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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振荣:论1966年(1)
(博讯2005年11月19日)
(一) 

    
     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发生类似于中国1966年的巨大事变。因而,我们在事后分析它时,仍然可以采用当年人们所说的“史无前例”的话。就对这一运动事后所做的分析而言,人们也许可以联想起1917年的俄国革命,也许会联想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或者1640年的英国革命,然而,联想总归是联想,因为人们总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理解它的参照系,事实上呢?根本就没有。它完完全全地是一个中国运动,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产物,是中国之外的任何国家的运动都不能够比拟的独特而又复杂的运动。这个运动在发生的那个时间上,没有向任何一个国家学习的动机,也没有照抄世界上任何一个现成的运动,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人自己搞起来的运动,表现出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政治想象力,如果说这个运动有着一个类似于布尔什维克的政变意义,那么它也许很快地会被人们认识;又如果它是中国的1911年的武昌起义或者是1949年的共产党革命,那么它就根本不会显得那样的复杂和费解,以至于所有欲认识这个运动的人在跃跃欲试之后,无不以足陷泥潭而告吹。到今天为止已经发表出来的研究文章虽然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是有价值的却寥寥无几。在通常而又普遍的看法中,这一年叫“文化大革命年”,但是“文化大革命”到是怎样的一个运动,至今也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博讯 boxun.com)

    
    与这种现象并存的是,这一年的运动参与者--“七亿中国人民”(当时除台、港、澳外的中国人口总数)--对于运动的革命性质的认定是千真万确的、明明白白的,没有哪怕半点的怀疑,以至于每一个人似乎都自以为向别人和社会“暴露”和“敞开”了自己的“灵魂”,因此我认为你如果要在中国社会的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寻找一个“开放”的窗口的话,那么你找不出1966年就是枉然。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都认为这是一场“灵魂深处的大革命”。即使这样,也还得承认,运动在发展的阶段,人们为自己的“灵魂”被运动所“洗礼”而狂喜不已,只是到后来当他们感觉到“洗礼”了的“灵魂”需要安顿时,才出现了一个茫然的失落感。运动发生时,人民仓促“上阵”,运动中人民又尽情尽兴表演以至忘乎所以,运动消解时,人民又因无所措其手足而又一筹莫展,这就是我要强调的一点。事实是:“文化大革命”这个事件既可以被看成是一次共产党的政治运动,又可以被看成是毛泽东个人的一场革命,还可以被看成是直接参与了这个运动的“亿万中国人民”的运动,全在于你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出发点,并且采取一个什么样的观点看待它。所以,把它在三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上作为三个不同的运动来看待的现象就是1966年现象,这样的现象在全世界仅此一例,朋友,我告诉你,绝对没有第二个!
    
(二)

    
    1966年以前的中国是个一元化的社会,但是在进入1966年的下半年时突然间出现了社会的多元化局面。到今天为止,当人们在没有对这样的多元化局面发生兴趣时,对它的认识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我们中国人即使在已经接受了民主是一个多元化的东西的概念之后,也很少有人想到1966年是民主的一年。许多人在研究这一年所发生的伟大事变时,都运用一元化的观点,把1966年伟大事变中的所有的意义用毛泽东的包袱包起来,而不论“包袱”里的东西是“好”还是“坏”。我在上一个世纪的80年代中叶提出了1966年政治的多元化问题时,从那时起到今天,我一坚持这个观点。
    
    1966年的8月,中国社会出现了三元化现象:一元是中国共产党,一元是毛泽东个人,另一元是中国人民。而在1966年以前,这个三元在一个同心圆的关系中作为一元的事物存在着。1966年的中国社会的共产党这一元很好理解,这个社会在此期间被称之为共产党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社会的“核心力量”(毛泽东语),所以,最初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共产党的政治设计,只是被设计中的运动的发展需要“超越”共产党运动的上限而变成为一场“革命”时,我们就不能够用现成的共产党的模式去分析它,因为,在这里发生的问题是:共产党的运动必须要反对共产党,但是“反对”的行为又如此特殊,你如果用当时的“地、富、反、坏、右”反对共产党的行为去理解它,你就会如“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因为运动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反共”动机,所以这种“反对”共产党的行为就被人们看成是对共产党的“爱护”和“帮助”,于是,一个完全有可能导致血腥事件的运动就被“人道”化了,而这样的“人道”的东西恰恰是运动的民主的本质之所在。到我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为止,许多的人包括那些中外的“文革史专家们”在内也还是被运动的表面现象所蒙蔽,他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共产党的政治运动发展到后期,已经变成了一个“炮打”共产党的运动了。毛泽东在1966年作为社会的一元的问题就在于他个人在这个特殊的年头上扮演了一个类似于神的角色,因此,在传统的神的位格上出现了他个人的身影。在篇文章中,我没有详细评论毛之为神的可能性,我仅仅是说在1966年出现了毛个人变成为神的事情关乎着“七亿中国人民”政治解放的大事件,也就是说正是在这样的事件中才产生了毛之为神的现象。正因为毛是在神的位格里发生其个人的影响的,所以,我们把他个人的作为社会中的一元来看待是符合1966年的真实真相的。但是如果我们采取中国社会现在流行的那个做法,把“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作为讨论1966年事变的“资料”,我们不就是违背了1966年的基本的事实和基本的情况了吗? 
    
