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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时代》周刊编辑的一封公开信/任不寐
(博讯2005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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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不寐(加拿大)

     尊敬的编辑先生:我是一名中国人,我想代表和我有共同观点的一些中国读者,对贵刊2005年6月20日发表的 “中國的新革命”(CHINA'S NEW REVOLUTION)一组文章,表达我们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贵刊关于中国的观点是片面的,贵刊记者可能过于依赖他们个人在与北京的关系中所得到的官方资讯,这导致他们对中国的真实情况缺乏全面的了解。 从历史上看,西方汉学和西方的中国舆论一直存在一个问题,他们的观点往往受中国政府自身观点的影响,这种状况在大跃进时期和文革时期都存在。协助或附和中宣部关于中国崛起和中国稳定的神话,不仅将助长北京独裁政权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的傲慢,而且对中国普普通通陷入经济困境和政治灾祸中的人来说,也是不公正的。对一个非正义体制的恭维,是对所有抵抗这种非正义的人们、以及被这种非正义所践踏的人们的漠视与侮辱。 (博讯 boxun.com)

    一、“中國的新革命”是真的吗?

     贵刊制造的“中國的新革命” 是从叙述一位二十岁的农村姑娘刘丽(音译)在一家为美国出口服装的制衣厂工作开始的,这位幸运的姑娘月收入为一百二十美元。我想这位作者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些中国勇敢的记者关于中国大陆一些企业普遍使用童工的报道,而刘丽这样的女工完全缺乏基本的福利保障和工会保护。更重要的是,刘丽并非代表了中国农村女孩的普遍命运。

     2003年5月21日,英国布鲁内尔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刘芍佳在BBC网站发表过一篇评论,她转引中国社科院一位社会学家关于中国妓女现状的调查指出,中国做妓女的主要来自三类人:一类由乡下进城的打工妹转换过来, 这类人占妓女的主要部分。据说,东莞有一家工厂,100多个川妹子进厂后,两年内转去做妓女的一半有余,剩下的都是些先天条件不足的。 第二类是由组织卖淫的“雞頭”直接从乡下“哄騙”而来的。农村女孩的不幸命运是和贫困与社会不公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乡下打工妹进城即使找到工作,报酬大多为600至700元月薪,除去吃喝及一些零用钱,再除掉每月寄回乡下的二百元钱,月底基本上是所剩无几。作者说,显然,乡下妹为“中國製造”干死干活,到头来与城里不干活的人的收入相比,没有多少差别,基本属于一个收入阶层:低收入或贫困群体。中国有多少妓女呢?这篇文章告诉人们一个参考资料,中国卖淫业每年创产值超过数百亿元。另一个参考资料是,中国妓女的一次性交易费用大致在10元人民币到1000元人民币之间。农村女孩另外一个悲惨命运是被拐卖。2000年10月20日 新华社报道说,2000年4月到10月,中国至少有110,000名被绑架的妇女和13,000儿童被救出。与此相关的是,2003年12月2日《南方都市报》刊文披露,中国已有5万多名弃婴被外国家庭收养,这个数据还在继续增长。因此香港《苹果日报》的批评说:“中國出口孤兒,年進帳7.5億”。这样的“中國崛起”是令人汗颜和难堪的。

     刘丽个案背后是中国严重的失业问题。有学者报告说,中国的城乡总和失业率为21.6%. 而这一资料中相当比例为“農村剩餘勞動力”。

    二、中国的稳定合乎人道吗?

     贵刊“濃墨重彩”地赞扬了中国的稳定,这尤其令人诧异。中国是如何实现稳定的,以及中国社会是否真正稳定,这一点即使对中国政府来说都是非常清楚的。我想贵刊的记者即使不知道1989年以来邓小平和江泽民联合制定的“穩定壓倒一切”的基本国策,也应该知道塔西陀对罗马暴政的经典批评:“你們把城市變成一片廢墟,然後稱之爲和平”——什么是中国的“穩定”呢?他们把整个国家变成劳改营,然后称之为稳定。

     中新网7月7日消息,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在答记者问中承认:“最近中國農村發生的這些事情,我們把它叫作‘群體性事件’……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進入了關鍵時期,這個時期就是人均國民收入從1000美元到3000美元。這段時期,有人把它描繪成既是黃金發展期,也是矛盾凸顯期。所以,由於改革的不斷深入,由於發展,有些矛盾可能會集中地顯現.”

