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我是枫叶编辑的书——民主墙时期回忆录/牟传珩
(博讯2005年11月02日)
     牟传珩
    
     一、走进《海浪花》 (博讯 boxun.com)

    
    1978年秋,正值北京民主墙兴起时,我反思了自己按出版社要求进行创作失败的经验,撰写了一篇文学评论——《呼唤鲁迅、契柯夫现实主义精神之再生》,交给了青岛《海鸥》文学编辑部,正待刊发。该评论组组长赵多青先生却几次找我谈话,记得最后一次是在青岛永安大剧院。当时青岛市文艺界正开文代会,发招待票看剧,中场休息时赵找到我说,编辑部主任认为文章政治观点模糊,要按他们的意见修改。我表示不能接受,宁肯不发表,决不屈从。据我所知,当时官方尽管奢谈“思想解放”,但仍有不少理论文章和文学作品被意识形态教条所扼杀。为此我动念主办一种不受任何约束,能自由表达思想的民间刊物,并找过几位一直在关注国家政治命运的朋友商讨此事。恰时《海鸥》举办作者座谈会,青岛15中语文老师尚永善带来位新人,他就是1998年春身陷囹圄的中国正义党大陆特派员陈增祥。他当时在《海鸥》编辑部座谈会上谈及北京民间刊物,并说青岛也有。我曾到北京西单民主墙看过大字报,也听说过北京民间刊物,故颇感兴趣。会后,知我要创办民刊的尚老师特将陈增祥介绍给我。我与陈增祥结识后,便相约探访了青岛民刊《海浪花》创始人孙维邦。
    
    那时,北京当局已开始向民运人士开刀,相继抓捕了北京民刊《人权同盟》的任畹町,《探索》的魏京生以及付月华、张温和等。这年秋,形势已变得非常恶劣,不仅北京“星星艺术展”被除缔导致的“10、1”大游行遭镇压,民运老将魏京生也被判18年重刑。之后,《四五论坛》发起人之一刘清,又因组织、传播对魏京生的公审录音被捕,北京四大民刊《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沃土》、《今天》处境艰难,一些大专院校内的民刊也都被迫关闭或转入地下,民主墙遭到摄取了“四、五”运动成果的邓小平的敌视,一时陷入危机。
    
    当时,青岛《海浪花》创刊才几个月,正势单力薄,孤军奋战。正值此时,我来到《海浪花.》。我与孙维邦交谈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于是便决定放弃自办民刊的念头,加盟《海浪花》。那时全国民刊普遍质量不高,《海浪花》却有《论党》、《论权》、《论人》三篇虽是评而不是论的文章,但观点犀利,可谓上乘之作。作者孙维邦,是青岛草制品厂工人,个子矮矮的,胖胖的,大眼睛,装素挺土,当时看不出他是办刊物的文化人。有了交往后,倒觉得他勤奋好学,为人耿直,思想敏锐,且有敬业精神,只是缺乏些包容性。他把自己的一间住房用作了编辑部。在这里我看到全国不少的民间刊物,除了北京四大民刊外,还有《探索》、《钟声》、《民主之音》、《北京青年》、《启蒙》等许多民刊,也在这里结识了一些外地的民运朋友,如天津的汤戈旦、云南的陈尔晋、上海的秦林山等。我为此大受鼓舞。但当时令我吃惊的是,《海浪花》仅有孙维邦一人操办,陈增祥只作一些辅助工作。我加盟《海浪花》的首要一件事,就是希望能使其力量壮大,团结更多的朋友一起工作。我为此召集了十多位感兴趣的朋友到孙维邦处,但都因与维邦思想境界差异或话不投机,而相继离去,仅我介绍去的葛树邦一位朋友留下。这样《海浪花》只有孙维邦、我、陈增祥、葛树邦四人,组成了一个小小的编辑部。
    
    我在《海浪花》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从青岛官方文学刊物《海鸥》撤回的《呼唤鲁迅、契柯夫现实主义精神之再生》文学评论,之后又发表了几首诗歌和《试论民主运动的历史地位与社会作用》的政论文章。恰在这时,以坚持“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著称的陈尔晋先生来青,读到《试》文,约我在维邦处会晤。
    
    尔晋云南宣威人,中等身材,天庭饱满,两眼炯炯有神,曾两度深陷囹圄,妻离子散,仍执着于追求社会正义。尔晋为人大度,经历坎坷,富有政治家的机敏。我与尔晋一见如故。他与我谈了他的政治计划与设想:以“二斗出三”为行动哲学,在全国筹建共权党,并准备去辽宁游说军头李德生,推动国家政治改革等。当时我陪同尔晋去了烟台,在烟台山下一处招待所住了一晚,第二天在大海上留影纪念后,送他乘船去了大连。我们从此结下深厚的友谊。(我与陈尔晋1980年在烟台山下合影)
    
    1980年春,《海浪花》编辑部内因维邦与增祥不和,增祥悻悻离去,编辑部的力量不仅没有壮大,反尔削弱。我为此忧心忡忡,建议编辑部的工作开放些,以便团结朋友,扩大影响。那时,我正在青岛四方区干部职工业余学校大专班读古典文学,与“民革”青岛市委副主委、四方夜校校长金又新先生结下了很深的师生之谊。为此我征得维邦同意,联络了金又新先生及文学大专班十多名优秀学生,共同讨论如何将《海浪花》提高档次,扩充容量,办成政治、文学兼容的综合性刊物。记得当时磋商会议是在青岛金口路金又新先生的弟弟金再新先生家中召开的。青岛诗人栾新建还专门就改版《海浪花》给我写来了书面意见。但维邦认为思路不对,仍坚持自己搞。这样我和树邦便很难再在《海浪花》发挥作用了。
    
