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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批判与中国—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冲击
(博讯2005年12月08日)
    作者 [日本]丸山升 著;王俊文 译
    
     (博讯 boxun.com)

      来源:左岸文化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冲击
    
      由于一九五五年开始的丁玲批判一直持续到“反右斗争”时期,所以对它的叙述也将渐渐进入“反右斗争”话题。在此我想再一次回到对五六年到五七年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和它转换成“反右斗争”的经过、以及其中包含的问题的检讨。为此,无论如何都必须首先关注的,是五六年二月苏联的斯大林批判。
    
      我认为那之前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意识形态?文学艺术,虽然添加了各种各样的中国特色,但整体上还是不脱斯大林类型的“社会主义”的框架。虽自称其指导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基本上是用斯大林体制来解释来构成的。将它确认为“国家规定”的意识形态、由体制独占从内部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权,毫不留情地将超离这一意识形态的思想都视为“异端”等等是斯大林类型“社会主义”中特别显著的特征。世界上的大多数“共产主义者”在五十年代中期之前,也都深信斯大林类型的“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此几乎不曾有一丝怀疑。
    
      这个信仰发生极大动摇的时期到来了。那是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党大会上赫鲁晓夫的斯大林批判,即所谓“秘密报告”。
    
      现在我手头上没有正确回顾这个“报告”是如何传入日本的资料。我个人记忆中,作为斯大林批判的第一声传来的,是赫鲁晓夫演说前一天(或前两、三天)米高扬(Mikoyan)的演讲。当时的报道好像只提到他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几天之后,有报道说赫鲁晓夫发表了斯大林批判的演说,但好像报社尚未得到演说的详细内容。看到演说全貌有待美国方面公开了它搞到的演说文本后,大概是《中央公论》登载了其日文全译。
    
      那的确极具冲击性。从一九三零年代开始的对布哈林(Bukharin)等革命元老们的“肃反”是冤案、其他还有无数的政治犯被不当地监禁在各地的“强制收容所”、斯大林的“农业集团化”实质上是强制性的等等,不是由别人,而正是由苏联的领导者亲口承认了。这些事情都不是第一次听到。但以前是与社会主义没有自由一起,作为对苏“帝国主义宣传”的要点。而在认为苏联便是社会主义的当时,可以说对于支持“社会主义”的人们而言,听到这些“宣传”是如鲠在喉。他们当中有人将这些全部当作宣传而不予理睬,而更多的人尽管没有完全无视这些宣传,但会把它们视作以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取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过渡期的牺牲、或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下的一国社会主义建设必然会产生的“恶”,以此来让自己接受这些现象。而且他们也倾向于认为这些来自西方的宣传肯定多少有些夸张的因素在里面。
    
      然而,赫鲁晓夫将这些摆在了大家面前。他说:这基本属实。
    
      不仅是日本的左派知识分子,赫鲁晓夫“报告”的冲击对于苏联党大会的代议员们好像也是一样。由于是本国的事情,毋宁说更具冲击力。
    
      后来在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改革时代担任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的亚历山大?雅克福列夫(Aleksandr?Yakovlev),在他的回忆录《历史的幻影》中这么写道:
    
      “共产党第二十次大会开幕后,传言赫鲁晓夫将做什么重要的演说。我弄到了特别入场证。讨论开始,赫鲁晓夫站在了讲坛上。
    
      “最初,很多听众不能理解赫鲁晓夫在说什么。我自己也觉得一切好像都是非现实的。像在听着什么荒诞的编造的话似的。还感觉那是无法言说的神秘的、一般人不许触及的事情。要知道,那时斯大林对我们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尽管如此,那个圆脸稍胖、秃头的矮个男子还是在讲坛上滔滔不绝,亵渎着我们的过去和我们的领袖。不,我们的领袖应当是给人们带来幸福、带领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全世界走向未知的幸福的人。和很多人一样,当时在我心中,斯大林的这种形象根深蒂固。
    
      “可是,赫鲁晓夫不断地摆出事实列举斯大林的罪状。……演说进行到一半,我的脑中突然闪过这样的念头:如果这都是真的,那究竟会怎么样?那不是恐怖的悲剧吗?但是大会不会发布无根无据的谎言吧。
    
      “各种想法交杂在一起。又不敢偷看周围人的样子。后来一问,不仅我,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感受。好像话语从讲坛上就向我一个人袭来。你也有份,你也脱不了干系。
    
      “我在会场里一动不动侧耳倾听着报告。鸦雀无声。不,可能就像墓场那般寂静。听众都屏息似的。怕漏听了赫鲁晓夫的一句话一个词。赫鲁晓夫以一种很抓人的独特方式热烈地演讲着。”
    
      (中略)
    
      “赫鲁晓夫在党大会上的报告结束后,走出会场的人们的样子让我吃惊。楼梯上,大厅里,谁都不相互开口。……没有议论的迹象,没有高兴的表现也没有责难的声音。在我看来,大部分人都不像支持赫鲁晓夫。不如说他们不相信赫鲁晓夫。谁都发着呆。判断力麻痹,颓丧,完全垮了。
    
