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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治国:《陕北民企调查》—“打压”出来的维权代表冯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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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5年12月05日)
    【内容提要】在陕北采访中,民营投资人提到最多的是他们的维权代表冯秉先。从现象看,没有冯秉先的坚持精神和顽强意志,就没有这场惊动海内外的维权斗争。但从根本上说,没有地方政府肆无忌惮的侵权行为,也就没有冯秉先等人不屈不挠的维权斗争。
    
     在互联网上有一篇《虎狼之吏冯毅是陕北政府强夺民营油井的急先锋》的文章,谈到安塞县委书记冯毅说过的一句话:“安塞油老板是土八路,摆平他们是小菜一碟”。正是这老百姓的善良,助长了某些虎官狼吏的肆无忌惮。 (博讯 boxun.com)

    
      在陕北采访中,民营投资人提到最多的是他们的维权代表冯秉先。从现象看,没有冯秉先的坚持精神和顽强意志,就没有这场惊动海内外的维权斗争。但从根本上说,没有地方政府肆无忌惮的侵权行为,也就没有冯秉先等人不屈不挠的维权斗争。
    
      初次和秉先见面是在今年6月20日于北京。从和他的接触中获知了有关陕北油田事件的详细情况,阅读了他自己编印的厚厚一本《陕北民营油田事件资料汇编》。我立即意识到陕北油田事件非同寻常的意义。8月20日我参加了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依法行政学习研讨会》后,决定亲赴陕北采访。
    
      在北京时我就和秉先说好,陕北采访完毕后,要对他本人进行采访,而且要和他一块到内蒙古他的家乡去看看。
    
      我在陕北的采访9月16号就告一段落了。因秉先的手机号老在更换,我只能通过互联网和他联系,商定聚会的地点和办法。因为他去年已经被抓了一次,今年的维权活动重新展开,陕西地方政府一定非常注意他的行踪。传统的说法是“擒贼先擒王”,美国人新的说法是“斩首行动”,近几年有所谓“解决在萌芽状态,扼杀在摇篮中”的杀婴策略。因此我不能不为他的安全着想。我尤其不愿因为我的采访而使他失去自由。我在靖边20天,当地的朋友告诉我,靖边县公安局每天都要向省上汇报在靖边活动的专家、记者和律师的情况。我为秉先的安全担心是有理由的。
    
      终于在19日下午接到秉先的电话,他从西安经靖边来接我,第二天出发到内蒙。次日上午,我们同乘谢小军开的车从靖边直奔内蒙而去。我首先问的是他来陕北的安全,他说不要紧。因为对于上级政府不符合法律的行为,县上的干部并不是都热心照办的,除非遇上那种急切邀功请赏的卑鄙小人,即使和政府官员碰到一起也不会有人主动向上面汇报。“体制内”也有人在保护这些维权人士。
    
      从靖边到榆林的高速路,穿过毛乌素沙漠。看着在沙漠中顽强生长的柠条和沙柳,我不禁兴起许多遐想。沙漠地区的自然条件如此艰苦,两千多年来却不断地生长出了一个又一个那么强悍的民族。这大概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吧。中国的国营企业,在安乐中生长,真是要政策有政策,要资金有资金,要技术有技术,要人有人,要资源有资源。但曾几何时,风光不再。当政府和企业合二而一时,它自己也变得腐败无能了,有如中世纪的政教合一。测定油井产量这一项小学生水平的事情,十二个政府官员硬是办不成。看透了的石秀成竟敢断言:“一百个人也不行!”盐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国营的定边盐化厂怎么会亏损呢?从体制内出来的张万兴实话实说:“只要是国营的,就是从地下冒金子也要亏损!”而备受压抑的民营企业,生存条件就像沙漠里这些柠条、沙柳,可以说是要什么没什么,却势不可挡地正在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不但要超越历史,而且要超越国界。
    
      进入内蒙古,最鲜明的感觉是天是那么高又那么蓝,而土地则是那么辽阔,召唤着一种自由的精神。我们从中学时代就被一次次告知,先进的生产力一定战胜落后的生产力,先进的生产关系一定战胜落后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力又决定着生产关系。从北边入主中原的元、金等草原民族,好像故意要和历史唯物主义过不去,一次又一次为人类表演了落后的生产力战胜先进的生产力,落后的生产关系战胜先进的生产关系这样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实。这里面的秘密是什么呢?结合这一次调查,带着纷纭的思绪,浩瀚而农业资源贫瘠的内蒙古使我豁然开朗。原来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更有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是自由的精神和意志,而不是奢侈的生活条件和志得意满的贫乏精神。中国从商鞅变法至今,两千多年来一直对商人歧视有加。不是嫉妒他们的财富,而是恨恶他们从用人到采购,从生产到销售,从经营到扩张整个商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由精神。只要这种自由精神还在受压抑,什么“走向世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乃至“中国的世纪”,都只能是一廂情愿的幻想而已。
    
      我们从靖边县来到内蒙古的东胜市。靖边县是秉先财产权被侵夺和他奋起维权的地方,东胜市是他上高中的地方。从东胜市来到沙圪堵镇,这座被废弃了的老县城,是秉先读初中的地方。在沙圪堵的“准格尔宾馆”草宿一晚,第二天我们颠簸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来到和内蒙准格尔旗交界的府谷县哈拉寨,这是秉先出生的地方。从沙圪堵到哈拉寨,来回60公里,往返共用了六个小时。下午四点,告别了秉先的老母亲,一位八十多岁的瘦小而硬朗的老人,直驶呼和浩特而去。呼和浩特是他现在的家,那里有他蒙古族美丽的妻子白淑魂在迎候着我们。(图46:作者摄于冯秉先夫妇呼和浩特家中)
    
      秉先1米76的个子,体重只有48公斤,其苗条的程度只有唐•吉诃德先生可以与之比美。他那清瘦而有些文弱的脸上巍峨着的大鼻子,突显着民族大融合特有的优势。但他现在不是要与风磨作斗争,而是要与陕西地方政府侵夺民财的疯魔行为坚持抗争。
    
      一面观赏着内蒙古的风土人情,一面对秉先进行采访,小小的录音机充当我忠实的助手。10月中旬,我住在上海市延安西路儿子的小屋中,把他的自述一句句打出来,默然而思,莞尔而笑,略加评论,俨然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我曾祖父生活在内蒙古和陕西的交界处,地名叫苏家梁。老家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四合头砖瓦大院落,有很多土地。曾祖父生有四子,我祖父排行老二,老族分家后祖父分得不少土地。祖父就生了我父亲一个儿子,我爷爷不喜欢种地,他就搬到城镇去住了,过去叫哈拉寨,就是现在的哈镇。我父亲从小受我爷爷影响,也不愿意种地,从小就在镇子上作些小商小贩的生意,也常到内蒙(当时叫“口外”)作长途贩运。再一个原因,我姥姥(外婆)就是哈拉寨的人,我姥爷的家族是工商业世家,姥爷当过哈拉镇的镇长,也影响到我父亲不喜欢种地,喜欢做生意。
    
