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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振荣:论1966年(2)
(博讯2005年11月19日)
(四) 

    
     1966年的政治运动不是一场非法的运动,在经过了暂短的“非法”时期后它“完全彻底”的变成了一个合法的政治运动。要说这是1966年的一个显著的特点的话,那一定意味着1966年在中国出现了这样的的局面: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中,反对共产党的运动却破天荒的取得了“合法性”;也正是这种“合法性”才最终的造就了“史无前例”的“7亿人的伟大运动。”若不是这种“合法性”的存在,要设想出现“7亿人的运动”而没有导致出社会动乱,那就是政治上的天方夜谈。  (博讯 boxun.com)

    
    如果要研究1966年运动的合法性问题,毛是一个绝对少不了的因素。正如我在上面说到的,毛对人民运动的同情和支持是运动合法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但是,我们对这样的条件如果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就免不了会发现毛也是因势利导的做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当毛在1966年的8月向运动施加个人的压力使它由“共产党运动”转向“人民运动”时,其所以能够很快的如愿以尝,原因就在于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集体抱定这样的一个信念:共产党是绝对代表人民的,在共产党的政治之外是不存在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运动的。所以这样的思想一旦走了极端,那么,“共产党运动”就是“人民的运动”以及“人民的运动”就是“共产党的运动”就会变成一个逻辑,在这样的逻辑力量的作用下去理解毛的个人行为,我们不就是发现问题的奥妙了吗? 
    
    在1966年之前的中国人民的政治实践中,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有着一个共产党组织的严格领导和严密的控制,所以,当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处在关键的时刻这样的领导和控制是应该加强还是应当放松?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是在运动的“深入发展”时,它到底应该是一场“共产党的运动”还是一场“人民群众的运动”?也就成为当时的党内斗争所面临的焦点。如何看待这个焦点,就成为如何认识1966年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无论是依据常规、依据传统或者是依据历史上的一贯的做法,刘少奇、邓小平要把运动保持在共产党控制范围以内的做法都没有任何的“错误”可言,在这里如果说刘少奇、邓小平“错”了,那其实是说共产党“错”了。
    
    抓住了这一点,我们在重新审理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的这桩“公案”时,发现毛批判的就不只是刘、邓为代表的某些个人,事实上他是在批评共产党这个政党和集体,因此“炮打司令部”的行为的实质上是“炮打”共产党。所以,在我的看法中《炮打司令部》的毛的大字报实际上是“炮打党中央”。了解了这一点,你就不会认为“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犯了扩大打击面的错误”,“错误”地打击了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共产党党内当权派!在我对66运动所做的研究中,指出1966年的政治运动本身就是一个在“没有打倒共产党”口号的情况下发生的“全面、彻底”“打倒”共产党的政治运动--这就是1966年中国伟大政治运动的“永垂不朽”的真正的原因。
    
    我作为这个伟大运动的参与者,在事后的回忆中,计算出了我个人在运动当中一共“炮打”了8级共产党组织,这些共产党组织的名称排列如下:于阡中学党支部;小南大队党支部;店张公社党委;兴平县文教局党委;兴平县党委;咸阳市地委;陕西省委;西北局党委等等。所以可以说我是从我的学校、我的家乡“炮打”共产党一直到了中央。尽管是这样,我在运动中却是一个普通的造反派红卫兵,我的行为同我们的“战友们”一样,都是再普通也不过的,一点也不特殊。就从这一点你去理解运动的性质,应该怎样的定义它,情况也就很明白的了。只是我要强调一点,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运动的朋友们来说,一听说“炮打”这两个字,你们也许想到了现在的“恐怖组织”所使用的“迫击炮”或者“火箭弹”,其实,根本没有那回事,所谓的“炮打”不过是贴大字报、举行抗议示威,包括1989年学生运动中的那种“静坐和绝食”,区别仅在于我们用了一些听起来很有“革命”性的话语来表达它而已。对于遭受了“17年”共产党“反动路线的压迫和剥削”的我们来说,这样的行动到底有何不妥--我至今也不明白?“火烧陕西省委”、“油炸霍士廉”、“炮大刘澜涛”、“砸烂西北局”这样的口号的我确喊过,但是我敢保证我和我们的同学连一把火都没有放过,更不用说用“油锅”去“烹”省委书记的了。我告诉大家,他们都好端端地活到了“复辟”时期,并且向人民抱了一箭之仇。 
    