      “就这样,新的时代开始了。”
    
      这段描述栩栩如生地传达出赫鲁晓夫报告的冲击和当时人们的心情、气氛。和他亲临现场也有关系吧,但就直率地道出个人真实感受这一点,我还不知道有超出他的。
    
      中国的反响怎么样呢?据黄秋耘的《风雨年华》(1988年第2版),一九五六年四月下旬,这一报告的全部内容被传达给了在京党?政?军机关中行政十三级以上的中?高级党员干部。
    
      “传达时虽然郑重宣布过不许记录、不许录音、不许外传,但这个秘密报告不久就在美国的和日本的报刊上全文公开发表,北京有不少机关和大学是订阅外国报纸作为参考资料的,凡是看得懂英文和日文的知识分子很快就看到,而且它的主要内容不久就流传开来,成为众所周知的‘秘密’了。”
    
      苏共的这次大会,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以朱德为团长、由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以及驻苏联大使刘晓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但“秘密报告”对各国共产党代表也是非公开的。
    
      中国的领导层是如何理解、怎样处理斯大林批判以及以此为契机在“社会主义”各国引发的激烈变动的?五十年代后半期到六十年代初期中国的动向,比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反右斗争”,既是国内问题,同时可看成是对这一冲击的反应。在此意义上,下文将稍微详细地讨论当时的国际状况和中共领导层的回应。
    
      吴冷西(一九五六年的新华社社长)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报告的反应。他的文章叙述了至《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的始末,因此我将详细予以参照。
    
      据吴冷西的回忆,“我党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代表团没有参加那次会议。苏共中共是在会后派人向我代表团通报的、所谓通报就是只向我们把报告宣读一遍就拿走了。”不要说全文,似乎连文件形式的内容概要都没得到。但是在大会结束后不久西方通讯社就陆续透露这个报告的内容。三月十日,《纽约时报》发表了这个报告的全文,距苏共二十大不到半个月。
    
      “新华社收到《纽约时报》后马上组织大量人员翻译,译出一部分即印出一部分,全部译完后再装订成本,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开列的名单,分送中央负责同志、这是新华社一贯的作法。”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七日,晚饭后,我乘车从国会街的新华社总部出发……由新华门进入中南海。……在丰泽园下车”
    
      丰泽园是中南海里毛泽东使用的部分的总称。
    
      他到这儿是为了出席在颐年堂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中共“八大”前的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八大”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吴冷西出席过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在中南海西门附近的西楼会议厅)、邓小平主持的秘书长会议(在丰泽园北面的居仁堂),也参加过毛泽东自己主持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中央工作书记处会议(一般在怀仁堂),以及最高国务会议(大多数在勤政殿),但从未到颐年堂参加过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他写道,这是党的“最高领导核心会议”。
    
      当他到达时,杨尚昆(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胡乔木(中宣部副部长)、张闻天(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王稼祥(中央联络部部长)已经坐在西边小厅里,“少奇同志、周总理、朱总司令、小平同志、彭真同志也陆续到来”。
    
      颐年堂由中央一个大厅,东西两个小厅组成。大厅约七十平方米,摆着足够三十人开会的大长桌,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在这里。西边的小厅是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和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地方,那里面十二张沙发围成一圈。东北的小厅是毛泽东请客人吃饭的地方,他会见将他的“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说法传遍世界的美国记者A?L?斯特朗便是在这儿。
    
      “毛主席八点左右来到颐年堂。”他向吴冷西确认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分发情况后,“问大家看了没有,好几位中央负责同志都说看到了但没有看完。毛主席也说他刚开始看,很费力,还没看完。他问大家看了有什么意见。”
    
      邓小平谈了参加二十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听到苏共中央联络部一位联络员通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情况。
    
      “他说,当时只听翻译读了一遍感到内容很乱,逻辑性差,说了一大堆关于斯大林破坏法制、肃反中杀错了很多人,对苏德战争毫无准备、在战争中靠地球仪指挥,等等,还讲了一个南斯拉夫问题,其他政策性的问题无甚印象。当时,他向苏共中央联络员表示,此事关系重大,要报告中央,没有表态。他说,现在再看全文,还没有看完,印象还是不好。现在全世界都议论这个报告,许多兄弟党已表示了态度,恐怕我们党也要表态,采取什么方式可以考虑。”
    
      接着,与会者纷纷发言。首先对苏共事先不同兄弟党商量就批判斯大林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很不满,认为这使兄弟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出现严重混乱,同时认为赫鲁晓夫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严重错误。之后,毛泽东简单地谈了中共在大会开始时的态度,然后说: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办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研究。大家昨天才拿到全文,还没有看完。希望仔细看看,想一想,过一两天再来讨论。”
    
      三月十七日的书记处会议就这样结束。
    
      “我首次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印象终生难忘。”吴冷西写道。
    
      吴冷西的回忆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他写作时是否参照了什么资料等疑问还留存着;内容方面也有不少是我们今天可以在其后的发展经过中从其它方面了解的,并非什么有轰动效果的资料。但是由出席者自己如此具体地描述这种层次的会议的形式以及发言内容,我想很少见吧。
    