      我是1946年生在哈拉寨的。哈拉寨属于陕西省府谷县境内,位于陕西内蒙交界处的边塞古镇。听父亲说,它当年很红势。大概是从清朝中期到民国初年吧,那时蒙汉交易是受限制的,必须在国家批准的市场进行。由于哈拉寨的地理位置优势,成为府谷县三大蒙汉交易市场之一。那时镇子上店铺林立,有名气的字号就有三十多家。我姥爷的座铺生意,行号“恒义源”,其破落的旧址现在还在。当时手工业特别发达,铁、木、靴、画、染布、造纸、熬糖各种手工业作坊应有尽有。最有名气的是七十二道油梁,几乎半个伊克昭盟几百里外的油籽都要运到这里,榨成食用的黄油再运到伊盟各地。我舅舅就是开靴匠铺的,继承了“恒义源”的生意字号,从蒙古大草原运来生牛皮,制成皮靴再卖到大草原去。哈拉寨这个地方当时很繁华,据说最红势的时候,小小的镇子上,住着近万居民。
    
      小镇所以出名,还因为沾了一个东北汉子的光。“九一八”事变后,任 “东北抗日挺进军”总司令兼黑龙江省主席的马占山将军,从东北撤退后部队就驻扎在哈拉寨,一住就是十年。马占山的部队军纪严明,在老百姓中的声誉很好。(图47:坐落在哈拉寨西湾的马占山将军纪念碑,刻有马将军亲迹“还我山河”,此原碑文化大革命被捣毁,后重建)日本人占领了山西和内蒙古东部后,哈拉寨商业活动的市场也缩小了。又因为镇子上驻扎着马占山的司令部,成为日本人轰炸的目标,日本人的飞机曾先后轰炸过哈拉寨三次,小镇的工商业受到了一定影响。到五十年代初,当人们庆祝过“当家作主”的欢乐和获得土地的喜悦后,忽然发现,小镇原先的繁华从此开始衰落了。有钱的商人财主们连同他们的资本逃到了内蒙的包头、东胜,靠商业支撑的繁荣一下子失去了依靠。后来小商小贩也没有了,连合作商店也被“割”掋了。商业只剩下了名为集体实为国有的供销合作社一家。供销合作社因为资不抵债最终被“改制”耎名存实亡。再加上六十年代初期的那一场“自作孽”的人祸,小镇上的手艺人、买卖人都被打发到乡下种地糊口去了,他们的后代自然也成了一辈子靠土地过活的农民。
    
      兵荒马乱的年代,我们又害怕轰炸,就搬到乡下去住了。我们家在现在内蒙的地界上有个叫作五字湾乡二道包的村子,我家在那个村子有一些土地。当时这些土地是我姑姑家的孩子耕种。我姑父抽大烟,不干活,家里经常很穷,把自己的地都卖了。解放前夕,我们回到乡下自己的土地上。解放后划定成份,从我家拥有的土地数量上看,应该划为地主。但当时划地主还有一条是必须要有雇长工或收地租这类“剥削”行为。我们没有雇长工,也没有出租土地,而是让我姑舅家白种的。土改工作组几次问我的三个姑舅收没收地租,都回答说是让我们白种的,“因为是亲戚,我们家里穷,所以不收租子。他们在镇上有生意,也不用收租子。我们每年就是给舅家送一点土地上出产的稀罕东西。”所以就没有划成地主。
    
      土改时我四五岁,已经有记忆。留在记忆里最深的是土改干部腰带上挎的那支盒子枪,进村后一枪把树上一只喜鹊打了下来。村里的老年人交头接耳说:“这事可能不吉利吧!”
    
      土改后,我父亲就在农村种地。由于自小在镇上生活,和地道的庄户人相比,我父亲地种得不是很好。后来,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到人民公社,日子一天天走下坡路。在我印象中比较深的还有,1962年后,开始三自一包,我父亲当时是生产队长。由于土地贫瘠,收入总是非常微薄,我父亲就组织生产队搞一些副业,打石头,卖石头,到城里搞基建,给人家打地基,挣些钱。“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父亲也受到批判:不坚持“农业学大寨”,搞副业,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1963年从沙圪堵初中毕业,到东胜上高中。1966年正好从高中毕业,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在学校就多待了二年。当时全国到处乱哄哄的。我回到家里,家里正在造我父亲这个生产队长的反,还想把我家补定成“漏划地主”。
    
      1968年我离开学校。当时摆在我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是到建设兵团去,一是回乡。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给分配工作。学校分为两派,我是保守派。分配工作的是造反派。我很侥幸,也分配了工作。当时分配到工作的只占毕业生总数的十分之一,而分配到工作的十分之九都是造反派,仅有十分之一是保守派。我被分配到距东胜20公里的罕台窑煤矿。这是个地方国营煤矿。我在煤矿当电工。当时矿上很落后,先是用锅拖机发电,以后换成用柴油机发电。我当了两年电工,主要就是管发电供电,架设高压线,从东胜电厂供电,也到井下去抽水。在煤矿待了两年多,到了1972年春天,全国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报了名,从煤矿到内蒙古工学院(现在叫内蒙古工业大学,校址在呼和浩特),学的是工业自动化专业,大学毕业的那年加入共产党。
    
      我于1975年毕业,毕业后分配工作,到伊盟绒毛厂,先搞技术工作,以后又搞管理。到厂三个月后,就让我担任设备科科长。一年后筹建羊绒衫厂(现在的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前身),这是我国第一个从日本引进成套羊绒加工设备的工厂。我是引进工作的工程负责人,到日本去考察,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那时(1979年)能出国的人是很少的。我第一次接触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我对这项工作是比较胜任的,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我负责的部门被评为先进单位,奖励级别(提级),领导也常表彰宣传我,树立为大家学习的榜样。但是我觉得自己是干实际工作的,喜欢实干。在技术上我很钻研,得到日本技术人员的承认,他们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我都能帮他们解决。我还替他们领过工。我在学校时,就是各门功课都很好的学生。每回考试,在四个班都是前几名的。我的接受能力比较强。我以前没有学过日语,和日本专家在一起半年时间,就能说能听。人们都感到奇怪:都在和日本人打交道,别人都学不会,他为什么就能学会?
    