    当时青岛文联老作家孟力先生为我推荐了牟孝柏,我又通过孝柏认识了王钦德、庄彦等,可谓人才济济。但苦于维邦无法与朋友们合作,工作很难展开。民主运动是大家参与的运动,只有团结更多的朋友一起工作才有前途。我眼见许多朋友资源被浪费掉,担心我们越走越孤立,便与维邦商量,仍按我以前设想,再办一个刊物,同时把朋友们组织起来,与《海浪花》相互支持,效果会更好一些。为此我一面与周围朋友们筹组创办志友学社,一面协助维邦隆重推出了汤戈旦先生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质探讨》的文章,之后我便退出了《海浪花》(尽管如此,中共法庭仍以我“参与举办《海浪化》”为主要犯罪事实之一,判罪量刑,有判决书为证)。恰在这时,青岛新人姜福祯经北京徐文立先生介绍,加入《海浪花》,而我与树邦相继退出。后来《海浪花》只有维帮与姜福祯两人一起工作。福祯是位有深度,文笔不错的朋友,“6、4”时因书写小报被判刑七年。
    
    二、出版《理论旗》
    
    当时,全国各地几十家民刊,力鼎中共打压,不屈不挠的维持下来,一改中共建制后新闻舆论工具独家垄断的局面,给深受文革专制之苦的人民以清新的氛围。但当时民刊的致命弱点在于情绪化多于理性。而我一向重视理论研究,希望创办一份以介绍、推荐各地民刊有影响的理论文章为内容的刊物,并以此纯理论刊物为中心,广泛团结朋友,共同推动民运向理性化道路上发展。为此我以“鲁基”为笔名,创办了《理论旗》一刊。当时我自己做了封面设计,图案是一面围绕地球的旗帜,刻板人是我夜校的同学王海滨,油印发行陈增祥。
    
    我把我那仅有6平方米的单身宿舍作了编辑部,每天这里都会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待探访者。整日忙得乐此不疲。《理论旗》的创刊号最先发表了我的长篇专论《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文,全面分析、阐述了陈尔晋撰写的十余万字的理论著作《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尔晋的《论》,曾在《四五论坛》被删节发表,他便带原本交我保管。
    
    今天看来该论尽管未脱对抗社会思想窠臼,但在当时针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出无产阶级民主理论体系,还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民刊《四、五论坛》,不惜代价刻印出版如此大部头作品的目的所在。而《理论旗》所作的工作,则是全面论述、评介了该文产生的历史背景、理论价值及社会作用,同时也对其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意见。《理论旗》创刊号首次出版发行了百余份,反响强烈,纷纷来信要求加印。此尔晋同年10月30日也给我来信谈到:
    
    传珩君:
    十月初,吕朴君因事赴青岛,我曾请他前来看您。他回来告诉他去时适值您已回烟台,不巧未遇。近日我到屹峰处,看到了您给他的信,即关于和他讨论的那封信,深感您写得很好,对《论》文思想理解得很透彻,发挥很好,亲切感人,说服力很强。屹峰赞叹不已。遗憾的是我至今还未看到《理论旗》,屹峰处虽有,我因当即离开,未来得及让他从别人那里取来一读。回京后,又听王仲同志(原《四五论坛》主笔之—)对您那篇文章十分称道。他是去文立处看到的,我因近日无暇去文立处,望你接信后速给我寄几份来。来信请寄北京东郊三间房生物制品研究所刘迪收。刘即天安门事件那位“小平头”。我现住在他们家里。而且恐怕要住相当一段时间。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团中央联合筹建中国青年研究所,十月十四日已由青年报总编钟沛璋亲自通知我,决定借调我来参加筹建工作,并于十月十八日发函联系。所以我现住在他们家一面等候回音,一面看书学习,准备写点东西。你经济上如方便,有空的话,可来京一叙------。
    
    如此同时,北京、上海、杭州等地都来信订购。为此大崑与朋友们又紧急加印了一百份发往全国。同时收到一些讨论性投稿文章。《理论旗》第二期分别刊出了陈尔晋、吕朴、王冲、王屹峰等多人的文章以及陆庆余先生就尔晋《论》书致中共中央和胡乔木、于光远、王若水的两封信。此后便收到天津汤戈旦先生寄来的批评陈文来信和广州王希哲寄来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一文。当时,我有意专题介绍一下汤老的《原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王希哲的《毛》文。这些文章今天看来,虽都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却是颇具流派代表性的理论文章。
    
    在此期间,“共产第四国际”的人途经香港,来青岛联络我们,我与陈增祥出面接待,记得当时是在青岛第一海水浴场沙滩上交谈的,由于他们思想很左,我们并未取得共识,所以后来再未联络。当时我与维邦仍保持着紧密联系,经常一起交流意见,沟通信息。那年9月,全国正酝酿成立统一的民刊协会,出版《责任》会刊。广州何求派戴先生找我与增祥协商筹组工作,但维邦此间正与文立筹办《人》刊,故对此持消极态度,外地朋友意见很大,我们倍感为难。我只是在《理论旗》上发了一篇编辑部社论《坚持团结,维护统一——祝贺中华民刊协会在广州成立》,但并未实际参加工作。这年底,我们就遭到官方打压,不仅所在单位领导要求我停止活动,而且公安当局还给以特别“呵护”。为此《理论旗》被迫搁置了应刊出的内容,转而采取全部刊登马恩揭露当局封杀新闻舆论方面语录的斗争策略。当时《海浪花》也受到压力,被迫停刊。全国各地情况类同,民刊运动再次陷于难境。
    
    三 筹组学社,出版《志友论坛》
    
     我主办《理论旗》期间,周围的朋友圈子已基本形成。正巧青岛建工学院有位学生张贴了几份小报,定点在栈桥讨论问题。我基于好奇前去了解情况,未发现有人出面,但我却结识了几位新友,如邢大崑、胡海东、张宵旭等。这时,我认为发起筹组一个组织来推动山东民主运动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我在主办《理论旗》过程中,也就是这年9月,正式发起组织学社。大家几经协商,达成共识,学社全称定为“民主志友学社”。我为此亲自起草了学社《宣言》、《章程》等,并经大家一致认可。
    
    《宣言》全文如下:
    
    民主志友学社宣言
    
    谁说我们是“垮掉的一代”?
    
    不!我们并不落伍,更不忧愁。君不见伟大的“四五”运动用鲜血凝成的证言?
    