      毛泽东又接着在三月十九日和三月二十四日先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十九日的会议将中央书记处会议,也就是以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扩大为政治局会议。上次会议的出席者全体参加之外,又增加了陆定一(中宣部部长)、陈伯达(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胡绳(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等。
    
      关于这次会议,吴冷西先列举了出席者提出的问题,比如赫鲁晓夫报告的影响、中苏两党的关系等,接着只提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王稼祥的发言,便转入对毛泽东发言的详细介绍。
    
      “少奇同志对斯大林主要的错误作了系统的发言,周总理讲了斯大林同我党历史上几次重大错误有关,小平同志着重谈了反对个人迷信问题,王稼祥同志详细分析了赫鲁晓夫报告内容矛盾百出。”
    
      毛泽东也谈了斯大林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支持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又要中国共产党不要反击国民党发动的内战,知道中国志愿兵抗美援朝后才相信中国共产党是国际主义的共产党。这些在今天都以各种形式被弄清楚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新意,不过让人感到毛泽东好像一并发泄了对苏联以及斯大林所抱有的不满。
    
      据吴冷西的文章,然后毛泽东着重讲了四点意见:
    
      第一、 《共产党宣言》算起是一百年多一点,从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四十年,在实现共产主义这一艰巨的斗争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
    
      第二、 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罢了。
    
      第三、 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着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
    
      第四、 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斯大林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
    
      在三月二十四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对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中共应当表示态度,发表声明或做出决议都过于正式,因为苏共还没有公布秘密报告而且其后果仍在发展中,方式可以考虑发表文章。对此全体成员表示赞成。吴冷西接着总结了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最后所作的发言:
    
      “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加以分析,既要指出他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作一些分析,并说明我党一贯主张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
    
      毛泽东要求一周之内写出来。
    
      会议决定由陈伯达执笔,中宣部和新华社协助。
    
      文章的初稿在三月二十九日写出。邓小平要求陈伯达邀集陆定一、胡乔木、胡绳、吴冷西一起讨论。他们在三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两天开会讨论,最后又由陈伯达修改,四月一日送“毛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收有毛泽东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批语和修改。据此资料,毛泽东似乎在一日深夜到二日凌晨阅读了这篇文章,写好以下批语转送给刘少奇和邓小平:
    
      “少奇、小平同志:
    
      社论已由陈伯达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二日)夜间即印成清样约二十份左右,立即送给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请他(们)于三日上午看一遍。三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有看过清样各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四日上午修改完毕。十日下午打成第二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即可发稿,争取五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
    
      毛泽东
    
      四月二日上午四时”
    
      可知到这时还是准备作为“社论”发表。
    
      三日下午,在西楼会议厅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开始时,刘少奇说毛主席委托他召开这次会议。
    
      作为会议的主要发言,吴冷西列举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的发言要点,但几乎都未超出毛泽东原有的发言范围,看不到各人的个性,因此这里省略。
    
      会后,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胡绳和吴冷西连夜修改,于四月四日凌晨打出清样送毛泽东毛泽东读后作了修改,批语如下:
    
      “照此改正,再打清样十五份,于今日上午十点,连同这份原稿,送交我的秘书高智,勿误为盼。
    
      毛泽东
    
      四月四日上午八时”
    
      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上面的两条批语被列为一、二,毛泽东在文章标题下所加的说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列为三,然后注解道:从四到十一“是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至四日多次审阅这篇文章时所作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从四到十确实有宋体字部分,但十一全部为正体字,这个注解有意义不明之处。总之,可以确定这篇文章整体上是根据毛泽东的想法写成的。
    
      反对苏联对波兰行使武力
    
      经历这样一番过程之后,《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以预定的社论的形式,而是作为《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论文,发表在四月五日的《人民日报》上。
    
      此后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件(我们都已知道这些讲话当初和后来公开发表时的内容存在很大差异。关于这一点下面将涉及到):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的扩大政治局会议上的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报告(这篇报告最初被整理问世是六七年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而正式公开发表则在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经这一年秋天的波兹南暴动(波兰)、匈牙利事件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抛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恐怕中共和毛泽东都未曾预测到的激烈变动,在东欧爆发了。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日上午,吴冷西接到通知要他参加下午在颐年堂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这是党的‘八大’以后我第一次参加新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我估计这次会议可能讨论苏联和波兰的紧张关系。因为在这之前三四天,从十月十七日开始,外国通讯社就传说,苏波关系突趋紧张,波境苏军调动频繁,苏波边境地区苏军向波兰东部移动,苏联波罗的海舰队正向波兰海域前进,华沙空气非常紧张。”
    
      斯大林批判以后,东欧各国对斯大林时代苏联的控制的不满?批判开始表面化,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内因主张对苏应保持自己独立性而在“民族主义偏向”“铁托主义者”等名目下下台或入狱的过去的领导者恢复权利的动向也趋于强化。在波兰,六月份波兹南的要求改善工人待遇的游行示威发展为政治暴动,爆发了“波兹南事件”。这是身处日本的我们第一次亲眼看到东欧人民的反苏情绪。斯大林批判之后上台的党第一书记奥哈布政权虽然投入军队镇压这场暴动,但与苏联将暴动的原因归之于间谍的挑拨不同,他从社会矛盾中找原因,承诺继续推行民主化等,表现出与苏联相异的态度。于是,到了八月,被关进监狱的以前的领导人哥穆尔卡恢复党籍,进而于十月份被选为第一书记。
    