      1979年开始建厂,1981年 10月工厂投入运行。建厂期间,面上的荣誉我都有。工厂建成了,提拔干部,许多工作不如我的人都提成了厂长、副厂长,就是没有我的份。我想不通,党委书记找我谈话说:“你适合搞技术工作,我们想让你在技术上再好好发挥发挥。你就不要考虑搞管理工作了。”于是他们专门为我成立了一个研究所,叫“伊盟纺织技术研究所”(那时纺织厂已变成了公司),由我担任研究所所长。人都是向上的,我想通过自己的能力,得到社会的重用。但事实上,我发现我们的环境不是这样。得到提拔的人都是和领导靠得近的,能隔三差五到领导跟前跑的人。他们知道领导哪天出差,都能准时送行;也知道领导哪天回来,领导没进门,他们就侯在领导家里等待迎接。我举一个例子,有些人整天都和领导在一起喝酒(那时还不兴行贿,就是吃吃喝喝),我从来没有请领导吃过饭。后来,内蒙轻工厅和我一起赴日本访问的领导来我们公司检查工作,公司领导轮流请厅领导在自己家里招待,每次都叫我作陪。我问我们的一位副经理:“我是不是也应该请一次客?”副经理说:“那还用说吗?”于是请了两个帮手就在自己家里做了一桌饭请自治区领导,我们公司几个领导作陪。我们党委书记说:“今天我们是沾厅长的光,才终于能吃上了秉先一顿饭。”我在研究所搞了两年,1994年,我们公司发生了权力之争,把原来那个班子给搞掉了。在那之前,还组织过一次民意测验。我在这次民意测验中得票还是比较多的,因为不论从工作能力、工作经验、知识化、年轻化,我都占有优势。后来公司重新换上来的班子,不只没有提拔我,还把我的研究所撤销了,在家闲坐了半年。又让我去引进新项目(“民意测验”的本意原是不错的。但在人事制度具有根本缺陷的情况下,任何原本有价值的制度设计,都会很快异化为徒有其表、浪费资源甚至完全相反的东西)。我意识到在我们这个“官本位”的社会里,只有做官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才能施展你的拳脚,而我反省我的个性和现实环境很不相容,很不适应走仕途的路。当时我看到北京中关村万润南的四通公司搞得很成功,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国营单位工作,想自己成立一个自负盈亏的研究所。我把自己的想法给公司打了个报告,当年冬天得到公司的同意。我们就两个人搞了一个“纺织技术开发公司”(另一个人是北京邮电学院毕业的同事)。我们俩把自己的东西从单位搬出来,在街上租了一间房子。后来又发展了几个工程技术人员,干了一年,搞了几个大的项目。以后我在研究所主要研究污水处理。当时污水处理已经成为环境保护方面的一个重要课题。伊盟绒毛厂在引进成套设备时花了200万元引进了一套污水处理设备,我把这些东西的原理和结构都消化了。在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我仿制了一套,并且在他们的基础上扩大了,日处理1000吨污水。这项成果我得了个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并且我写了一本书,叫做:《洗毛染色废水综合治理技术》。那时,清华大学还没有这方面的教材,他们和南京工学院专门派人来向我索取资料。我们还组织了一个华北、东北地区纺织污水处理现场交流会,由我进行主讲。一年时间,我搞了集宁毛纺厂污水处理,乌兰浩特毛纺厂污水处理,赤峰毛纺厂污水处理设计。同时我也做了一些生意,把毛纺厂的一些废料贩运出去,赚了一些钱。这样以来,我们公司一些人看不下去了,犯了红眼病,于是他们把我告到盟委书记伊钧华那里去了。盟委书记说:“谁叫你们留职停薪?共产党培养你们多少年,你们不给国家干,而是自己干,这怎么行?”于是强行撤销了我们的公司,要我重回单位上班。
    
      我认为伊盟我是呆不下去了,便于1988年10月调到呼和浩特,到了一家自治区房管局属下的建筑和房地产的公司担任副总经理。1993年,公司“改制”了。名义上是改制,实际上还是原来的旧体制,我看不出有多少起色。从1998年,我就到靖边去打油井。从此就和原公司脱离关系了。在这之前,我老婆(白淑魂)以公司附属企业自负盈亏承包经营的名义搞了一个小集体企业,搞边贸,赚了钱。我们就和朋友合股去陕北打油井。我们原来那个房地产公司也一直走下坡路,我们两人在公司还有40多万元股份。这40多万股份总共只分了两次红,约4万多,现在原单位听说连工资也发不出来了,我们的股本大概也保不住了吧。
    
      我们打石油是从1998年8月份开始的。听到别人说,在陕北油田可以搞油井,我老婆就先过去看了看。开始在靖边县杨米涧王梁36万元买了个区块。开钻打井,我过去了。第一个井位钻下去有1000米,没有油。这口井光给钻井队的工程费就花了35万。连买区块的钱,就把71万元扔进去了。开始我们什么也不知道,请了个工程师,他给选的区块,由他的钻井队施工。打成干井后我问他,为什么给我选这个井位?他说,在这个井位1公里远处的吴涧塘有长庆油田一个气井,我就是根据这个气井的资料选的井位。我就问:“气井的资料你看了没有?”他说:“没有。”我问:“那你怎么知道气井的情况的?”他说:“我一个同学在长庆局设计院,这个同学告诉我的。”我再问:“那个气井的井号是多少?”他就:“这口气井都打了十几年了,我记不得了。”我又问:“那你为什么不挨着气井打,要拉这么大距离?”他回答不上来。后来我们了解到,气井是在山上。如果挨着气井打,就要修好长一段路。他把井位选到山底下最平坦的地方,就可以不修路,钻机搬家、施工中供水,都能为他们省下很多钱(因为施工合同订的是大包干)。合同规定,他们只挣打井的工程费,打出油打不出油他们不负责任。吃了这次亏,我们考虑再不能这么干了,要自己考查。我们就到处转,从靖边到定边县,再到吴旗、延安,转了一大圈。以后就把第二口井选在靖边县天赐湾。我们在天赐湾买了三个井位,三个井位共花了48万元。第二口井总算出了油,但产量只有1吨。那时油价低,每吨只能卖700-800元。第二年,又打第三口井,打到1100米,油层只有1米多厚,认为前景不好。为分析油层情况,我们请教了许多工程师,有中原油田的,有长庆油田的,有华北油田的,大多数工程师认为不行。但硬着头皮下管子,建成以后,产量只有200公斤。一个月之后,一点油也没有了,净是水。(图48:冯秉先、白淑魂夫妇在靖边杨米涧乡庙湾钻井现场,这口井损失100万)这口井又把100多万赔进去了(白淑魂插言:“买这个井位花了28万元”)。这三口井,就把二百七八十万打进去了。这时已到了1999年夏天,我们只剩下五六十万元了。当时我们心中犹豫:“还敢不敢继续打?”新加盟的合作者谢茂说:“哥,只要你认为还能打就打,咱俩一起干!”我说:“那就再干。”我拿一半,他拿一半,第三口井初产油3吨。10月份我们又转到杨米涧打了第四口井,这口井打下去,一开始产量达到6.8吨,而且一个劲往上长。在我们这口井之前,附近打了两口出油井。有一个人顺着这两口井的方向距离200米,打下去是一口干井。我在连线的方向偏了一点,结果出了油。另一个人顺着我的井位方向200米,打出来的油井连100公斤也没有。后来我一看,我想买他这口井进行注水。他看出了我的心思,就把价钱抬高。我花了二十一万五把这口井买了下来。当时我那口井的产量是9吨,在那口井注水后,产量上升到13吨。那时油价也上来了,1吨1600多元。一般注水都要加压,而且要有水源,水的成份也要和油井的水质相似。我的出油井含水量是60%。我把油水分离后,再将水进行沉淀净化,然后注入,用的是自然压力,取得了成功。其实在靖边注水我是最早的(2001 年)。我注水成功后,别人才来学的。从1998年到2000年10月,我连打带买,总共15口井,其中有四口干井,一口注水井;还有一口半截子井,已经打到800米,钻到油层上了,政府不让往下打了。这口井的损失就是50万元。以后我又卖了几口井,政府收井时我剩下四口油井。我最好的那口井收的时候产量是七八吨。收了后,产量又长到了12吨。为什么产量还会自动上涨呢?因为附近一口油井坏了,政府不修,于是那口井的油就流到这口井来了。
    
