斗、变化莫测,君君臣臣不通权达变便无法立身。最高统治者借助统治集团内部所谓忠奸两派对立,拉拉扯扯,保持平衡,一旦感觉到一派势力扩大到危及自身地位时,便毫不客气地联合另一派予以铲除。中国的盛唐时代,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简单圆工具,同时也把这一统治政体推向巅峰,成为那个时代的世界典范。然而也正是这样一种长期延续下来的高度严密集中的政体,压制了一个民族的个性自由与创造精神,进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由先进国家沦为封闭、孤立、墨守陈规的落后国家。
    
    这种“一元金字塔”统治政体,至今仍在中国大陆沿用,只是方式上演化为现代政党集权体制——执政的政党,始终处于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但从形式看,党的意志又是借助“立法机关”使之形式合法化,并通过行政机关付诸实施,似乎有现代三元分立权力结构的表象。但实质上由于全社会一切要服从党的绝对领导与按排,公民不能决定自己的权力代表和行政首长,不允许媒体开放、言论自由和异见组织存在,因而社会矛盾、权力斗争必然集中到统治阶层内部,形成一种隐蔽的权力“一元金字塔”结构。
    
    当人类饱尝了几千年专制权力之苦,伴随着蒸汽转动圆工具代替了自然力转动圆工具时,西方社会最先走向了工业文明,“一元金字塔”权力结构所赖以生存的封闭、集中、专一和绝对服从原则,受到工业文明的严重挑战。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经济活动与生活,需要分工协作、全面开放、平等互利等系统原则。于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强权社会,注定要被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法权社会所代替,一种适应汽动圆工具向电动圆工具体系化发展的崭新政权形式——“三元制衡权力金三角”便呼之欲来了。
    
    与这一过程相适应的是,最先使用这种圆动工具的西方社会思想代言人,便在认知上开拓出崭新的理性批判时代。格劳秀斯、斯宾诺沙、霍布斯、洛克、卢梭等思想家,最先向一元集权体制和人治社会发起攻击,力主根除人治,代之法制,并提出社会契约、天赋人权、民主管理等新思想、新观念。特别是孟德斯鸠,为使权力恢复它的合法性,最早提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为现代工业社会“三元金三角”权力结构奠定了理论基础。随后便在圆动工具发展的推动下,迎来人类“主权在民”原则下“三元金三角”宪政变革的辉煌时代。
    
    所谓“三元金三角”权力结构,就是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独立,彼此牵制,以保证权力平衡的宪政制度。它主要是建立在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基础上,通过贯彻分权原则、多数原则和任期原则得以实施的。这种权力分立的三元结构,符合几何学上三角关系的稳定性,而二元制、四元制和五元制都无法保证它的稳定性,这也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喜斯罗在《自由》一书中倡导四元制(使弹勘权从议会中分离出来)和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宪法(立法、行政、司法、弹勘、考试五权分离)都不可能代替三元制的根本原因。
    
    但是,这种三元制宪法在实践中也并非不存在问题。首先是司法机关仅享有审判权与法律监督权。它只能将立法、行政机构的行为约束在法律范围内,而不能直接参入决策过程,所以起不到实质上的三角制衡作用,无法解决决策过程两元平衡的不稳定性;其二,一元议会决策权力过重,可能导致大权独断;其三,立法、行政都由人民普选的权力代表行使,而选民的意向、情绪往往是不稳定的,且易被操纵,可能导致选举失误,影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为了解决上述三大基本问题,实现国家决策过程的三元制衡和长治久安,西方先进国家便从英国历史上的贵族院与平民院体制中得到启发,构成了立法机关的两院制,即上议院与下议院(在美国国会为参议院和众议院)相互制衡,使三元权力金三角形成了“3+1模式”,即“三权(上院、下院、行政机关)分立,一权(司法机关)保障”的合理权力关系与法定程序。这种“3+1金三角”权力结构,伴随着圆动工具革命在西方的推进,已成为多数先进国家广泛采用的宪政制度。
    
    从社会管理功能的角度考查,这种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宪政模式,是人类发展至今付出血泪代价探索出现的阶段性最合理的社会管理制度,也是自然节约发展、普遍和谐法则作用下圆动工具革命的必然结果。它有其存在、发展与普遍适用的合理性,任何从观念出发把它划分为姓资姓社的理论,都是背叛客观原则的伪真理。因为三权建设性对立与合作,既符合三角稳定性的几何原理,又符合物理世界圆和发展的节约法则,能够相对保证权力运作的公正、清廉与效率。
    
