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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历史 顶尖人物 超级运动/武振荣
(博讯2005年10月29日)

——中国民主运动的三个亮点及看点
    武振荣
     关于伟大历史: (博讯 boxun.com)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历史可以从孙中山革命的那个时候算起,中间经过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共产党战争直到1949年内战结束为止,如果说在这些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所有的革命都可以接受如下的一种解释的话,那就是说当统治的行为在不被人民认可时,人民享有推翻统治的权力,又如果说这种行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必然地要借助于暴力,暴力革命就具有完全的正当性。无论怎么说,这是民主的一条最基本原则,在民主理论的演绎中,它变成了民主的根基。就这个“根基”我们去复原中国“民主”之“树”,你就会发现这棵伟大的“树”的全景,它“枝繁叶茂”的现象取决于它的“本固根深”。观看它,你就会被一种伟大的精神所灌注。人是一个渺小的器皿,但是,你只要给它注入一点精神,他立刻就会变得奇伟!
    
    但是,同植物的树一样,中国“民主之树”也是需要我们时常“浇灌”的,因此,我们在用自己的辛勤的劳动来不断地维护它的生长的时候,就不应该抱怨它“发育不全”。在这里,“民主之树”即使在我们看来“发育不全”,责任也是在于我们,而不在于前人。中国民主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其所以必须是“暴力的革命”,这不是革命者的一种自觉的选择,它是中国历史对于革命者的一种被迫,是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不能够承受重大改革的必然的结局。如果说在这一步,历史的进步需要“暴力”的推动的话,那么,一个枪杆子式的“革命”的价值就民主的第一价值,而不管这种“暴力革命”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职此之故,我们可以说中国“民主之树”的“根”是“暴力工具”植下的,如果说这样的行为使我们中华民族为止而付出了“血的代价”,那么我们珍惜它、维护它,就是自己应尽的本分。正因为在我们的前头有了民主的“暴力革命”,所以我们在维护它的价值的时候就不一定非得再来一次“暴力革命”不可。在个意义上,我们的主观愿望虽然不是“拒绝”“暴力革命”,但是我们的行为却是已经走出“暴力革命”的范畴,而步上了民主的政治运动的现代轨道。
    
    上述的伟大转变是在1966年“史无前例”的政治大解放(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现实的,因此当我们把这个运动的精神复活的时候,那岂不是说,维护中国“民主之树”的任务并不是中国社会上的“大人物”的事情,它是每一个普通人 应该尽的义务。也就说,每一个人都应当为它“浇灌”自己的“汗水”,而只有这样的“浇灌”它才能够健康的生长!如果说在“暴力革命”阶段,民主的“代表”是那些手里有着军队的“大人物”,那么在1966年的运动中,恰恰是这类“代表人物”的“倒台”给出了民主一个现代的、普通的意义,也正是籍着这种意义,民主运动由“暴力革命”向人民政治运动的转变才最后的现实了。在这里,问题的焦点在于民主的政治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暴力革命”的“遗留问题”,因此它同“非暴力主义”的东西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非暴力主义”的信奉者们对于“暴力”采取的是一种完全、彻底的否定态度,包括历史上的“暴力”在内。民主运动中的人,就不是这样的认为了,他们承认历史上的“暴力革命”的合理性,并且对于“暴力革命”的成果也是采取一种努力维护的行为,所以它同“非暴力主义”者的精神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区别,民主运动中的人可以在自己的行为中提倡和发扬“暴力革命”的传统精神,并且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去从事民主的运动。1966年的情况就是这样。
    
    因此,如果人们把66运动看是民主的“暴力革命”对中国人民的政治许诺的“兑现”的话,那么,“兑现”的行为就把“暴力革命”的历史和不是“暴力”的当下的政治运动非常巧妙地联系在一起了,于是,中国革命那个伟大的脉气就给贯通了。在民主的“暴力革命”中,人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要求的若不是这当下这种种的民主的权利的话,那么“暴力革命”对于人民就变成了“空头支票”。66运动的全部的意义都在于:“7亿中国人民”相信在中国的“暴力革命”中,革命家们所给人民开的“支票”是可以“兑现”的。事实上在解放的1966年,当“兑现”已经开始时,人民就欢呼、就跳跃、就歌唱、就流泪!
    