    你如果要认识1966年,那么你就得对1966年以前是什么东西压迫中国人民的问题得首先要有一个认识,如果你的认识要在以下两项中间作出选择的话,那么,你就有可能发现1966年的奥妙。这就是:到底是毛泽东个人直接压迫中国人民还是共产党压迫他们?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你就必须在统治人的两种形式中选择其一。如果你认为在1966年服从毛的行为可以用密尔的“服从远方的君主就是自由”的语言来解读的话,那么你对人民“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行为的民主性质就不会不认同。因此,你在解释为什么“百分之百”的共产党当权派(包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被“打倒”了的事实时,就不会以为人民“犯了打击面扩大化的错误”。
    
    在这里人民反对制度的行为集中地表现在要反对一切曾经代表制度、并且曾经以制度执行者的身份行使制度所赋予权力的所有的人,若不是这样的看待问题,你就完全不会认识1966年。1966年是一个真正革命的年份,在这一年,革命“革”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头”上的事情却是共产党人们始料不及的。用刘少奇的话来说,这叫“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其实“遇到了新问题”的不仅仅是“老革命”,而是一贯代表了“革命”的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党。所以在这样的“革命”的初期中,那些不是“老革命”的共产党党员,甚至包括连共产党都不是的共青团团员也跟着共产党而“带灾”了就可以说是事出有因。研究这样的事情,你就会发现一个以“革命”的化身自居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一夜之间”由“革命”的党而变化成为“反革命”的党的事情,你就会知道什么叫“革命的辩证法”了!在这个“革命的辩证法”的另一头,那些平时连共产党的边都沾不上的人们,摇身一变,竟然变得被共产党还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了。
    
    就此而言,1966年是一个鱼龙变化的一年。任何人都不能够否认在1966年以前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生和产生是党的“革命性”的一次全面的展开和全面的的展示,所以,把握住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认识其中的深刻的和深奥的问题了。美国的一位专家把“文化大革命”当成了一次“失控”的共产党政治运动来研究的观点固然很好,只是他的研究仅仅地停留在这一步而没有向前再推进一步而已,所以这个美国人没有能够从他自己的研究中寻找出更有价值的东西。我要说明的是导致运动“失控”的原因不在共产党的外部,而在它的内部。就内部原因而言,一是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执意要把一个设计中的常规意义上的政治运动发展成为一种“人民群众的革命”,并且力主在运动中要运用“打破常规”的方式行事,提倡思想和精神方面的“全面解放”;二是共产党本身就在一直营造自己是与苏联、东欧的“修正主义政党”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象,一心要把自己“打扮”成“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职此之故,当这个党在“追求”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成为党的唯一的选择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内根本站不出来有力量的毛泽东“反对派”。
    
    就上面的意思来看,彭真、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革命群众”当成了“革命对象”的人们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反对者,他们同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一样的也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只是他们认为的“文化大革命”不应该“放弃”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说他们一心要把“文化大革命控制在各级共产党组织的牢固的领导之下”,而不允许人民群众造反。他们这么做和这么想一点也不过分和奇怪,因为这不但是这个时候的共产党的“共识”,也是共产党的历史和现实的要求,所以如果人们有着一个对于历史的记忆的话,那么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毛泽东和共产党就是这样做的和这样行的,问题却在于此刻毛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他竟然在1966年的8月5日,学习红卫兵的榜样,写出了名曰〈〈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大字报,正是这一张大字报把“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党中央”当成了“反动的活靶子”让人民来“打倒”;与此同时,毛用个人的名义和名誉“营造”了一个“人民”的“党中央”。 
    