    至今为止,不乏宪政学者研究、推崇这种制度,但并未切中它在假设权力会腐败与不公基础上形成的透明、制约与容纳三位一体的圆和原理。首先,它的透明性与“一元金字塔”权力结构下的黑箱作业不同。它的一切权力运作过程要求公开,即“让人知”,才便于暴露弱点;让社会了解它的阴暗面,才便于公民批评、攻击,才能以阳补阴、以余补缺。这也就是从表面上看,西方社会制度的问题甚至多于“一元金字塔”政治制度中的问题。岂不知两者本质不同,一种功能是暴露,一种功能是掩饰,不可同义相比。其次,在于它的制约性。制约性的意义在于防止决策失误的发生和阴暗面的扩大,以保证能够以阳补阴、以余补缺。这也与没有制约的权力滥用与腐败形成了鲜明对比。再次,是它的容纳性。即它的不断接受、吸取反对派的批评,甚至攻击,从而保持着自身不断改进的圆动活力,而不同专制权力那样,像一湾不会流动的死水,由于拒绝批判而导致政权整体腐烂的结局。
    
    综上,人类社会的国家权力结构,从“一元金字塔”发展到“三元金三角”,反映了社会权力从暴力强权性质向契约法权性质过渡的历史。随着电动圆工具发展所导致的工业革命,必然在社会管理层面上拓展出宪政变革的新时代。就国家而言,当工业发展和资本扩张不可避免地把相互封闭、孤立、分散的世界连成一体时,谁使用最先进的生产工具与技术,谁就拥有最先进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谁将成为世界发展方向性的领袖。这就是宪政制度最早发端于英国的原理。因为英国是工业革命的鼻祖,是当时的国际经济领路人和“世界工厂”的开拓者。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言:当时“英国是农业世界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场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绕着它运转。”但由于当时英国乃处于工业发展低级阶段,圆动工具的使用者尚未成熟,封建势力还很强大,所以英国的宪政只能是君主立宪。而人类最先进的三权分立民主共和宪政制度,只能交由摆脱英国统治,敢于冒险、实验与创新的新兴工业巨头美国人用联邦制成文宪法来完成。美国的宪政制度也就由此而成为世界政治发展的方向,并为其后新兴的工业国家所效仿。
    
    从1848年到1914年一次世界大战,圆动工具推动欧洲工业革命的短短60年,世界上就有几十个国家完成了宪政建构。随后就连亚洲的先进国家与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也都完成了宪政变革,甚至作为世界第四大国的印尼,今天业已完成立法大选,开始了宪政变革时代。
    
    后对抗时代,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先进工具的创造者和应用者会继续延用“一元金字塔”权力结构。20世纪的美国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又在电动圆工具的全球化驱动下,正把它透明、制约、容纳性三权分立政治制度与尊重个人自由、崇尚实验与创新的价值观向全球推进。这是自然节约法则和物质圆动规律使然,而决非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上承不承认的问题。
    
    今后伴随着圆动工具的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以及政治世界化的新文明社会的诞生,“三元金三角”权力结构会在不断自我完善发展的同时,最终完全取代“一元金字塔”权力结构,那种以所谓“各国国情不同”而拒绝三元宪政变革的论调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反动的。
    
    其实,人类现代政治史就是宪政变革与反宪政变革的历史。
    
    “三元金三角”权力结构,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最为科学有效的产生权力、行使权力、制约和监督权力的宪政制度。它基本上符合以电为动力推动的圆工具世界化所要求的开放、效率和民主的原则。然而这一制度从探索到完成,也不过才二百多年的历史,较之已有二三千年的对抗社会专制历史,尚处于幼嫩状态。它的公平、自由与民主原则贯彻的尚不彻底,还没有完成排除金钱、地位和传统意识教条影响与束缚,即使是“3+1模式”,也没解决好上下议会两院制的职能与关系问题。特别它的“多数人裁决”原则,已遭到圆动工具全球贯通所导致非群体化社会的挑战。后对抗时代要求管理社会的政治制度更重视每一个人的意志和少数人的权利,更能体现个人与集体、少数与多数的共同妥协,而不是简单的多数原则。
    
    今后的宪政发展方向将在保持三元制约这种合理有效的基本权力框架中,注入共同妥协,民主无类,大家都赢,所有人机会均等、各自决择的新思想和新原则。这便是烟囱工业倒塌后,全球圆动工具旋转所提出的新要求。
    
    转载自《真话文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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