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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启动中国宪政变革的阶段性目标与措施
(博讯2005年12月09日)
    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要实现以“自由价值”为取向的彻底的宪政改革,不仅需要朝野治国精英的思想解放、胆识和勇气,而且需要严密的计划,科学的方法、步骤与技巧,并以最节约的成本投入和最少震荡的过渡性策略来启动这一划时代转变的历史性进程。这里我将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中国宪政变革的阶段性目标与措施。
    
     (一)从执政党的性质转变开始. (博讯 boxun.com)

    
    圆和宪政变革的必然结果是实现崇尚自然,以人为本,符合节约法则的“主权在民”的自由社会制度。而现实中国大陆是一个“党天下”的意志社会,与这一自由社会的目标南辕北辙。所谓党意志社会,就是“主权在党”,即以党的意志为核心,要求只服从自然律和自由本性的公民,服从“主义”的政治制度。因而在中国社会推进以“主权在民”的宪政变革,不可避免地将涉及中国共产党的专政地位、现实作用与政治前途。这也就是说,减少改革震荡的最佳途径是,中共首先洗心革面,从转变自身开始。
    
    今天,中共无所不在地控制社会的意识力量和组织作用,是社会变革一个无法绕开的政治现实。中共不要重蹈前苏共成为阻挡历史前进的反面力量而最终被人民淘汰的历史,应当首先从变革自身开始,在指导意识上放弃共产主义理念和无产阶级专政立场,顺应圆动工具全球变革所导致世界经济圆动、政治圆通和文化圆和的自然要求,从旧文明对抗社会基础上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性质的政党,转变为新文明合作社会基础上的民主性质和改革性质的政党,从接受共同妥协、大家都赢的政治现实开始,承认和尊重政治反对派的合法地位,以推动民主对话,社会和解,自由竞争,相互制约的宪政变革时期的到来。为适应这一性质的转变,共产党应更名为“社会民主党”。中共能否完成这一性质的历史性转变,不仅是决定其未来政治地位和前途的关键,也是决定中华宪政改革震荡强度与代价的关键。
    
    其二,中共完成自身性质转变的最其码、最现实、最少震荡的过渡性策略,就是首先将现行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制”,变为“社会民主党团结的多党合作制”,以体现政党之间是兄弟关系、合作关系、平等与监督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主奴关系和领导与被领导关系。领导关系是上下级关系,而合作关系是平等关系。“领导下的合作制”是向世人画了一个“方形的圆圈”。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谎谬的,而且在实践上是无法操作的。如前所述,党派组织是不同信仰和利益集团的组织,他们只能共同遵守国家法律,而不可能在信仰上、组织上接受领导,否则便是一个党而不是多个党了。然而政党可以通过提出正确的主张和在一定时段内反映多数人的利益来发挥政治影响力,团结起不同党派、社团、公民,共同组织政府,管理国家。因此“团结的多党合作制”,不仅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创建,即使从中共的利益出发,也较之“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提法更准确、更真实,因而也更有说服力。
    
    其三,中共应不失时机地真正推动以党政分离为起点,符合现代化党政关系的政治改革。党只能管党,并通过现代化的政党竞选和议会活动发挥思想和组织作用,而不能直接领导政府、管理经济和掌控军队。党必须把行政权还归于人民,通过一人一票方式来决择行政首脑,并由其在广泛的民主监督之下依法独立地行使权力,不受任何政党意志干涉。当前,正在进行的国家机构改革和政企分家改革,本质上还是一种旧文明框架中的修补措施,如果这种改革不是以党政分离为基础,特别是解决至上而下的党政军兼职,集权一身的现实,就不可能走出旧文明的死胡同,也就不可能产生清廉、透明和高效率的行政机关。
    