    几乎每一个人都装备着权利的“大炮”,梢不随意,就可以“开炮”,向着中共党支部“开炮”,向着中共“县委”“开炮”,向着“省委”、“中央局”“开炮”!3、5个人只要聚集在一起,想成立一个组织,马上就产生出了“战斗队”;“战斗队”可以用自己最喜欢的词命名,可以刻公章,可以做旗帜,成员都戴可以相互区别的袖章,不用说这样的组织就可以自由地从事独立的政治活动……。正因为这是一种全新的秩序,所以这种秩序同人们想象的“动乱”是根本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被紧紧交织在一起的观点所组织的政治网络之中,任何人都不能够例外。因此,就共产党的政治秩序被完全地破坏之后,社会可能发生动乱这一点来看,社会避免了动乱的真相是,在自由的状态下才能够产生的观点却网络起了一个自由的秩序。在这个伟大的运动中,虽然没有人追问“民主是什么?自由是什么?”但是人民已经把民主和自由“溶化在自己的血液里了”,“落实在自己的行动上”了!
    
    问题是:当上述伟大的历史在被我们当成“动乱”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与自己的伟大历史的联系,结果是,我们在已经伟大起来的那个时间上又退缩下来,这就是我们的不是了;相反当我们在对自己的这一段伟大的历史有了独立的了解的时候,我们就必然要想着如何去恢复我们的伟大性。如果说这种恢复和13亿人的未来的民主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未来的运动就是一个可以想象、可以设计的东西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中国人彻底摆脱了蒙昧主义的束缚,就不是一句空话的了。启蒙之对于我们来讲,不只是意味着我们反对本应当反对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我们维护我们本应当维护的价值方面。关于这一点,我在《蒙昧时代人民史(1949-1978)》的书稿里已经做了个详细的说明,此处不再多说。
    
    关于顶尖级人物:
    
    中国民主化运动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最终阶段虽然意味着全体中国人民的政治参与,但是在过程的中间阶段它必须要产生出一个以中国民主化为己任的特殊的人物群。这个人物群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叫民运人士。因此如何培养和壮大民运人士队伍,就应当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关心的问题。在这篇短文中,我虽然不可能对这样重要的问题发表专门的意见,但是我却可以提出这个问题供大家思考。
    
    66运动虽然是伟大的,但是它的主要的缺欠还在于没有产生出伟大的人物,正因为是这样,毛泽东才对66运动的影响达到了一个世界级的水平。66运动对于毛泽东来讲、对于共产党来讲也许是阴谋已久的事情,但是对于广大的红卫兵以及造反的人民来讲却是没有任何的事前的准备,所有人都是仓促上阵的,包括那些在运动中叱诧风云的人物在内。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世界上政治运动很少见的现象:领袖人物和普通群众在政治上一般高(详见〈〈66运动论说〉〉)。因此在运动需要领导的关键时刻,那些和人民群众水平一般高的领袖们就说“咱们听毛主席的。”到运动后期,虽然也出现了个别可以出毛的人,但是他们所处的时间已经是一个运动消解的的时间了,即使他们本人有回天之力也无济于事了。
    
    66运动的确失败了,也它产生出了失败的一代,但是正如我在此前发表的多篇文章中一再指出的那样,这种失败不是可以把人彻底压垮的1989年“6、4”式失败,而是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挫折”的失败,这种失败本身就为失败者的后来的成功提供了非常大的可能性空间。因此,可以说,在1979年的中国自由化运动中,这些失败的人给真正地站立起来了,变成了我们现在的民运人士。分析所谓的民运人士,他们之中很少是66运动中的著名人物或者头面人物,而是如共产党的《16条》中所说的“一大批本来不太出名的青少年”。正因为情况是这样,因此66运动的失败就没有可能会导致出他们的囹圄之灾,于是,他们在“社会”这个“大课堂”中就可以思考和思索问题。如果说这种思考、思索不再是形而上学的话,那么把66运动中的那些自己经历过的问题纳入思考、思索的过程之中,就造成了对中国情况深刻理解的人。如果说我们对比地看问题,此时此刻的毛泽东也在思考,他一心要把人民的运动说成是什么“无产阶级的革命”,并且给这种“革命”一个只有他自己才能够领悟得了的内容就显得不合时宜;与毛不同的是,这些失败了的人们的思考就不是这样的了,他们在分析和寻找运动失败的原因的时候,就完全有可能发现毛的理论的谬误,并且在批判这种谬误的时候走上了民主之路。对于当时自己没有说出口的“民主”和“自由”的事后地说出,就造成了特殊的一代人。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在回忆自己以满腔热血而倾注之的66运动的真正性质的时候,伟大运动的“本来面目”才给显示出来了。就这个意思说,他们作为运动中的人,在运动当中不认识运动的“本来面目”的情况就可以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庐山中”的话来解释的了。
    