      白淑魂:我是1998年6月去的靖边,听说打油井能赚钱,我去了解情况,进行联系。那时路特别不好。从呼和浩特到靖边要走十三个小时,我不知走了多少个来回。到了靖边,要去杨米涧,40公里路,吉普车要走4个小时。都是土路,来回走一趟,整个变成了一个土人,脸上头发上全是土,光能看见眼睛和嘴巴。刚开始什么也不懂,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
    
      冯秉先:我们第一口井失败后,我就进行考察,和各方面的人接触。首先是向各大油田在靖边的工程师、专家学习。有一个中原油田的工程师叫李建国,华北油田的王佩金工程师,还有三普的李龙云工程师,我和他们交了朋友。我还专门跑到北京,找到光华里石油工业出版社,一次买了600块钱的书。有石油地质学和各种打井方面的专业书。还花200多元买了一套《地质志》,回来学习研究。那年冬天,我还根据自己的学习和对靖边石油地质的考察,写了一本《靖边县石油开发可行性分析资料》。这份材料在靖边广泛流传,人们还用它作为招商引资的材料,现在还在那里放着哩。
    
      白淑魂:刚开始我们是盲目的,上当被骗,接着就到处去考察,一直到吴旗那边,看到许多油井打得都挺好,而且油价一天天在往上涨。
    
      从打井失败到成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取得经验的过程。特别是陕北油田,油层结构很特殊,没有现成的资料可资借鉴。在这种情况下,“交学费”就是必需的,这些学费要计入成本。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蠢人吃了两个馒头没有饱,吃了第三个馒头后饱了,他就后悔:如果我开始就吃第三个馒头,岂不吃一个馒头就饱了,就可以省下前两个馒头的钱了。这个人固然是个蠢人,但冯秉先、马启明他们这些石油投资者可不是什么蠢人。然而聪明绝顶的却是陕北地方政府的官员。平均而言,打两口出油井的成本是两口出油井的建井费用再加上一口干井的费用。但陕北地方政府不这样算。他只算两口出油井。至于干井的费用,和他没有关系。实际的费用不只是打井的费用,还要加上考察的费用以及智力和精神的付出,这些我们的政府当然更不会认帐。他们是太聪明了,以致达到了“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程度。
    
      最初我意识到陕北民间开采石油存在政策风险,是1999年5月,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我参加的一次靖边县政府召开的石油工作会议上,主要内容是传达学习国务院38号文件。当时主管石油开发的副县长杨忠作了报告,因为38号文件中有一句“没有采矿许可证的原油开采场点一律予以取缔”,杨讲了陕北石油开采的合法依据,就是包括“4.13”协议在内的先后和长庆石油局所签订的四个协议。2000年,陕北各县兴起地方石油开发的新一浪高潮。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已经有了一个“1239号文件”。我向政府申请买了6个平方公里,9月份在小河乡乔家洼子打探井,准备动工前,长庆护矿队(当地叫 “棒棒队”)洗劫了离我们2公里处黄景峰的钻井施工现场,砸了设备和汽车,打伤许多农民。11月份,县里派出的公安警察强行放倒我已经打到800米深处的井架,并抓了给我施工的华北钻井队队长。直接工程费50万元又白白损失了。
    
      从2001年到2002年10月,靖边县政府做了一些花样文章,说是不让打新井了,旧井也要统一经营。县上当时成立了一个统万公司,还有一个原油运销公司。运销公司是统一收油卖油的,我们的油都要交给运销公司,由它来销售。油井的开采归统万公司管。当时他们要求我们签一个托管合同,把民营油井的所有权都交给统万公司,把原来的长期经营变为只有8年的经营收益权。我们当时不愿意签这个合同,他们就进行哄骗,说这是为了对付上边的,还是由你们来经营,交过税以后,剩下的仍是你们的,只是名义上由统万公司来管理,实际上和过去一点也不差。就是这样我们也没有签。但是有些人签了。当时“油气办”的刘勇把电话打到呼和浩特:“人家都签了,你不签也不行?”我说我不签。他说,那我就替你签了。“统万公司”注册是有限责任公司。如果按照谁投资谁就占有股份的原则,把它注册为“股份有限公司”,按《公司法》组建管理,那也未尝不是一种好办法。但靖边县政府要控制统万公司,一切问题就都来了。
    
      “这是为了对付上边的。”这个话地方政府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在地方的报纸上公开说出来,只能私下里不留痕迹地给那些石油投资者说。如果把这些话登在报纸上,即使会得到上级的默认和配合,但也为自己的欺骗留下了罪证,所以他们是不会这么干的。消灭罪证、抹去记忆、不留痕迹,是古今中外一切罪恶活动共同的计策。因此,公开性、彻底曝光,是一切罪恶的天敌。凡有隐瞒的地方,凡是压制舆论自由的地方,必有鬼祟的罪恶在,是一切善良的人们特别应当警惕的。
    