    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刻中共产党内部就站不出来一个有力的“反对派”呢(邓小平在1982年曾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依我个人的看法来说,毛执意要把共产党的运动发展成为一个“人民群众的革命”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的思想,所以,如果从理论上说在共产党运动之外还存在什么“人民群众的运动”那岂不是有悖于共产党的“革命的逻辑”。正因为如此,当毛定义中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是一场“人民群众的革命”时,就不可能有人站出来能够进行有效的反对!从理论上讲,“人民群众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是有区别的,但是在实践上,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时,谁又能够分清楚它呢? 我在1986年写作的〈〈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我经历过的1966年政治运动〉〉的书稿中指出,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分成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6年的2月--1966年5月16日;第二个阶段是1966年5月16日--8月5日;第三个阶段是1966年8月5日--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日)。 
    
    第一个阶段上的文化大革命可以用“2月提纲”加以解释,它被定义为“文化艺术界”的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续”运动;第二个阶段上的文化大革命上了一个等级,它作为“教育界的一场革命运动”而被设计着,主要的是“解决教育战线上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的问题”,并且在理论上关乎着中国社会的“未来前途和命运”;第三个阶段上的文化大革命就变成了我说的66运动。可见在这三个阶段所构成的运动全过程中,“文化大革命”的名字没有变,但是它的内容和性质已经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变化,以至于处在变化中的运动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或者说要干什么,就没有人能够说清楚的了。按照事物的一般的规律,它只能是走一步算一步,所谓的毛“伟大战略部署”也不过是一个“空头”的东西而已。关于这一点,官方的“文革史权威”金春明教授曾经说:“文化大革命中最时髦的口号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前进’!似乎10年中的每一个重大活动都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因而紧跟这种部署当时成为一个普遍的时尚。但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什么,包括那些内容,不仅当时没有人知道,而且至今尚未研究清”(见《“文化大革命”史稿》)。金教授作为官方学者说出了这样的话,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事后的分析认为,第一、第二阶段上的文化大革命是属于共产党的,这没有多少的疑问,因为这两个时期的运动都被共产党组织(包括党派出的“工作组”)所领导,但是要说第三阶段上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共产党的,那就要犯大错误。如果你认为反对共产党的运动一定要在“公开打出反对共产党的旗帜下面才能够进行”,那是你理解方面的错误,与运动的真正性质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认为,在“拥护共产党”的口号下所作出的反对共产党的行为同打着反对共产党的旗帜反对共产党的行为相比较,一点也不显得掉价。因此,我们只要是不被认识问题的形式所困惑的话,你就会发现1966年是一个中国人民“全面、彻底”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年,在人民举起来“铁篦子”的时候所有的共产党式的“虱子”都被“梳”了出来,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跑掉的。所以我设想这样的运动如果发生在今天和明天,可能没有几个人会真正起而反对之,可是,它发生在30多年前,我们就认它不得的了,并且还一定要把自己打扮成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可见习俗对我们的智力的破坏被“6、4的屠刀”还要可怕!
    
(五)

    
    要认识1966年人民的一元就必须先认识红卫兵运动,不认识红卫兵运动把1966年8月在全国最多也不过是“闹腾”了一个多月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极少数人参加的活动当成全部的红卫兵运动(目前中国的文学艺术就是以这样的方法对待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的),那就要犯很大的错误。事实上,这样的红卫兵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临灭亡的前夕所“包办”的红卫兵,在《回忆与理解》的书稿中,我叫它“党办红卫兵”,是兆发意义上的红卫兵运动,也是真正的“昙花一现”的红卫兵。这样的红卫兵人数在全国的红卫兵中所占的比例连万分之一也不到,但是,它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所留下的影响却是致命的,现在以文学或者电视剧的方式所表现的红卫兵全都是它。若不是我个人曾经当过这样的红卫兵,若不是我个人以造反的方式从这样的红卫兵中“杀”了出来,那么到今天为止我对真正的红卫兵运动的辩护就不会这样的生动而且有力。
    
     在上一个世纪80年代中叶写作的《66运动论说》和《回忆与理解》两部书稿中,我以我自己曾经在不同的时间内参加了上述两种不同性质的红卫兵运动的个人经历对红卫兵运动做出了自己的解读,从而把在一个名义下所进行的两个运动给区分清楚了。在批评、批判了“党办红卫兵”的同时为自治的红卫兵做出辩护。在我的辩护中,那个一元的、没有分派的、袖章上只印着“红卫兵”三个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戴的红卫兵袖章就是这种)的红卫兵就变成为1966年共产党运动和人民运动的交汇点;分析这样的交汇点,共产党运动向人民运动转化的情形就会被我们所理解。在理解中,一个很不好理解的问题--害人的运动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变成为解放人的运动--就会慢慢的被我们所理解。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的说,理解红卫兵运动,事实上就是理解六六运动。原因很明了,自治红卫兵运动的“克隆”就产生1966年的人民造反派! 
    
