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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教授:关于指导思想问题
(博讯2005年11月12日)
关于指导思想问题——一切理论的、实践的活动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中央党校教授 吴健 肖一平 吴雄丞 周文琪 (博讯 boxun.com)

    
    “刘国光经济学新论”第一次研讨会开得好,许多“姓马”、“信马”的同志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我赞同。除了当前的经济问题外,他们也谈到了指导思想问题。我今天的发言只是对后者作点补充,因为她是刘国光同志新论的核心。这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是上了党章总纲的。
    
中国社科院近年来连续发出不平凡的呼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2004年2月1日,陈奎元同志在中国社科院国际学科片召开的年会上强调,研究国际问题必须坚持正确立场和科学方法。
    
    2004年4月20日,陈奎元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一文。强调党和人民哺育下的理论队伍“应当自觉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文章精辟地提出了“反对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的问题。在我看来,反对洋教条主义的实质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同年8月21日,陈奎元同志在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高举四项基本原则的旗帜,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人们警惕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危险,警惕成套搬用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危险。
    2005年3月,刘国光同志受奖后的“答辞”,讲了计划与市场、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以及指导思想等问题。他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导地位。
    同年初春,刘国光同志在一个座谈会上,作了题为“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的发言。
    7月15日,刘国光同志谈了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九个问题,内容系统丰富,贯穿其间的一条红线是坚持党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同年9月,在昆明举行“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朱佳木同志在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其在史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在今天遇到了空前严峻的挑战,需要我们史学理论工作者去迎接挑战。”
    9月26一29日,在第五届国史学术年会上,陈奎元同志的讲话强调,“研究国史,总结经验,既要正确地了解国情,又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这科学理论当然是指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发展的马克思主义。
    10月19日一21日,在长沙举行全国地方社科院长联席会议。李慎明同志在会上要求大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要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学懂弄通。
    了解社科院近年来的上述重要事态(不完全),首先能提高对刘国光同志的新论重要性的认识;其次,刘国光同志的学术活动不是孤军作战,在社科院有一个由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组成的保卫马克思主义的队伍。同时,刘国光同志的学术活动还得到社会上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支持,可喜的是其中不乏中青年同志。
    当然,在我国理论队伍中,不光彩的人是有的。有一位名人他以“苏联的一套”为由对他早期在高等学校中所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不屑一顾。据说,他在改革开放前并没有使人感到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观点,只是后来到美国去取经回来后才变了。今年3月31日,中国青年报有篇文章说:“值得忧虑的是,根据公开信息,截至2001年年底,274家上市公司共聘请或提名了500余名独立董事,其中经济学家131名。这么多影响着與论甚至是公共政策的知名经济学家背后,都有各自的老板,要让他们在发言中保持公允的立场,摆脱阶层或集团的利益取向恐怕很难。”其实,有的大名人不仅背靠老板,而且本人就是老板,或其子女、家属是老板。前几天,电视中说,有些唯利是图的经济学家,对党和国家的工作在进行误导。可见,一个学者如果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人品上都会走向歧途。
    