      真正收井的决定是从2002年10月份由陕西省政府发出的。后来我们知道,政府开了个吴旗会议,在会上要求把民营投资者的油井全部收回。听说当时陕西省的代省长贾治邦参加了这个会。为什么要收回油井呢?理由很奇特,因为吴旗县的银行行长、财政局长也投资打井了,就根据这个“理由”要收回所有民营投资者的油井。这叫什么“理由”?这就不是个理由。一个财政局长打井,你处理这个财政局长就是了,他和民营投资者有什么关系?这个文件发下来后,我就回呼和浩特了,油井交给合伙人照管。后来风声就一天天紧了起来。 2002年冬季,我的合伙人给我打电话说:形势更紧张了,延安政府已经要收井了。我从呼和浩特来到靖边,到延安参加了一个会。政府以“整顿”为由要收回油井。我在会上就把有关陕北油田的来龙去脉向北京请来的两位律师作了一个清晰的介绍。接着回到靖边,靖边的情况也就跟着紧张起来。怎么办?我说要坚持自己的权利,要找律师。我就去了北京,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就在这个时候,靖边的投资者也组织了起来,要开大会。县里知道后,召开紧急会议,拿出来一个办法,让民营投资者继续经营两年。不管上面如何,我们继续经营两年。于是政府和投资者重新签订了一个继续经营两年的合同。我不同意也不相信政府这个说法。那时靖边县的油井一天出油1200-1400吨,油价每吨1000多元。每天产出就120多万,10天就1200多万。当时我提出,如果我们要打官司,10天的油我们不要了,把10天的卖油款集中起来准备以后打官司。县政府说话是不算数的,哪怕是省政府,说话也是不算数的。我说,即使现在不打官司,也要做好准备,以防万一,咱们现在把打官司的钱先收起来放下。当时已经组织了石油协会,会长是冯孝元,每一个县都有分会,在靖边县又成立了总会,以靖边为中心。冯孝元这个人品质好,有威信,比较谨慎,担心把钱收起来后出问题,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安全问题,万一出了事情,怕不好给投资者交待。说“人们总是说,狼来了,狼来了,但狼还没有跳到我们的圈里咬我们的羊。等狼真的来了,那时再收也不晚。”我在会上还给他们讲什么叫“未雨绸缪”。雷声已经响了,虽然还没下雨,也要把雨衣带上,不要等雨下来了淋个落汤鸡。我还说,我们和延安是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一个陕北不会有两种政策。靖边县政府又匆匆把8年的经营期改为2 年,因为正准备着换届,人事安排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当年年底没有见陕西省有实际动作。
    
      2003年春两会开完后,该上任的领导都上任了,他们就可以下决心大干一场了。据说安塞县县委书记冯毅3月初调安塞上任,一眼就瞄上了民营油井,认为这是一块难得的肥肉。2003年3月份,刚过了春节,我还在呼和浩特,马启明就给我打电话说:“安塞已经在动手了,我感到不行了,要到北京去找法律援助,咱们一块去吧。”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北京,我作为 “自愿者”加入安塞石油维权行列,从此走上了陕北石油维权的不归路。我们在北京请的律师团到陕北时正赶上安塞县3月16日开始收油井。县委书记领着公安上了山,把民营石油企业往出赶。接着安塞县的民营石油投资者到县委门前静坐。北京来的几个律师也走了,认为法律对于政府行为没有办法。政府官员说:“律师算什么?律师他也不管法律。”
    
      据说石油投资者先到县上,不顶事;再到市上,也不顶事;到省上,还是不顶事。最后才到北京上访。地方政府一路截访,到达北京的大约有200多人。
    
      最初到北京上访的有两三个人。大家都不清楚,究竟能不能到北京上访。后来找到了一个从国家信访局退下来的陕北干部,他说,上访是可以的,你们又不反党。又问上访有没有人数限制?他说,那倒也没有,就是不要有过激的行为,不能吵呀闹的。投资者说,那你请放心,我们都不会闹。于是就到信访局去看。那时在信访站上访的人还不像现在这么多,一天也就二三千人的样子。投资者来了200多人,上访了十多天。来上访的人大多没有什么文化,就让我帮他们整理一些材料。到上访的第七八天,陕北地方政府就来人了,大约有五六个人,要上访人员派代表座谈一下。他们那些上访的人给我打电话说:“你快过来,代表我们和他们谈。”我就过去代表他们谈。当时也有信访局的人,让投资人先谈。我谈了以后,信访局有个刘司长说,由地方政府收回油井是经过中央同意的。我立即问他:“据我们了解,中央除了1239号文件,关于陕北石油再没有任何文件。更没有一个中央文件或中央领导讲话,认为可以采取这种方式收回投资者的油井。只要你能拿出来一个副总理有关收回油井的文件或讲话的依据,我们就不说话了。我们告状就是有一个信念:地方政府、陕西省是不对的,中央不是这样的。”这个刘司长哼哈了半天,回答不上来,最后说:“我们信访局不是管这些具体政策的。具体的情况,你们要去问国土资源部,国家经贸委和中石油。我们就起一个上达下传的作用。不管怎么样,你们都应该回去协商解决。”上访人员说:“政府不和我们协商嘛。协商什么?政府从抢我们的油井到拿走我们的东西,从来不和我们商量。他们如果愿意和我们商量,我们还来北京干什么?从安塞县到陕西省,谁也不答理我们,我们才上北京。”他们就说:“你们应该回去,为了你们的安全。现在北京开始闹‘非典 ’,情况这么紧张。”他们说“县委书记有话:‘你们可以回去,随时都可以谈。’”于是4月15号我就回到内蒙。在内蒙住了没有一周,安塞来电话,说县委书记要安排座谈了。我开车回到靖边,天已经黑了。住了一晚,第二天六点多就赶到安塞。左等右等,政府就是不和我们谈,不是忙着,就是有事,再不就是找不到人。人家根本不和我们谈。我们自己进到县政府去,在人家眼中,好像我们这些人根本就不存在。就这样,你们不和我们谈,我们偏要和你们谈。等了一个礼拜后,终于见到了那位大名鼎鼎的县委书记,我就问他:“你们为什么要对我们采取这种措施?为什么不按照合同,和我们协商解决?”政府官员说:“这些事情你们不要和我们谈。我们只负责执行上边的指示。至于是对还是错,我们不负责任,也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也不需要知道。我们是行政机关,只知道无条件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至于补偿的多或少,合理不合理,我们不知道,你们可以和具体算帐的人去说去。”接着进来一个人说:“冯书记,有一个会,人都来齐了,就等你了。”这位政府官员就扬长而去。
    