    我很早就认识到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是共产党社会的一个“计划外生育”,也就说在中国共产党“设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没有给出它“生育”的“指标”。关于这一点,人们只要研究了“文化大革命的王牌文件”--〈〈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可以发现这个问题。在《十六条》中,“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文化大革命筹备小组”或者“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根本没有红卫兵“领导”运动的任何的字样。在这个文件中,连红卫兵的三个字也没有出现,只是用十分模糊的口气说“一大批不太出名的青少年人变成了勇敢的革命小闯将”。所以《十六条》最多不过是“表扬”了他们,并没有把法律意义上的任何“权力”和“领导权”授予他们。因此,红卫兵们最后地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人公”,“完全”自主地行使了“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的事情是广大红卫兵“争取”和“奋斗”的结果。正因为存在着“亿万青少年们”的这样的自我努力的行为,共产党社会用“革命的名义”“授予”他们的“空头”“革命权利”才变成了一项正儿八经的人的(一般人)的权利。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般人的权利,伟大的运动才最终地把工人、农民、职员、国家干部和各行各业的人都“卷”了进去。到1966年8月5日以后,“文化大革命应该由红卫兵组织领导”--这就是1966年伟大变化的转捩点;分析这个转折点,你就不会认为1966年是一个“无政府主义泛滥”的年头。
    
    在伟大的1966年,自治组织“夺取”了“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从而“填补”了各级共产党政府“倒台”之后所出现的“权力的真空”。于是,1966年完全有可能出现的社会动乱就这样的被避免了。所以有人如果问我:“1966年的政治运动到底是由谁领导的?”我会负责任的告诉他:是由用红卫兵的方式所起来的全国各地的自治的人民组织领导的,所谓的“毛主席的领导”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在一个严格地实行一党专政的社会中,组织红卫兵是一种“革命的权利”的思想一下子就流行起来了。在一个革命的社会中,由革命的人们自由的按照自己的偏好组织自治的政治团体--这就是1966年的伟大事件的精华部分,看不见它,你在认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上就使自己“靠边站”了。自治组织--我说的就是那些朝生暮死的、完全被个人的一时的冲动或激动所左右的、活跃在个人偏好之上的、名字又是千奇百怪的所谓“造反组织”--就担当了1966年的全部价值。把上述的自治组织产生的现象看成是《西游记》中的“石猴出世”,那么你就领会了红卫兵运动的一半,剩下的一半就是你如何理解自治组织行为的自由、民主的涵义了。如果说你的思想具有历史的深度,那么你在1989年的“高自联”事件中看到了它的再生就不足为奇。在这样的意义上你仔细的回味那个曾经引起了马克思兴趣的黑格尔的著名话语--“历史常常以两次方式出现”--就会为红卫兵运动影响的深远性而惊叹不已。
    