    1966年,中国人民作为社会的独立的一元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这是一个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但是如何解释这样的事实,我们中国人中间就发生了很大的分歧。有一点可以肯定,在1966年之前,统治中国人民的是共产党而不是毛泽东个人,所以在这一年的政治事变中,人民选择了毛泽东“个人”而排除了共产党“集体”是一桩可以经得起论证的事实。也就是说,1966年的人民政治造反行为是在举着“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情况下对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组织(上至中共中央,下至基层党支部)发起了“炮击”……而在这样的事情中,毛泽东一反常态的支持了人民的造反,并且为它火上加油、推波助澜,这样以来他把自己的身体从“共产党中央”抽了出来,而放到了“人民群众”一边就是1966年的毛的最有价值的部分,把这种行为同运动初期,他号召“共产党人站到人民一边”的事情联系起来分析,人民自身的形象被毛个人的肖像象征性的表现出来的事情是有其发生的根据和理由的。因此,我通过对1966年的毛泽东肖像(那是1966年最流通的“政治货币”)的分析,发现了他的“两面性”:一面是清晰的毛的头像,另一面是模糊的人民自己的画像。
    
    正因为如此,在那个时刻人们在描述同一个观点时,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和这是“我”的是没有很大的区别的。大凡亲身经历过66运动的人谁个不对普通人自己创造“毛主席语录”的事情记忆忧新。 如果说在1966年前的一元化的时间里,三元的利益和权益的认同存在着一个相同点的话,那么,在1966年的大分化中,各个元的利益、权益的分离和分立就造成了社会力量的重新组合的现象,于是“铁板一块”的专制社会主义的“统治”才产生了被“革命的人民群众”“打得稀巴烂”的可能性。
    
(三) 

    
    同许多人的想象不同,要认识1966年的毛泽东是极其困难的事情,所以,我在1985年写作《六六运动论说》的书稿时特别地辟出了一章来专门的论述毛,就那样我还嫌不够,在后来的文章中又对此发表了许多的议论。我认为:认识1966年的毛是理解1966年事件的“钥匙”,所有欲认识1966年事件的人都必须要运用这把“钥匙”,不然的话,我们是永远不会打开认识1966年中国事变的“大门”,既然我们连门也打不开,又何谈“登堂入室”呢? 最庸俗的见解认为1966年的毛造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如果这样的看法不被抛弃是话,那么你在认识1966年的问题的时候就只能够充当奴隶,你不会因此而获得认识问题上的哪怕一点点的真理。我也承认在1966年毛同刘、邓发生了冲突,由毛个人解释的“文化大革命”有着一个反对刘、邓的明显的意图在内,但是被这重要一千倍、一万倍的事情是毛在这个时候造了“共产党官僚制度”的反。所以,他的造反行为不只是冲着“党内反对派”,而是冲着已经严重官僚化了的党本身,用“金猴奋起千均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毛的诗句来说明当时的情况,的确是再好也不过了!不管怎么说,毛认为1966年的人民受到了“压迫”,而这样的“压迫”与“无产阶级社会”的本来性质相冲突--这却是一桩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在这里,我不可能糊涂到把毛当成是民主的人物来看待的程度,但是,我却被一般的人更清楚的发现毛以他个人的方式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社会的“不民主”的问题却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千真万确的事实!
    
    在这里,如果说1966年中国社会的“不民主”问题是毛在“心血来潮”时“提出”的,那么,毛在1966年被造反的“亿万人民”造成为神的情况就不能够得到科学的解释,事实是,毛从60年代伊始就在潜心研究共产党社会的“变质”和“腐化”的问题,所以,在1966年当他站在了“个人”(不是党的)的立场上判断现行的中国共产党社会是一个已经发生了“腐化”、“变质”的社会时,他要求共产党社会用“革命”的方式以摆脱现状的时间就同中国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政治解放的时间重合。而正是存在着这样的“重合”,因此,毛的一元和人民的一元就产生了交通! 
    
    如果,我们对于1966年的毛的行为有着一个科学理解所要求的最底限度的把握的话,那么,可以这样说,1966年的毛站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上”发现和批评了共产党社会的“不民主”问题,如果说毛的批评也有着“过激”的因素和“过头”的缺陷的话,那岂不是说他把一个“完整而有秩序”的已经有了“17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社会当成为“资产阶级黑线专政”的社会,并以此为契机“号召”人民起来造反!在这里毛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现在变成了人们评价毛的行为的焦点,依据这种看法,如果毛的动机是高尚的,那么其行为也是好的;反之,如果毛的动机是卑鄙的,行为也就是可恶的。于是,这样以来人们把毛与中国社会的关系的问题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转化成为毛个人的道德或者品质的问题,唯其如此,我们在研究“毛的错误”的时候却没有能够幸免于自己犯“错误”。
    