    可见,在66运动之后,当毛泽东之口在没有说出“民主”,而人民——造反的红卫兵和“亿万人民群众”却可以说出“民主”的时候,中国民主化的那个被中国共产党破坏了的历史才在我们人民的“反省”行为中给完全地发现了。在“枪杆子革命”之后,民主的维护必须要进行多次“笔杆子”式的革命,就是我们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这种认识不要说在今天是有价值的,我敢说,在100年以后,它也是不失其价值的。在这里我所说的“顶尖级人物”的话,就是指这个意思立言的。
    
    民运人士是中国这个社会的特殊历史的产物,是继承中国民主的未竟事业的人群,也是中国民主化之前的一个过渡性的人物群体。也是说说,在中国现实了民主制度的时候,这个人物群体就会完全地过时。仅仅就这个意思去看,中国民主化运动需要一个民运人士的群体就是一个中国特点。就这个特点去研究问题,去认识和分析中国的未来的民主运动,我们就可以摆脱那些“外国的模式”的影响了。中国人做中国的事情——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在今天却上升到“原则”的高度了。
    
    中国民运人士的存在与这样的情况有关,即中国人必须要独立的认识和评价自己的历史和自己所经过的时代,只有这样,中国民主运动才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超级运动,否则它就很难摆脱目前一直所处的“异议运动”的状态。异议运动说到底是一种个人的运动或知识分子的运动,因此它缺乏可以改变中国专制现状的力量、能力和传统。在这个意义上讲,“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的观点非但没有过时,而且在新的时代中才获得了变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明白了这个道理,中国民主化的伟大事业就不是一个阶级或者是一部分人的事情了,66传统决定了它是一种地道的人民的事业,这样的事业又因为中国人口众多、问题复杂、专制暴戾和人民具有优良而又悠久的反抗传统而必然地要变成为一个超级运动。
    
    中国的民主运动发生在前毛泽东时代,如何评价这个时代就成为对中国民运人士智慧和能力的一种考验,如果我们对它进行科学的而不是情绪的批评和批判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够用轻蔑的眼光去看待它,也不能够用否定的方式去对待它。就一般情况而论,前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可恨、可笑、可怜、可恼的时代,对这个时代我们是不能够只抱有一种感情的,因此,这就要求我们要理智的、科学的和完整的去对待它,且不可把它当成一个只有一种因素的时代看。对于这个时代的“可恨”性的批评,我们是要产生出一个“恨”,但是这样的“恨”却不能够同时代的另一个性质“可笑性”脱节,也就是说,我们对它的批判不只是要产生出“仇恨主义”的情绪,而是要在“愤恨”的场合中去发现那些“可笑性”的因素。如此这般,我们便可以发现:一个“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式实验,对于我们中国的普通人来讲不只是一个“搞恨版”,而且同时又是一个“搞笑版”,如何协调这两种不同的因素就不是一般人物所能够应付得了的。
    
    进一步的发现又会发现,这个时代这的人民的作为还有着一种“可怜”的性质,就是说在的人的“贫乏”之中又孕育着一种“丰富”的可能性,在愚昧无知中好象又存在着聪明开化的因素,不宁唯此,还在那些令人“可恼”的事情中,又参杂着一个令人挥之不去的情感。所有这些都是前毛泽东时代的构成因素。问题在于把这些东西如果用“人为”的方式放在一起,肯定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整理得了的,但是当这些东西已经是一种真正的“历史遗留物”而存在于我们中国人身上的时候,情况就另当别论了。
    