      “我们只负责执行上边的指示,至于是对还是错,我们不负责任,也不关我们的事。”这个说法,这种思想,都有典型的意义。这是几千年愚民政策的结果,尤其是几十年“驯服工具论”奴化教育的结果。对于自己的行为,唯上是从,不问对错,不管是非,也不论是否符合法律,有罪还是无罪,一律盲目执行,忠实贯彻。这种思想,是十分可怕的。而这种可怕的思想源于一种可怕的现实:这样做导致的犯罪后果,执行者不必负法律责任。近年来流行且被政府系统公认的原则是:和上级保持一致,却置法律于不顾。所以上级一旦违犯法律,不但不能批评、抵制、消除或化解,反而加倍地放大和加码。这就是我们的国家在由人治向着法治社会转型时遇到的非公民意识的严重障碍:许多人心目中没有宪法、没有法律,只有上级、权威和金钱。而只要存在法律之上的政治权威,也就会存在高居于法律之上的金钱的权威。这两种权威都具有黑社会性质,是法治的大敌,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大敌。 
    
      5月12日,安塞县的石油投资者非常气愤,在一块议论说:“政府抢走我们的东西,没有任何理由,不和我们商量,连句话也不说。这油井仍是我们的油井!”于是几百人一起到井场去,被政府组织人打了个头破血流,狼狈而归。接着政府又组织公拘大会、公判大会,游街示众。对投资者公然采取“坚决镇压”的态度。(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是公然践踏法律的犯罪行为。)安塞县被投资人称作“白区”,专家研讨会上放的那张光盘就是安塞县当时镇压石油投资人的实况,那时安塞公安局自己录的,被我们的投资人搞出来了。大概当初他们录下了是为了给县委书记请功行赏吧,现在却成了他们违法犯罪的铁证。
    
      原来榆林市对石油投资者坚持“无偿收回”原则。6月初,他们终于拿出来一个方案,叫做“三无偿”:第一种,收回了投资的油井无偿收回;第二种,经营了5年的油井无偿收回;第三种,产量在600公斤以下的无偿收回。大家算了一下,靖边当时有1489口油井,除去“三无偿”,只剩下200来口井。即使这200来口井,也不是全部兑现,而是分期付给。如果要现钱,还得扣除利息。如果这样,就等于没收投资者的资产。靖边县政府还是想变通一下,提出不管产量年限,一律按日产量1 吨38万元计算。实际上当时的市场价日产1吨是80万元。当时我说,我们知道你们政府厉害,我们已注定要倒霉了。但你们不能太狠!比如你借了我100块钱,还我50元,那另外的50元也就算了。现在你只给我10元,这实在叫人接受不了。产量是按一年以前测定的产量算的。投资人提出按现测,当时靖边县政府也同意了。这是6月8、9号的事情。6月13号,榆林市的文件下来了,必须坚持按照原来的办法,否定了现场测产的意见。6月15日,政府就派人上油井驱赶民营油井的人员。我一看大势已去,和地方政府没有再谈的必要了,我又到北京去上访。6月29日在北京开了“如何维护民企权益研讨会”。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茅于轼、高尚全、萧灼基、保育钧、晓亮、何伟等2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慷慨陈词,后有茅于轼、保育钧、何伟、杜钢建、、晓亮、顾海兵六教授向人大常委会上书三次,为我们呼吁(图49:冯秉先在《中国市场经济论坛67次》研讨会上发言)。后来曾培炎批示:“要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曾培炎的批示和专家研讨会开过后,他们才有些紧张。7月10日,陕西省开了个紧急会议,要求“加大”收回油井的“力度”,说什么“原来中央是无偿收回,现在改为给予适当补偿。”但直到现在,也说不出“中央”的谁,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方式说过这个话。所谓“加大力度”,一是强迫限期兑付,二是要抓捕上访群众。
    
      我是7月22号被他们在北京抓捕的。晚上10点,北京市安全局来了一个人,敲开我当时住在贵宾楼饭店的门,说要找我了解一些情况,说:“你跟我们去一趟。”到他们那里后,就问我是不是接受过外国记者的采访?我说接受过,是英国经济时报。谈话只用了不到十分钟,就说没什么了。于是我反问他,是不是法律不允许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他说没有这项规定。我又问是不是我在接受采访时说了什么违犯法律的话?他说没有,只是来了解一些情况,这是他们的公务。然后我问,再有什么问题?他们说没有了。我说那我可要走了。他说,榆林公安局来了几位同志想要和你谈谈。我说我不和他们谈。他说,还是谈谈吧。他假装打电话,电话还没打完,榆林公安局的六、七个人就进来了。他们说榆林市王市长要和我谈一谈,要我跟他们去,我不去。北京安全局的人就劝我跟他们去。这样磨了约一个小时。我说,既然你们是执行公务的,你们可以给我戴上手铐,或者把我绑架了去。他们说,没有那个意思,你跟我们走一趟就问一些话。于是他们半强制地把我带到他们住的宾馆,时间已是十二点一点了。他们说,王市长临时有事坐飞机回西安了,咱们先拉一拉吧。我说我不和你们拉,你们没有资格;我要睡觉了。第二天上午约11点,他们挟持我上了一辆桑塔纳车,把我拉到榆林,接着又拉到靖边。
    
      7月24日下午,把我拉到靖边县公安局刑警队的一个办公室。他们要我交待上访情况。我说我不是不愿意说,你们要我说什么?他们说:“上访。”我问他们:“上访有罪吗?你们把我的油井收走了,你们不让我告你们。我到北京上访,这有罪吗?你们根据刑法那一条认为我有罪?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和你们多说什么,你们治不了我的罪。”他们问我6月29日会上的发言是谁写的?我说是我写的。我发言的题目是《陕北石油整顿演变成了一场国有化运动——21世纪出现在大西北的开发陷阱》,这是我们这次维权的纲领性文件。他们又问我写的关于陕北油田“国有化”文章中的材料是否都核实过?我说,我认为是事实。里面有三部分:一部分是情况,情况是投资人反映的,我整理的;一部分是引用政府的文件材料和政府官员讲话;另一部分就是一些评论。有关情况是投资人反映的,我是整理人,核心的部分我核实过了。我没有到现场都去看过。但是,投资人反映的我认为是如实的,他不会出大的差错。比如,说你们用公安警察去抢油田啦,说你们荷枪实弹。那枪肯定是荷着,至于里面是不是有子弹,那是猜测,不一定准确。说你们逮了人啦,比如说你们逮了40-50个人,你可能是48个或45个,甚至55个,这种情况都是可能的。有差错也只是这一类,其他的不会有什么出入。至于引用政府的文件,那都没有错。评论是我的观点,如果有什么错,你们找我算帐。我不相信,写文章能治罪。如果你们认为写文章能治罪,你们敢不敢现在让我给那个报社打个电话,把我的文章全文刊登了?这样你们才更好治我的罪。他们没有人敢让我打这个电话。我说我的文章寄给了中央,也寄给了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我接着说按法律规定你们找我谈话不能超过48小时。结果他们说:“在北京的时间不算。”我说:“我失去了自由,为什么不算?”他们说:“从进入公安局的时间算起。”我说:“即使这样,26日下午你们也必须给我一个说法。”26号下午,我儿子和我请的律师都到靖边去了,问他们这算怎么一回事?为什么羁押他?他们说:“我们并没有羁押他,只是找他谈谈话。”那天下午,他们给我写了一个刑事拘留证书。拘留理由是“涉嫌偷税”。我看了以后就告诉他们: “好了。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要再问我上访的事情了。我只回答你们关于偷税漏税的问题。我上访的事情与本案无关,另案再问。”我儿子和律师看到拘留证后问他们:“既然是偷税问题,有没有税务机关的材料?”他们说:“没有。”“既然没有,你们怎么就说他偷税漏税呢?”他们尴尬地说:“我们还没调查哩。因为大部分油老板都有偷税漏税行为,我们怀疑他也有偷税漏税行为。”
    
