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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振荣:论民主的直觉
(博讯2005年11月27日)
    (编者按:原稿没有分段,博讯编辑粗略划分,未必准确)
    
     一、 故事 (博讯 boxun.com)

    
    日本著名的科学家福井谦一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叫《科学的直觉》。文章中,作者回忆了1981年12月12 日,瑞典国家广播电台邀请当年获“诺贝尔奖”的8位科学家登台亮相一事,其中的一位节目主持人问他“你认为是否存在对科学的直觉?”他“立即回答:‘我相信它的存在。’”在作者的解释中,所谓的科学的直觉,是说科学在认识问题上“是不依靠逻辑思维的选择”。“例如看到一只苍蝇在飞,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由的认识,但科学工作者不满足苍蝇是活物所以才会飞这样一个回答,而是看做是苍蝇体内产生的各种科学因素才会飞。”总之一句话,科学家可以凭自己的直觉认识许多的问题,而且这种以直觉所认识的问题同运用“逻辑思维”方法认识的问题相比并不就低级。我在读了这篇的文章之后,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陷入了这样的思考:在我们民运人士的身上存在不存在民主的直觉?如果说存在,这样的直觉在认识民主方面到底能够起多大的作用?今天,我们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民主是科学,那么,在民主问题上,科学家福井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方式就可以用中国传统治学上的“故事”来解读。依据这样的“故事”,我行在前人开辟的路上就省劲的多了,不然的话,我就得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那该多费劲啊!
    
    二、 民主的直觉——可靠吗?
    
    目前民运队伍中有许多的地方盛行着行而上学,许多的领域还处在受无形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教条的束缚之中,不得自由。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民主运动要能够在21世纪的头10年打开局面,民运人士实现自己精神、思想和理论方面的解放是极端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我们应该很好的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在我们中国民运人士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残余部分”就是我们 认识和分析民主时只能够对它做出“理性”的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够运用“理性”的方式和“理性”的程式对民主做出“理性”的描述和“理性”的解释,从而误认为民主就是“理性的”,而不知不觉地把民主的另一半——感情主义的一半——给扔掉了。所以在某些场合中,我们说到民主的时候,特别是在说到了中国的民主的时候,往往首先问:“它是不是理性的?”一旦我们认为它包裹着一种情感主义的东西,或者说它是因受情感主义的支配而不能称之为理性的话,那么,我们对它摇头。
    
    正因为是这样,在我们许多人的思想和意识中,民主的东西最后就势必弄成了取掉情感因素的冰冷冷的东西了。这样的思想和意识所导致的逻辑后果,是我们必然要在中国造就一个十分“理智的”、非常“冷静的”、不带任何的“情感主义因素”的民主运动。在这样的运动中,每一个参与运动的人都要至少要被看成是一个“理智的动物”。于是,理解民主、发展民主和创造民主这样的行为就有可能被逻辑思维所垄断,而不给直觉发现和认识问题留下任何的余地。还有一个现象值得一说,那就是在中国,当我们说到民主的时候,我们往往对于那些书本上的民主理解的非常的出色,如果这些民主出于西方大师们之手笔,我们就会百般的信奉,崇拜得五体投地,但是民主若还出于我们中国人民的创造,又如果这种创造表现在人民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地参与了政治运动,并在运动之中经历了“灵魂”和思想方面的考验,那么,我们对它就不能够做出积极的评价了。因为,在民主问题上,我们中国人好象永远就是“小学生”,永远地要读民主的“一年纪课本”。要不然,离开了它我们就说不出民主的A、B、G了。由此而形成的局面是:我们在说到了西方的民主的时候,振振有辞,口若悬河,但是,在说到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民主时,就佶屈聱牙,言不由衷了。
    