    谁说我们是虚弱的一代?
    
    不!我们并不空虚,更不脆弱。君不见当我们触及到自身的伤疤便又沉入对时代的深思:
    
    时代失去了什么?
    
    祖国失去了什么?
    
    我们失去了什么?
    
    面包还是舌头?
    
    为什么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如此缓慢,“社会主义”国家,远远落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
    
    为什么马列主义被歪曲成释迦牟尼,“解放人类的科学”竟成了奴役人的经书;
    
    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更为严重,无数“贾桂”不敢争取做人的权利;
    
    为什么真理会充当权力的情妇,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竟与封建专制主义接吻,拥抱。
    
    我们决不形而上学地解释这些异化的现象,更不简单地把“四人帮”捧起来充当造祸的偶象。我们要用辩证的观点认识这段历史,决不执迷任何神明与教条。我们要向社会更深处探索。但这种探索即不是心血来潮,更不是书生意气,而是以血和时间为代价的。尽管男人留长辫,女人裹小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各种束缚人们手脚的封建枷锁并未砸开。
    
    本社的诞生,就昭示了向旧势力的挑战。那些敌视和阻拦民间社团自由结合,行便公民权利的人,在不可抗拒的社会进步民主潮流面前,不过像敌视男人割辫、女人放脚一样可笑。面对今天这样一个积弊如山的社会现实,我们看到了这样几种人:有的是指手划脚,评头论足的清谈家;有的想有所作为,但又无从做起;有的埋头读书,不闻世事……但我们更看到不少立志改革的爱国志士。
    
    那么,我们怎么做?
    
    时代向每一个爱国忧民的正义青年提出这样一个严肃的课题。
    
    行动起来吧!让我们用自身的实践,毫不犹豫地做出回答。尽管我们这一代遭受了惊人的坑害,但我们绝不陷入对生活的嫌恶和哀怨。改革社会,造福人类的美好理想在吸引着我们,我们毫不畏惧地把目光投向前方。我们不仅需要资本主义世界早已实现的“四个现代化”,而且还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第五个现代化——政治民主现代化。
    
    甚于上述宗旨,我们自觉地团结起来,组成“民主志友学社”,勇敢地做出这样地诀择:“我们感到地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的考虑》)我们要在自己一代的旗帜上,用饱蘸热血的双手,庄严、鲜明地写下:“思索的一代、创造的一代”。
    
    民主志友学社
    一九八0年九月
    
    后经多次预备会议商讨,选举了学社领导班子——理事会。我因当时已被当局监控,为确保学社的生命力,故推荐为学社筹建作了大量工作的邢大崑担任负责人,大家一致认可。学社理事会下设组织组、秘书组、通联组、财务组、编辑部,由学社理事会成员分别领导,同时出版社刊《志友论坛》作为舆论阵地。
    
    学社的领导成员有:
    
    邢大崑:负责全社组织领导和对外总联络工作。
    
    胡海东:主要负责秘书组工作。
    
    牟孝柏:主要负责财务组工作。
    
    李协林:主要负责通联组工作。
    
    薛超青:主要负责编辑组工作。
    
    张霄旭:是学社最年轻的干部培养对象。
    
    牟传珩:主要负责全面协调与理论工作。
    
    按学社章程规定,所有成员来去自由,但要履行登记手续。一切筹备工作就绪,我们便在青岛四方机厂图书馆举行了学社成立大会。那天共有正式成员三十多人,并有不少社外朋友以观察员身份列席参加。大会开的热情洋溢。会上大崑做了经我修改过的筹备工作报告,我也做了专题发言。会议进行了热烈讨论,会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由此标志着山东民主墙时期第一个公开、独立的民间持不同政见者组织诞生。青岛民主运动从此走上了组织有序的活动阶段。
    
    青岛民主志友学社在坚持公开、务实、理性原则的基础上,强调所有社员深入社会,贴近生活,并利用《志友论坛》为喉舌,抨击时弊,伸张正义,传递民主信息,促进人权发展,以扩大学社的现实影响力。(原件)
    
    学社成立后,为提高大家的认识,加强理论素养,每周都要用专门时间组织理论探讨与学习。我当时经常给大家选讲一些有见地的民运理论文章。同时,学社还以组织名义开展各种社会活动。例如,通过公开申请学社注册活动来推动当局承认(至少是默认)的方式,强调民间建设性反对派组织已经存在的事实。当苏联陈兵苏波边境,虎视波兰独立工会运动时,学社成员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时局,并以学社组织名义走上街头,张贴抗议小报。记得当时学社分成多个小组,分头行动,四下张贴标语,声援波兰独立工会。大家当时都有工作,仅是利用业余时间开会、写稿、收集信息、油印、出版、发行刊物。在极其艰苦,特别是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为民主事业不懈地奋斗。此外,我们相当重视建立二线工作,学社背后还有朋友资源,以确保民主运动延续不断,故在此暂不提及那些朋友。
    
    四、北上考查
    
    1980年夏秋之交,全国民刊运动渐趋反弹性的高潮,各地大学校院民主竞选运动十分活跃,最著名的便是湖南师范学院以陶森同学为代表的民主选举团进京请愿活动。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校院也沸腾起来,爆发了学生竞选人大代表活动。加之全国民刊协会正在酝酿中,北京的几家民刊也在筹组地区协会。当时,尔晋进京不久,便打入胡耀邦培植改革力量的团中央与社科院联办的“中国青年研究所”。他刚刚站稳脚跟,便来函邀我进京考查北大学生竞选和了解北京民刊整合。临行前,我将《理论旗》与学社工作全部交代给邢大崑,并与维邦匆匆告别(为他带了三封信)。
    
    进京后,尔晋先请我在一家不大的餐馆吃了顿涮锅,而后在一家照相馆又合了张影。当时我们经济很紧张,这也算是一次破费了。尔晋在京暂住东郊一处生物科学研究所院内——刘迪家中。尔晋邀我与他在此同住。记得当天晚上,我们先在一家旅馆,约见了湖南师范学院学生上访团代表陶森。我们相互通报了各自的情况,大有相见恨晚的感叹,以至于我们后来一直保持通信联系。他们的上访团运动失败后,陶森是这样来信向我陈述的:
    
    鲁基同志:
    
    您好!谢谢您的关心!
    