    (二)逐步推行“三角一圈的圆和政体”权力结构
    
    中国现阶段推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形式上人大立法和政协参政(批评、建议、监督)的议会制度。然而其代表和委员都不是竞选产生,而是“组织”钦定。所谓县以上的间接选举,实际上是执政党按自己的意志让人民被迫接受“钦定委托人”选举、参政和行使权力的“制度安排”。这使割断了人民与主权的关系,实际上剥夺了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权利。因而民间也就有了人大、政协开会期间的“组织点名当代表,乘坐软卧去报到,住进宾馆吃好饭,投下一张报恩票”的顺口溜。由于这种党领导下的议会代表只向“组织”负责,对领导报恩,而不对选民负责,会议上也就必然出现听从党召唤的“只决不议”或“只议不否”的局面。近几年来,虽有所变化,但不足为例。全世界无人不知,中国的人大是党的“橡皮图章”,中国的政协是国家的“政治花瓶”。因此,中国的议会不可能发挥实质作用,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
    
    圆和宪政变革主张,为了尽量减少国家改革时期的政治震荡,可在保持人大和政协组织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实现实质功能的转变。首先要使人大真正享有立法权(制定、修改与解释法律的权力)、决定权(决定国家领导人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重大社会事务的权力)、监督权(评议、质询和弹劾行政官员的权力);其二要使政协组织成为各党派、利益集团和不同社会领域的精英代表进行对话协商、参与论证决策,提供指导性、咨询性意见和行使民主监督(可运用动议提案对人大和政府的重大错误决策启动复决程序或公决程序)的权威机关,而不是形式上的“政治花瓶”。也就是说,它应是实质上独立享有参议权、指导权与民主监督权的议会组织,使之成为国家主权三角结构中能够对立法、行政决策构成制衡作用的一角,使国家的议会制度发展为二院制的主权占有形式。
    
    在推行以上二院议会体制改革的同时,推行与之相平行的总统行政制改革,以实现国家元首与行政首脑的合二为一,并在地位上与立法机关对等。国家元首的产生应与议会代表一样由民选产生,并代表选民行使国家内政外交的组织领导与全面管理的权力,以改变党提名总理人选和集体领导为原则的总理负责制行政制度,使行政首脑不再仅仅体现党意志和代表党行使行政权的不法状态。由此才能真正实现国家主权结构的三权分立与制衡,利于权力的三点三面圆和运作。同时,必须推行行政首长的政治专家化,而不是技术官僚化;行政职务成为职业而不是身份。这样才能使个人与权力分离,保证权力的依法运用。
    
    为了积极稳妥,然而又是坚定不移地推行这一变革,可首先进行总统制政府机构改革,并不失时机地将行政首长的普选推进到县级,同时相应建立起行政首长竞选和政府官员个人竞争、国家考试、公民评议三位一体的运行机制,最终过渡到全民普选总统。
    
    所谓“一圈”,即完全独立于以上三权之外的司法机关,享有对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审查是否违宪的审查权和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审判与法律监督权,以为三权分立制度提供法律上的圈定与保障。圆和宪政变革赋予司法独立权一崭新的概念。它不再是简单的三角制衡权力关系中的一角,而是将三角权力关系运作圈定在法律框架内,使之形成平衡、制约、互动的圆和运动,保证“主权在民”价值理念得以实现的执法保障机构,而不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在一种“主权在民”得以实现的社会结构中,司法独立权的主要功能不是用于限制人民的权利,而是限制、约束和规范国家权力,按照公民合意运作和行使,并确认和保护任何公民都有权随时和平、理性地反对、批判与更换政府。因此我把“一圈”称之为“民主宪政的法律监护人”。
    
    在我国现行权力框架中,司法权不仅在组织上受党的领导,而且在财产上、人事上受政府控制,形成“大政府小司法”格局,因而也就必然导致“权大于法”的政治局面和司法腐败。由此可见,中国大陆社会普遍腐败的政治根源是制度腐败。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在司法“制度安排”上首先进行以下具体的改革。
    
    一是推行“大司法”模式。建立与行政权平衡的大司法部,统豁全国司法行政,在组织上、人事上、财产上,割断与党和政府的直接关系,使之完全独立起来。司法部长由总统提名,议会两院协商任免。
    
