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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运中的毛泽东问题(上)/武振荣
(博讯2005年10月26日)
    
    1、 缘起
     (博讯 boxun.com)

    前一向,我写作的《论广为人知的毛和鲜为人知的毛》的文章发表之后,《多维博客》转载了它,并写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评语:“民运里有人开始打毛旗了”。当然,文章就是叫人评论的,我写作本文的目的不是要批评这个评语,而是评语中的话引起了我一番思考,使我感觉到自己好象对民运中的毛泽东问题没有说清楚,因此就有了再说的必要。
    
    我的看法是,如果说上述评语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了“民运”中的新情况,那么关于“民运”中“有人打毛旗”的事情就肯定值得研究。就一般的情况而言,这样的评语如果受到正确解读,在中国民主运动的阵地上出现多面“旗子”的事情就正好符合民主的多元性,但是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毛的旗子如果是民主的大帅旗,那么,这个阵地是不是“民主”的就非常值得怀疑。我同意中国民主阵地上有毛的旗子,但是这只能是这个阵地上的千面万面旗子中的一面——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因此我认为这个问题和民运中的马克思主义问题是一样的,就是说民运人士可以吸收利用他们过去所熟悉的价值,而不是拒绝或扔掉它。这篇文章就是根据这样的思路写作的,但愿其中的意思能够被大家理解。
    
    2、 从中国民运中存在的问题看毛泽东问题的重要性
    
    在研究毛泽东问题时,我提出了“出毛”这词,它的意思就是走出毛主义和走出毛泽东时代。正因为是“走出”,所以过去的毛主义和毛泽东时代才变成了我们历史道路的最初的一截,仅仅是就这个意义,我们才承认自己同毛主义和毛泽东时代的积极关系。从这样的观点去看待问题,我们对过去了的这个毛泽东时代就不会“充满仇恨”,如同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历史一样。因此我们也就同时的有可能获得批判这个时代所要求的那种科学性。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在批判毛泽东毛泽东时代时,就有可能走上“全面否定”的道路,而“全面否定”的道路,我不说大家也知道了它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道路,和民主的道路毫无共同之处。毛泽东“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1949-1966)和邓小平“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10年”的教训我们难道就忘记了吗?退一步讲,我们即使“全面否定”了前后毛泽东时代,“彻底否定”了毛泽东和邓小平,“彻底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所有作为和全部历史,我认为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不起,但是这种行为所导致的后果若使中国社会的前民主价值以及我们中国人民对这种价值的普遍接受的历史和现实化为乌有,那却是非常有害的。
    
    我承认,我们民运人士和中国人民现在是脚下有路,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却找不到路的开端阶段,这就是我们的致命弱点;这个弱点所引起的问题是我们的道路的“未来”一段总是看不清楚,因此,我们在道路的“当下”的阶段上已经徘徊了26年(从1979年的民主墙算起),到今天为止,我们民运队伍也不过是站了千把号异议人士而已,这就很不值得我们骄傲。对比的看,而我们要反对的中国共产党,它在28年的时间内由开始的12人发展到最后的夺取了大陆政权——管你承认不承认,这就是摆在了我们面前的现实,它是客观存在。
    
    如果依照我们目前民运队伍中的主流看法,毛泽东时代的前后两段都是完全错误的,那么我们13亿中国人就等于生活在“错误”之中了,你要靠这些“错误”的人去搞民主,那不是缘木求鱼吗?正因为是这样,要寻找出我们中国人民主的前价值(包括1911年的辛亥革、1949年的共产党战争和1966年的政治大解放运动)就是我们民运人士的“专业”,可是,我们队伍当中的许多人对此不感兴趣,不研究它,不在这个问题上“作业”,以至于使我们变成了“不务正业”的人。
    
    民主运动是人民的运动,因此,我们在分析人民中间存在的问题时就不得不面对人民是如何看待和回忆毛泽东的这个具体问题,并且要努力地研究它。根据毛泽东生前对自己的“两件事”的评价,我们可以说有两个毛的存在:一个是战争年代的毛;一个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战争年代的毛,人民是回忆不了和记忆不起来的,因为在那个时期,毛泽东这个中国式的大元帅是用“李得胜”化名存在的,从外表上看就是一位普通士兵,因此,他即使出现在士兵的面前,也不会被认出的。所以别说那些没有参加共产党军队的人不认识他,就是共产党军队中的团以上的干部认识他的人也是非常有限的。与此相关的是,人们对战争年代的人物的回忆又是多元的,也是分散的,敦厚的朱德总司令,勇猛的“彭大将军”,百战不殆的“常胜将军”林彪和运用艺术的方式作战的刘伯成元帅都是战争的最优秀的代表,而毛泽东——一个连手枪都不带,将军服一天都没有穿过的人充其量是战争的一个符号,可见,令中国人民记忆最深刻的毛不是1949年以前的毛,而是1966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通过接见数百万红卫兵向全国“7亿”人民“招手”的人,其动作和行为是通过电影记录片向人民展现的,是活灵活现的,也是具体的、强烈的,如果说这样的历史性的“画面”在中国近300年以来的时间中也仅此一例的话,那么这样的记忆有着顽固的存在性质,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如果说中国民主运动不是要摸去人民的记忆和改变记忆的内容,那么,我们的任务是帮助人民重新理解记忆就是一桩不容忽视的事情,有了这样的思想,我们对前毛泽东时代中人民“接受”了的毛的东西的研究和分析,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了。又如果这样的东西连带着人民政治运动伟大而又光荣的传统的话,那么,异议运动怎样的对待毛我不关心,而民主运动一定要科学的、历史的、公正的、客观的对待毛就是我一直所强调的问题。
    