    在1966年之前,个人在历史的发展上能够起多大的作用--这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但是在1966年这一年它变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到今天为止,我们对这个“事实”的解读不是十分成功,我们充其量把对毛的“神化”变成了对他的“魔化”。确实呢,无论是“神化”毛或者是“魔化”毛,都没有跳出毛的问题的圈子,只不过我们对于毛的圈子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而已。“神化”毛的方式是说毛在1966年的伟大使中国人民也伟大起来了,“魔化”毛的方法认为毛的一个错误同时导致了“七亿中国人”的错误。你看,这不是半斤对8两吗?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披着一张毛的“外衣”,所以所有要研究1966年的人如果他们不能够“揭开”它,就谈不上什么认识。因此,我个人认识1966年的事件的第一感受就是“剥去毛的外衣”。
    
    1974年当全国正处在“热烈颂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的时候,我开始写作《绝妙的戏--一个青年解说员的话》的书稿(那时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位副连职干部),对于1966年政治运动的那“张毛泽东之皮”进行了勇敢的“揭露”。在这一行为中,我们终于看清楚了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的真面目,并且以青年人特有的热情歌颂了它。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看,这个写于30年前的文字的价值就在于它批评了毛的“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又从中发现和肯定了人民运动。今天来检讨这样的事情,我个人当时在激烈的非毛意识的支配下却没有走上“全盘否定”毛的道路,六六运动的造反精神在我身上“复活”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从此之后,我研究1966年中国巨大事变就一直遵循着我个人的方法和方式,从来就没有放弃之。我的方式和方法是:假设1966年的中国同时从存在着三个或者两个性质不同的政治运动,我仅仅是要研究其中的一个,所以我在从事这样的研究的时候,就顾不上人们对其它的运动的看法和评价了。
    
    因为以我自己的力分来说,我只能够研究那个我自己曾经以极大的热情和热忱参与了的并且在其中同“亿万的青少年人”一样为这个运动的“深入发展”而被疯狂和激情所支配的运动;这个运动在“源头”上固然和毛有关系,但是这样的运动一旦形成了自己的内容,运动的内在法则和运动的内在规律都使它要不断的重新的“设计”毛泽东,而不是毛泽东在“设计”和“领导”它。如果说毛本身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人物的话,那么这个运动自己所具有的神秘莫测性质就同毛的因素发生了偶然的巧合。于是,一个由我们这些红卫兵们“设计”的毛,同一个真实的毛已经是两码子事情了;而在运动中,我们要其中的哪一个?全凭我们的兴趣和偏好,就是上帝在场,它也是无能为力的。 如果你弄清楚了出于我们“设计”的毛本身是我们在那个运动中的一种“创造”,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忠于”毛的行为原来就是“忠于”我们自己--这样以来你就不会以为我们只是“上了毛的当”,其实,在那个运动中,毛又何尝没有“上”我们的“当”呢?无论怎么说,“上当论”根本解释不了那个伟大的政治运动,如果能的话,那么江泽民、胡锦涛这样的人为何“制造”不出也使中国人民“上当”的政治运动呢?为什么他们自己就不愿意被别人造成神呢?
    
    难道他们自己不乐意那样做?同样的道理,在1989年的大学生运动时,邓小平为什么非要用正规作战部队来镇压之,叫那时的大学生们“上”他自己的“当”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既能节约解放军的弹药,又可以不至于落下千古的“屠杀人民”的罪名,邓小平何乐而不为?1966年,红卫兵、造反派同毛泽东作了一笔政治的交易:前者忠于后者而得来了结社的自由、表现的自由和造反的权利,后者支持前者则换来了神的外衣。1966年,对于毛本人来说却也存在一个“造反”的问题。
    
    在1966年以前,无论是制度或者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都要求毛作为个人要服从共产党中央和政治局这样的“集体”“领导”,也就是说,毛虽然作为党内第一号当权派人物,也得要在服从党的领导方面为党员们作出榜样。因此,毛虽然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但是他一定也得要成为制度中的人,而不能够变成为制度外的人。如果说这样的“制度化”中国人的事情在1966年前也落在了毛的头上,也引起了毛的反抗的话,那么毛的“造反”就具有非制度的性质了。毛要变成为一个“自由人”和中国人民要求政治解放的事情又发生在同一个时间内就决定了毛有可能和人民“结盟”。在以后的时间中,毛是不是人民的朋友?这样的问题我并不关心,我仅仅关心的是在1966年他是人民的朋友!如果连这一点也认识不到,那么,我们就没有资格谈论1966年。 
    
    上述的话的意思如果被理解成为在1966年毛和人民都想要“造”共产党的“反”的话,那么,1966年的三元中的毛的一元和人民的一元的合并,就造成了1966年的“毛泽东现象”;所有要认识1966年的人无不要解读这个现象。但是我发现世界上的许多的“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者们无不停留在这个现象之中。换句话说,毛泽东现象的“五里雾”到今天还笼罩着许多的“文革史专家”,使他们看不清1966年中国伟大政治大事变的真相。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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