    民运人士不是共产党员,他们没有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那种观念,因此民运人士觉得自己是平常人的思想是很正常的,可见,如果舍过了政治这一点,那么他们就是普通人。问题只在于,就政治而言,他们就应该打破普通性,努力做政治上的“尖子人物”。他们能够说出中国共产党人说不出的话,作出共产党人不能够做的事情,而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也是一些能够整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上那一团乱麻的人。因此,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汹涌浪潮中活跃着这样的一批“尖子人物”就是一个可以论证的现象。目前这样的人物们身处困境的现状就正好符合古人对“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有关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而后行弗乱其所为”的论断。
    
    关于超级运动:
    
    这篇文章的写作方式是我没有把1979年发生的自由化运动看成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出发点,相反我在这之前的66运动中寻找到了它的起点,正因为这是一种完全新的观察问题的方式和方法,所以未来的中国民主运动的才被我称之为超级运动。这样以来,我们在观察中国民主问题和民主化运动的进程时,就可以发现上述3个亮点和看点。于是,一个在特定的时间内已经被分了开了来的东西,在观察者的眼睛里就出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统一体。正是这个统一体的存在,一个表面上没有多少关系的事物的内部的联系才有可能造成事物的连贯性与一致性。
    
    谁都知道,1966年的运动本身就是一个超级运动,而这个运动在遭受了近40年的意义歪曲之后,一个意义的“正出”一定会造成一种伟大的现象,而这个伟大的现象在后来的时间上有可能被第一次的运动取得更为壮观的效果。在66年的那种一次人民运动中,人民对共产党不抱有仇恨的心理和仇恨的态度,就这样,伟大的解放运动的浪潮也已经把共产党的各级当权派认为弄成了“落水狗”,而那时的他们这些人在腐化堕落上也不过是开了个头而已,对比地看,在这后来的30多年当中,特别是在经历了1989年的民主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到了政治上的“反动派”的地步了,社会和人民中间的不满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程度,每一个中国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事情是用不着论证的。
    
    “6、4”之后,中国社会已经关闭了“安全阀”,好象一个大锅炉一样的只等着爆炸。因此不用社会科学家的辛劳,普通人也是可以说出社会的“高风险问题”。与这样的情况有关的是,民主的运动一旦冲破了“把运动消灭在萌芽状态”的这一道专制的防线之后,它就会向66运动那样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在一个瞬间中突然爆发;那时,民主的运动就和社会动乱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我们中国的好心人谁也不愿意看见的现象。职此之故,我在论证民主运动的问题时才特别的提醒人们要防止社会动乱,但是问题不至于此,如果我们仅仅因害怕动乱而拒绝民主的运动的话,那么,我们就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了。在民主的伟大运动中免不了会出现一些动乱的现象,甚至在局部地区,动乱还有可能要压到民主的运动,就如同苏联解体时间所已经发生过的那些现象一样。情况即是这样,我们中国人难道以此就可以做为拒绝民主的理由和道理的吗?又如果说民主的秩序在很大的程度上同我们所理解的社会动乱有一定的关系的话,那么,也正是民主才有可能把一个人们用专制的眼光看成是“动乱”的因素秩序化,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讲,这叫“以乱治乱”。
    
    论证至此,我们恰恰就遇到了一个最典型的和最有意义的例子,那就是66运动。站在邓小平那些人物的立场上它是一场“社会大动乱”,但是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它是一场“无产阶级的革命”,而站在我们普通中国人的立场上它又是一次民主化和自由化的运动。可见,对同一种事物的这样的根本不同的看法在我们对未来运动的评估中,不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参照系吗?在这里别说是要我们自己为未来民主的超级运动提供说明,就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可以使无产阶级“失去颈上的锁链”的那些话的剩余意义也是够我们用的。
    
    20世纪60年代中国社会的超级运动和21世纪初的超级运动是一个事物的首和尾,这中间的连贯性因素就是被我称之为“顶尖人物”的存在,这样以来,中国社会的民主的政治运动就有了亮点,人们要观察它也就有了看点。如果说亮点上的东西在不停的闪光,而看点上的东西也在越来越看好的话,那么,说21世纪的中国民主化运动是全人类进步行为中的一个最有意义的事件,谁能否认得了呢?
    2005-10-29
    
    
    
    
    
    
    
    
    