    在《对一个伟大的时代的回忆与理解》中,我不满意这样的一种状况,对它做出了尖锐的批评。在批评中,我运用了马克思运用过的一句黑格尔的名言“这儿有玫瑰花,就在这儿跳舞吧”来讽刺那些在说到民主时“言必称西方”的人。近20年过去了,我当年所批评的对象,在我们民主的队伍中依然的存在着。我们中国在经过了近一百多年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之后的今天,我们中国人对于民主的认识还如此的时低级,这实在是我们的不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发现事实是这样讽刺我们的:在中国官方大肆宣扬“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理论”时,我们却在另一头“配合”着宣扬民主的“低级阶段”。正因为我们的民主的知识是“低级的”、“初步的”,所以我们对民主只能够作出字面意义上的解释,不敢在字面意义之外去说哪怕一句话,生怕说错了。这样的情形也好理解,因为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习惯对于民主做出纯粹理性的解释,都乐于把民主的革命和民主的运动放置到理性控制的水平上去理解,所以,由此而造成了我们的一个失误,即错误地认为所有不能够被看成是理性的东西都不能够叫作民主。其实,这是我们的一种认识上的错误,这样的错误反映在我们的行为当中,就势必会造成我们在规划未来的中国民主运动时出现差错。自然而然,上述情况的发生严重的影响了我们同广大中国人民的关系,出现了我们的队伍与中国人民大众相“脱节”现象。
    
    到今天,为止我们民运队伍中间的某些人在说到民主时,也还是摆脱不了“被虐待者”的角色。我们许多人都没有认识到民主这样的东西,一半儿是一种“社会的实在”,一半儿是参与民主的人的自己的“创造”;而这种被“创造”的东西与“创造者”的情绪和感情又是混为一体的。因此,我们就没有理由把民主理解只能够接受理性解读的东西,而不给民主的直觉认识能力留下余地。分析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在我们所熟悉的哲学思想中就可以找到。我们通常认为感觉性的知识低于理性的知识一等。所以,我们以为知识进步的“规律”就是把感性的知识提高到理性知识的水平之上。因此我们在知识进步的进程中应当尽量的占有“最高”的知识。
    
    其实,这也是认识上的一个错误。在古典民主理论的体系之中,伟大的哲学家大卫、休谟就曾经明确的指出过感情的东西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他在《人性论》这部伟大而又不朽的著作中,抱怨人们对“理性的永恒、不变性和它的神圣来源”已经被“渲染得淋漓尽致,”而没有对人类的感情做足够的研究。为了纠正他所批评的人们只重视理性的东西的现象,他特意把人类情感中两种最基本最主要的因素——“骄傲”和“自负”挑了出来,说“没有东西能够象骄傲和自负那样地鼓舞和振奋人心”。
    
    时间在进入20世纪的70年代时,当人类社会被意识形态划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大阵营的时候,西方一些著名的自由主义的思想家竟然把“社会主义的社会”称之为“理智指导的社会”,把“资本主义的社会”叫做“受感情支配 的社会”,从这样的分类原则中,我们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难道这些在世界上也算是数一数二的学者们竟认为“受情感支配的资本主义社会”低于“受理性支配的社会主义”一等?对自由和民主这样的东西的做进一步地研究,人们便会发现:自由有的时候完全可以说是人的情感表现的自由和感情抒发的自由,民主的东西亦可以解释为民主的制度和程序尊重公民感情、公民情绪以及公民随其所好的在政治上的意性选择(不只是理性的选择)。无论是在自由的表现或者在民主的选择中,表现和选择的自由与其说是出于选择人的理性,不如说是出于选择人的感情。
    
    正因为是这样,在民主的运动和自由的生活中,那些许多许多的现象可以被人类的直觉所感知。在民主中,民主只关心公民的选择,而不关心选择的目的和性质。也就是说,在真正的民主选举中,选举结果仅仅计算票数,而不考虑每一票出于什么的动机而被投下。在民主的计算中,一张出于理性的考虑所投的票同出于感情的激动而投的票的价值是一模一样的,前者的价值不被后者多出一分,后者的价值也不被前者减少一分。把这一切的问题同民主的运动(包括民主的选举运动)通常都是人心激动的情形联系起来思考,培养我们民运人士的民主直觉的事情就显得十分的重要。令人失望的是:今天,我们中国的民主尚未成功,我们的民运人士已经老于世故了。
    
