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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 :林语堂:中西交流的桥梁—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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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5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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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两脚踏东西文化 ,一心评宇宙文章”,这是林语堂用以自况的一副对联,以它来笼罩林语堂一生,应当说是恰如其分的。作为一位以中、英文双语写作而名家的人物,林语堂,严格说来不是一位学院派思想家,而是一位情趣广泛驳杂、哲思随处流露、文笔生动通俗的作家。他的旨趣不在理论探究,也从未系统论述过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但他的笔锋却自然而然地流淌出生气勃勃的自由精神。在上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中,在对中国读者传播西方文化以及向西方读者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林语堂广有影响,蜚声中外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作为中国第三代基督徒,他从小就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1912年上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 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攻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他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他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因为翻译「幽默」(Humor)一词,提倡幽默文学,获得「幽默大师」名声;并著有《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朱门》、《老子的智慧》、《苏东坡传》、《中国新闻舆论史》等经典名著。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林语堂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林语堂在其散文和小说中,并没有太多涉猎自由主义的严肃的系统的内容,这与他的信念有关。他曾在《生活的艺术》里说:“凡是谈到真理的人,都反而损害了它;凡是企图证明它的人,都反而伤残歪曲了它;凡是替它加上一个标识和定出一个思想派别的人,都反而杀害了它:而凡是自称为信仰它的人,都埋葬了它。所以一个真理,等到被竖立成为一个系统时,它已死了三次,并被埋葬了三次了。”
    
    然而他的一部专著——《中国新闻舆论史》,实际上却真正围绕着自由主义的核心——言论自由问题展开的,他特别仔细叙述与分析了新闻自由在中国的状况,对中国的新闻舆论留下了极有价值的历史叙述和基本评估,对在中国推展言论自由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该书分两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古代中国尚无新闻时期的社会舆论,第二部分是近代中国新闻业如何反映社会舆论。他试图从这样的描述中寻找古代民意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探明近代新闻能在多大程度上表达民意。    
    
    对于中国古代大的舆论事件他基本上分为三个高峰时期,即汉代的党锢及其在魏晋的影响、宋三代的太学生运动和明代的东林党运动。他指出,在中国历史上的舆论批评中,最活跃的是有文化的士人,他们可以称为是“第四等级”。“这些无畏地批评国家事务的运动在儒家士人的历史中写下了辉煌的篇章,应该说是充分地粉碎了那些认为中国人生来就与公共事务无关的理论。”但是这些中国士大夫的努力在专制政治下遭到惨败,这“说明如果没有宪法保护士人和作家,拥有一个正常和固定的舆论势力是不可能的。 ”
    
    这些舆论运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特点,到明代,舆论批评通过制度的形式出现,即监察御史上奏章弹劾,并且是以密集的方阵前进,前仆后继地上请愿书。这些监察御史的使命是代表民意监督政府和皇帝的过失,他们相当于现代的政治评论家。但是当他们遇到阁臣和宦官的阻挠和迫害时,却没有法律规定他们享有豁免权。这个时期的舆论批评比较成熟,有东林书院作为舆论中心,有首都公报推波助澜。但是他们也受到了历史上最可怕的迫害,因为遇上了历史上最大的宦官魏忠贤。
    
    监察御史制是专制制度的内部调整机制,是一种修补剂,林语堂说它履行了现代报纸所担当的责任,“皇帝御史监察制度不是对报纸或人民的审查,而是对政府和皇帝自己的审查。”它基本上代表了人民的声音,不过这种“言路”是否开通,关键还在于君主是否开明。在昏庸的君主和残忍的宦官面前,这种舆论批评只会带来血腥的屠杀。
    
    林语堂最主要想说明的是:没有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是不可能正常发挥舆论批评的作用的。而通过对历史的考察,他绝望地指出:在专制独裁下,即使有宪法的保护,也是一纸空文。“在专制与民主的冲突中,宪法的一纸文件比不过独裁者的刺刀”
    