    
    
    
    
    
    
    
    
    
    
    
    
    
    
    
    
    
    
    
    
    
    
    伟大历史 顶尖人物 超级运动
    ——中国民主运动的三个亮点及看点
    武振荣
    关于伟大历史: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历史可以从孙中山革命的那个时候算起,中间经过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共产党战争直到1949年内战结束为止,如果说在这些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所有的革命都可以接受如下的一种解释的话,那就是说当统治的行为在不被人民认可时,人民享有推翻统治的权力,又如果说这种行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必然地要借助于暴力,暴力革命就具有完全的正当性。无论怎么说,这是民主的一条最基本原则,在民主理论的演绎中,它变成了民主的根基。就这个“根基”我们去复原中国“民主”之“树”,你就会发现这棵伟大的“树”的全景,它“枝繁叶茂”的现象取决于它的“本固根深”。观看它,你就会被一种伟大的精神所灌注。人是一个渺小的器皿,但是,你只要给它注入一点精神,他立刻就会变得奇伟!
    
    但是,同植物的树一样,中国“民主之树”也是需要我们时常“浇灌”的,因此,我们在用自己的辛勤的劳动来不断地维护它的生长的时候,就不应该抱怨它“发育不全”。在这里,“民主之树”即使在我们看来“发育不全”,责任也是在于我们,而不在于前人。中国民主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其所以必须是“暴力的革命”,这不是革命者的一种自觉的选择,它是中国历史对于革命者的一种被迫,是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不能够承受重大改革的必然的结局。如果说在这一步,历史的进步需要“暴力”的推动的话,那么,一个枪杆子式的“革命”的价值就民主的第一价值,而不管这种“暴力革命”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职此之故,我们可以说中国“民主之树”的“根”是“暴力工具”植下的,如果说这样的行为使我们中华民族为止而付出了“血的代价”,那么我们珍惜它、维护它,就是自己应尽的本分。正因为在我们的前头有了民主的“暴力革命”,所以我们在维护它的价值的时候就不一定非得再来一次“暴力革命”不可。在个意义上,我们的主观愿望虽然不是“拒绝”“暴力革命”,但是我们的行为却是已经走出“暴力革命”的范畴,而步上了民主的政治运动的现代轨道。
    
    上述的伟大转变是在1966年“史无前例”的政治大解放(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现实的,因此当我们把这个运动的精神复活的时候,那岂不是说,维护中国“民主之树”的任务并不是中国社会上的“大人物”的事情,它是每一个普通人 应该尽的义务。也就说,每一个人都应当为它“浇灌”自己的“汗水”,而只有这样的“浇灌”它才能够健康的生长!如果说在“暴力革命”阶段,民主的“代表”是那些手里有着军队的“大人物”,那么在1966年的运动中,恰恰是这类“代表人物”的“倒台”给出了民主一个现代的、普通的意义,也正是籍着这种意义,民主运动由“暴力革命”向人民政治运动的转变才最后的现实了。在这里,问题的焦点在于民主的政治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暴力革命”的“遗留问题”,因此它同“非暴力主义”的东西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非暴力主义”的信奉者们对于“暴力”采取的是一种完全、彻底的否定态度,包括历史上的“暴力”在内。民主运动中的人,就不是这样的认为了,他们承认历史上的“暴力革命”的合理性,并且对于“暴力革命”的成果也是采取一种努力维护的行为,所以它同“非暴力主义”者的精神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区别,民主运动中的人可以在自己的行为中提倡和发扬“暴力革命”的传统精神,并且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去从事民主的运动。1966年的情况就是这样。
    
    因此,如果人们把66运动看是民主的“暴力革命”对中国人民的政治许诺的“兑现”的话,那么,“兑现”的行为就把“暴力革命”的历史和不是“暴力”的当下的政治运动非常巧妙地联系在一起了,于是,中国革命那个伟大的脉气就给贯通了。在民主的“暴力革命”中,人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要求的若不是这当下这种种的民主的权利的话,那么“暴力革命”对于人民就变成了“空头支票”。66运动的全部的意义都在于:“7亿中国人民”相信在中国的“暴力革命”中,革命家们所给人民开的“支票”是可以“兑现”的。事实上在解放的1966年,当“兑现”已经开始时,人民就欢呼、就跳跃、就歌唱、就流泪!
    