    三、 民主的直觉在认识中国民主时的重要性
    
    在中国近一百多年的时间内,我们并不缺乏民主的革命和民主的运动,而真正缺乏的是民主的理论和民主的思想。所以,在我们中国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人们在谈论中国的民主的问题时,就往往会运用外国的方式、外国的理论甚至外国的语式。也正是在这样的谈论中,中国民主就必然地会发生流失。上述的事情发展到极端的时候,每一次民主运动都好象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一个民主的开端,都似乎以为此前的民主是“虚假”的。于是,就出现了中国民主的画地为牢的周期现象,在每一个现象的每一阶段中,民主都独立的存在着,既不同以前的民主发生有价值的联系,也不可能把自己的价值设法传给后来的阶段。于是,民主的特定阶段的特定形态,就被看成是民主的内在本质和内在的意义。要追究造成上述现象发生的原因,当然不是本文议论的内容,但是我在把这样的现象出现的原因之一归结为中国民主理论的不发达时就有了一个问题把握上的正确性。要知道,在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中,直接提供民主革命理论和民主运动思想的人们都很难说是职业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他们的真实身份是职业的革命家,理论和思想是他们的“附带”的东西,而在后来,这样的“附带”性的东西随着他们本人在革命和运动中的权威的上升,就变成“最高真理”之类的东西了。于这一现象相对立的是那些真正有能力、有本事、有水平为中国民主“生产”理论的人们,却一股脑地被“挤到台后”去了。
    
    分析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说,从19世纪末至21世纪的今天,在中国,先后为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定义”的人只有两个:孙中山和毛泽东。但是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他们的理论和思想的局限性都是十分明显的,所有很难运用它来非常成功的解释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因此,在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占统治的地位的时候,中国社会上那许多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就不能不变成他们的“应声虫”。如果说这是中国民主革命所生产出的一个“霸道”现象的话,那么它首先是“精神、思想的霸道”和“理论上的霸道”,而我们今天所竭力推进着的中国民主化运动所要对付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霸道”的“历史的遗产”。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要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行为已经事先地决定了我们必须要继承上述的“遗产”,而不管它“霸道”与否。也就是说,我们即就是认为它是一项“霸道”的“遗产”,我们“改造”它的前提是承认它的存在。
    
    如果这样的意思的正确的表述是我们必须批判的接受这种民主的“遗产”的话,那么我们面临的是对一种不成功的民主的辨认和对一种不理想的民主理论的改造,这就要求我们对于中国的民主问题要有一种我们中国人的对待。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的是“第二民主”,而这样的民主在西方社会中是不存在的,所以,当我们的民主的水平还处在“学习”西方的阶段上时,我们运用“照搬”来的西方的民主理论就解释不了它,于是,我们就会把自己所参与的那些民主当垃圾一样的扔掉。其实,我们在扔掉了真正的垃圾(如毛泽东思想)的时候,把那些于曾经同“垃圾”一同产生出来的我们的价值,也给扔掉了。对于那些出现在外国的成功型民主,我们中国人很会辨认,但是在辨认那些发生在中国的“可疑的”、“有问题”的民主(这恰恰是我们的民族在以往的时间中所与之“打过交道”的)时我们就显得无能。
    
    为什么会发生上述的问题呢?我的看法是:我们缺乏民主的直觉认。就以我个人的例子来说吧。起先,我对民主的直觉问题的思考有着“应急”的用意,因为它有着可以迅速改变我们民主理论不足的用处,可是,随着我对民主的理论的研究的展开,我倒是对它形成了一层更加深刻的看法,即我们如果不给民主的直觉认识问题以空间,我们就有可能遇到丢失许多的认识民主的机会,这样的机会本来对我们是非常缺少的。因此,我认为如果上述的情况不被我们认识,那么到最后丢失整个的民主的事情也是可以想象的。把民主看成是人类理性的构建是18世纪的古典思想,这样的思想在后来的发展中已经走到了这样的地步,即要能够有效地保守住这个古典构建的价值就必须假设民主所包含的东西是与人类的理性完全相反的人类的情感。就这样的意义而言,与其说民主诉诸于人类的理性,不如说它诉诸于人类的情感。弄清楚了这个道理,我们在认识民主的事情上提倡民主的直觉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了。特别是对于那些人们带着很激烈的感情参与的运动,我们若不凭民主的直觉来捕捉的话,就不会有任何的收获。在这里,民主的运动同政治动乱的关系如此的密切,似乎前者就是后者。所以中国人在把1966年的政治大解放运动看成是“动乱”时,那么把1989年的学生运动看成是“动乱”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在我们中国,民主的运动和民主的行为如果要冷静到十分理智的程度的话,那么理智的最后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谁又能够说得清楚呢?即就是说清楚了,谁又能够掌握呢?
    