    早已收阅您的来信,无奈学院情况复杂,一直拖至今方回复问好,望您原谅。
    上月14日接到人大“八条”批文,我们总算替全院学生作了一点善后工作。但返学院后,由于省委毛致用、院党委苏明、李秋枫,姚立成等及特工人员的分化瓦解,威逼利诱,招降纳叛,造谣惑众,一部分学生代表(以梁恒、程安庸为首)投降了叛卖了,添油加醋地供出了我“借民主选举反毛致用、进而反华国峰、达到个人野心的目的”“在京与民刊搞反革命串连”“出卖情报、里通外国”、“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要打倒省、地、市的干部”等等八大罪,把学院搞得一塌胡涂。一部分同学迷惑不解,一部分同学心灰意懒,一部分同学愤怒至极。更为恶毒的是,院方大整我的专案,又派人跟踪、监视我的一言一行,还勾结社会上的流氓企图利用“挑色事件”来对我进行毒打和暗害,幸亏我一贯正派,无隙可钻,但我仍处于重重包围的危险之中。这几天美国之音的播送中国上层
    
    消息,形势好转了一些,在同学心目中,我总还算一个坚持到底的战士。
    这次运动的失败主要是官僚们的镇压、分化、破坏,加上内部的叛卖和投降,加上很大部分学生领导人对形势、目的的不明确,知识分子都要顽强地表现自已的个性而不顾大局。加上我组织能力,领导艺术、理论水平、宣传能力诸方面的低下,造成了这种局面,我痛心疾首啊!
    
    我院选举迟迟不予公布程序,检讨也没有作一个,院方正在摸同学的情绪,总想利用有利时机将我压下去,而选上他们中意的代表。我一面准备下一步选举时站出来竞选,作最后的斗争,一面走访群众征求意见,一面汇总材料,刻印后一定奉上一阅。敬望您们多批评、指导、帮助,使我能在改革的道路上成长起来。
    
    政治斗争是残酷的,我们在铤而走险!与一切邪恶势力搏斗,正是我们生命的价值所在。
    
    顺致
    
    改革之礼!
    
    陶森敬上
    十二月十七日
    
    我到北京从第二天开始,每天往返百余里,中转三次车,从东郊来到北京大学三角地看大字报,了解竞选学生的各种观点,并到学生宿舍广泛与代表性较强的学生交谈。我记得当时分别与王军涛、方觉、房志远、费远等交谈,而与房志远接触较多。那时,北京学生方觉等正在起草《出版法(草案)》,并商议我可不可以代他们在山东征集公民签名。我认为这是件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实事、好事,便欣然答应。我在北大待了四五天,直到胡平在校礼堂发表竞选演讲,进行辩论。那天我与尔晋一起,早早来到北大哲学研究生宿舍,看望、鼓励胡平。因他即将登台亮相,故很不轻松。那天该校礼堂座无虚席,连走道和窗台上都满是人,主席台上下全都是各种录音设备,在京的许多新闻媒体记者都在现场。
    
    胡平在校属比较温和、稳健的一派。因而他演讲时便遭到一些观点激进者的反对,发问、质询的字条纷纷递向讲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费远等学生代表甚至愤然退出会场。但多数学生还是支持胡平的,我也对他感觉不错。我在临回青岛时,希望方觉他们能及时写出学生民主竞选的理论分析与情况综述的文章来。这对推动中国民主进程意义重大。我回青后,又去信叮嘱。方觉来信这样回答我:
    
    鲁基同志:
    
    您好。收到您的来信,我们很高兴。
    
    通过在北京的简短的接触,我们对你们在思想和实践两方面坚持革命的方向深表钦佩。我们也一贯有志于坚持这一方向。希望我们今后互相学习,互相协助。
    
    北大的民主选举已接近尾声。第一轮投票今天结束了(预选),结果尚未公布。第二轮投票(最后确定人民代表)将于本月十一日进行。选举结果,将在今后的信中告诉您。
    从理论上分析民主选举的文章和对这次北大选举情况的综述,正在考虑之中。由于要读的参考书较多,要搜集的材料亦较多,所以这两篇文章的完稿日期将比过去设想的要迟一些。大约二——三个星期后才能写成定稿。一旦写成定稿,立即给你们寄去。
    
    《出版法(草案)》的初稿,已经写成。准备在选举工作完毕之后,征求校内的关心者和支持者的意见,然后写成定稿。定稿大约四个星期后可写成。定稿将在校内与校外征集签名。定稿一旦写成,亦立即给你们寄去。
    
    今后给我们来信,按如下地址邮递即可:
    
    邮政编码100871
    
    北京大学7812信箱 方觉
    
    代表费远和其他同志向你问好!
    
    致礼
    
    方觉
    80年12月8日
    
    如此同时,我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就北大学生竟选活动写出详细调查报告,发表在《志友论坛》第二期上。当时,我在北京期间的日程安排相当紧张,除要考查北大学生竞选,还与在京的民运朋友广泛接触与交流。我最先去徐宅会见了文立。他原是《四五论坛》负责人,后退出《论坛》,创办《学友通讯》。之后,尔晋又陪我见了吕朴、王冲、赵一凡以及《北京之春》的许多朋友们。我对吕扑印象很深。他中等身材,很胖,戴了副深度近视镜,是音乐家吕骥的儿子,一个官宦子弟。记得1978年,他在北京西单墙贴了《致宗福先的公开信》大字报,曾被誉为“民主墙点火炬的人”,后他应召与胡耀邦谈了一次话,又被认为是官方收买了的人。他曾来青岛找过我,可惜当时我回烟台了,他仅留下封信便返回北京了。后来我们便有过一段交往。与吕扑他们见过面后,我又应邀在一木工房里出席了北京各民刊组织的协调会。入会者有扬靖、马淑季、沙裕光、何德普、孔建筑、朱锐、王湘明等十几个人,他们分别来自不同刊物。会上,我应邀就当前时局与青岛民运情况作了专题发言,并回答个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也就在这次会议上,我提出要重视建立第“三条线”的意见(此次发言被官方录音,1981年4月12日我被捕后,预审员用了相当的时间来审查这“三条线”)。
    