     那么中国的“群體性事件”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据香港《华南早报》2005年7月7日报道,中国公安部长周永康5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政协常委会上说,中国集体示威从1994年的1万次剧增为去年的7.4万次。 这一资料仅仅是参考资料,因为实际发生的骚乱显然更为频繁。一个每年发生7、8万次群众骚乱的社会被称为和谐社会或稳定社会,而这种和谐和稳定又是在密不透风、残酷至极的警察、军队镇压下实现的,这样一来,中国的稳定的基本性质和状态已经非常清楚了。最近河北出现了定州惨案,这一事件震惊中外。然而事实上,政府使用警察力量和黑社会暴力掠夺平民、镇压抗议,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存在。

     关于中国稳定的那些文字,至少在定州那里应该化成一片灰烬。

    三、中国人可以寻求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吗?

     特别使人震惊的是,《时代》周刊的这组文章也谈到人权、宗教等问题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文章说中国人可以公开批评政府,可以寻求法律手段保护自己。这已经近乎说谎了。本月初刚刚发生的网路作家李建平案(涉嫌在网路上发文“誹謗政府”)、蔡卓华牧师案(因自费印刷和赠送《圣经》而被控“非法經營罪”),是对这类谎言最新、最直截了当的指控。

     “六四”以来,中国仅“民主黨”一案,其成员被中国政府判处重刑,其刑期加起来就长达上百年。中国人从来没有所谓的公开批评政府的权利,更缺乏寻求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可能性。

     2005年5月25日,国际特赦组织亚太区运动统筹葛乐彬在香港表示,中国的人权捍卫者及民间活动发起人在政治敏感期仍会被中共当局任意拘留或软禁在家中。对于法轮功、非官方天主教组织、新疆及西藏分离份子等精神运动及宗教组织也予以压制。国际特赦组织在“二零零五年國際特赦組織年報——全球人權狀況”的报告中说:中国大陆各地存在广泛及严重侵犯人权的问题,数以万计的人继续被中共拘留或监禁,他们的基本人权受到侵犯,而且处于被施酷刑及虐待的高度危险中。葛乐彬说,数以千计的人被判死刑或遭处决,很多都是在不公平审讯之后发生的。因为强制拆迁及征用土地却赔偿不足的问题,引发的公众抗议有增无减。中国持续利用全球“反恐戰”把对新疆维吾尔族人的镇压合理化,西藏及中国其他藏族地区的表达及宗教自由持续受到严厉限制。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主席廖佩珊指出,中国当局持续使用“刑法”与“顛覆”及“國家機密”有关的条文,以及定义含糊的国家安全罪名,去检控和平的活跃人士及改革倡议者。律师、记者、对抗爱滋病或爱滋病活跃人士及住屋权利倡议者,都因为记录人权被侵犯的情况、推动改革或尝试为权利受侵犯人士寻求补救,而受到骚扰、拘留或监禁。廖佩珊说,中国仍有大量的死刑处决个案,在全球录得的三千七百九十个处决个案中,中国占了三千四百个个案,相信真实数位远高于此,估计中国每年处决的人数约有一万之多。