    1989年,学生们和市民们的冷静和理智已经是够可以了的,可是,镇压它的人的借口就没有了吗?不,不是的,“反革命暴乱”的帽子不就是照样地戴在了大学生和北京市民的头上的了吗?当我们中国仍然处在民主革命的传统阶段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民主必然地要为一直遭受压抑的人的感情和人的情绪留出足够的发泄空间。在发泄中,人的最真实的部分不是表现在理智和理性的方面,而是表现在感情和情绪上面。在1966年的运动中,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如上所言,可以说在有民主的情况下,就必然有着人的情绪的高涨和情绪的激动,而这样的高涨和激动就造成了民主的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在这样的环境和场合中,你要认识民主,那么你对民主的判断就必须是直觉的。
    
    后来,当你在反省直觉意义上的民主的时候,你就没有理由非要把它还原成为理性的东西不可。如此这般说来,民主在这时固然亦不丧失它的古典理性意义,但是造成民主的事实的主要的东西却是这种非理性的东西。在今天,人们若忽视了它的存在,什么是民主就完全的不好定义了。
    
    四、 民主的“近视病”
    
    民主的直觉告诉我们,要认识中国的民主的就得预防民主的“近视病”。而在目前,中国民运人士中间患有“近视病”的现象却十分地突出。究其原因,这些人受“体制内的异议人士”的影响是最为重要的。如果我们要对邓小平的所谓“改革”做一个全面的剖析的话,那么,这样的“改革”的最不成功的地方就在于“改革者”患有“政治上的近视病”。这种病症发展到极端时候就会把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用“一刀切”的方式“切”成为两半:一半是“改革”前的;一半是“改革”后的,而前后的两半又是被分开来看待的。如果说“改革者”认为前一半是“错误”的话,那么后一半就被放置到“正确”的位置上了,于是,他们就在反对“错误”的一半的前提下开始了“正确”的一半的建设,而中间落下的这“一刀”,却要“切”得要干脆利落,不容许半点的拖泥带水。中国的“改革”其所以走到了失败的地步,这可能是其中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半截人”和“半截社会”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改革”也只可能是“半截”的。但是呢,问题的要害在于不管“半截人”或者“半截社会”都不是客观事实,而是人为的政治事实和社会事实。因此,这样的“改革”充其量也只能是“半拉子的改革”。
    
    关于这一点,我在1986年写作的〈〈风言浪语录——锦夫谈九篇〉〉的书稿里已经做了详细的说明,可惜它一直被尘封的命运没有使它之中的思想见诸于天日。在我的上述书稿写成后的3年,中国社会上的“半拉子改革”在“6、4屠刀”下全面的露出了真相。在此后不久,有关评价“改革”的著作在“拥护赵紫阳”的名义下,被推了出来。由吴国光写作的名叫〈〈赵紫阳与政治改革〉〉的书很值得一提。这本书中把赵紫阳描写成为共产党上层的改革者的思路并不错误,对于赵紫阳在改革中所作出的贡献的描写也不失实,即就是这样,我还是在本书中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即赵紫阳的那个“改革的班子”中的所有的人(包括赵紫阳本人在内)无不都是些政治上的“近视眼”,在几乎所有的重大的政治问题上,他们都同邓小平一样的只认识“改革后的人和改革后的事”,政策和规划都是以此为基础设计的。这这样的做法造成的后果是把“改革”前的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当成了毛泽东式的“白纸”来看待,要同毛泽东一样好在“没有负担的白纸上绘画绣花”。翻开这本书,在记录得十分详细的“政治改革”的谈话和讨论中,除了薄一波一人有时候说到“50年代”或者“60年代”的问题,其它人的谈论没有超出“11届3中全会”的时间。在这篇文章中,我并不是要评价赵紫阳的“政治改革”,而是从议论赵紫阳的“政治改革”的文字中发现了目前中国民主运动的主流思想和主流看法还没有越出官方“改革”的一步。
    
    在这里,我认为我们中国民运人士不是“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是“不肯越雷池一步”。由此而出现的问题我们就看得十分的清楚:我们的民主的也就被“圈”在了赵紫阳的“政治改革”的那“圈子”内了。表面上,我们的民运人士是自由,其实,我们仅仅是在上述“圈子”里享有自由。在民主的问题上,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宁可相信赵紫阳的理性,而不肯信赖人民的感情、人民的判断和人民的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民主的直觉就会被压抑,而我们运用民主的直觉认识问题的能力也就会大大的下降。这样当历史和现实赋予我们承担中国民主的大任的时候,我们因不能够有效的辩识民主而不得不扔掉民主的一大半,而这被扔掉的民主的一大半却恰好是民主的最精华的部分。
    