    此外,我在主办《理论旗》过程中,为讨论陈尔晋理论,与河北王屹峰(笔名东方)通信较多,因此我在北京完成使命后,特意前往保定与他会面,并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屹峰偏瘦,浓眉,很干练,为人率直,写得一手好字,常以诗抒情,抱负满大,也有才气,只是性情急躁了些。我们相见,谈话投机,他留我在那里住了两天。归来途中,我又顺路到天津探访了汤戈旦、吕洪来、刘士贤等诸友。汤老当时年已古稀,痔疮病很重,仍艰难的伏案坚持写作,疼痛难忍时,站起来按摩一下,再坐下来继续,十分感人。他那如同枯藤老槐似的形象,至今盘绕在我的脑际。汤老知我主办旨在进行民主理论研究的刊物,当即交我《评“中间形态”》一文,并表示今后将全力支持我的工作。后来我每到天津,都要与汤老畅谈。1987年我出差到天津,与他谈到青岛的“广交友,不结社”主张,汤老说,我也“广交友不结社”吗?尽管我并不完全赞同他的“原旨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当
    时民运圈子内,他经济理论的深度,可谓首屈一指的。
    
    那次我在北京之行的归途上,与天津的朋友相聚,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只可惜全被公安当局查抄。当时,我在天津待了两天后,又途经济南,来到山东师范学院。该校学生会一位干部周国柱,是我在建设兵团时的一位老战友。国柱细高个子,大眼突出,好学能文,充满了小资情调。风化当年,我常与国柱等伙伴在泰山脚下岱庙茶馆,论古喻今,兴诗诵文。两年后,我被抽调至青岛工作,国柱被选拔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深造。我们长期保持联系。我每去省城济南,都与国柱、德忠、锡铮等兵团老友聚到一起神聊。我从事民运工作后, 将各地民刊与民运信息传寄给他,由他在学校同学中传阅。我曾为此去过该校,专门向他们介绍全国民运,也由此影响了一些学生,导致了校院以诗朗诵为形式的学生运动,并走上街头,惊动了山东省教委。当时,国柱他们也有意办一份刊物与我们呼应。我正是因此而在去北京的归途上,在济停留,与他们共磋的(这便成为官方指控我煽动学生“闹事”的一项罪名)。事实上,当时我的行踪已被监控,国柱为此受到校方严厉处分。本来他毕业被内定留校,但却因此而被发配潍坊师范任教。
    
    五、不惧严寒的广场集会
    
    秋去冬来,滨海岛城虽已雪花飘飘,但民主运动却如火如荼。学社朋友们同心协力,十分团结,除把刊物办的红红火火,更重视以组织名义走向社会。正在此时,北大学生方觉将他们起草好的《出版法(草案)》邮寄给我,希望我们代为广泛签名。方觉来信说:
    
    鲁基同志:
    
    你好。上次给你的信,收到了吧?
    
    《出版法(草案)》已写好,正着手在校内校外征集签名。给你们寄上几份。
    一、请在山东代为宣传,并代为征集签名;二、如果你们同意这个《草案》,也请签名。
    我们还准备给全国其他民刊寄去这个《草案》。我手头有一些过去的民刊的通信地址,但一年多来情况变化较大,所以请你把现在仍有活动的民刊的通信地址寄来。
    那两篇评论和分析北大竞选的文章,正在抓紧时间准备。
    
    祝好!
    
    方觉
    80.12.12
    
    请尽快寄来民刊通信地址
    
    我接到《出版法(草案)》后,先是寄了一份给济南的周国柱代为在山东师范学院校内征集签名,接着便召集全体社员,专题开会研究采取什么方案更有利于扩大影响,推动民运。会上大家积极性很高,提出许多方案。我当时主张第一次搞这种活动应稳妥一些,力求成功,勿搞恼了当局,可先采取张贴、分发《出版法(草案)》,设点咨询答疑的方式进行。但大崑等朋友们主张场面大一些,要组织集会,出面演讲。我见大家热情可贵,便表示尊重大家的意见。但强调一定要找一处不影响交通、市容、营业等各种可为当局提供干涉理由的场所,并要维护好秩序,严防有人捣乱。后经大家反复协商确定,在中山公园汇泉广场主席台下进行,时间定为1981年元旦午后1点,演讲人是李协麟和邢大崑。但后来李协麟因工作抽不开身,改为邢大崑一人主讲。大家为此印制了许多公告,以“民主志友学社”的名义,向市民说明召集集会的时间、地点、原因、目的和要求,呼吁市民勇跃参加。公告制好后,学社成员为此提前10天,划分线路,分头广泛张贴。
    
    事后几天,大崑听维邦说他不赞成集会,且形势有些紧张,突然找我商议,提出集会演讲不妥,希望按我原先的意见办。尽管最初我不主张集会演讲,但当时公告已广泛贴出,必须对公民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否则学社便很难再开展工作了。但我不想以个人意见草率决定,希望能形成集体决议。为此,在我寿光路五楼小小单人宿舍中,召开了一次紧急理事会,会上我谈了自己的看法,大家分析了利弊关系后,一致赞同我的意见。大崑思想也通了。会议的结果是,仍按公告办。
    
    1980年最后一天,学社各项筹备工作就绪,傍晚便开了“迎新年茶话会”。会上邢大崑代表学社理事会对前段工作做了小结,我则作了《我们今后工作的面向与原则》的专题发言,并作为内部材料印发给了大家,这一材料至今还在。我是这样开头的:
    
    同志们、朋友们:
    
     八十年代的又一春,将在一个人民觉醒的子夜中渡过。一场新的创造性的时代大变革,将在子夜的风寒中拉开序幕——八一年向我们张开了粗犷的臂膀,拥抱吧——时代的骄子们!
    