    在1989年,你如果是一个大学生,如果你在主观上也是反对1966年的,认为它是“大动乱”的一年,但是你的行为却是对1966年红卫兵行为的一种历史模仿;模仿程度之真切,可以说是惟妙惟肖的,难怪邓小平一眼就看出来你是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在这个时刻,你也许内心感到委屈,认为自己是“搞民主运动”,不是发动“社会动乱”,但是你就没有想到,如果你们大学生组织“高自联”是合法行为,那么工人组织“工自联”(许多大城市已经出现了“工自联”)、农民组织“农自联”为什么就不合法呢?由此而设想,学生运动最后发展成为工人运动、市民运动、农民运动不就是1966年政治现象的重演吗?对于那些对红卫兵运动一知半解的人来说,最简单的方式是他们把红卫兵当成是毛的“私人的兵”,其实这样的看法如果说也多少包含着一点价值的话,那么就是说在1966年的政治变化中,共产党的“兵”(这是组织完全好的)齐齐茬茬的向毛“个人”的“兵”转化的现象就被他们看见了,这样的认识如果能够进一步的发展的话,他们就有可能接触到1966年事件的有价值部分,但是如果这些人以此而满足的话,那么真理将远离他们而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变化--事情的变化--在这个时刻才是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在此之前的中国社会其所以死水一潭,就在于社会缺乏这样的变化,或者没有这样的类似变化发生的空间和时间,所以在1966年以前,政治上解放人的事情是不可能想象的。就这个现象着眼,把人从共产党制度和共产党政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已经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进步了!就这个意义分析,说红卫兵是解放运动的产物的话,一点也没有错误。你可以想象,在共产党制度控制人的那些日子里,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甚至一个脸色或者一个眼神都能够被“制度”所发现,但是,变成了毛泽东的“私人兵”后,毛管得过来吗?现在,毛非但管不过来,而且根本也不管,他“巨手一挥”说:“造反去吧!”自由--1966年的自由--红卫兵们的自由--亿万人民的自由就产生在这个当儿,朋友,如果这样的自由明天又一次来到,你如果是人,不是物或者动物的话,你就不能不满腔热忱地迎接它! 
    
    如果我们没有看错的话,红卫兵那一代人是共产党文化和教育的产物的这种事实一定要受到重视。通过分析这样的事实,共产党专政在今天所表现出来的危机,就有了一个“历史的终结”方面的意义了可以探究了。所以,1966年,共产党在红卫兵面前打了败仗的事实,是永远需要解释的。难怪已故的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曾经说过:“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惊人性”和“规模、影响与复杂性”,“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值得世世代代长期研究下去的历史课题”。可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却没有感到“文化大革命”有“世世代代研究下去的必要”,我们认为毛或者邓的一个结论足可以断定1966年的事情。其实,不管是毛或者邓,他们都没有掌握1966年的真正价值,所以在我个人看来,“文化大革命的肯定论”和“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论”是彼此彼此。人民--只有人民才是1966年价值的创造者和担当者! 
    
    在1966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便是中国人中间对于正在进行中的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发生了两种互相冲突的判断:一个判断是共产党式的判断,认为文化大革命应该沿着传统的“四清运动”和“社教运动”的路线前进,不允许有任何一点的偏离或者偏差;另一种就是红卫兵式的判断,依这种判断现在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犯了严重的“方向和路线的错误”,已经“走上了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路线”,“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变成了一个“压迫人民群众”,“不准人民群众革命”的“反动运动”。
    
    3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坐下来平心静气分析这种当时冲突的两种对立的判断时,若还认为在这种冲突中没有一个政治上的是非可以分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配研究问题。事实上这种冲突的实质是权利的冲突,当红卫兵所主张的判断在同共产党组织的判断相冲突时,红卫兵的政治判断的正确性和正当性寓于他们是否在这个“革命”的社会中享有“革命权利”的问题,如果说“享有”(这是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所承认的),那么他们的判断的价值就不在于他们在政治上是否“正确”,而在于他们的权利(当时叫“革命权利”)的基础能不能为他们的判断提供“正确性”的问题。于是,“革命”之争,就必然地会演变成为权利的之争!看不到这个现象而奢谈1966年问题,简直是光着屁股撵狼--胆大不知羞!2000年7月间,在由我草写的《六六运动讲义》中,专门的列出了一章,用“为权利而斗争”的题目来阐述我对66运动的理解。我以为66运动的“核心问题”不是毛、刘的权力之争,而是在毛、刘权力之争的形式的掩盖下所进行的人民同共产党的权力之争以及人民之间的权利之争。所以,我因为这样的政治运动可以接受“革命”的解读,尽管它发生在一个“后革命时代”。
    