     另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在美国华盛顿的国家新闻俱乐部执行主任库珀则就2004年度“新聞界所受攻擊 (Attack on the Press) ”报告列出多项重要资料进行说明时强调:去年全球有一百二十二名记者被囚禁, 仅在中国一地被拘押的新闻工作者人数几乎占全世界被关押记者总数的三分之一,共四十二人。保护记者委员会专门负责亚洲区域专案协调工作的赖特称,中国已连续六年成为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她说,该委员会发觉这个数位在六年内增加了一倍。近年更多使用互联网的网路新闻工作者及作家亦顺理成章成为政府攻击的目标,而对传统新闻工作者的攻击仍在上升。以去年为例,中国当局对南方都市报的多名编辑进行逮捕以及判刑,包括该报的前主编程益中,编委李民英,以及副总编喻华峰等。《纽约时报》的驻京华籍研究员赵岩亦因为《纽约时报》率先独家披露江泽民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消息,而被中国国安局指控涉嫌非法向外国人泄露国家机密,监禁至今。实际上,以上个案只是中国众多新闻工作者被捕的案件中的少部份。但由此已经证明中国新闻工作者受监控的问题一直没有改善。

     人民普遍认为,对于许多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寄以厚望的人来说,2004年是令他们失望的一年。但是显然,《时代》周刊试图扭转这种普遍的失望,但贵刊没有使用令人信服的资料。中国信息产业部上周说,截至6月30日,未向信息产业部ICP/IP地址资讯备案管理系统办理备案手续的境内互联网站,将被依法暂时关闭,相关接入服务提供者暂停为其提供接入服务。新华网刊登的报道说:“目前約有1/4的網站因未備案面臨暫時關閉.”亚洲新闻网据此报道说,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资料,中国截至去年底在。cn功能变数名称下的互联网站总数达到了66.9万个,这还不包括在非。cn功能变数名称如。com功能变数名称下开设的网站。中国去年下半年增加的。cn功能变数名称下的网站有4.2万个。这意味著,至少将有17万个网站将被关闭。中国信息产业部今年2月发布的《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规定,所有网站都必须“在主頁底部的中央位置標明其備案編號,並在備案編號下方按要求鏈結信息産業部備案管理系統網址,供公衆查詢核對。” 这个办法规定,中国的互联网接入服务商,不得为未经备案的网站提供服务,而一旦当局认为网站应当关闭,服务商就必须立即执行。对于违反其中每一项规定的网站,每项违规都将被处以高达1万元人民币的罚款。需要备案的网站包括商业网站、政府网站和个人网站。

     中国言论自由状况正在严重恶化,人权正处于危机之中。在这种条件下谈论中国人权的进步是令人费解的。事实上中国人权问题的受害者不仅仅是持不同政见者和一些勇敢的记者,由于缺乏自由和法律救济手段,中国普通公民每时每刻都处于恐惧之中。最近发生的佘祥林等10大错案不过是中国人权状况的冰山一角。这些 令人发指的案件包括胥敬祥“搶劫、盜竊案”、佘祥林“殺妻案”、王树红“強姦殺人”案,河北承德陈国清“搶劫案”、唐山李久明“故意殺人”案、河南省安阳县秦艳红“強姦案”、聂树斌杀人案等等。

     中国的“生存權”状况如何呢?有学者统计,2003年,中国每10万人中,交通、工伤、火灾死亡人数达13.6人,每10万人死亡率从1979年的4.4人增至10.6人。关于中国非正常死亡问题,《瞭望》周刊2004年4月初发表了《考验转型期的社会体制》一文,该文披露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包括:(1)每年有12万人死于结核病;因患血吸虫病或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数不详。(2)全年至少有28。7万人自杀死亡。(3)、2001年因食物中毒而死亡的人数是184人;专家估计实际中毒人数可能是统计数的10倍以上,因此因食物中毒而死亡的人数也可能是不准确的。(4)生产安全事故导致死亡的人数近14万。(5)每年由于自然灾害造成数千人死亡。(6)火灾年平均损失近200亿元,并有2300多民众伤亡。(7)各类刑事案件死亡年均近7万人。(8)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大概是10万人。(9)每年的死刑人数至少一万人。大致推算,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数位在80万人以上。

     这些案件发生在任何国家都将是国耻并受到普遍谴责。我不知道为什么频繁发生这些灾难的中国,反而被赞扬为人权进步。这是一种特殊性质的种族歧视,它等于认为中国人被警察凌辱、非正常死亡是天经地义的,相关案件对于中国人来说根本不是人权问题。先生们,这是不能容忍的。

    四、中国社会各种精英人物不是假货吗?