      上面主要是根据矢田俊隆编的《东欧史(新版)》对事实所作的粗略介绍,这一时期波兰以及东欧各国的变动既激烈又复杂,很难简单叙述。具体情况请直接参照上书。
    
      话题回到中国。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十八日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电话,要新华社注意收集波兰的情报。于是新华社动员所属的相关部局一天二十四小时加强值班,一有重要消息,马上报告中央。吴冷西于下午三时到达颐年堂。到会的除八大新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林彪、林伯渠、刘伯承、康生因病长期请假)之外,还有王稼祥、胡乔木、杨尚昆、田家英和吴冷西。
    
      “毛主席主持会议。他身穿睡衣,一开始就说明:苏共给我党中央发来一份电报,说波兰反苏势力嚣张,要苏军撤出波兰。苏联根据华沙条约有权利驻兵波兰,有义务保护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苏联不能允许反苏事件继续发展,准备调动军队来解决问题。苏共在通知中表示想知道我们党对此有何意见。……看来苏联要对波兰实行武装干涉,但还没有下最后决心。情况很严重,很紧急,所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答复苏共中央。”
    
      毛泽东说明之后,吴冷西根据当天上午收到的外国通讯社的消息,报告说波兰军队已动员,保安部队也处于紧急状态,华沙工人也纷纷拿起武器。同时从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传出消息,苏联军舰已到达波兰港口格但斯克港外,原驻在苏联西部和民主德国东部的苏军也在调动中。
    
      “毛主席听了后说,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早定方针。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武装干涉,是违反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更不用说违反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
    
      “……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亲痛仇快的严重事件。我党中央一定要坚决反对,尽最大努力加以制止。大家一致建议中央采取紧急措施,向苏共中央发出严重警告,表明我党坚决反对苏联干涉波兰。”
    
      会议中,新华社的吴冷西的秘书打电话来,说外国通讯社报道苏联一个代表团到华沙谈判。吴冷西在刮号里附注:“后来才知道这个代表团是以赫鲁晓夫为首,包括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主要成员。”一报告这一消息,
    
      “毛主席说,事不宜迟,我们应该马上警告苏方,坚决反对他们对波兰动武。会议一致同意这个决定。毛主席即说,会议到此结束,马上约见苏联驻华大使。他要胡乔木和我留下作陪。
    
      “毛主席这时仍穿着睡衣,乔木建议他是不是换穿中山装。毛主席说,就这样也没什么关系。
    
      “约半小时后,毛主席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接见苏联大使尤金。尤金原是毛主席的朋友,过去两人多次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现在两人都表情严肃,尤金似乎预感到这次接见非比寻常。
    
      “毛主席劈头就直接了当地对尤金说,我们的政治局才刚开过会,……我们政治局一致认为,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苏共中央这样做,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如果你们竟然不顾我们的劝告,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共中央和中共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就是这几句话,请你立即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同志。情况紧急,时间无多,谈话就此结束,请你赶紧立办。
    
      “尤金满头大汗,连声‘是’!‘是’!迅速退走。”
    
      吴冷西写道,那天晚上他整夜守候在新华社办公室。以后几乎每天下午或晚上,毛泽东都在他卧室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
    
      二十一日,苏共中央来电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中央和波党中央会谈。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派刘少奇和邓小平于二十二日前往,任务是调停;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也劝说波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同苏共或波党会谈,不参加他们两党会谈。代表团二十二日晨乘苏联派来的专机去莫斯科。从此每天周恩来都同代表团通电话,毛泽东也每天召开常委会,决定给代表团的指示。
    
      “经过激烈的辩论和耐心的说服,代表团终于完成了劝和的任务。苏波双方一致同意:尽快举行两党正式会谈,改善和加强波苏关系;苏联政府单独发表改进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宣言,承认苏联过去在这方面有错误,并决心加以改进。我党代表团同苏波两方商定,一旦苏方发表宣言,我政府将发表声明予以支持。”
    
      这就是十月三十日和十一月二日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分别发表的宣言和声明。
    
      在匈牙利事件上支持苏联
    
      正当波苏两党的关系好歹趋向和解之际,又爆发了匈牙利事件。在匈牙利,一九四九年外相拉伊克被逮捕和处决,五三年当上首相的纳吉于五五年因“右翼偏向”“反马克思主义?机会主义”被从政治局和党除名。在这之前,Cominform(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将南斯拉夫共产党除名,这是苏联霸权主义为了扼杀寻求摆脱苏联的独立性的倾向而采取的行为。之后东欧各国都在进行以“铁托偏向”“民族主义偏向”为借口的“肃清”。纳吉的除名便是这一历史脉络的一部分。
    