    关于理论与实际问题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仅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大事,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一切实际领域。其实,陈奎元、刘国光等同志的言论不是纯学术的,第一次研讨会几位同志的发言,都涉及到实际问题。一般讲得比较抽象,原则,有的还用“假如”、“一旦”、“如果”的词。
    陈奎元:“假如我们忽视这种教条主义的危害,‘全盘西化’的威胁就会向我们逼近,改革的方向、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劳动人民的利益都将受到挑战,我们党难免步他人的后尘,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刘国光讲的第八个问题: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以什么理论为指导,显然巳经超出“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范围。他说:“一旦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由西方新自由主义指导,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就要变,势必走向‘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渊。只要经济基础变了,共产党最后就掌握不了政权,私有制的代表就要掌握政权。”
    詹武老同志:“如果改革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搞私有化,那么改革将不是动力,而是大破坏。”
    这些说法都是对的,我对此也要作一点补充。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那些“一旦”“假如”、“如果”的事终于在一个早晨来临,它必然是量变质变经过长期演变的结局。我认为这一量变质变的过程己经是个客观存在,现在看来还是局部的、一定程度的“私有”,究竟何时能说“化”呢?有个地方其私有己占百分之七、八十了,这是不是“化”。但有个说法,公有制为主体不在它所占的比重而在其控制力。我不赞成把所占比重与控制力完全分割开来。过去有句话,叫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有人一定会斥之为老左。我倒是赞成的。先不说它是万恶千恶,百恶十恶,就说是一恶之源吧。贪污腐败,现在是千人指,万人骂,有人还由此说我们共产党不如国民党。那么,贪污腐败的根源是什么?有人说是体制问题,法律体制不完备等等。老同志们都知道,过去在解放区、根据地,没有多少法律文本,一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很管用。当时绝大多数干部都分得清应该与不应该。解放初杀了两个贪污腐败分子,问题基本解决,黄赌毒没有了,假冒伪劣也少见。现在呢,法律文本不知有多少,一个文本就有几十、上百条;犯罪分子不知办了多少,杀了多少,真有越来越多之势。连公、检、法系统内部的罪人也不少。那么,贪污腐败的基本根源究竟在哪里?我赞成孙瑞林同志的观点,多年前他写过一首反腐败的诗,不长,约二、三十句,最后一句以腐败的根源结束,只有一个字:私。私人企业家有了钱,一些官员心理不平衡,就搞权钱交易。有些企业家在创业时夫妻恩爱求发家,一旦发了财恩爱少了、没有了。私有制,一方面是“有”,有钱化当然好;另方面是“无”,这不单要受苦,有的还会走上犯罪道路。请看,社会不和谐的根不也是那个“私”字吗?!既然“私”是那样的不好,为什么还要容许它存在呢?私营实业家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好作用,但也存在着消极作用。因此,私人资本主义要接受社会主义的领导,要接受人民政府的管理。有些笔杆子一手大肆宣扬那只“看不见的手”,另一手竭力眨低政府的作用。要知道,西方国家还在那里大力强化政府职能呢,这可见这些人的险恶用心。现在有权贵资本主义一说。在我看来,退一万步说,我们要是搞资本主义,人不好,思想不好,资本主义也搞不好。
    对于西方经济学应是我国主流经济学一说,我绝不赞同。但在一定意义上也有些道理,它表明在我国的某些方面、某些领域,西方经济学己成了主流。理论反映实际嘛,在我国的局部,“东”正在向“西”转化了。
    “一切不願意看到国家被彻底私化、分化的人们”,我们要十分注意这一转化啊!
    
    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实际活动,
    要以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为指导
    
    卢之超同志在发言中呼吁,“必须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这无疑是正确的。要补充的是,还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指导。
    先说一下哲学问题。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是我们坚持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一切改革事业正确路线的强大武器,是跟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与西化的敌对势力进行斗争的强大武器,是对广大干部劳动大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强大武器。当前,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遇到了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以及管理学等一切学科,同样遇到了挑战。学术界一位名人竟然以创新为名要用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核心是否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阶级观点。
    在实际生活中似乎存在一种不成其为哲学的哲学,我们称其为模糊哲学。明明是私有经济,却称它为非公经济;明明是公私分明的经济,却称它为民营经济,混合经济。为了模糊人们的认识,那些“笔杆子”真有办法。
    “与时俱进”是上了党的文件的。我的意见是使用成语,其内含要加以界定。“实事求是”一语,毛主席是作了包含三层含义的科学界定。一切事物的运动、发展都是曲折的,它存在着进、退、停以及正、反、合三种动态。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是如此的曲折又复杂,它不是一个“进”字就能准确反映。因此,这句成语的使用,务必要加以科学界定。
    有种观点提到股份制是导向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前些年,有人批评全民所有制,胡说其为“全民所有、人人皆无”;他们主张“劳者有其股”,据说这将实现“全民所有、人人皆有”。如此说来,当今美国经济的主要部分是股份制公司以及劳动者广泛持有少量股票,其生产力发展水平又高,似乎美国已经进入共产主义了。难道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吗?
    中国社科院,新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企盼并预祝他们成为捍卫与宣传马克思主义重要思想的阵地和保垒!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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