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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之历史观刍议韩国/武振荣
(博讯2005年11月17日)
    
     武振荣传统的断代史观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以其人文特征著称于世,也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魏晋以降,情况为之一变,一个以断代式记载为主要方式所引申出的否定型历史精神逐渐取代了《春秋》、《史记》的伟大传统,日益地变成为历史的主体精神,从宋、元、明、清,一直延续下来。在这如此漫长的时期内,每逢朝代的改变,就预示着一种全新的“革命”(汤武革命之后,中国便是一个革命的社会),社稷改变了,江山也要随着改变,国号变了,朝廷变了,国家的颜色也变了,在某些特殊的时间中,甚至是臣民的服饰以及人民的头发的式样也要同步改变。一句话,改变程度之深一定要使新的东西同旧的东西一刀两断,否则,一个革命的意义便立不起来。笔者指出,上述中世纪式的历史观和历史精神,在我们所处的现代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相反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历史中,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中出现了“回光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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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个世纪40年代末,用战争的方式取得了中国大陆统治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挥动了“革命的铁扫把”把民国时代的一切“一扫而光”——本身就是可怜兮兮的“旧中国”经过此番“大扫除”之后,就好象什么也没有留下,什么也没有剩下,变成了毛泽东所说的“白纸”。我的意思是说,一个民族的否定式历史观在借着革命的东风达到了它的顶点时,谁又能奈何得了呢?毛和中国共产党人以为,在没有任何“负担”的“白纸”上,他们可以无拘无束地画“最好最美的画”的心理自然可以理解,只是当政治、经济和社会这等事情的建设不是普通美术行为所能够比拟的时,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成为遗留给后人的笑柄。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我们笑别人时容易,在笑声中,我们若还重犯了他们的错误,那才不划算呢?本文立论的重点是指此而言经典马克思主义之历史观经典马克思主义(严格地说,是排除了恩格斯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是发端于19世纪后半叶的历史主义运动的一个特殊的产物。它的积极意义是引导出了对人类历史行为以及社会行为的深刻反思;在反思中,历史的东西被剔除了神意、天意和帝王将相的人意,从而给历史以“自然”的内容——这便为18世纪的哲学革命之后所留下的“自然”遗产以稳妥的安置。
    
    可见,经典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一个历史主义的话题,通过这个话题,人民可以把历史进步的主要的因素归结为“物质”的东西,从而欲给人类历史的进步程度一个可以读出的技术性指标。在这篇小文章中,我不能详细的论及它,只指出它之中包含有强烈的历史否定主义的东西即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极大的错误在于它认为人类历史中有一个未被揭示出来的“客观规律”存在着,因而,谁只要认识了它,揭示了它,并由此而“掌握”了它,谁便获得了“解放”(实质上是统治)全人类的权利。如此这般,一个颇有价值的历史话题,在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演译中不可救药地变成为一种谬误。不言而喻,经典马克思主义已经把“客观规律”发现之前的人类置之于一个否定的位置上了。流行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式历史观流行马克思主义(我把从恩格斯开始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称流行马克思主义)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变种,但是与马克思主义不同,它缺乏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高贵的欧洲文化背景,是在基层社会出现的一个低贱的文化现象。由它转述、解释或者“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原有的哲学上的“自然”属性,最后变成了一种机械式的历史拼图板。在列宁那里,流行马克思主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自然”式生产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被解释成为一个可借助“革命暴力”早生或者早产的东西。于是,资本主义之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母亲”地位便被列宁主义放置于一个可被否定的历史位置之中。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资本主义做为过渡性的一个社会,准备了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诸多的条件,因此,当马克思把欧洲资产阶级当成一个革命的阶级看待时(《共产党宣言》中就有这样的思想),否定的历史观念还是朦胧地存在着,经列宁之解释后,它变成为一种明显而又具体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和思想了。斯大林——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在继承了列宁的衣钵之后,把列宁主义“发展”成为不折不扣的、极端的历史否定主义的东西。在这样做时,与他个人的水平相一致的是,他把人类发展的有关历史规律弄成如儿童识字时所用的拼图板,摆出了如下的样式: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在上述的样式中,历史前进的规律是后一个否定前一个,而放在了最后的那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则是在彻底地了否定了前面的一切社会的“传统”和“传统观念”之后的产物,是一个干净的如同“水晶玻璃”(彭真语)的社会。在这个用拼图板方式所表示出的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前一个社会价值之对于后一个社会来说,都只具有负面的效应,自然而然,后一个社会只有消除了前面社会的遗留物,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社会,才会符合所谓的历史发展规律。质言之,否定型流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虚无主义,而是否定人类社会现有、已有价值的东西,它企图一次性地打烂人类文化的所有家具,包括所有的坛坛罐罐。
    