    几乎每一个人都装备着权利的“大炮”,梢不随意,就可以“开炮”,向着中共党支部“开炮”,向着中共“县委”“开炮”,向着“省委”、“中央局”“开炮”!3、5个人只要聚集在一起,想成立一个组织,马上就产生出了“战斗队”;“战斗队”可以用自己最喜欢的词命名,可以刻公章,可以做旗帜,成员都戴可以相互区别的袖章,不用说这样的组织就可以自由地从事独立的政治活动……。正因为这是一种全新的秩序,所以这种秩序同人们想象的“动乱”是根本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被紧紧交织在一起的观点所组织的政治网络之中,任何人都不能够例外。因此,就共产党的政治秩序被完全地破坏之后,社会可能发生动乱这一点来看,社会避免了动乱的真相是,在自由的状态下才能够产生的观点却网络起了一个自由的秩序。在这个伟大的运动中,虽然没有人追问“民主是什么?自由是什么?”但是人民已经把民主和自由“溶化在自己的血液里了”,“落实在自己的行动上”了!
    
    问题是:当上述伟大的历史在被我们当成“动乱”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与自己的伟大历史的联系,结果是,我们在已经伟大起来的那个时间上又退缩下来,这就是我们的不是了;相反当我们在对自己的这一段伟大的历史有了独立的了解的时候,我们就必然要想着如何去恢复我们的伟大性。如果说这种恢复和13亿人的未来的民主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未来的运动就是一个可以想象、可以设计的东西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中国人彻底摆脱了蒙昧主义的束缚,就不是一句空话的了。启蒙之对于我们来讲,不只是意味着我们反对本应当反对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我们维护我们本应当维护的价值方面。关于这一点,我在《蒙昧时代人民史(1949-1978)》的书稿里已经做了个详细的说明,此处不再多说。
    
    关于顶尖级人物:
    
    中国民主化运动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最终阶段虽然意味着全体中国人民的政治参与,但是在过程的中间阶段它必须要产生出一个以中国民主化为己任的特殊的人物群。这个人物群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叫民运人士。因此如何培养和壮大民运人士队伍,就应当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关心的问题。在这篇短文中,我虽然不可能对这样重要的问题发表专门的意见,但是我却可以提出这个问题供大家思考。
    
    66运动虽然是伟大的,但是它的主要的缺欠还在于没有产生出伟大的人物,正因为是这样,毛泽东才对66运动的影响达到了一个世界级的水平。66运动对于毛泽东来讲、对于共产党来讲也许是阴谋已久的事情,但是对于广大的红卫兵以及造反的人民来讲却是没有任何的事前的准备,所有人都是仓促上阵的,包括那些在运动中叱诧风云的人物在内。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世界上政治运动很少见的现象:领袖人物和普通群众在政治上一般高(详见〈〈66运动论说〉〉)。因此在运动需要领导的关键时刻,那些和人民群众水平一般高的领袖们就说“咱们听毛主席的。”到运动后期,虽然也出现了个别可以出毛的人,但是他们所处的时间已经是一个运动消解的的时间了,即使他们本人有回天之力也无济于事了。
    
    66运动的确失败了,也它产生出了失败的一代,但是正如我在此前发表的多篇文章中一再指出的那样,这种失败不是可以把人彻底压垮的1989年“6、4”式失败,而是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挫折”的失败,这种失败本身就为失败者的后来的成功提供了非常大的可能性空间。因此,可以说,在1979年的中国自由化运动中,这些失败的人给真正地站立起来了,变成了我们现在的民运人士。分析所谓的民运人士,他们之中很少是66运动中的著名人物或者头面人物,而是如共产党的《16条》中所说的“一大批本来不太出名的青少年”。正因为情况是这样,因此66运动的失败就没有可能会导致出他们的囹圄之灾,于是,他们在“社会”这个“大课堂”中就可以思考和思索问题。如果说这种思考、思索不再是形而上学的话,那么把66运动中的那些自己经历过的问题纳入思考、思索的过程之中,就造成了对中国情况深刻理解的人。如果说我们对比地看问题,此时此刻的毛泽东也在思考,他一心要把人民的运动说成是什么“无产阶级的革命”,并且给这种“革命”一个只有他自己才能够领悟得了的内容就显得不合时宜;与毛不同的是,这些失败了的人们的思考就不是这样的了,他们在分析和寻找运动失败的原因的时候,就完全有可能发现毛的理论的谬误,并且在批判这种谬误的时候走上了民主之路。对于当时自己没有说出口的“民主”和“自由”的事后地说出,就造成了特殊的一代人。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在回忆自己以满腔热血而倾注之的66运动的真正性质的时候,伟大运动的“本来面目”才给显示出来了。就这个意思说,他们作为运动中的人,在运动当中不认识运动的“本来面目”的情况就可以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庐山中”的话来解释的了。
    