    二是设立宪法法院。在推行大司法体制的同时,设立不受任何党派、权力操纵控制,完全代表民意的宪法法院,受理审查违宪案件。如立法行为,行政行为,司法行为是否违宪,如何惩处,以有效地约束一切权力都能按人民意愿依法行使。
    
    三是实行陪审团制度。我国法院现行审理案件的组织形式是“合议庭”(在刑事诉讼中以往还采用人民陪审员制度)。这种形式在实践上往往是临时拼凑,形同虚设,实际上主要依靠主审人员发挥作用,因而难免个人的主观性和不公性。再加之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判决一旦形成冤假错案,请求再审就难了。为了避免审判活动受个人或几个人的主观情绪化影响或作弊,有效地抵制腐败之风,可考虑采用陪审团听审决断制度。当事人有权了解陪审团成员的背景、观点和身份,对有倾向性的陪审团成员有权提出异议与回避。一个人和几个人作弊容易,但许多人共同作弊就不再那么容易了。因此,陪审团制度不仅可以避免个人化倾向,客观、公正地听审案件,体现多数人决断原则,也可有效的抵制司法腐败。
    
    四是建立错案追究与曝光制度。应尽快创设对公检法的错案审查追究机构和运作机制。这种制度的建立,不仅能够及时对违法乱纪的官员进行追究,也能对玩忽职守和业务不力的人员采取措施。执法人员不管基于何种原因导致错案,都不能“下不为例”,而要视情节立即予以公开处罚,接受监督,及时通报。对于后果严重,影响较大的案件,要定期予以新闻曝光,否则难以扭转任意执法的局面。
    
    五是,在司法程序上确认无罪推定原则与犯罪人拥有沉默权原则。
    
    六是,为了保证“民主宪政法律监护人”立命国家,立场中立,公正执法,必须要求所有法官政治面目清楚,不得参加任何党派组织,受意识形态和组织纪律约束。否则便很难保证司法公正(美国第四十五届总统大选难局酿成的法律诉讼,使人看到了政党政治对审判工作的影响。)
    
    此外,还应对我国现行公律制度做出大胆改革,走公证社会化,律师个体化的道路。公证业务不再代表国家,由政府独揽,而应定位为社会性的的中介服务机构;律师服务应走合伙经营与个体化的道路,同时加强律师行会的自我约束,并允许海外律师在华开设分支机构或依法申请个人开业。
    
    (三)创设中国内地政治特区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问题复杂,尚未走出封建专制死胡同的多民族国家。任何政治改革措施的推行,都会遇到方方面面的阻力,甚至带来政治风险。但是不改革又死路一条。因此任何对民族、对未来负责的改革主张,都不能不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采取最节约的方式,有步骤、讲技巧地稳步推进。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过程中,采取了建立经济特区,树立样板,摸出经验、逐步推广的策略,其现实效果是有目共睹的。为此,圆和宪政变革同样可以采取由点到面,由易至难,由浅入深的方法,创立中国大陆富有典型意义的“政治特区”,在那里首先冲破意识形态禁锢,汲取人类民主管理社会的一切先进经验,开放新闻报禁,放宽独立社团登记,扩大公民社会空间,实现党政分离,推行地方普选,建立民主制衡机制,接受民主监督。让实践来证明在中化文化传统中,民主制度是否等于政治动乱;竞争规则会不会导致“一百个首长”;透明与被监督之下的政府会不会松懈与整体腐败。
    
    在中国内地建立政治特区至少有以下好处:其一,可以改善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落后的国际形象;其二,可以缓解人民要求政改的强烈意愿与政府求稳怕乱之间的尖锐矛盾;其三,有利于探索经验,由点到面,稳步推行政改进程;其四,具有政治象征和启示意义;其五,会对中国统一产生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最后,由于划定范围试验,出了问题便于纠正,不失为一种以少的投入,减轻震荡,赢得政改成功的捷径。
    