    我们中国人在形容人的愚蠢的时候,有一句话,叫“骑着毛驴找毛驴”。用这句话来批评我们是最好不过的了。我们的民运人士是寻找民主的人,但是我们在已经经历过了多次的民主运动之后,我们却没有感觉到自己已经同民主交过了手,这不是“骑着毛驴找毛驴”又是什么呢?这样的情形在目前的时间中,其所以困惑着我们,就在于我们不认为有民主的直觉,也不认为民主的直觉也可以担当住认识民主的大任。所以,在某些的场合中,我们即使使用了民主的直觉,但它也是象上面所描述的情况一样是非常短视的、近视的。
    
    五、 民主的直觉与“第二民主”
    
    我所在的韩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这样的几样事情对我个人有很大的触动。
    
    一、我们中国人要在韩国生活就要租房子,租房时,我才发现韩国有40%的人没有自己的住房,这些人同我们在韩国的中国人一样的靠租房来过活;
    
    二、韩国的阶级分化十分的明显,中产阶级的居住区和无产阶级的居住区显然存在很大的差别,与此相关的是阶级的差异在韩国所造成的阶级壁垒处处可见;
    
    三、韩国的基层社会的人们基本上不关心政治,大多数人认为政治是中产阶级的事情。
    
    今年3月,韩国国会换届选举,我所在的小区在选举前出现了三辆选举宣传的车,车上画着候选人的巨幅肖像,配着音乐,气象也颇壮观,每一个宣传车上好歹也有6、7个人,候选人用高音喇叭发表演讲。但是,在我看到的三种场面中,听讲的人数没有一个超过车上的人。其冷淡的气氛读者们可以想象。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韩国就比中国差,其实韩国在许多方面是我们中国所不及的,但是我仅仅就以上的三个现象说明我的一点看法和感想。我不承认中国以前的“社会主义”就在所有的方面的确不如韩国的“资本主义”,但是,我发现在住房这样的问题上,我们中国的普通人却绝大多数拥有自己的住房,尽管有许多的住房的完全产权不属于个人。也就是说在住房问题上中国要比韩国合乎人道和公正。
    
    第二,中国社会阶级区分和韩国比较起来,就很不明显,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市民群众和农民中没有中产阶级的概念,也没有很多的明显可以辨认的中产阶级聚居区,人际关系中也没有明显的阶级壁垒,一种残余的非阶级的“革命同志”的“平等”现象也还是存在着;
    
    第三、中国基层社会的人民群众对政治还保持着传统的热情,在许多的场合中,政治事件仍然是大多数人关心的问题,所以,政治的热情在中国虽然遭受压抑,却并没有被因此而表现出冷淡。这样的思考如果给出如下的总结,那岂不是说在“专制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虽然是奴役中国人民的东西,但是中国人民在这样的时期中却与“第二民主”发生了接触,所以,当政治上的遭受奴役的教训在被人民总结出来之后,如何把出现在人民社会中间的“第二民主”因素及时地转化为建设中国民主(也叫“第一民主”)的动力——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之一。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才对民主的直觉寄予了希望。
    
    在今天,中国民主的队伍其所以不能够把自己的影响成功的传播到中国去,专制主义的封锁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我认为比这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民运人士没有能够创造出被中国广大人民能够容易从内心深处接受的民主。也就是说目前的民主的“雨露”只能够“湿”中国人之“衣”,不能“洒进”中国人之“心”。究其原因,我们的民主因过于的“生硬”和过于的“理性”而远离了人民。
    
    在我们的意识中,虽然没有人要把中国人民造就成为“理性的人”的动机和思想,可是我们的所宣传和宣扬的民主的理性程度却有着拒绝“非理性人”的特征和特点。可见,我们虽然是反对专制主义的,但是我们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受流行马克思主义的统治的历史还没有使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达到卢卡齐所说的《理性的毁灭》的境界。事实上流行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已经造成了中国社会主要价值的“毁灭”,可是,我们并没有对那个“理性”做出足够的批评,以至于我们错误的认为只要用“民主的理性”代替“专制的理性”就可万事大吉。民主的直觉在这里可以对于上述的问题说“不”了。说“不”的意义不只是批评的,更重要的是它还有建设的意义。如果这样的意义可以被表述为民主的直觉才是民主的意义的最大产生者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是理解了民主的精髓。2004-11-17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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