    如果说在这样的时代中,“革命”不再表现为孙中山、毛泽东式的“枪杆子革命”的话,一个“拿起笔,做刀枪”的“革命”就是百分之百的“民主的革命”了!这样的“民主革命”不但在30多年前是我们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东西,就是在今天、明天的民主化运动中,它仍然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目标。那个时候,被称之为“革命”的东西就是今天我们叫做“人权”、“自由”和“民主”的东西,只是叫法不一样我们就认它不得了。在这里需要改变和改进的是我们认识运动的方式和方法,而不是运动本身的问题。如果把1966年的事变叫“革命”的话,那么这场“革命”的意义在1966年以前中国民谣中早已经给唱出来了:“不用枪,不用炮,城门楼上换旗号”。
    
    是的,在1966年的“赤县神州”,“随风飘扬”的旗帜已经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镰刀斧子”旗了,而是“红卫兵”“造反派”的旗号和旗帜了,而改换旗帜的事情的确是没有用“枪炮”。可是,这样的一个摆在了“光天化日”之下的现象竟然瞒过了我们的眼目,使我们把一个“民主的革命现象”看成了“毛泽东的阴谋”。就此而言我们的认识偏差该有多么的大啊,我们中国人现在可以谈论英国的1640年革命,美国的1776年革命,法国的1789年革命,俄国的1917年革命,但是我们谈论不了我们的1966年革命。在说到上述的外国的革命时,我们中国人津津有味,头头是道,但是在说到我们自己的事情时,我们就“口欲言而嗫嚅”。“这儿有玫瑰花,就在这儿跳舞吧!”
    
(六) 

    
    米涅在分析法国大革命时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革命从来不是一种心血来潮的结果,一个民族绝不会为了无足轻重的细故而闹得天翻地覆”(见《法国革命史》)。用这样的话来分析1966年的中国运动一点也不过分。如果说1966年的中国有一个最显著最突出的特点的话,那就是“7亿”人民群众“一下子”给“发动”起来了,投入了以自己的巨大政治热情推动着的政治运动。因此,不说是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这样的事情也是绝无仅有的。现在,当我们来研究上述的情况时,一个“大动乱”的说法显然无助于事。在20世纪,中国的确曾经陷入了“社会大动乱”,但是那绝对不是1966年--1976年,而是1911年--1949年(我在《六六运动论说》的手稿中对此做了专门的论述,因篇幅的限制,此文不再赘述)。所以如果我们在认识中国问题上,连上述的基本的事实也予以“否认”,那么我们就不是研究问题的人,我们就只配做人家的“应声虫”了。 
    
    到今天为止,当我们在思考规模如此巨大的一场政治造反运动在“打倒”了共产党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的统治之后竟没有出现社会的动乱--这简直也可以说是人间的奇迹。在这篇小论文中,我们显然没有可能对这样的问题发表专门的议论,但是我可以简要地指出,在这样的“人间奇迹”的下面被掩盖着的是自由和民主的秩序。 
    
    我们应当看到在运动的初期,当人民作为一元从共产党制度中游离出来的时候,这一元是整合意义上的一元,但是,当运动“打倒”共产党当权派的任务从上到下基本“完成”时,民主政治的出现和民主政治的基本的形式就造成了“人民”的分派。所以,在没有民主的地方,人民是一个集合意义的存在物,在有了民主的地方,人民就必然地会存在于不同的政党和不同的派别的冲突和分歧之中。世界上至今还没有出现过一例的民主政治的“一元化”现象。因此,在有民主的地方,总是有派性,总是有政治上的派性战。在1966这特殊的一年中,中国人民同时经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变化:一种是政治的解放;另一种是解放了的政治的多元化局面。正因为这样的情形有着一个需要人民的“理解”的问题,所以,人民运用“参与”的行为代替了“理解”。由此而造成的后果是,当伟大的1966年运动失败之后,一个没有被当事者所“理解”的运动的价值就难免漂离。反对1966年的最有力的话语不过是说,1966年是派性年,人是派性中的人,事也是派性中的事。其实,依我个人的看法,这样的反对意见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原因在于它所反对的东西实质上是1966年事变的精华,因此,我感觉到有必要给以解释。依据我个人的见解,66运动中的人民所接受的教育和文化是造成66运动失败的主要的原因之一。就这样的立场来看待问题,我们便会发现人民对于政治上的解放的事情是有所准备的,但是“解放”了的政治和政治生活却是在人民没有做好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被动得接受的。因此66运动的发展就出现了如下的现象:它好象是一场伟大的“洪流”,完全凭借着“自然”的情势在“流淌”。运动发展到了派性对峙的阶段的情况对于每一个运动的参与者来说好象是完全“自然而然”的,没有任何的人为的“故意”。大造反时期的“同一个战壕中的战友们”在造反“胜利”之后,为什么“陷入”了“打派性战”的“泥潭”?这样的问题当时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得清楚,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为此提供解释,即使这样,也丝毫没有削减人们参与“派性战”——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热情。 
    