    当前一些沿海地区的开放和经济发展,人们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已为创立政治特区提供了条件。在大陆推行政治民主应当先沿海,后内地,“以城市包围农村”,而不是先农村后城市。先进的政治制度只能在工具先进、文化开放的地区首先诞生。国际上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村级直选评价过高。由于农村经济、文化较落后,信息封闭,且未摆脱宗派家族等习惯势力影响,推进民主更难,且易走样。因而,应走城市改革带动农村的道路。
    
    民主制度固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圆和宪政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但却能为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消解社会对抗与暴力开辟道路,提供规则。在后对抗时代的中国,那种试图绕开权力制衡机制来探索所谓“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如同过去我们试图超越市场机制发展经济一样,是中国政治精英们治国战略上的最大误区。
    
    只有现代化的圆和民主宪政变革才能救中国,也只有不失时机地大胆创立中国内地政治特区才能跨向中华圆和宪政变革这个必须跨入的门槛!
    
    (四)启动海峡两岸政治谈判新思路
    
    长期以来,台海两岸恩恩怨怨,但又难以割舍,困死在主权冲突难统难分的死胡同。孙中山曾以革命的手段,在中国推翻了封建帝制;国民党政权曾一度作为满清王朝国家人格的继承者,在中国实施统治了这么多年。1949年,共产党军队用战争手段把国民党政权赶到了海峡彼岸,但毕竟没有从主体上消灭中华民国,以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不能对台行使治权(如果共产党至今不能正视这一事实,就很难在思想上有所超越),使中国陷入主权不能完整的“分治状态”,形成了事实上的两个中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何况今日台湾已完成民主化变革,陈水扁当选台湾民选总统后,又大大提高了台湾的国际声誉。另一方面,北京政权已统一了大半个中国,不仅实际上行使了大陆国家职权,而且也取代了台北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在国际上为大多数国家所承认。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正是基于上述两种事实,北京提出:“一国两制”,即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但主权必须统一于北京;而国民党当政时曾提出“一国两治”,强调主权分享分治,与大陆对抗。双方各执一词,陷入僵局。为此,两岸学者以前多有不同意见提出,如“一国两体”,也就是一个国家两种政治实体;“一国两岸”,即一个国家两岸对等;“一国两区”,即一个国家两个地区;“一国两府”,即一个国家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李登辉则提出了“特殊两国论”主张);“一中一台”,即一个中国一个台湾。此外,陈水扁上台后,“台独”言论盛行,国民党又有人主张“联邦”或“邦联”制结构两岸政治关系,及主张“阶段性的两个中国”,即在某一特定阶段存在两个中国。以上各种说法都有自己的论点、论据,可谓理由充分,但没有一个能使两岸取得共识,推动政治谈判时代的到来。
    
    目前除主张台独者外,两岸多数人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但对“一个中国”的定义,却有本质上的区别。北京认为,“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台北认为,“一个中国”即中华民国。
    
    海峡两岸都坚持自己的原则性立场,针尖对麦芒,“非黑即白”,各自基于“肯定——否定”模式,陷入尖锐冲突之中,在立场问题上似乎难以妥协和松动。此外民间学者与专家也都拘泥于传统思维范式,用心良苦地要圆一个梦,即先搞出一个取得两岸共识的所谓原则“模式”,将精力浪费在不可能事先解决的两种立场对立的陷阱中,其结果不管如何巧立名堂,花样翻新,都无法超越两种主权主张冲突的死角。
    
    由此可见,要想突破两岸政治谈判僵局,切实推动双方谈判在没有事先划定禁区和框架的约束下进行,首先应放弃徒劳无功,没法事先画圆的图解式道路,从“先和解,再求证”的出发点开始,先谈起来,再协商案文,达成共识。
    