    3、出毛的民运人士不可能变成为新毛主义
    
    出毛的人虽然对过去时间中的毛主义的东西持有历史的肯定态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要“回到”毛主义那里去,变成为一个新毛主义者;相反这种肯定的态度是正确批评和批判毛主义的前提,因此同新毛主义者是完全不同的。出毛的人是民主主义者,这一点很重要,也是全部问题的核心,就这个意义而言,说他们在过去的时间中曾经是毛主义的信徒,而现在是民主主义的信奉者就道出了一种历史的东西。因此,我们若就历史的观点看待问题,保罗这个基督教的伟大圣徒曾经做过迫害基督徒的急先锋一事,对我们的启发应该是重大的。在民主的秩序和民主的生活中没有一个前毛泽东时代的“出身”问题存在,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民主运动要和过去的时代划清界限是不可能的。正是认清楚了这个事情,我才在民运中竭力反对“划清界限”,并且想在有“界限”存在的地方寻找出价值。
    
    毛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虽然是一个如某些人所说的“专制大魔头”,但是他却和中国乃至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政治运动有关,分析这样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毛的价值就在于他把一种统一的政治理论用强迫的方式施加于人民,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特定时间上人民在政治上的一致性,而这一致性恰恰是民主政治的前价值状态。我们只要对于这种价值有所认识,那么改造它,发展它,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从这一步入手研究问题,我们就可以说毛是中国共产党中的一个发现了中国社会“不民主”的人;这一发现的结果,就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所知道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而且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才使他变成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民主价值的最大携带者。
    
    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作为一个从共产党中央以及政治局“造反”而出的人,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他是绝对不同的,就如前一段某一家网站上所说的那样,“毛泽东是伟大的,毛主席是渺小的。”1969年当毛泽东在又回到共产党内变成了“主席”时,他的作为就是“渺小”的了。和新毛主义者看法不同,我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毛仅仅是一个短时间(1966-1969年)的民主价值的携带者,因此也是我们所说的“半截子”的人,根本谈不上是一个“民主”的人。而新毛主义者就不是这样的认识问题,他们认为毛是一个持久的价值,就是到今天为止他也是一个没有“过时”的人,甚至他们中间的人认为毛的那些理论,譬如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以及阶级斗争等等理论都是正确的,即使在今天也上说不上有什么错误。出毛的民运人士就不会是这样,他们必须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因此他们必须是毛的批评者和批判评者,虽然他们的批评和批判不象那些“非毛”的人把毛说得一无是处,但是批评和批判的行为却是尖锐的。
    
    正因为如此,出毛的人的政治历程中都有着一段强烈的反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历史,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段历史的重要意义是无论如何怎样评价也是不会过高的。也就是在这种“反对”毛的行为中,才酝酿出了我们今天称之为“民运”的东西。因此当我们今天是“民运”中的人时就自然不能够轻视这种历史事件。我们也知道,这种历史事件曾经在某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被毛泽东的外衣包裹,所以我们在后来的时间中要剥掉它的行为,就容不得我们做新毛主义者。事实上也是这样,最后的消解1966年人民政治解放伟大运动的人不是别人,就是毛泽东本人,而正是从这个时刻开始,人民运动的独立历史的一页才艰难地被揭开了。正因为这是历史,也是现实,所以我们对于这一段时间上的事情的回忆就有一个特殊的意义。质言之,在这个意义的建构中,我们是不能够否认毛的因素的存在,也就说,在毛泽东精神出偏的那个时间上,我们的民主立正了(见拙文《毛泽东精神出偏和普通中国人民主立正》)。
    