    可见,在66运动之后,当毛泽东之口在没有说出“民主”,而人民——造反的红卫兵和“亿万人民群众”却可以说出“民主”的时候,中国民主化的那个被中国共产党破坏了的历史才在我们人民的“反省”行为中给完全地发现了。在“枪杆子革命”之后,民主的维护必须要进行多次“笔杆子”式的革命,就是我们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这种认识不要说在今天是有价值的,我敢说,在100年以后,它也是不失其价值的。在这里我所说的“顶尖级人物”的话,就是指这个意思立言的。
    
    民运人士是中国这个社会的特殊历史的产物,是继承中国民主的未竟事业的人群,也是中国民主化之前的一个过渡性的人物群体。也是说说,在中国现实了民主制度的时候,这个人物群体就会完全地过时。仅仅就这个意思去看,中国民主化运动需要一个民运人士的群体就是一个中国特点。就这个特点去研究问题,去认识和分析中国的未来的民主运动,我们就可以摆脱那些“外国的模式”的影响了。中国人做中国的事情——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在今天却上升到“原则”的高度了。
    
    中国民运人士的存在与这样的情况有关,即中国人必须要独立的认识和评价自己的历史和自己所经过的时代,只有这样,中国民主运动才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超级运动,否则它就很难摆脱目前一直所处的“异议运动”的状态。异议运动说到底是一种个人的运动或知识分子的运动,因此它缺乏可以改变中国专制现状的力量、能力和传统。在这个意义上讲,“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的观点非但没有过时,而且在新的时代中才获得了变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明白了这个道理,中国民主化的伟大事业就不是一个阶级或者是一部分人的事情了,66传统决定了它是一种地道的人民的事业,这样的事业又因为中国人口众多、问题复杂、专制暴戾和人民具有优良而又悠久的反抗传统而必然地要变成为一个超级运动。
    
    中国的民主运动发生在前毛泽东时代,如何评价这个时代就成为对中国民运人士智慧和能力的一种考验,如果我们对它进行科学的而不是情绪的批评和批判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够用轻蔑的眼光去看待它,也不能够用否定的方式去对待它。就一般情况而论,前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可恨、可笑、可怜、可恼的时代,对这个时代我们是不能够只抱有一种感情的,因此,这就要求我们要理智的、科学的和完整的去对待它,且不可把它当成一个只有一种因素的时代看。对于这个时代的“可恨”性的批评,我们是要产生出一个“恨”,但是这样的“恨”却不能够同时代的另一个性质“可笑性”脱节,也就是说,我们对它的批判不只是要产生出“仇恨主义”的情绪,而是要在“愤恨”的场合中去发现那些“可笑性”的因素。如此这般,我们便可以发现:一个“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式实验,对于我们中国的普通人来讲不只是一个“搞恨版”,而且同时又是一个“搞笑版”,如何协调这两种不同的因素就不是一般人物所能够应付得了的。
    
    进一步的发现又会发现,这个时代这的人民的作为还有着一种“可怜”的性质,就是说在的人的“贫乏”之中又孕育着一种“丰富”的可能性,在愚昧无知中好象又存在着聪明开化的因素,不宁唯此,还在那些令人“可恼”的事情中,又参杂着一个令人挥之不去的情感。所有这些都是前毛泽东时代的构成因素。问题在于把这些东西如果用“人为”的方式放在一起,肯定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整理得了的,但是当这些东西已经是一种真正的“历史遗留物”而存在于我们中国人身上的时候,情况就另当别论了。
    