     据说,《时代》还采访了中国社会各种精英人物,从企业巨头到民族主义者,从持不同政见者到倾听民意的地方政府领导,从关心同性恋权益的律师,到作家,热门电影人等等,这些代表人物的想法和作为向美国人展示了中国令人骄傲的变化。值得一提的是,5月9日的最新一期美国《新闻周刊》以“中國世紀(china's century)”为总题,用了21个版面对这些“令人驕傲的變化”进行了更为密集的报道。据说,“中國崛起已不是預測而是事實”。据说,中国崛起“最驚人的增長樣板是上海”。据说,“中國的增長爲世界帶來了顯而易見的巨大益處,特別是對美國。”据说,“中國25年來的年均增長率達到9%,是有記錄以來大國經濟的最快增長速度。同期,3億人脫貧,中國國民的人均收入上升了4倍。”据说,“迄今爲止,沒有發生大規模的社會動蕩。中國領導人應當爲這一歷史性的成就獲得高分。”据说,中国是令人羡慕的,“印度官員總是說,中國官員不需要擔心選民。”……

     我不知道《时代》周刊采访了哪位持不同政见者,而他又是怎样“向美國人展示了中國令人驕傲的變化”。但我知道,“中國社會各種精英人物”并不代表普通中国人。我知道,中国崛起“最驚人的增長樣板是上海”,但上海不是中国。我知道,中国GDP统计模式及其年均增长率达到9%是一个倍受争议的资料,而建立在这一官方资料基础上的结论是令人猜疑的。我知道,中国3亿人脱贫的同时有多少人沦为贫困人口,而中国国民的人均收入上升了4倍,这一收入具体是怎样在居民中分配的。我知道,“中國是令人羡慕的”的那些“政治優勢”在美国和西方国家是无论如何不能被接受的政治罪行,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他们同样是。

     为了使西方读者更全面的了解中国,参考以下一些资料和事实是必要的。

     1、朱庆芳:数位里的中国社会和谐度

     中国的社会发展支出与世界各国相比是偏低的。以基本可比的社会保障、教育、 卫生三项社会发展支出合计占GDP 的比例,中国2003年为7%左右,低于美、法16%和30%,也低于波兰、俄罗斯、伊朗、巴西、南非占27%-10%的比例。卫生经费的投入更少,占GDP的比例长期徘徊在0.4%-0.5%之间,历年呈下降趋势。

     2004年底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副部长说,在近几年中央财政支出中,卫生支出仅占1.6%-1.7%,其中有 70% 的医疗费用于占总人口30%的城镇,在农村约有40%-60% 的人因看不起病而致贫、返贫,中西部地区因病而死亡的比例高达 60%-80%.卫生部在2003年公布的传染病发病率比上年上升6.7%,死亡率上升了37%.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对191个成员国的卫生绩效进行的评估排序,中国居第144位;在卫生负担公平性的评价排序中,中国居第188位,比印度、埃及、巴基斯坦、缅甸还低。中国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左右。长期以来教育经费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教育弹性系数一直低于1%,按人口平均2003年为290元,仅折合35美元,只相当于美国上世纪90年代1406多美元的2.7%.2003年全国15 岁以上文盲率达11%,西藏、贵州、云南、甘肃、青海西部地区高达55%-20%;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5.1%,西部地区只有1%-4%.据对清华北大的调查,来自农村的学生仅占1/5.城市人口中的大专和本科学历比例明显高于农村,竟分别高达55倍和280倍。

     (上述资料与军费增长的对比是引人瞩目的:中国在今年3月宣布,计划在本年度增加12.6%军费。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表的“2004年全球軍費報告”显示,全球军费在2004年达到冷战结束后的最高点一万亿美元。美国、中国和印度是军费增长最快的国家。 美国海军学院教授余茂春表示,中国的实际军费比官方宣布的数据要高出70%.)