      斯大林批判之后,匈牙利勤劳党第一书记拉科西作“自我批判”(五六年五月),并“辞职”(同年七月,继任格罗),纳吉恢复权利(同年十月),寻求“自由化”的潮流越来越强势。在此背景下,十月二十二日,首都布达佩斯的学生们提出十五项要求。其重点在于:一、召集党大会,选出新领导层;二、纳吉就任首相;三、与建立在新基础上的苏联树立友好关系;四、苏军从匈牙利撤军;五、实施自由选举。二十三日,市民,自然连作家同盟成员和士官学校的学生都加入了学生的游行,示威游行从广播电视台前面的冲突发展成“暴动”状态,占领了广播电视台。格罗为首的党指挥部一面推举纳吉为首相,一面请求苏联军队的介入,于是二十四日凌晨,苏联军队进入布达佩斯。
    
      这里无法逐一回顾匈牙利事件的详细过程。大略而言,事态发展到格罗列辞去第一书记、纳吉就任首相,纳吉政权接受了多党制?苏军撤退等人民的主要要求,事态因此露出解决的曙光,但是一度开始撤退的苏军于三十日再度介入,在与抗议的纳吉政权的交涉中,在交涉会场的苏联军队司令部逮捕?绑架了匈牙利政府代表团,跑到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的纳吉虽然在得到南斯拉夫政府的安全保证下被引渡到苏联,但是五八年六月,发布了其被处决的消息。
    
      以上的叙述参考了事后才得知的事实和看法(比如F?费伊特《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当时很难得到清楚的评价。就我自身的体验而言,肾脏第一次不适正好是五六年秋,我还记得自己在家中卧床屏息倾听着收音机的新闻(五三年电视正式开始播放,收视合同超过百万则是在五八年,我家那时还没有电视)。对这是由帝国主义策动的反革命活动的看法虽然感到不舒服,但对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的主张也有点难以苟同。说实话,当时我就处在这种矛盾和动摇中。我想日本共产党的看法当时和中国?苏联也并无不同。就我调查的范围,日本共产党首次明确要对当时的评价进行再检讨是在八二年出版的《日本共产党六十年》。书中这么写道:
    
      “关于所谓的匈牙利事件,此后二十多年间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资料和证言。无法独立获得正确的情报,再加上有第七次党大会以前这样的历史限制,就日本共产党当时发表的看法,有必要在今天党的国际政治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予以新的检讨。”
    
      八八年的《日本共产党六十五年》这样叙述:
    
      “……苏联的军事介入,进一步激化了匈牙利人民的怒火和反抗,使事态变为武装冲突。匈牙利人民的要求和运动是为了摆脱苏联的霸权主义,寻求民族自由和多党制,即便有一小撮反动分子的策动,整体上也并非外国的反革命策动。……苏联对匈牙利事件的军事介入,是违反社会主义大义和民族自决权的干涉行为。”
    
      回到正题上来。应是光考虑着波兰问题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获悉了匈牙利的事态。
    
      中共中央是何时、如何得知匈牙利事件的,吴冷西没有谈到。不过对匈牙利的事态,他是这样写的:
    
      “从十月下旬起,匈牙利局势混乱,军警同示威群众不断发生冲突。反革命分子乘机挑拨;国外的帝国主义势力也大肆鼓噪,情况越来越复杂而紧张。匈牙利政府出于无奈,邀请驻匈境内苏军协助恢复秩序。这时,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一步策动匈牙利军队叛乱,到处发生反革命复辟、在这严重的局势面前,苏共领导决定从匈牙利撤出苏军。”
    
      可见,中国对于匈牙利事件的评价,到了吴冷西写作这篇文章的九五年,也和五六年当时一样没有变化。
    
      刘少奇?邓小平等被派到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获悉此事后,在向北京报告苏波达成协议的同时,也报告了苏共决定撤退驻匈境苏军。
    
      吴冷西写道:
    
      “毛主席在十月三十日晚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时,除同意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苏方外,还特意电告我们代表团,声明受中共中央委托,反对苏军从匈牙利撤退。少奇同志在十月三十一日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时,严厉指出:苏共这个决定是对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苏共中央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匈牙利,将成为历史罪人。”
    
      苏共中央在三十一日当晚还坚持撤退方针,不过,
    
      “第二天,十一月一日,赫鲁晓夫同志在送少奇去机场的汽车上,眉飞色舞地告诉少奇同志: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了整夜的会,最后决定苏军仍然留在匈牙利,帮助匈牙利党和人民保卫社会主义。在我党代表团上飞机之前,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到机场热烈欢送,纷纷感谢中国党先在波兰问题上帮助他们,现在又在匈牙利问题上帮助他们。”
    
      仅仅十天前,还在坚决反对对波兰的军事干涉、批判其为“大国沙文主义”,而对匈牙利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毛泽东或者中共领导层是如何处理、消融这其中的矛盾的呢?吴冷西没有写。也许是波兰的局势还未危及“社会主义”体制,而匈牙利的问题已关系到“社会主义”体制的存亡了吧。
    