    
      “胡芦僧判断胡芦案,尴尬人偏遇尴尬事。”公安警察执行上级违法的指示,被当事人和他的家属、律师质问得何等狼狈?都是有良知有尊严的人,为什么要把人活到这个尴尬难堪的份上呢?任何人都无权命令他的下级服从违犯宪法和法律的指示;任何人都有权拒绝执行上级违犯宪法和法律的命令——为了建立一个法治的社会,也为了执法者的人格、尊严和安全。但我在这里也要为这些执法者说一句公道话,他们并非故意执行明知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上级指令,而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符合宪法、法律的,什么是不符合宪法、法律的。不是他们愚蠢得根本学不懂,也不是他们懒惰得不愿学,而是他们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认为只需要一切听上级的,自己没有必要去学习宪法和法律。有一个通俗的问题是:“上级叫你杀人你也去杀人?”对这个问题,回答肯定都是否定的,因为人人都明白不可以随便杀人。中国法治的进步一定会迅速走到这一步:机械地执行上级明显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命令,也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有法不依和“执法犯法”的直接原因是“执法不学法、执法不懂法”。
    
      7月29日晚上我被关进靖边县拘留所,当我一迈进号子里,一群在押人员就对我罚站、命令我弯腰、交待罪行。第二天,我就让管教代我采购了300元的东西,烟、方便面等,很快就和在押人员搞好了关系。8月初,我被转押到榆林监所,和一个戴脚镣手铐的死刑犯挨着睡,这本身就够恐怖的。第二天我又“进货”300多元,再和这个号子的在押人员搞好关系。我为他们讲法律,替他们写了两封家信和三份申诉书。那个死刑犯很消沉,已失去了人气,和谁也不说话。我了解了他的案情,劝他上诉,告诉他上诉是他的权利,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争取。他想通了,决定上诉,我代他写了上诉材料,他脸上也有了人气了,还开始打扑克了。
    
      在这期间,他们也不时审讯我。有一次榆林市公安局的一位负责人亲自出马审问我,贾治邦的八条讲话是谁告诉我的,我说记不清了,他就训我“不老实!”我说:“你要根据法律来问我。不老实犯不犯罪?我要杀了人,我叫你爷爷也没用,我没犯罪,我不老实你也治不了我的罪。”(其实最不老实的是陕北地方政府的官员)他对我发怒,向我拍桌子,我也对他拍桌子。站在他后面的四位办案人员,给我使眼色,示意要我克制,我就不说话了。任凭他不着调的批判、训斥了足足有40分钟。看到他终于停住了,我对他说:对不起,我为刚才的态度向你道歉。请能原谅我,因为我这辈子除了我父亲,还从来没有人像你今天这样对待过我。我是个读书人出身,认为 “士可杀而不可辱”,所以一时条件反射。后来我马上明白了。6天前,我刚进到榆林看守所号子里,“红头”(当地狱中对号长、牢头的称呼)分配我擦地板和洗便池。我在这个号子里年龄最大,他给我的活儿是最不好的活儿。他看出我擦地板时不情愿的样子,就说:冯秉先,不管你年龄最大,在外面钱有多少,地位多高,一旦进来这里,一律按“工龄”排队,你要清楚你的位置!今天,我又犯了同样的错误,我又没有搞清楚我的位置:你是大领导,我是监下囚。
    
      他问我:“政府收油井给你赔了多少钱?”我说:“140万。”问的人马上激动起来说:“这么多钱,叫我们三辈子也挣不来。你们这么多钱,叫我们这些挣工资的人心里如何能平衡?这矿产是国家的,人人有份,怎么能就让你们这些油老板发财呢!”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问案的警察知道这个道理,一般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并从此衍生出“人人有份”的通俗说法。“人人有份”和财富占有上的不平等生出了“心理不平衡”的愤激。而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正是经济学家和有远见的政治家上下求索的课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采取的是“翻烧饼”的办法,贫富交替,循环往复,不断地通过财富的转移互换位置而已。陕西省地方政府对民营石油企业采取的就是这种办法,把你的财产变成他的财产。这已经不是什么要“消灭私有制”,而只是让现有的财产易主而已。在这次“运动”中,游荡在中国大地上的红眼病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上世纪50年代以 “消灭私有制”为宗旨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由于对公有制的美好幻想还吸引着大多数人,由于侵害的只是少数人的利益而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画饼,因而它得到的拥护远远大于受到的反抗。这次陕西省以“收回”为名突然发起的“消灭私有制”运动,与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绝不能同日而语。这是以损害大多数群众利益为手段,而以少数人的利益为旨归的公然抢劫行为,因而它所遇到的反抗不仅是强烈的,而且是持久的,永远也不会妥协的,并且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最终失败的命运。
    
      关了有20多天后,他们开始动员我写一个保证,主要是出去后不再上访。说如果我不写保证很难放出来,我说让我考虑一下。他们说: “这还有什么可考虑的?明天早上九点写好,多写上几张纸。”我共写了有五、六张纸的《保证书》。中国的官僚体制,写得多就是重视的表现。我把字写得大大的,把事情的过程写得罗嗦一些,最后是两条实质性的内容:一是出去以后不再上访,二是出去以后及时领取政府收回油井的补偿费。第二天九点他们取走《保证书》后,中午就把我转到靖边。8月16日,靖边国税稽查局的刘局长等三人来拘留所见我,说:“公安局将你涉嫌偷税的案子转给了我们,让我们查你的偷税问题。”税务局用了一周的时间查了我的案子,进行过三次审讯谈话,最后做出不能认定有偷税行为的结论。到了8月26日,他们才在实在查不出什么罪名的情况下放我出来。这一个多月我尝到了失去自由的滋味。出狱时,我除了自己身上的衣服和必须的文件,其他的东西都给了同室的犯人。放我时,让我签字。我一看,他们给我写了个“取保候审”。“候审”时间是一年,我找了个保人办了担保手续后出狱。我失去自由整35天,补上我一生还没有坐过监的一课。
    