    我想在座的各位朋友们,在这一年即将过去的时刻,心情是不会平静的。因为大家都是立志献身时代改革的正义青年,谁能不在此时此刻回想到在这一年里为社会,为时代,为我们共同生活方式的这个祖国,献出了些什么?是高贵的,还是卑贱的?占我们整个生命的几份之几,你是一个时代的改革者吗?那就不会不在这新的一年即将来临的时刻,扪心自问:社会需要什么?是华堂的仪表?空洞的语言?还是诚实的心和鲜红的血?
    各位朋友们:刚才邢大崑同志做了前一段工作的小结,这里我着重谈一下我们今后工作的面向和活动原则问题-------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谈了面向社会、面向大众、深入民主理论研究的工作面向和公开、理性、遵守秩序的活动原则。茶话会上,还重点讨论了元旦集会。为防变故,大家决定:所有社员元月一号中午12、30分,在到会场的前一车站会面,以便汇总信息,根据最新情况,采取应变措施;集会完毕,再到中山公园牡丹亭汇合,总结经验。
    说来也巧,那天夜里老天突然翻了脸,西风突起,寒气逼人,灰蒙蒙的天空,乌云滚滚,新年凌晨刚至,我便被一阵急促的叩门声惊醒。我顿感有变,急忙披衣开门,只见邢大崑神色紧张地闯了进来,说青岛公安当局连夜传讯了他,并找了他的父母;还警告他,元旦谁去集会抓谁,威胁他不得外出。他问我怎么办?我沉思了一下,意识到警方的目的明显是要破坏集会,心想一场严峻的斗争是不可避免了。于是我让大崑先回家休息,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我决定明天由我一人出面。
    
    当时,我对当局可能采取的行动也把握不准,但为了学社在社会上的声誉,更基于争取民主人权理念总是要付出一点代价的考虑,我必须圆下这一局。送走大崑后,我看了看表,零点多一点。此刻我再也无法入睡,开始考虑登台演讲的内容。我思索了一阵,约有凌晨4点左右,刚有睡意,又被一阵叩门声惊醒,开门一看,是学社骨干成员张霄旭。
    霄旭粗眉大眼,中等身材,眸子里闪动着热情与执着的光芒,是一位空军干部子弟 。公安当局当天告其父母,明天要抓人,其父为此乘飞机紧急从外地飞回,对霄旭进行严厉看管。其母为防他第二天外出,当夜把他锁在家中。霄旭那时正上技校,他竟深更半夜,趁家人睡熟之际,背起书包,跳窗而出,远从市郊,顶着刺骨的寒风,摸黑步行了几十里路,来到我的宿舍,已疲惫不堪,脸冻得发青。我看了十分痛心。他当时仅十八九岁,为了自己的信念,竞不顾公安当局的威胁和父母的压力,毅然投向大家的怀抱。他当时并未考虑学业、家庭和个人安危,而是担心大家的安全和学社的活动能否顺利进行。我真想抱他痛哭一场,但没有。他此刻把我看作主心骨,他希望我是可以信赖的人,能坚定而从容地面对一切变故,带他向前闯。此刻我很理解他,就像理解我自己。我给他倒了杯水,平静地告诉他,大崑也来过,信息相互印证了,我已想好了应急方案。我鼓励他振作精神,继续学业;嘱咐他上午就在我那里温习功课,集会时不要出面,以保证下午安全回到家中。同时我叮咛他中午12点30分学社成员在会场前一站汇合时,转告大家谁也不要出头,由我一人主持活动,以保存实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随后,我连续给烟台的母亲写了三封信,交给霄旭说,如果我被捕,半个月发一封,让年迈的老母亲放心我还安全。天还未亮,我就整理出一堆材料,转移至王钦德处。此时,我已做好了被捕前的一切准备。天刚亮,我便返回宿舍,发现楼下有四五辆公安摩托车,气氛十分严峻。约计上午10时左右,我深情地望着霄旭,拍了拍他的肩头,与他分手,反复叮咛他当心,仿佛将是一次永久的诀别。
    
    1981年元旦,寒冷异常,天空阴森,散落着稀零的小雪,凛烈的西风常常把自行车一片片刮倒。约计12时30分,我穿着母亲亲手为我缝制的便服棉袄和外罩,来到集会地点——汇泉广场边角上的一个小饭馆,在一处可以观察广场情况的小窗前坐下,要了两碗混饨,随吃随探视广场动静。开始时我发现仅有不多一些人在走动,凭我常与对手打交道的经验判定,其中不少是便衣。过了一会,人渐渐多了起来,三人一簇,五人一帮在窃窃私语。我喝了点白水来到广场,然后看了看表,还差10分1点。人流开始躁动起来,许多人在议论:
    
    快到点了,为什么没有动静?是不是坑人?
    
    这时人流中有人在驱赶人群说:哪有什么演讲,是神经病,快走吧!
    
    但人们依然相互对望,在困惑中不肯离去。
    
    我看着表,正值1点时,猛然挤上高高的主席台,振臂一呼:公民们!台下顿时哑雀无声,一起惊异地望着我。我看了看人群,放开嗓子说:公民们,正值八十年代的一个新春到来之际,迎面却向我们扑来一股寒流。本来这次集会演讲由青岛民主志友学社负责人邢大崑主持,气氛可搞得更热烈些,但昨晚公安当局却传讯了他,不准他外出,并扬言谁参加集会抓谁……
    
    凭什么抓人?
    
    控告他们去!
    
    我们上市政府!
    