      总之,迎接了归国的刘?邓二人后,毛泽东于十一月二日晚,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会议。这个会议主要是听取刘?邓的报告,吴冷西写说同前几次会议的严肃紧张完全不同,整个会议过程洋溢着兴高采烈的气氛。上文提到的赫鲁晓夫在去机场路上的谈话也是在这个会上汇报的。
    
      吴冷西总结会上刘?邓的发言如下:
    
      “少奇同志指出,这十天的活动中,感到苏联同志的大国沙文主义由来已久,表现十分突出,由此而引起兄弟党对他们的强烈不满。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也由来已久,于今尤烈。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带来的恶劣影响,现在已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来。”
    
      “小平同志说,波兰同志在莫斯科向我们诉苦,情绪激动,有时简直有点像我们土改时贫雇农‘吐苦水’。从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看,已经出现了否定苏联的一切以至否定十月革命的倾向。各自夸大民族特性,否定国际共性。苏共领导人虽然开始感到过去大国主义一套不灵,但并未觉悟到必须改辕易辙。我们帮人要帮到底,今后还须要向两方面多做工作。”
    
      两人的发言明显地反映出这样一种倾向:虽然他们都实际地感到了“苏联大国主义”所带来的巨大危害和恶果,但比起深入挖掘大国主义的危害,他们的关心点更多地在于警惕否定“社会主义”本身、“苏联的一切”的倾向,并将其原因归咎于“斯大林批判”的不良影响。
    
      那天晚上因为代表团飞行劳累,宣布暂时休会,改日再开。
    
      十一月四日,政治局会议在颐年堂再次召开,讨论匈牙利局势。吴冷西写道:“这时,苏军已重新返回布达佩斯,协助匈牙利政府恢复秩序。”周恩来首先发言:
    
      “当前西方世界利用匈牙利事件大肆反苏反共,各兄弟党内出现了动摇分子以至变节分子。……苏共领导人表现软弱无力。我们党应作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周恩来的姿态和刘少奇?邓小平也是一样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适应四月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后的政治思想状况,有必要发表一篇新的文章。此项提案被通过,具体论点等开过十一月十日到十五日的八届二中全会再议。
    
      对于斯大林批判的回应
    
      吴冷西写道:“从十一月二十五日起,毛主席差不多每天都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此前不久,十一月九日的周报《L’express》上发表了J?P?萨特的题为《我弹劾》的访谈报道,此外十一日,南斯拉夫的铁托在普拉作了所谓的“普拉演说”。
    
      二中全会期间,有一次吴冷西在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到政治局常委的休息室去,毛泽东正同常委讨论“普拉演说”。书里提到“胡乔木也在席”是由于胡乔木不是常务委员的缘故吧。毛泽东叫吴冷西要新华社把铁托的全文译出来,并命他和胡乔木两人研究起草文章回答。当时以干部为对象的《参考消息》上只刊出西方通讯社的摘要报道。
    
      在日本,普拉演说和萨特的《我弹劾》一并刊载于《世界》杂志一九五七年一月号(“东欧的不安和苏伊士问题”专集)。也许是多余的解说,所谓“苏伊士问题”是指,由于七月二十六日埃及的纳赛总统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十月二十九日以色列军队侵犯埃及,第二天英法军队也加入的一场战争。目的在于阻止以苏伊士运河为代表的英?法在埃及和中近东的既得权益因这一地域的新兴独立国家的民族主义而受到的威胁,是一种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政策。苏联对匈牙利的军事介入和英法出兵苏伊士这两桩大事件同时发生,在鲜明地暴露出东西阵营都存在着的大国主义的同时,也把各种形式的问题摆在了东西方的知识分子面前。《世界》的特集,还包含以南原繁的《世界的危机与日本的将来》和J?尼赫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演讲《抵抗良心与道义的崩坏》为代表的、关于这两个事件的论说、情报、资料,内容十分充实丰富。其中除了因这次批判而被法国共产党除名的J?F?罗兰(历史教师?作家)的《是社会主义还是恐怖主义——批判法国共产党》之外,还收有罗兰、科洛德?罗阿(Claude Roy)、罗格?万朗(Roger Vailland)、科洛德?摩根(Claude Morgan)等法国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与萨特、波伏娃、威尔克(Vercors)等一起发表的声明。前面引用的周恩来发言中的“各兄弟党内出现了动摇分子以至变节分子”,具体就哪些人而发尚不明,不过从《世界》杂志上的文章能多少了解一点这些被如此定性的人的想法。毛泽东等人是否看过萨特的文章也还不清楚。
    
      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始的政治局常委会大多数在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举行。有时也在颐年堂西边小会议厅。在毛泽东卧室开会时,他通常都是穿着睡衣,靠着床头,半躺在床上。中央其他常委在床前围成半圆形。一般习惯是,靠近床头右边坐的是邓小平,他耳朵有点背,靠近便于听话。以下依次从右到左是彭真、刘少奇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陈伯达、胡乔木等,吴冷西坐在最右边,靠着毛泽东脚边的小书桌。据说“一般都是十人左右”。朱德年纪大,早睡早起,会议多在晚间召开,所以一般不参加这种常委会;陈云主持经济工作,一般也不参加。
    