    海峡两岸政治谈判迟迟不能开展的焦点所在,不是人,不是组织,而是问题本身。即一个主权谁是代表?这也就是双方争夺“一个西瓜”的问题。
    
    北京的立场认为,主权意义上的“西瓜”只能属于北京;而台北的立场认为“主权、治权分属”,“西瓜”一家一半。于是学者专家们便致力于如何“切割西瓜”,在分成两个,还是分成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或是各取所需上打转。然而无论“西瓜”怎样切割,首先是北京不答应。北京不会允许任何花样的切割主权“西瓜”,并用武力作为潜台词来支持这一立场;而台北宁甘“玉碎”,也决不屈从北京独享主权。由此可见,两岸谈判的“政治陷阱”就在于此。
    
    今天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都举行了高峰会晤,走向和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设定怎样通过陷阱的问题上动心思、找方案,把大好机遇、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误于这种根本不可能突破的主权死角。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意识上绕开陷阱,另拓新途?
    
    为此,圆和宪政变革依据“主权在国,治权在省”的圆和制国家结构新原理,力主不仅跳出主权上分与统的对立,同时也绕开切割不能割切的“西瓜”陷阱,而开辟“主权共有、两岸自治”的新思路。所谓“主权共有”的提法,既避开了分割主权的死胡同,使两岸都能接受,又可以使双方以对等的身份展开谈判,谁也无理由再提出异议。因为一个国家的主权,本来就是全体公民所共有的“权力仓库”。中国主权也同样是全体中国人所共有,这也是不争的道理。海峡两岸可以考虑设立按比例统辖国家主权事务机构,具体形式和结构应在谈判过程中“求证”。所谓“两岸自治”,是指在尚未走向民主化中国的过渡阶段前提下,各自按自己的政治理念、法律体系和管理方式来行使治权,既避开了北京不能同意的“分治”的提法,又避开了台湾不能同意作为附属意义上的“特区”概念,而是两岸对等意义上的各自自治。同时,两岸富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应着眼民主化必将统一中国的政治前景,为最终实现“圆和制”国家结构奠定基础。
    
    基于以上思路,“先和解”原则不主张事先制定一个两岸统一的模式框架,因为无论如何巧妙的预先图解,都不可能完全适合双方的心理和需要;任何一点不顺心之处,都可能成为双方拖延和拒绝谈判的口实。
    
    目前,最主要的是首先开启海峡两岸政治谈判的大门。从“一华两案”二元起点出发。所谓“一华两案”,是基于“先和解再求证”的指导原则,由北京、台北各自提出“一个中华”国家统一的谈判方案,首先和解,再在谈判过程中进行方案的“二合出三”,调和、论证与发展,进而逐步缩小差距,最终达成共识。
    
    “一华两案”包括以下要点:
    
    *在谈判主体上既不搞“两党谈判”,也不搞“两府谈判”,而由两岸议会选出谈判团尽快开始谈判。
    
    *在确立“不使用武力解决两岸争端”和“台湾不搞独立”的双项原则下,首先化敌为友,结束长达半个世纪的两岸敌对状态。
    
    *先不争议“一个中国”的内涵,只承认海峡两岸同承一脉,都是“一个中华”的事实。
    
    *各自提出旨在寻求符合民族利益,能最大限度的使对方接受的“主权共有,两岸自治”的国家统一谈判协商案文。
    
    *在谈判过程中将立场之争,转向利益的调和和方案互补上来。既考虑已方利益,又考虑对方利益,重在全民族利益。同时,从历史的、现实的、未来的三维时空观,三点三面三角度的认识、思考、解决问题,趋同存异,各取所长,优势相加,“二合出三”,创造性地破解问题。
    
    *最后达成共识,形成既不是甲,又不是乙的“第三方案”,以真正体现海峡两岸都是胜利者的赢:赢新格局。
    
    总之,海峡两岸的政治纷争只能用和平谈判的手段加以解决,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成为中国人屠杀中国人的借口。今后,无论两岸发生什么事情,谁最先发动武装攻击,谁就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
    