    民运人士不是共产党员,他们没有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那种观念,因此民运人士觉得自己是平常人的思想是很正常的,可见,如果舍过了政治这一点,那么他们就是普通人。问题只在于,就政治而言,他们就应该打破普通性,努力做政治上的“尖子人物”。他们能够说出中国共产党人说不出的话,作出共产党人不能够做的事情,而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也是一些能够整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上那一团乱麻的人。因此,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汹涌浪潮中活跃着这样的一批“尖子人物”就是一个可以论证的现象。目前这样的人物们身处困境的现状就正好符合古人对“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有关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而后行弗乱其所为”的论断。
    
    关于超级运动:
    
    这篇文章的写作方式是我没有把1979年发生的自由化运动看成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出发点,相反我在这之前的66运动中寻找到了它的起点,正因为这是一种完全新的观察问题的方式和方法,所以未来的中国民主运动的才被我称之为超级运动。这样以来,我们在观察中国民主问题和民主化运动的进程时,就可以发现上述3个亮点和看点。于是,一个在特定的时间内已经被分了开了来的东西,在观察者的眼睛里就出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统一体。正是这个统一体的存在,一个表面上没有多少关系的事物的内部的联系才有可能造成事物的连贯性与一致性。
    
    谁都知道,1966年的运动本身就是一个超级运动,而这个运动在遭受了近40年的意义歪曲之后,一个意义的“正出”一定会造成一种伟大的现象,而这个伟大的现象在后来的时间上有可能被第一次的运动取得更为壮观的效果。在66年的那种一次人民运动中,人民对共产党不抱有仇恨的心理和仇恨的态度,就这样,伟大的解放运动的浪潮也已经把共产党的各级当权派认为弄成了“落水狗”,而那时的他们这些人在腐化堕落上也不过是开了个头而已,对比地看,在这后来的30多年当中,特别是在经历了1989年的民主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到了政治上的“反动派”的地步了,社会和人民中间的不满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程度,每一个中国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事情是用不着论证的。
    
    “6、4”之后,中国社会已经关闭了“安全阀”,好象一个大锅炉一样的只等着爆炸。因此不用社会科学家的辛劳,普通人也是可以说出社会的“高风险问题”。与这样的情况有关的是,民主的运动一旦冲破了“把运动消灭在萌芽状态”的这一道专制的防线之后,它就会向66运动那样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在一个瞬间中突然爆发;那时,民主的运动就和社会动乱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我们中国的好心人谁也不愿意看见的现象。职此之故,我在论证民主运动的问题时才特别的提醒人们要防止社会动乱,但是问题不至于此,如果我们仅仅因害怕动乱而拒绝民主的运动的话,那么,我们就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了。在民主的伟大运动中免不了会出现一些动乱的现象,甚至在局部地区,动乱还有可能要压到民主的运动,就如同苏联解体时间所已经发生过的那些现象一样。情况即是这样,我们中国人难道以此就可以做为拒绝民主的理由和道理的吗?又如果说民主的秩序在很大的程度上同我们所理解的社会动乱有一定的关系的话,那么,也正是民主才有可能把一个人们用专制的眼光看成是“动乱”的因素秩序化,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讲,这叫“以乱治乱”。
    
    论证至此,我们恰恰就遇到了一个最典型的和最有意义的例子,那就是66运动。站在邓小平那些人物的立场上它是一场“社会大动乱”,但是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它是一场“无产阶级的革命”,而站在我们普通中国人的立场上它又是一次民主化和自由化的运动。可见,对同一种事物的这样的根本不同的看法在我们对未来运动的评估中,不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参照系吗?在这里别说是要我们自己为未来民主的超级运动提供说明,就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可以使无产阶级“失去颈上的锁链”的那些话的剩余意义也是够我们用的。
    
    20世纪60年代中国社会的超级运动和21世纪初的超级运动是一个事物的首和尾,这中间的连贯性因素就是被我称之为“顶尖人物”的存在,这样以来,中国社会的民主的政治运动就有了亮点,人们要观察它也就有了看点。如果说亮点上的东西在不停的闪光,而看点上的东西也在越来越看好的话,那么,说21世纪的中国民主化运动是全人类进步行为中的一个最有意义的事件,谁能否认得了呢?
    2005-10-29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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