    关于近代以来报刊的发展历史,林语堂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以及现实意义。
    
    林语堂把中国报刊历史划分为现代报纸初期(1818-1895)、革命前的改良报纸(1895-1911)、共和时期(1912年以后)三个时期,认为1895年到1911年间是报刊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报业杂志不顾清政府的镇压和审查,大多数不考虑金钱利益,鼓动和宣传革命,并得到了一些新式官员的支持,其兴盛与近代的洋务运动、君主立宪运动与辛亥革命等政治运动密切相关,真正起到了反映舆论甚至引领风潮的作用。“在这些潮流的运动和反运动中,文学中国被唤起了民族和政治意识,它的积极性被激发出热情的光芒,这光芒最后毁灭了满清帝国。”而辛亥革命后,除了1915-1925年外,其余时间显得有所退步。林语堂归其原因为:“一个政府越‘强大’,报刊就越弱小,反之亦然。”他把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比喻为马和它的骑师,政府的民主原则应该是让马与它的骑师交谈、质询。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人民是任由骑师把他们带到草原或屠宰场的马;而在共和时期,人民变成了马背上的骑师,但是由于民主启蒙刚刚开始,人民还不知道怎样去行使自己的权利、怎样管理国家,就像一个孩子一样;而马又是还没有驯服的野马,时时有摆脱缰绳的冲动,并威胁背上的孩子。
    
    共和时期报刊的衰落是从袁世凯开始的,当时500多家报纸只有几十家保存下来;军阀张宗昌不加审判就射杀了《京报》的编辑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的编辑林白水。在袁世凯统治时期,报业遭到毁灭性打击,许多报纸宁愿关闭也不愿意充当袁世凯的鼓吹手,但是正是这种舆论的不合作导致了袁世凯的失败。所以“因此虽然表面上它是中国报刊的失败,但实际上是中国人舆论的胜利。”
    
    袁世凯死后到1926年逐渐开始的革命狂飙之间,军阀混战,政府微弱,所以报刊又大量增长,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时期有文学革命、有五四运动、有五卅群众运动,其中学生再一次显现出政治中的领导能力,而五卅运动其实是各阶层都参与的一次更加有组织的运动,这次舆论高潮直接导致了1926年的民族主义革命,使国民党真正意识到大众的力量。
    
    但是在1927年白色恐怖下和中国劳动工会被解散以后,抵制运动受到镇压,报刊被压制、审查,舆论沉默无声,受到日本军国主义蹂躏的中国竟是一片平静的表面,“中国人忘记,或者是被迫忘记了怎样使用过去三十年他们曾经学会挥动的有可怕威力的武器。”林语堂在书中,斥责了当年国民党的书报审查制度。他指出,1927年至1930年,左翼思想尤其是共产主义思想和著作在中国普遍流行,一些共产主义的杂志和报刊创立,但是在官方的压制下,都很短命。审查制度对不符合统治者要求的新闻采用查禁报馆、逮捕编辑等恐怖、威吓手段,这样的事实太多了:1931年五位左翼作家被关押,1933年丁玲被绑架;1934年成舍我《民生报》揭露汪精卫集团一个官员贪污案,遭到关闭、逮捕;1935年《新生周刊》登载《闲话皇帝》影射日本天皇,总编杜重远被判刑。林语堂在书中说:“现在审查制度最坏的特点是它缺乏智能、混乱和过分神经过敏。”
    
    林语堂从对新闻查禁的回顾,得出一个结论:“没有一个民族可以被征服,除非它的报刊首先被压制沉默。” 他很早就预料到了,极权统治要征服一国人心,就必然要全面封杀民间媒体,彻底取缔独立报刊。后来共产党统治对报刊的绝对控制,证明了林语堂的远见。
    
    
    二、
    
    
    林语堂不仅在《中国新闻舆论史》中,作为观察者和研究者,宏观地回顾了中国的新闻舆论的演变。实际上,他同时也是一位实践者。从袁世凯死后到1935年这一段眼花缭乱的时期,林语堂既是观众,又是演员。他不仅记录与评介了中国的新闻界言论界文学界的自由与反自由之间的缠斗,而且自己也参与其中,身体力行,呼朋引类,指点天下;自由自在,致力创作,汪洋恣肆,抒发性灵,卓然自成一家。
    