    1967年下半年,当造反的运动在已经转化为造反派之间的政治斗争时,这样的斗争的局面是否必要?斗争的性质如何定义以及这种斗争有没有价值?这都是在时间中需要澄清的问题,如果说它有价值,是什么样的价值?也需要有人知道,但是已经被“革命”和“造反”的双重热情“武装”起来的人们已经是“冷静”不下来了,他们在“派性战”的投入方面,已经达到了百分之百。生活在这个时期的中国人民,他们心目中和眼睛里的唯一的价值就是为自己的“派性而战”,发展自己的派性组织,让它统治全世界(那时有“誓叫全球一片红”的豪言壮语)!一句话,在派性化了的人民的眼睛中世界本身也是派性的世界。
    
    同中国历次的革命相对比,1966年的运动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它不仅仅是为了“掌权”,所以由毛泽东所提倡的“二月风暴”显然是一个华而不实的东西。其实,运动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从共产党当权派手中夺取了权力(这只是诸价值中的一种),而是参与造反的人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当中发现了自我的价值。所以在造反活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时,维护自我价值的行为才因着派性的激动而达到了“高潮”。但是这样的情况丝毫都不否认在当时人们的公开意识和公开思想中,派性不是一个好东西(它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与此相反的是人们在为了维护自己的派性竟然发出了“头可断,血可流,自己的观点不能丢”的呼声!在许多的场合中,人们一再表示,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刀山也敢上,火海也敢下”!不光是这样的说,在运动中,许多的人为了派性竟到了不顾一切的程度,个别的人还为此而丧失了生命。
    
    于是,派性导致父子绝情,夫妻离异,兄弟之间大打出手的事情屡见不鲜。在派性发展的高潮时期,人们以为世界上唯一的值得珍惜的东西非派性莫属。正因为抓住了以上的情况,那些反对66运动的人才认为他们自己的反对是有道理的,所以,当他们在因此而总结的中国的社会为什么“总是前进”不了的时候,就唱起了“派性害中国”的调子来了。专制分子这样说,我不觉得奇怪,在他们活着的人中,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人不在1966年被打成为“落水狗”的;某些知识分子这样说,也不奇怪,那是一个不公正的看待知识分子的时代,要叫知识分子为它歌功颂德是不可能的;社会上的异议人士这样说,也不奇怪,因为在1966年的政治事变中你看不到单独的个人的力量的存在,几乎所有的个人力量都被有意或者无意地组织到自治组织中去了,政治没有为个人力量的自由发挥留下任何的余地,只是信奉民主的人也跟着这样地说,我就不理解了。1966年是一个民主的年份,在这个年份发生的事件是民主的事件--这就是中国民主人士或者具有民主思想的人应该持有的看法。 
    
    在1966年,你不能离开了人的派性去谈民主,你也不能离开派性政治去讨论什么是民主政治的问题。1949年,被认为是“革命”的一年,1911年,也是同样地被看成是“革命”年,但是在这样两个年份里,你发现的“革命”是以政党或者军事团体为单元的,而在1966年,你才发现了它的单元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一个有观点的人--或者一个有鼻子有眼睛的人。正因为如此,由这样的人所进行的“革命”才真正的具有了民主的内容。在1966年,民主不是一个要追求的东西,而是变成了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如同饭里的盐一样,少有它生活就没有了味道。从这样的立场上你去认识1966年,那你就会发现你现在正迫切需要的东西已经完好和完整的存在于这一年了。只有这样,你肯定会为这一年的历史意义的深奥性所折服,你一定不敢夸口人类在认识自己的事务上面已经永远的不需要神的帮助了。 
    