    会场上顿时沸腾起来,呼声雷动,群情激奋。我尽量保持冷静、克制,稳住局面,防止混乱,以确保征集签名任务完成。为此我将话题转向集会目的和签名的意义上来。这时,会场上有人口袋里传出“东方红”歌曲声,大家高喊“便衣”,于是会场上爆发出“抓特务”的怒吼,吓的那个人撒腿就跑,紧接着群众又一阵呐喊,气氛达到高潮。这时,只见张霄旭再也禁不住激动,一个箭步跳到讲台上,一把一把地散发着事先印制好介绍出版法的小报,大家纷纷争抢,会场顿时乱了起来。此时,学社许多成员纷纷出面疏导,维持秩序,大家又静了下来。紧接着我便大谈了中共“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都因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保障,导致的灾难性历史,呼吁大家踊跃签名。于是会议进入了主要议程,群众相互留地址、签名,成功地完成了这次集会任务。中共建制后,青岛市第一次由政治反对派组织独立召集的公民大会,在政府广场上堂而皇之地举行,为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史谱写了壮丽的一页。而学社的所有成员,都是这一活动的导演者、组织者和参加者;还有其他民运朋友,如姜福桢、龚义、金永涛等,也是它的积极参加和见证者。龚义、姜福桢还为此写了专题报道。现在看来,这已成为一起民运活动迎难而让的成功范例,信笔写来,轻松自如。但当时有谁怀疑公安当局不会当场抓人;如遭到群众抵抗,也许会酿成一起青岛的“天安门事件”。青岛公安当局正是看到会场上群情激奋的场面,才未敢轻易动手。
    
    的确,那天当集会的使命顺利完成,我手中已经握有一串长长的签名时,群众仍不肯离去。许多人担心我会被当局暗算,始终跟随着我,要护送我回家。我们一直走了很远。后来在我反复劝说之下,他们才一一散去。我摆脱群众簇拥后,大家按预先约定,在中山公园牡丹亭会合,总结经验,预测未来,深感更严峻的形势还在后面。这一活动,如同逆水行舟,是在硬顶着公安当局的重重压力与威胁下取得成功的,因而也大大鼓舞了社员的士气。
    
    当晚,我正庆幸自已竟意外地从充满风险的自由之路上,又平安回到宿舍。我兴奋之余,觉得很累、很乏,全身松懈,正想好好休息一下。不料张霄旭携同其母,满脸忧郁地来到我处。原来,霄旭当晚离家出走后,其父母即派霄旭的弟妹到广场查看,因此霄旭在广场的表现,更令其父母愤怒,便强行要与霄旭到我宿舍,当着其母亲的面,表示今后退出学社。由此可见,学社成员是在当局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为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在自由之路上挣扎前行的。这种来自家庭的压力,更令大家难以抵御。当时霄旭一面向我表示退出学社,一面向我示眼色。我内心阵阵酸楚,但十分理解霄旭,也理解他母亲。
    我对霄旭母亲说:我也有老母,也很担心我,我理解做母亲的心情。学社成员来去自由,不必得到谁的批准。
    
    两天后,我接到霄旭一封非常感人的信。他在信中诉说了当局给家庭造成的压力和难以割舍的亲情,但他坚定地表示,他永远与大家在一起。我看完他的信,热泪盈眶。他的坚定与执着,令我肃然起敬;他的“忠孝难两全”的心境;令我仰面浩叹!这封信我一直珍藏至今,每每读来,令人潸然泪下。霄旭的信如下:
    
    传珩:
    
    请你相信我绝不会放弃对我们的事业的追求。前天集会回家后,我母亲不给我饭吃,放声大哭,她叫我弟弟去集会地点去看我了,事情她知道了,她痛骂我是狼心狗肺,给她丢尽了脸,甚至要痛不欲生了,非要叫我写书同她断绝关系并把我赶出来不可。无奈,我只好佯说再也不参加组织了,我流着泪求我母亲才劝住了她。我并不怕被赶出家门,但在这我们刚起来干的时候,知识很浅薄,能力很弱的时候,若是被赶到城阳去,我就更难以学习和为我们组织工作了,更况且在我母亲痛不欲生的时候,我也只有劝住她的坏念头,对于她这个从解放前的一个童工到解放后受党培养,上了学,当了干部,现在家境又很好,对党有着绝对听从的感情的人,当厂组织和公安局向她指出她的儿子是参加了一个对着党来的组织的时候,可以想象,她对我的斗争要求是没有一毫让步的,为了家庭,为了我能比较安心地在我们的组织中成长,今后我只能转入密秘活动了,很多会议我恐怕不能参加了。同我母亲去你那里,是在我母亲的强硬逼迫下而去的,那是一场假剧,我只好认了这蒙骗母亲之罪了。我是和你们,和我们的事业站在一起的,等有一天,民主运动的高潮,革命的关键时刻,不要说是被家里赶出来,就是进公安局,我也会毫不吝啬地站出来的。现在请允许我密秘地活动吧,不要相信昨天那场假剧吧。
    
    你给你家的第一封信我已发出去了。
    
    另外,昨天早晨我母亲去过你单位,可能是去了解你的情况,很难说,她只从一句话里露出此事,不知你现在如何,在我这里的东西需要拿回去的话,你就让海东转达吧。
    
    暂且谈这些。
    
    霄旭
    一九八一年一月三日
    
    9年后,宵旭果然践行了自己的诺言。1989年“6、4”血案时期,宵旭不顾个人危险,率先挺身而出,在政府大楼门前的集会上,振臂高呼,慷慨激昂地发表谴责政府向学生开枪的演讲,被重判15年。共产党人当年也说在追求民主,追求正义,可取得政权后,就对这样
    
    一些继续追求民主、正义的赤诚青年,赶尽杀绝?令世界震惊。
    
    六 通向中世纪异端审判所的时间隧道 
    
    1981年初春,邓小平在操纵全国人大取消中国人民仅有的一点“四大自由”之后,又以下达中共文件的极荒唐而非法的形式,公然凌驾宪法之上,将全国民间组织与刊物定性为非法,要求所有民间组织与刊物停止所谓的“非法活动”,并要向当地公安机关和所在单位交待问题,而且他们还要查清所有与此有关的人和事。那时单位领导已受命监视我,甚至不批准我回家探望生病的老母,各地形势都突然紧张起来。全国民刊多数已被迫停办,有的转入地下。青岛民主志友学社也无法公开活动,她是否还能存在下去,已成为人们的悬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迎来了81年清明“四、五”运动纪念日。
    