      后来我听说,我的案子是贾省长直接管的。在放我不放我的事情上,他们开会研究时,听说贾省长的态度是:冯秉先这个人,能不放尽量不放。但不放,要有法律根据。这意思就是,要设法关押他、判他的刑,但必须找到罪证,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公安办案的人说,如果我们把材料报上去,检察院要保证一定能批,法院要保证一定能判刑,那我们就报。如果报上去不批,人家就会来找我们的麻烦。这就要市上领导出面,招开市上的公、检、法、司联席会,由政法委书记主持。他们说,那不行,那样搞,越搞越大,容易叫人家抓住把柄,从法律上就更麻烦。这个念头打消后,又有人提出能不能判我一年劳教。下面具体办事的人说,没办法判。说不过人家,人家法律很精通。何况他又是外地人,有那么多懂法律的人帮他,弄不好会很被动。(这件事情很有价值。现在有些政府官员要“依法”搞违法的事情, “根据法律”搞违背法律的打击迫害。但这样做现在比过去难多了,因为懂法律的人多了,特别是当事人懂法律的人多了。)后来我在西安接受新华社陕西分社两位一直在为陕西省政府抬轿子的记者专访时,他们一见面就问我:听说你是学法律的?我说不是,我是学工科的,上大学读的是工业电气化自动化专业。
    
      后来我在浙江台州开会时,保育均主席(因为保育钧担任过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我们还习惯称他“保主席”)介绍我认识了朱久虎律师。从今年春天开始,观念上首先改变,不能再走上访、把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的老路。要采取法律的办法解决问题。今年两会修宪,把保护私有财产权列入宪法。接着又是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国家开始重视制度建设。我认识到通过法律维权是一条可以行得通的现实道路。我和几个陕北油田的投资人在一起开了个小型的会议,决定走法律维权的道路。5月初,召集几位代表到北京来,我把朱久虎律师介绍给他们。并和保主席、何伟教授、顾海兵教授等7位专家见面。今年7月5日,我领着三个专家,五个律师到了靖边,启动新的依法维权的法律行动。
    
      今年五月份在京和靖边县投资人朱永昌见面,老朱对我说,“可陕北就出了你这么一个楞汉,怎就一口咬住不会放?”的确有许多人不理解我,放弃自己的生意不做,一门心事耗费了两年的时间专打维权官司。一位靖边县公安局的副局长前日和我通电话,做我的思想工作,话中流露出他们一心替投资人着想,怕投资人“上当受骗”的“爱心”:“官司肯定是打不赢的,哪一级法院敢受理?”“老百姓本来已经亏了,现在再交那么多的诉讼费,再跌进去将来可怎么办?”我听了很生气。我说,你们政府去年抢老百姓十几亿的油井资产,你们怎么不考虑老百姓的利益,今天老百姓为要回自己的资产筹钱打官司时,你们怎么心肠突然好起来了,“人民政府”又想到要“为人民服务”了?朱久虎律师为首的律师团是我推荐给陕北投资人的,你们的意思是我和律师合伙起来骗大家的钱?你们也太小瞧人了!
    
      我虽然在陕北油田没收案上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我还有可作其它生意的财力、能力和地方。我之所以在陕北民营石油维权问题上“咬定青山不放松”,不仅是经济利益问题,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的人格、我们的尊严受到了侵犯和侮辱。我们中华民族不知什么原因,传统上总是“勇于私斗,怯于公战”,邻里间为了一只鸡,为了小孩子打架能闹出人命来,可是受到强权政府的侵害,却只能选择沉默和逃避。我们活着不只是为了“生存权”。说中国人“不适用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就是视中国人等同于动物。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的”,“收回油井是为广大人民利益的,牺牲一些油老板的利益算什么”。今天这种老调已再也骗不了多少人了,而“以人为本”的原则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为维护我们个体的权利奋争。因为,今天政府侵害我的利益,明天它就会侵害你的利益、他的利益;现在侵害我们的利益,将来就会侵害我们的儿子、孙子的利益,这种状况会永无改变。我很赞赏人民大学李义平教授在“依法行政学习研讨会”上发言: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积极行动起来,和违法的政府作不懈的斗争,我们社会的进步就有希望了。(图50:作者离开呼和浩特赴广东写作,冯秉先夫妇机场送行留影)
    
      政府违法行政的最有利条件和最肥沃土壤,一是群众的权利意识处在睡眠状态,二是群众不懂法律,三是公、检、法、司的公务员不相信也不懂得法律。只要有这片肥沃土壤存在,再清廉的官员久而久之,也会蜕化为群众利益的侵犯者。这不是什么“存在决定意识”,而源于人人生而具有的罪性,人没有能力抗拒犯罪环境的长期诱惑。因而把希望寄托在明君和清官身上是徒劳的。中国的政治进步只能走依法维权的道路,通过广泛的维权活动改变人的存在和意识,改变人自身,也改变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生态。在这个过程中,群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法律知识的增长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冯秉先生在蒙古大草原的蒙陕交界处,长在有着几代传统的商业世家,养成了自由豪迈的性格,使他不堪欺侮和侵辱。他又热心公益事情,擅长逻辑思维,懂法律,知进退,有韧性,讲策略,因此得到石油投资者的信任,成为脱颖而出的维权代表。但他这个代表不是自封的,而是陕北地方政府大面积的侵权行为催生和打压出来的。两年以前,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把时间和精力用在维权活动上。中国几千年历史和文化中最缺少的就是公民的权利意识。家置一喙进行公民权利的教育,远不如政府的侵权行为更能唤醒和激发起公民的权利意识。从这个意义上,也仅仅从这个意义上,陕北地方政府的侵权行为才是“有功劳”的。
    
      孔子说:“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大规模的恶劣的侵权行为反激出大面积的坚韧的维权斗争。陕西省政府不能怨冯秉先这些维权的代表人物,而应该反求诸己,做一个善于解铃的系铃人。中国如今迫切需要的不是什么宏图伟愿,而是通过认真反思和纠正自己特别是政府的错误,实现社会、民族和个人的真正进步!
    
      2004年9-10月于陕北--内蒙--广东--上海
    
       定稿于北京市延庆县永宁乡河湾村野刺山庄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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