      最高领导层的会议在卧室召开,毛泽东睡衣也不换就参加,真让人吃惊。也许有人会赞叹这的确像是“无法无天”的毛泽东式的做法,可我却对此没有好感。另外,朱德和陈云平常不出席会议的理由,如果考虑到政治局常委会的重要性,还是有让人无法信服之处。还有,林彪那时还不是政治局常委,五八年五月的五中全会上增选为常委后,也长期请病假,很少参加会议。吴冷西写道:“我参加的常委会议一次也没有见过他。”
    
      五八年五月是认为五六年的第八次党大会制定的路线为“右”、为了向“左”改正而召开的“第八次党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时间,也就是说此后中央委员会增选了,但仍属于第八次党大会的中央委员会,因此累计称作“五中全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五六年年底的这一系列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准备的是衔接四月那篇文章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吴冷西说毛泽东曾经有意将这篇文章的题目定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后来考虑到同四月份的文章相承接,决定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也是毛泽东
    
      吴冷西叙述了写作《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经过。具体过程这里就省略了,总之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十二月二日、三日、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断断续续地召开了政治局常务会或政治局会议,讨论胡乔木依据毛泽东等人的发言拟就的草稿,以及在会议意见基础上胡乔木、吴冷西,加上田家英三人起草的初稿,经多次推敲最终于二十七日提交常委会。
    
      这时,除了毛泽东已在稿子上修改三四段之外,还有一些文字上的修改意见。
    
      “毛主席要我们马上动手修改,修改一段送他一段,今晚要定稿,明日登报。今年的事今年了。我们三人在会议结束后没有回家,就在中南海食堂吃了饭,立刻到毛主席住所背后的居仁堂(当时是中央书记处的办公楼),开始工作。我们修改完一段,由田家英给毛主席送一段。毛主席一直在卧室等着我们修改的稿子,随到随看随定稿。就这样紧张地工作了一个通宵。最后我们三人一同到毛主席卧室,把最后几段送毛主席审定,毛主席只改了几个字,对最后的结束语特别满意。他交代,要马上将修改处告诉翻译同志,中文已经定稿,译文也可定稿。他还确定,新华社于二十八日晚发稿,中英文广播也同时播出,人民日报在十二月二十九日见报。
    
      “我们从毛主席卧室出来,已是上午九点多了。”吴冷西写道。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里收录了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修改,其注释说,毛泽东在审阅第三、四、五稿的时候作过较多修改,这一部分用宋体字排印。
    
      虽然不可能用这本书来全面地再检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过起码可以举出下面几点:
    
      第一,下面这种对匈牙利事件的评价,对照其后的历史只能说是不正确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开头附近的文字:
    
      “帝国主义在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而在这些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今天,朝鲜战争是由于金日成的南进统一战略在斯大林的同意下,并且毛泽东也赞成的情况下推行而爆发的,这一观点已由苏联解体后“流出”的保存文件证明,现已被广泛承认。这暂且不提,认为帝国主义在匈牙利事件中扮演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不得不说是过低估计了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大国主义控制、以及至少作为其结果的遵从这种大国主义的匈牙利工人党指导层的路线所导致的国内矛盾。
    
      第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毛泽东对斯大林评价部分所作的修改有这么一段:
    
      “只要我们是全面地观察问题,那么,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对于斯大林使用了“功过三七开”这样的说法。众所周知,“文革”结束后对毛泽东的评价也照搬这句话。其源头大概可以从上面的引文来找吧。
    
      第三,承认斯大林“犯了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严重错误”,但几乎紧接着又说“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就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企图削弱或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削弱或者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削弱或者否定党的领导作用”。将“无产阶级专政”当作勿需再检讨应当拥护的对象,即便在五六年那个阶段是不得已的举措,但很难否定存在这样一种倾向:虽然承认“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性,然而比起检讨其实际样态、或将其与对“阶级敌人”“反革命”的镇压的具体关系作为其本身来检讨,毋宁优先警惕它会削弱“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接着上面的部分,论述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的支持,显示了对“社会主义民主”一定程度的思考:
    
      “当然应该在国内政治生活中逐步地发展和健全各种民主的程序,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人民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发展国家管理工作和企业管理工作中的民主方法,密切国家机关和企业管理机关同广大群众的联系,撤除损害这种联系的障碍,进一步克服官僚主义的倾向,而不应该象斯大林那样,在阶级消灭以后依然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因而妨害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全的发展。”
    
      但是,当我们今天回顾仅仅几年后的六二年,毛泽东就在提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然后不久就突进到“文革”这段历史进程,从这段引文体会到的不如说是讽刺。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接着上文又说:
    