    在现代所有的国家中,民主制度的一个最显著不过的特点是多党制,而多党制的最核心的东西又是什么呢?我们就再也没有做进一步的探讨了。如果要我对多党制表态的话,那些,我的第一句话是:多党制根源于人在政治上的派性,所以,多党制是一个现代的政治现象的事情并不意味着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就从来没有出现过。不,不是这样,在人类以往所有的发达的政治中,都可以发现多党制赖以存在的土壤。在汉朝、唐朝、宋朝、明朝的历史中,政党政治和多党政治的雏形已经构成了对官僚的朝廷制度的威胁,以至于朝廷不惜用严厉的办法来消灭它,但是,直到清朝的灭亡,要消灭的那种人的派性也还是照样的传了下来,直到在1966年的这一年,人们还是通过毛、刘斗争和造反派自己的斗争看到了它的存在。所以,我认为中国要实行多党制的前提是:中国人得承认民主政治是派性政治;要不然,即就是中国出现了多个政党,那也不一定就意味着中国是多党制的社会。多党制如果可以被看成是民主的,那么,他的最主要的性质表现在社会的普通人群中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意向和政治分歧,没有这个,上层的政治即就是出现了许多个政党(例如1949年前的中国已经存在着300多个政党,谁认为它是多党制社会呢?),也不能说这样的社会就实行了多党制。 
    
    在专制和独裁的体制中(姑且不论它是什么样的),派性政治被视为是“错误”的和“非法”的,如果说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来理解“革命”的话,那么“革命”的全部的意义和全部的价值就是要把“错误”的变成为正确的,把“非法”的变成合法的,而“民主”“多党制”这样的东西就可以看成是“革命”的最后“成果”了。可见1966年其所以被说成是“革命”的,它与马列主义的“革命”事实上没有多大的关系,也与毛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没有多大的关系,真正决定它“革命”的是它把在此以前一直被社会和人民认为是“错误”的“非法”的派性及派性组织完全、彻底的转化为“正确”的、“合法”和“公开”的了。为自己的派性辩护在1966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其行为之正常有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
    
    正因为如此,所以,几乎可以说是所有的人都被“卷入”到派性中去了,剩下的那些没有在派性中变成为正式派性成员的人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事实上参与派性的纠纷。比如在运动中,我年近7旬的奶奶没有参加任何的一个派性组织,但是,她因着我是我们村和我们学校的“派性骨干”,而她老人家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偏向”我这一派的,可以说她是我这一派的“编外成员”,“派性之网”——在1966年就是这样的把“7亿人”给“网络”住了。这样的现象,在1966年处处都可见,屡见不鲜。从这一点入手研究问题,我说:我们中国人把派性政治当成了“动乱”来批评而又想着要实现多党制,不就是开了一个政治上的玩笑吗? 
    
    事实上,你只要不是形式的研究问题,那么,在1911--1949年的“大动乱”时代,中国不也是存在着多党制社会所需要的多个政党吗?但是那样的“多党”为什么没有导致出中国的多党制呢?这样的问题我们研究过吗?我的看法是这样,有多个党存在的政治并不一定就是多党制。多党制的一个基本的而且也容易被人所忽视的条件就是党一级的组织一定要被安排在其成员个人的派性承担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被看成是党的纽带的那种东西一定是用人的派性来维系的。“结党”--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针对人的派性而言,那么它的意义就无从谈起。就此去看1966年的价值,它恰恰是在中国人最缺乏的问题上“补”上了这一“课”(66运动中有“民主补课论”的流行),所以它才获得了任何一年的政治运动所不能够比拟的伟大意义。现在,我们中国出现了一个很不好的风气,那就是人们在“否定”1966年派性政治的情况下讨论和谈论多党制,这个的行为到底能够闹出什么样的结果来?我个人是持怀疑态度的。在中国,民主的东西就好比塞在了我们嘴里的一块馍,我们没有嚼烂就想着要咽下去,其不荒谬。在民主的问题上,我们的毛病是消化不良。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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