     2、孙立平: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的几个新特征

     按照世界通常标准,基尼指数在0.3 以下为最佳的(Best)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Normal),但超过0.4 就算进入警戒状态(Warn),达到0.6 则属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危险状态(Danger)。截至2000年底,在20万亿元的国内金融资产中,80%为占总人口30%左右的城市居民所拥有,其中近一半又被只占城市人口20%的少数高收入阶层占有。也就是说,占总人口6%的人占有了40%的金融资产。不过,另外一些调查表明,财富的集中程度要更高。比如,一项在1999年进行的城镇居民抽样调查表明,不足5%的富人占有当时全国居民储蓄存款总额6万亿元的一半,即3万亿元人民币。(城乡差距扩大。城乡差距1985年曾缩小为1.86倍,以后逐年扩大,2004年扩大为3.21倍。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应为 6倍左右,这一比例大大超过了世界各国。)

     3、何清涟:二十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

     中国政府在此刻意回避了一个人均GDP,尽管我们GDP总额很大,但是人均GDP才刚刚超过一千美元,还属于国际援助国的范围。GDP确实是衡量一个经济高速成长的指标,但是它不能衡量的东西太多了。第一,它不能衡量这个社会为高速成长付出的的生态成本;第二,它不能衡量社会财富的分配是否公平;第三,它不能衡量社会福利的增长。所谓社会福利的增长是三大要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与义务教育。

     2003年一年,中国消耗了全球新增石油的30%,钢材的30%,水泥的40%和全球直接投资的四分之一。从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所消耗的能源及原材料总量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每一步都对世界资源形成了极大的需求。

     4、路透社:中国贫困人口1亿4千万

     美联社报导说,中国贫困人口中,有2900万人口年收入不到81美元,属于绝对贫困人口。另外还有4900万人年收入在81美元到112美元之间。路透社说,中国的赤贫标准远远低于国际上的有关定义。如果按照联合国制定的人均1天1美元以下就属贫困的标准,中国人口中,大约有1亿4千万人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另据新华网的报道,中国2003年有1460万贫困人口脱贫,却又有1540万人返贫。中国贫困标准仅仅是世界银行标准的13分之一。薄熙来在最近出访中承认,中国有9000万人每天生活费低于2.50元人民币,而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2亿。 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在1993年设定的贫困线为每人每天1美元,即8.20元人民币。而13亿人口的中国,目前设定的贫困线为年收入668元人民币,也即每天每人1.83元人民币。

     5、英国《金融时报》:中国世纪还相距甚远

     在中国公司为主角的两大并购案中,联想和TCL通过廉价出售其股权实现了目的。TCL购买汤姆森电视业务没有支付现金,汤姆森公司保留了其电视业务1/3的股权,并有权将所持合资公司股权换为相当数量的TCL国际股权。联想向IBM支付了12.5亿美元的现金,承担了后者5亿美元的债务,还送给后者19%的股权。在这两项交易中,西方公司都甩掉了包袱,大陆公司则像是在进行一场赌博。上周,台湾明基公司收购了西门子经营状况不佳的手机业务。这笔交易与上述两笔有著明显区别。西门子提供约2.5亿欧元的现金与服务,作为对未来手机相关核心专利的开发、营销业务的拓展及共同品牌的推广,同时西门子还以5000万欧元购入明基2.5%的股权,而明基公司还可享有西门子手机的所有专利权。与此相比,当TCL收购汤姆森的电视业务时,却没得到利润最高的显像管制造这一块。如果给这些收购案打一个比喻的话,台湾公司就好比坐在了驾驶员座位上,而大陆公司只不过搭个便车而已。