      “社会主义民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都不允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如果有一种民主可以被利用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可以被利用来削弱社会主义事业,那么,这种所谓‘民主’就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但是,在匈牙利事件等被追问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施行的政治的实质;必须做的,难道不是对这一实质的检讨吗?倘若将是否“被敌人利用”当作区别是否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标准,那么对斯大林错误的批判是否也不得不趋向消极了吗。像肃反问题、强制收容问题、农业集团化中的强制问题等,在“斯大林批判”里的很多批判对象,不仅对于共产主义者,包括广大追求实现更自由平等社会的人们来说,并非第一次听到,而是多少已经在担忧?不安的问题。但以前之所以一直未酿成大问题,当然其中有情报不足的因素,而且同时还正是因为这些人们出于警惕“被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所利用”的善意而进行了“自主控制”。“斯大林批判”之后,对苏联及其它“社会主义”实体的批判喷涌而出,原因在于一种自责:以前那种“自我控制”是否削弱了对斯大林错误的批判,结果变成对这些错误的支持?当然,由于斯大林所做的事情已经超出“错误”这一词语所指称的范围,因此对它的批判必然会有点“过”。但是,如果眼睛只盯着那些,不去充分评价这些批判在整体上也包含能转化为有助于“社会主义”民主变革的有力能量的方面,而主要关心会“被敌人利用”、是“向敌人屈服”,那么就将导致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缺点消极对待、不去研究,将其当作绝对的前提,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只偏向于“对阶级敌人的镇压”一面的中国,其结果便无法避免“社会主义民主”终结在语词意义上,或者至少其范围被限定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
    
      在当时,这些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将波兰和匈牙利首先爆发动乱的原因归结于在东欧诸国里这两个国家的农业集团化率偏低(这个认识本身是否正确还未调查),这种说明方式在当时的日本左翼中也存在。或许有“事后诸葛亮”的味道,在今天之所以想再次探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里存在的以上问题,是因为即便在资本主义诸国的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再检讨、对苏联的整个历史作根本的再检讨之后,还有中国自身经历了以苏联为敌、有时当成与美帝国主义并提的敌方、甚至比美国更大的敌人的巨大曲折之后,这种思考方式依然根深蒂固地残留着,就连把具体的政策批判和时而对干部的腐败批判也当作“颠覆体制的思想准备”的“理论”,在“文革”时期再次盛行,文革被否定之后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中也登场了,实际上,这一点即便在文革后,也完全没有得到解决。出于对此的重视,有必要进行再次探讨。
    
      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里还有一处必须注意的是特别提到“知识分子”的以下部分:
    
      “(当匈牙利处在革命和反革命的紧要关头的时候),一些国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他们不但没有提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反而出来反对苏联援助匈牙利社会主义力量的正义行动,出来宣称匈牙利的反革命是‘革命’,出来向工农革命政府要求给予反革命分子以‘民主’!”
    
      这儿所说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具体指哪些人尚不明,不过其中匈牙利事件当时的知识分子集团“裴多菲俱乐部”确实应当占相当的比重吧。由此可以联想起文革之前的一九六四毛泽东作出的“批示”里,批评文化界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就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的确,毛泽东老早就对知识分子抱有的不信任,以匈牙利事件为契机更加增强了。
    
      吴冷西记录了在准备《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一系列的政治局常委会中,毛泽东“以深沉的语调”倾吐了自己对斯大林怀有的不满。是饶有趣味的记述,不过由于今天通过其它资料可获知的东西也已经很多,而且与本书的主题多少有点偏离,因此在此省略。
    
      虽然有结果论之嫌,但的确“斯大林批判”是对整个苏联型(实质上是斯大林型)模式进行再检讨的绝好机会。就中共而言,包含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个人情绪在内,这个选择的可能是存在的。但是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两篇社论,虽然告诫不可照搬苏联的经验,但把包含“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几条苏联经验当作应该绝对拥护的原则,强调斯大林功绩为主失误为副的倾向过强,没有更多的突破。也可指出中共具有的对于“整风”和“大众路线”的经验的自信在此起了副作用。优先考虑维持“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当时来讲也有可以理解的一面,而且可以说当某一集团的缺点成为问题之时,主张不应忘记其先进性,这是所有集团和制度共通的倾向;但是对于过去的成果和缺陷能有几分清醒的认识,这也确实决定着这个集团内部革新发展的可能性。这时提出的功过三七开的思考框架,之后也套用到对毛泽东的个人评价上。考虑到这种思考框架牵连着“中苏论争”时转化为将“斯大林批判”本身还原为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野心”的理论、加强以“修正主义”为主要敌人的思考、以及对八次大会上已公然否定的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复活强化,不得不说这时对“斯大林批判”的看法中,实际上已经显现出中国共产党带有的一个弱点了。
    
      参考文献
    
      亚历山大?雅克福列夫(Aleksandr?Yakovlev) 《历史的幻影》 月出皎司译,一九九三年,日本经济新闻社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部会编《新中国资料集成》第五卷,一九七一年,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一九九二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一章《从评价斯大林说起》,一九九五年,新华出版社
    
      矢田俊隆编《东欧史(新版)》一九七七年,山川出版社
    
      F?费伊特《民族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桥本一明等译,一九五七年,近代生活社
    
      《日本共产党六十年》,一九八二年,新日本出版社
    
      《日本共产党六十五年》,一九八八年,新日本出版社
    
      《世界》一九五七年一月号(特集“东欧的不安与苏伊士问题——和平尚在动摇”),岩波书店
    
      (丸山升 《至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岩波书店,二零零一)第九章)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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