    毛主义的否定式历史观同斯大林的上述历史观不同,毛主义的历史观带有浓厚的中国色彩,对列宁、斯大林主义有节制的拉开了距离。在延安时代,实行“改宗换旗”(即从马克思的门下回归到孙中山的名下,把共产主义的大红旗换成了三民主义的杏黄旗)的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做了“新民主主义”“新三民主义”的解释;解释中,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那个“自然“的因素便多多少少地保留下来了 。依据毛的说法,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其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种革命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就不是敌对的,而是同盟的,所以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就是“亲兄弟”,于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资产阶级的经济、资产阶级的文化等,不但不再是革命的对象,而是“新三民主义”的主要内容。与这种内容相应的是毛许诺了“宪政”和“联合政府”,把“民主”和“千百万人的个性解放”当成了目标。其结果是,把正在进行中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否定主义的东西变换成为一个多少具有保守性的东西。上述的议论无非是说,战争年代的毛泽东思想不是我们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反动”或者那样的专制,也就是说,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内战结束的那个时间上,中国共产党的主流精神和主导的意识不是完全否定式的,但是与此矛盾的是,他们的做法却完全是否定的,特别是在1956年所完成的对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之后,“新民主主义”中那些资产阶级性质的东西,全部的被当成了垃圾一扫而光。
    
    60年代伊始,当毛在重新拣起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话提之后,一个否定主义的思想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共产党不但要否定国民党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它要否定自己的东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毛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中,否定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场所谓的革命里,1949年至1966年的“17年”中国共产党统治史,被毛公开地斥之为“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的统治”,并以此而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起来造反。在这篇小文章中,我无意过问毛在“17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统治”中究竟充当了什么角色的问题,我仅仅要说明的是,毛为了发动一场能够体现他个人特色的革命,就非得否定中国共产党的“17年”统治史不可。可见,他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可能回头的否定型的无产阶级革命之路。在这个意义上,毛是不自由的人,别看他权力大得吓人。问题的要害在于:毛死亡之后,口口声声要“纠正”毛的“错误”的邓小平那一伙也同样避免不了毛的否定主义的“错误”的再犯,在对待毛的“错误”时,不得不用毛的否定方式来否定之,所谓的“10年动乱”就是其代表作。
    
    在《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那本未发表的书稿中,我说道,1949——1986 年(此书稿写于1986年)的中国共产党统治史,被共产党内的大人物们所举起的大刀腰斩为三截:一截是1949——1966年的“17年”;一截是1966——1976年的“10年”;最后一截是1976—1986年的10年。
    