    他初到北京大学时,当时北大的教授已经形成两派,一派高挂周氏兄弟的旗帜,另一派则在胡适周围结成圈子。尽管林语堂与胡适有极为相近的思想和个人情谊,但他当时却与鲁迅兄弟来往更多,这大概与他们之间中国文人的感情和气味相投有关,而胡适的学者和理性的气息较浓。当年,双方分别经营了《语丝》与《现代评论》,作为中国文人学者的两块繁茂园地,曾经极一时之盛,引领风骚,创造了中国近代自由言论百花竞逐的黄金时代。
    
    1924年11月,《语丝》创刊,鲁迅和周作人是语丝派的精神领袖,该派以留日文人为主。长期撰稿人除鲁迅外,尚有周作人、林语堂、俞平伯、冯文炳、川岛等,,此外,英美派的钱玄同、胡适、顾颉刚、徐志摩、孙伏园等也在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字。这些文化界风云人物,支撑着《语丝》。尽管他们的思想倾向、学术风格并不一致,但他们的文章,任意而谈,无所顾忌,放眼天下,臧否人物,摧枯拉朽,扶植新芽,养殖成为一块生气盎然的文学百草园,林语堂是其中非常活跃的一支笔杆子,这段合作,同时也开始了他与鲁迅合合分分一言难尽的恩怨史。
    
    不久,1924年12月13日,以胡适为领袖的《现代评论》周刊随之创刊,这是一部分曾经留学欧美的大学教授创办的同人刊物,署“现代评论社”编,实际由陈源(西滢)、徐志摩执行编辑,现代评论社出版发行,主要撰稿人有王世杰、高一涵、胡适、陈源、徐志摩、唐有壬等,出至1928年12月29日终刊,一共出版209期,另外有三期增刊。第1至138期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刷,此后各期由上海印刷。《现代评论》主要刊登政论、时评,同时也发表文学作品和文艺评论,该刊“时事短评”专栏以及其它一些文章,广泛述评国际局势和中国现实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在文学方面,它刊登的理论文章主要介绍西方的文艺观点,反对“革命文学”的倡导。该刊发表的文学作品占有很大比重,主要作者有郁达夫、凌叔华、废名、老向、沈从文、蹇先艾、汪敬熙、张资平、杨振声、胡也频、刘大杰等的短篇小说,另外还有闻一多、徐志摩、胡适、朱大丹、王独清、刘梦苇、饶孟侃等人的新诗,还有少量的剧本,其中“新月派”作家早期作品占突出地位。
    
    作为一位典型的性情中人,林语堂不喜拘泥于书斋,他对社会活动颇为热衷,不但大量撰稿,放言政治,而且亲身参加了“首都革命”的政治斗争。1925年11月28日和29日,他走上街头,拿竹竿和砖石,与学生一起,直接和军警搏斗,把他投掷垒球的技术也都用上了。这一次搏斗,给林语堂的眉头留下一个伤疤。当他每讲起这一件事时,总是眉飞色舞,自豪不已。后来,他干脆做起《祝土匪》的文章,以生于草莽,死于草莽的“土匪”自居。他说:“言论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学者只要脸面,“而去真理一万八千里之遥。说不定将来学者反得让我们土匪做。”这是活脱脱一位真性情的人。
    
    但是不久,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就开始了论战,最先,围绕“女师大”学潮而展开。学生们反对杨荫榆的专断和章士钊的复古。在学生反抗校方的热潮中,语丝派慷慨激昂,而现代评论派则略显平和中庸。
    
    1926年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流血事件发生后,3月21日,林语堂写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赞叹刘杨二女士“为全国女革命之先烈”。此文与周作人《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以及鲁迅的名篇《纪念刘和珍君》,先后发表在《语丝》周刊上。此外,《现代评论》、《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三一八惨案”真相,舆论鼎沸。当年,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正在住院)、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著名知识分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响遍京城。
    
    4月24日,直奉军阀以“宣传赤化”为罪名,封闭了《京报》馆,逮捕了总编辑邵飘萍,26日邵遭奉军杀害。北京笼罩着黑暗与恐怖。知识分子由北向南的大迁徙和大逃亡开始了。他们有的到了上海、南京,林语堂和鲁迅则是先后到了厦门大学。至此,语丝派结束了在北京的活动。
    