    4月5日前,我在思考采取什么方式向社会传递信息,以证明志友学社仍然顽强地在活动,并将继续坚持下去。“四、五”纪念日的到来,猛然启示了我。于是我找来一米长的大白牌子,用大字毛笔写下这样的诗句:“有胆方敢言,无私才献身,英雄且暝目,不绝后来人。”落款为“青岛民主志友学社”。同时我还写了一幅挽联:“四五精神千古,民主理念永垂。”当晚我与邢大崑一起,在大字牌周围扎了一圈纸花,做成一个巨大的花圈。
    
    1980年4月5日,天不亮,大崑用自行车带着我,我撑着那大牌子花圈,我俩顶着倒春寒,一步三晃地把那个大型花圈运到青岛烈士陵园——湛山寺。我们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志友学社依然故我,特意登上陵园前的一座青砖六角塔,高高地悬挂在半空,以至于我们走出很远,都能看到那塔上的花圈,在半空中忽悠。做完了这件事,我们似有一种欣慰之感。谁知我刚回到宿舍不到一个小时,便遭到公安当局的传讯。其实那时,当局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一场全国范围的搜捕行动了。
    
    记得那是1981年4月12日晚9点左右,当时四方业校金又新校长深知时局的严峻,又几天没有看到我,便托诗人栾新建来宿舍看望我,叮嘱我注意安全。我们约计谈了半小时,新建即离去。其实在我们谈话期间,我宿舍所在的马路两端已经戒严。我不知当晚栾新建是怎样走出去的,但他刚走不一会儿,公安当局便封锁了我们宿舍整个大楼,楼下竞然兴师动众地停放着包括电视录像在内的多辆公安专用车。楼里楼外所有人都不得进出,包括上夜班工作的也不行。为首的几个刑警,带着武警冲进我的房间,直接向我出示了逮捕证和搜查证,并给我带了手铐。至此,他们终于摘下了假民主的面具,对全国的民运人士下手了。当时我是单身,自己住一间宿舍,屋内除了一张桌子和一张床,便满是书籍。墙上有我用大毛笔书写的王安石“三不足”横幅,格外醒目,即“天变不足畏 ,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一个年青的武警看了看,操着浓浓的乡音说:还想变天?是不是要让我们重吃二遍苦、重遭二差罪,让地主老财再回来。
    
    我斜视了他一眼,摇了摇头,真是哭笑不得。我心里明白,这就是共产党人暴力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基础。
    
    当晚,公安当局要提审我,所以找来居委会主任和我们同宿舍的邻居见证,搜查我的房间,要带我走。但我声明谁也不信任,一定要亲自监场,以便对他们搜去哪些证据心里有数。谁知他们对我仅有六平方米的小屋,足足搜查了一夜,而我一直坐在屋角,静静地看着他们,脑里写下这样一首散文诗:
    
     我走了
    
    远暮,一盏熄灭的灯,缭绕的烟雾,大泼墨似地涂抹,涂抹着沉积着风。
    
    马路象一条僵死的蛇,一头铁链,一头封条,橡皮图章是个不会思索的大脑。
    
    一条漆黑的街巷,戒严中驰来的囚车,捎来了“大墙”里发来的“请贴”。于是,黑洞口
    下快节奏地查抄,象秋风在翻弄树叶。
    
    龟头缩进了甲壳,一切的门户关闭了,关闭了一个时代的幽默。
      
    闪亮的獠铐嚼不烂握管的手,眸子里尽是一幅没有人物的木刻。
    
    我走了,从道具走向背景;从方格走向溃烂的夜;走向中世纪异端审判所;走向没有人物的木刻。
    
    天刚破晓,印染厂宿舍里的居民都还没从梦中醒来,我就在灰蒙蒙的晨雾中被押上囚车。
    
    当我踏进青岛常州路看守所那沉沉的铁门时,一条狭长、阴森的走道迎面展来。在我的感觉里,那就是一条通往中世纪异端审判所的时间隧道。在那条隧道的出口处,我看到了我的战友——邢大崑。他已被审讯了一夜,满脸倦容,正被从审讯室押回牢房。那天晚上,青岛公安当局直捕了我与孙维邦,拘留了邢大崑,并传讯了10多名学社骨干成员。民主墙时期的青岛民主运动,同全国民运一样,在中共当局的大肆镇压下,暂时陷于了低谷。
    
    当年以“民主墙”为标志的民主运动,实际是当代中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执政者社会统治合法性崩溃的时代产物,是全中国人民在没有正常法律保障条件下,发泄不满,主张权利,思想解放的一种特需形式;同时也是人民自发地将变革社会的强烈政治愿望,付诸实践的初级阶段。然而,摄取了“四、五”运动成果的邓小平,却力主斩断了这场“四、五”运动的延续,已为他10后主导“六、四”大屠杀埋下了伏笔。这也是他本可以作为一代伟人彪炳史册,但却最终走向了自决于人民的必然宿命。因此那种开脱他受别人蒙骗的说法,是难以服人的。今天,邓小平的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都已结束,而当代中国民主运动是不会结束的。
    
    当年青岛民主志友们在自由之路上探索的足迹,也没有结束。我们在民运陷入低谷状态中,深刻领悟历史真谛,逐步找到了在高压政治条件下,灵活、韧性地发挥作用的“广交友、不结社”新方式,并正在从幼嫩走向成熟,用新文明价值理念,勾勒出一道永不消失的风景线。
    
    (引《民主通讯》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博讯相关报道(最近20条,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 我为金波的长进喝彩/牟传珩
  • 牟传珩: 中国体制内学术研讨会新动向
  • 寻找惠真法师/牟传珩
  • 牟传珩给青岛市长、书记的公开信
  • 我没有国庆节——狱中《写给共和国》/牟传珩
  • 回忆在台湾蒙难的燕鹏先生/牟传珩
  • 言论自由、言者无罪──简评张林案/孙文广、牟传珩等
  • 批判者之歌/牟传珩
  • 21世纪中国思想治罪经典案——牟传珩政治冤狱再申诉
  • 牟传珩:守志
  • 山东民运人士牟传珩出狱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