    可见,在上述的时间段上,大刀不是“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而是向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头上砍去,其结果,中国共产党自己被弄得头破血流。议论至此,若还有人问我,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就非得要采取否定主义的东西不可呢?为什么他们不会采取一种容忍和大度的态度和方式呢?我的回答是,这是专制和民主的本质的区别之一,特别是反映在历史问题上,一种褊狭的精神同一个宽容的精神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否定主义之历史观在目前民运队伍中的表现在我们中国,否定型历史观危害之大主要表现在如下的问题上:即那些激烈的反对流行马克思主义、反对专制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一当专政的许多人并没有能够有效地摆脱否定主义的思潮的影响,以至于在许多的历史重大问题上,继续延用它,从而造成了民主队伍中的思想混乱,严重地危害着民主的战斗力之发挥。在我们能够看得见的领域内,某些民运人士们的否定主义的历史观,甚至借用现代网络虚拟技术,达到了虚拟历史的那种地步。他们不是批评、批判中国的专制主义,而是要“否定”它,其情形同毛否定“17年”,邓小平否定“10年”,没有任何本质上的不同,如果说有不同的地方的话,那便是他们走得更远了一点,否定的矛头指向了1949年或者1919年,一句话,他们对中国专制社会主义的憎狠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当年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憎狠。
    
    依据上述虚拟中的那种历史观的的见解,如果在1949年的内战中,取得大陆政权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国民党,那么现在的中国就会是民主的;又如果在西安事变中,死了“祸国殃民”的张学良;或者在南湖航船上开会的那十几号人,被一网打尽;又或者在“长征”的路上,毛泽东死于疟疾,那么中国的历史就应当全部地改写了,那时中国社会的自由与民主,就会如熟透了的果子从树上掉下来一样地掉在中国人的口里。不止如此,否定式的历史观还可以放大,所以他们可以虚拟出以下的图像:在美国当了两届总统的华盛顿将军退休之后在北京找到了工作——代替乾隆爷坐朝,那时情况将如何?又虚拟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的不是暴虐的秦始皇,而是文质彬彬的温和而有节制的柏拉图,情况又当如何呢?质言之,我反对民主阵营内的否定式历史观,我认为它是民主队伍中的辨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二,无论其鼓吹者如何标榜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或者民主主义者,我的看法都不会为之改变。在这等问题上,任何缺乏宽容和包容的态度以及缺乏必要的历史谅解主义的思想和情感都是促狭的,无前途的和不可取的。
    
    我进一步认为,在专制社会主义的中国,即使行使专政权力的最高统治者们没有作出哪怕一桩有价值的事情,也不能由此而断定生活于此社会中的人民行为亦无任何的价值可言。我不是那样认为,我在中国的专制社会主义的历史中发现了一条不发达的民主的线索和一种尚处与蒙昧状态的人民历史(我在《蒙昧时代人民史(1949-1987)》的书稿中已有了说明),因此,我在找到了这些极有价值的东西之后,捕捉价值和摘取价值的行为就不允许我对价值形成过程中的那些于此配置的其他因素采取否定的方式。说简单一点儿,即使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错误”的,也不能由此 而推断人民的被统治的历史也是“错误”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在上述被“腰斩为三截”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发现了一个可以一贯之的民主的人民发展史。
    
    在专制社会主义的中国,亿万人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以极大的热情曾经参与过的那许多的政治运动和经济活动,都事实上滋生出了与统治者本意完全不同的东西,只是我们目前对它们缺乏认识而已。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在群众性的接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这段历史中发现一种前民主主义的教育价值,在所谓的“10年文革”中剥离出2年零11个月的政治大解放运动,在邓小平的所谓“改革开放”中,寻找出我们中国人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经验与教训,不就是完全可能和可行的事实吗?我们如果不这样做,继续持一个否定的历史观不放,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布所谓“破产论”(它是“否定论”的孪生姊们),说我们中国的文化破产了,民主破产了,自由破产了,历史破产了,政治破产了等等,我们自己还能够在哪里立足呢?我们要在中国搞民主,我们绝对不能重犯毛的“白纸论”的错误,以为在我们起步以前,中国的民主有如一张白纸。我的结论是:在我们遭受奴役的历史中,本身就包含着我们的自由史,只在于我们如何去发现它,记录它和评价它。用阿克顿勋爵的话来说:“自由的历史就是没有自由的历史”(《自由的历史》中译本第54页)。(完)
    
     2004年4月9日写于汉城特别市衿川区加山洞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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