    (五)筹组全国政治对话圆桌会议
    
    国家权力是全体公民权利的总和,任何公民都有权利,也有义务对如何管理国家自由发表政治见解和和平履行政治责任。国家是所有中国人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客体、共同责任和共同生活方式。因此任何个人、集团都不得以国家的名义剥夺他人所享有的参政议政的各项政治权利。“一党天下”控制下的中国,太封闭、太僵化、太死气沉沉了,也使这个民族落后的太久远、太久远了。后对抗时代的中国,必须首先解决只允许一部分人有这样的政治主张和这样的政治行为,而不允许另一部分有那样的政治主张和那样的政治行为的现实。政府应无条件地释放一切因政治见解不同和和平履行政治责任而被关押的公民,迎回所有因政治迫害而流亡国外的异议人士,包括西藏、新疆、台湾等各方代表,形成社会各党、各派、利益团体、地区代表相互妥协,平等协商的圆桌会议,通过平等的对话与谈判,集合起全民的变革意识,共同承担推动中华民主现代化进程和维护社会稳定与法制秩序的政治责任,并由此开启圆和宪政变革的大门。
    
    任何历史的进步都是合力推动的结果,而不是一种势力,一种力量所能支配的。中国社会何时能够跨向新文明纪元,取决于中国社会何时能结束“一党天下”的封闭状态,实现各种政治力量的共同妥协,全民和解、民主无类,大家都赢的政治局面。最后,通过立宪会议更改国号为“中华民主圆和国”,并对国旗、国徽、国歌做出相应的更改,以摒弃对抗性意识形态的影响。
    
    六结论:世界的中国
    
    ——“内圆外和”兼容天下
    
    当中国“摸着石头过河”走过了20多年经济改良的历程,好走的路已经走完。今天建立在社会对抗基础上的全球旧文明已走向没落,世界的中国一样在时代交替的震荡中阵痛,一样在十字路口上迷惘。
    
    长期以来,我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习惯于将中国致身于世界之外,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因强调中华民族的特殊性而不接受世界交往“游戏规则”的约束。甚至我们的史学家们也往往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进行简单、孤立、直观地研究,因而也就往往不得要领,难以自圆其说。
    
    其实,中国是世界的中国,是全球旋转的“半个圆”。只有把中国致于世界体系中去把握定位,才能正确地理解中国的历史、今天和未来,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圆和宪政改革时机已经成熟,进而拨正中华民族划向新文明的航向。
    
    中国作为东方古文明的“半个圆”,早在18世纪便与西方工业革命的那“半个圆”,共同从“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状态中打斗着走了出来,在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过程中“阴阳合抱”,结为再也分不开的全球圆体。整个人类二百多年来的近代史,不仅表现为英国的产业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的人文革命,也表现为相继而来的中国康梁变法、辛亥革命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现代意义上的那条“阶级斗争”链条,不仅把马克思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也把斯大林与罗斯福“对立统一”起来。如此同时,从西方开始的工业化圆动工具革命,前所未有地把世界浓缩为一条很不起眼的“太空船”,中国的《太极图》和“普遍和谐”思想与西方的电脑程序同样具有“软件”意义上的应用价值。
    
    西方近代文明与进步,与他们善于在文化冲突中积极吸纳分不开;而中国近代的愚昧与落后,同样与自己妄自尊大,盲目排外分不开。结果中国的精神财富往往在西方开花结果。今天在如此一个后对抗时代的全球变革时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抱残守缺,对抗说不,排斥西方所具有的同样灿烂的文化资源;有什么理由仅仅信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而拒绝格劳秀斯、斯宾诺沙、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
    
    中国的出路在于合抱世界,同步旋转;中国的发展在于虚怀若谷,博采众长;中国的希望在于吸纳、创新、“二合出三”。与世界合圆着的中国,只有从文化层面上彻底摒弃简单、直线、对抗性的思维,全面接受“二合出三”三点三面圆和新思维。同时把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结合起来,进行全圆运动,才能趟出改革的“深水区”,迎来圆和宪政变革的新纪元。
    