     6、香港商报:新一轮“中國繁榮”乃信贷失控所致

     仅在2002至2004年这3 年间金融体系的贷款就增长了58%, 增长数额为7850亿美元。这场最新的 “中國繁榮”是由信贷失控推动的。去年10月,中国银监会承认,自 2002年以来新发放的220亿美元汽车贷款的拖欠率已超过50%.资产管理公司不仅成了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垃圾场,也成了失败的投资集团、证券公司和政府基建专案的“資産”垃圾场。政府让这些资产管理公司发行带 息债券,但却拒绝对这些债券明确承 担偿付责任。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又动用数百亿美元外汇储备来充实银行的资本金,而这种金融手段无非是要让“清理完畢”的国有银行在海外上市。

     中国崛起的神话集中在所谓中国的“經濟奇迹”方面。中国奇迹最大的问题是,它与普通中国人几乎无关,或者说 ,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中国崛起的神话的阴影之下。那种以中国仍然没有发生动乱为根据证明中国道路成功的思维方式是可疑的,因为人们不能用暂时现象作为长久的证据。事实上在所谓的经济奇迹方面,中国的成绩与当年“第三帝國”的成绩相比也是相形见绌的。仅是就业为例,1933年初,希特勒上台时德国失业率为33%,1933年底就减少了1/3,以后逐年减少,到1938年失业率仅为1%.1933年到1938年德国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平均年增长率11%,5年里翻了一番,国民的收入增加了一倍。当时整个西方国家对纳粹的经济奇迹或“德國崛起”及金融奇才沙赫特博士称羡不已,但历史给世界的教训实在是容易让人遗忘的。这个世界仍然是一个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世界。中国当然不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这不是它的民族性格。但中国的政治结构与第三帝国是惊人相似的。因此,如果中国没有那样的经济成功,制造中国崛起的神话就是不诚实的。如果中国取得了某种经济进步,但无视一个极权国家的政治黑暗的评论,是不公义的。

    五、环境污染是经济发展的必要代价吗?

     据说,《时代》周刊的报道还批评了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关于中国环境为它的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我们仅仅引用中国官方的报道就足够了。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不久前表示,根据2003年的统计资料,中国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严重污染;有近3亿农村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全国近1/3的城市人口生活在严重污染的空气环境中。

     我的问题是,既然承认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严重败坏环境为代价的,那么对这种犯罪式经济的赞扬根据的又是什么标准呢?这是一种民族本位主义的评论,还是商业自利主义的评论呢?中国对环境破坏而取得的经济增长,暂时受益者仅仅是中国政客和海内外商人,但整个国家、后来人以及全世界,都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编辑先生,我们以自己的方式热爱自己的国家。我想这种方式与美国人热爱自己的国家的方式是一致的。没有人比我们更希望中国崛起,特别是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自由富足的生活。但是,要实现这一理想需要诚实而不是自吹自擂。100多年以前,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说,我爱我的祖国,因此我不想对她说谎。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引为镜鉴的标准。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们对人类正义事业的担当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只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们,贵刊所告诉人们的那个中国,不是我熟悉的那个中国。而那个中国,无论是对于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无论对于亚洲还是世界,都不是一个值得赞扬的国度。1949年,毛泽东告诉中国人说,你们站起来了。当时,国际社会很多人附和这一声音。五十多年以后,“站起來”的中国人中大约有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今天,江泽民和胡锦涛告诉世界,中国盛世了,和谐了,崛起了,包括贵刊在内的国际舆论附和这一声音。然而,在中国“崛起”中,中国2亿人相当于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的人口,生活在饥寒交迫的绝对贫困之下,每年80万人相当于美国一个中小城市的人口非正常死亡,而千万人因为诚实地说出了他们对政府的看法而被关进监狱,这个政府还在资讯时代彻底封锁了网路,同时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他们把整个国家沦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因此,我想在这里告诉你们,大多数中国人希望中国崛起,但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在堕落中作恶自害,我们需要在罪恶中忏悔并获得救赎。

     请你们为中国祷告。

     我也愿意为你们祷告。◆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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