    之后,林语堂从厦门到上海,做起了“幽默大师”。1932年9月16日,林语堂和潘光旦、李青崖、邵洵美、章克标等发起创办的《论语》问世,他们称:“我们同人,时常聚首谈论……这是我们‘论’字的来源。至于‘语’字,就是谈话的意思,便是指我们的谈天。”这份半月刊以“幽默闲适”和“性灵嬉笑”见长,借“笑”暴露黑暗现实,有讽世之意。它可谓一鸣惊人,创刊号屡次加印,每期发行量很快达到三四万册。随即,幽默刊物纷纷亮相,幽默文章成时尚,以至翌载被称作上海文坛的“幽默年。
    
    1933年2月17日,爱尔兰喜剧大师萧伯纳环球旅行途中逗留上海,宋庆龄设宴,林语堂、鲁迅等作陪,林以其语言之便同萧伯纳谈笑风生,幽默风趣。林语堂借势发力,于同年3月1日推出《论语》专号,介绍萧伯纳其人其文,为社会上的“幽默热”再次掀起波澜。
    
    除《论语》外,林语堂在上海期间还曾主编《人间世》(1934年4月创刊)、《宇宙风》(1935年9月创刊)两份宗旨相近的半月刊。林语堂经常自己撰写文章,阐发幽默的内涵,将它视为一种心境,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美学风格;林语堂及其同人积极提倡幽默文学,主张文风“清淡”、“隽永”、“甘美”,要求作品具有“性灵”、“闲适”的特点,逐渐自成一个小品散文流派。
    
    鲁迅曾在《一思而行》中说:“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语虽嘲讽,却无意中坐实了当年林语堂风靡天下的神采。
    
    1932年底,林语堂的慷慨之气逐渐复活,12月17日,他和宋庆龄、蔡元培、杨铨(杏佛)等人一起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他自己还担任了“文宣主任”,提笔讽刺嘲笑中外法西斯,嬉笑怒骂,洋洋洒洒。
    
    然而,他的处境并不顺畅,左右不讨好,受到两面夹攻。从1934年下半年起,左翼作家增强了对林语堂和论语派的批评,把他们视为和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一样的人物,左翼集中攻击林语堂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而右翼作家也攻击他激进不羁,把他和鲁迅绑在一起,并在《申报》上进行“声讨”。
    
    而林语堂,我行我素,固守着《论语》和《人间世》,坚持着“幽默与俏皮”的文风。他以儒家中庸为骨架,揉和道家和西方个性自由精神,提出了他的“中国人文主义”。林语堂宣称“个人生活是一切文明的最终目标。”这种坚定的个人主义贯穿于林语堂一生的思想和生活中,它与基督教信仰一起,成为他安身立命的精神基地。
    
    1933年至1934年7月,在赛珍珠的激励下(赛珍珠原名PEARL SYDONSTRICKER BUCK,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美国作家,从小就长期生活在中国,获奖主要是因为1931年出版了有关中国的小说《大地》),林语堂用英文完成了《吾国吾民》的长篇,次年这本颇有影响的大作在美国出版,林语堂一鸣惊人,也使外国人看到了中国人的真实形象。这就是《林语堂自传》里所说的,“我喜欢自己所发现的好东西,而不喜欢人家(指赛珍珠)指出来的。” 1936年,林全家前往美国,他一发不可收,又用英语写了8部长篇小说,头一部《京华烟云》就震动美国文坛。于是,他成了小说大家。林有散文才能,众所周知。鲁、林绝交之后,1936年5月,斯诺请鲁写出中国当代最好的杂文家五名,鲁当即写下林的姓名,而且写在自己前面。然而,人所不知的是,他的小说也是一绝,且是用英文写的(据说小说他只能用英文写)。赵毅堂在《林语堂与诺贝尔奖》一文中指出:“应当说,林的中文好到无法翻成英文,他的英文也好到无法翻译成中文”。此技堪称双绝也。这就是林语堂,一个中西文化的混血儿,一座中西交流的桥梁。在中国自由思想的发展史上,他是不应被忘却的。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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