    判断一种思想、一种理论或一种改革主张的优劣正误,不应着眼于政治家的个人好恶和眼前利益,而应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古今中外,许多有识之见都不屑于一时褒贬,逐一潮风流,反到会因其超前性而貌似“迂阔”,但最终会为实践所验证。宋孝宗年间成就的《永嘉先生八面锋》,可谓一部“治国方略”奇书,倍受历代政治家推崇,有“家传人诵,与六经并轶”之说。该书开篇有言:“仁人之言,其始若迂阔而不可行,及要其终而究其所成,则夫取利多而终以无弊者,无有能过其说。”
    
    国家兴衰在法制不建全的社会里,往往系于统治者的一念之差,一言之别。这也就是中国古代社会十分重视“仁人之言”的原因。今日中国虽在向法治社会发展,但“言论”的重要意义仍然不可忽视。特别对那些治国精英来说,言论正误是决定中华民族兴衰荣辱与未来走向的关键问题。为此,本文才在科索沃中国大使馆被北约误炸导致的极左回潮雀吵又起时,不揣浅陋,仅以民间布衣的一孔之见,力排煽动人民的狭隘民主义情绪,走极权政治,强兵“说不”的老路,提出圆和宪政新方案,并力主国家将治国方略维系于“内圆外和”的基点之上。
    
    所谓“内圆”,也就是首先要在国家内部实现政治宽容的和解政策,容纳对立,平衡关系,建立广泛的民主协商机制,变一切消积力量为建设性的积极力量。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深入,“一党天下”的局面趋向萎缩,中共党内外各种力量正在重新分化组合,利益纷争相对明朗。国家内政必然要反映这种变化,保持各利益关系平衡。因而“内圆”的丰富含义,也就含概了中华大家庭内部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实现不同民族的妥协与包容;各政治派别、利益集团、不同政见、信仰、价值观念的妥协与包容;多数人权益与少数人权益的妥协与包容;集体观念与个体自由的妥协与包容;中华两岸四地(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妥协与包容。由以上诸多方面共同妥协形成的合圆统一,将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政治神经贯通,经济脉络圆动,文化思想圆和,遵循社会发展的“节约原则”,最大限度地在减少改革阵痛的前提下,激发出全民族的创新精神。
    
    中华民族要实现内部的合圆统一,决不能再搞党迷神,压制不同声音,否定多元差异性,消极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稳定不能压制正义,不能压到社会进步。腐败不除,社会不公,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安定团结”的。社会稳定只能在解放思想、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用变革与发展来促进社会公正,保障权力制衡,维护公民权利,最大限度地容纳差异与对立,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
    
    所谓“外和”,也就是从外交思想上彻底摒弃对抗意识,不再对国际社会进行阵营分割、敌友划线,而应“山川纳污”,兼容天下,保持积极中立,发展与一切国家的和平友好关系。今天,我们首先应承认旧的“国家主权”观念已经过时,自觉接受当代社会文明准则和“人权高于主权”的限制,善于合作,积极妥协,勇于与一切国家言和。
    
    所谓“言和”,是指国家外交指导意识上的战略言和和整体形象意义上的政治言和,以彻底结束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新老红色将军们好斗好战的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在国际具体事务上“说不”。“说不”应从“和”的立场出发。今天的国际社会应为合作而斗争,而不是为了对抗而斗争。中国未来最有前途的政治领袖,必然是在内政外交上力主和解的领袖,而不会再是坚持对抗的政治领袖。
    
    圆则通、则顺、则有效率;和则兴、则达、则发展。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走“内圆外和”的发展道路,推行以“四权五化六主张”为目标的宪政变革,圆社会全面进步之梦,才能从根本上重塑国家的圆和形象,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
    
    对抗走向死亡。
    
    圆和赢得新生。
    
    总之,古老的中国将以自己的泛爱、非攻、天人合一,普遍和谐的精神资源加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与普遍人权价值观,在借鉴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同时,接纳世界先进思想及政治制度之长,才能创造出符合中华文化特性的圆和宪政之路。以陈水扁当选为标志的台湾民主制度日趋成熟,已经无可置疑地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社会更需要民主宪政的拯救。
    
    (转《真话文论周刊》www.zhenhuanet.com)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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