    4、 1966年毛的价值:半成品
    
    出毛的人认为毛是一个民主的半成品,因此它在没有经过改造和加工是不会产生价值的,但是,新毛主义者就不是这样认为,他们认以为毛是一个独立的、完全的、自足的价值,是一个可以直接地运用的东西,这就是问题的焦点。前一种人在接受毛的价值时,必然要进行“改造”,取掉其错误的成分而保存其价值。这样以来,毛的因素就变成了一种真正的为我所用、为我所有的东西了。明白了这个道理,把民运中整理和再造毛的价值的事情认做是“民运中有人开始打毛旗”就是一种非常片面的看法。正如我前几天写作的《论民主运动中的符号问题》的文章中所说的一样,一个符号的多元意义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当民主运动一旦出现了一种符号的时候,我们解读符号的行为就免不了要涉及到符号与事物之间的复杂的关系。今天,我们中国的民主运动需要一个伟大的精神,而这样的精神在过去的时间中已经有了“养成”的话,那么回忆它和重新召唤它,就是我们应尽的义务。要知道一种特定的人类精神并不是在任何的时候都可以随心所欲的创造出来的,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一种特别的精神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有一种别的时代都不能够与之相比的情境。因此一旦时过境迁,想要再一次地创造它,是完全不可能的。重视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在从事中国民主化伟大运动时,就不至于要走错路。
    
    在上述的思想确立之后,已经出了毛的人就没有必要再回到毛主义了。可是,我在“多维博客”发现李宪源的特殊的政治经历就使我产生了许多的遐想。他是在1989年逃到他所理想的西方社会的,是一个崇尚西方文明的人,但是在西方之后的生活中,他又发现了中国文化和文明的优点,于是就开始转向回中国,令人遗憾的是他这样正确的行为却没有产生出与之相应的价值,最后的变成了一个新毛主义。在这里,我因为对新毛主义了解不多,就不想正面的评论它,我只是说这些人把一个半成品的东西当成了成品就是一个错误。在对比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出毛的人的特点与特征的了,不管怎样说,他们是不会再一次地“入毛”的。依据我个人的判断,在未来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完全有可能生存着毛主义,但是它的前途不可能是很光明的,我猜想它有可能连现在俄国的残余的列宁主义都不如。
    
    毛泽东虽然是一位思想家,但是他的思想却是非常简陋的,他的知识面在世界思想大家们的中间也是很狭窄的,他没有专门的研究过人类伟大思想家们的大量作品,就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向列宁那样的对马克思主义充满兴趣,亦没有斯大林那样多的读马克思和列宁的书。说实在的,他虽然有非常浓厚的读书的习惯,以至于“生命尽头”的毛泽东“在上下肢插着输液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上插着鼻食管的情况下,他这一天看文件看书8次,加起来有2小时50分钟……”(见2005年 10月14日雅虎中国网的《毛泽东生命尽头的24小时》一文)。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嗜书如命的人,却很少读马克思、列宁的原著,从目前发表的文章看,我们很难发现他在这一类书上的眉批和圈点。除了斯大林的几本书外,他没有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上留下阅读的印记,与这个现象极不协调的是他却在《史记》、《汉书》(前后汉书)、《唐书》(新旧唐书)、《明史》、《资治通鉴》等等书上却留下了许多阅读的痕迹,并且有不少的眉批,以至于中国出版界为此而搞了一套大型的“毛批”史书。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对于近代的思想大家的书他可以说是基本上陌生的,在他那天南地北的谈话中,很少听见他提到那些世界级的大师们。有一个例外,他倒是经常说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名字,但是没有资料可以证明他读过他们的书,他的书房可能存放着他们的一些书,但我可以肯定那上面一定是干干净净的,没有写哪怕一行眉批,也没有用红蓝铅笔划过几个杠杠,要不是这样的话,向逄先知这样的人就一定会把它作为宝贝给亮出来,以证明毛是研究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专家。也许正因为他思想简陋,所以他在60年代已经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社会的不民主问题时,自己的肚子里缺乏必要的“墨水”的窘境就被迫着他要走“自己的路”,于是,他就变成了那时的中国思想上的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人了。也许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人能够“摸透”他的真实的意图和心思,不知道他下一步要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有一份资料明白,周恩来——这个最善于揣摩毛的心意的人,在“1966年10月3日的广播里”听到“党内走资派”这个词后,他“大为不解,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用‘反动’呢?我要问主席去’”(见崔永元《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可见,毛的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的意图连周恩来这样的人也摸不透,何况亿万普通人呢?但是如果话说到这里,我要下一个结论的话,那就是说,正因为毛的意图不会被普通人摸透,所以普通人中间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才不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可以解释的。这话还可以这样说,普通人认为自己所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是按照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开展的思想原来是一种误会,其实,这个运动不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指导的,它是普通按照自己的偏好进行的,也是运行在他们的偏好水平上的一种运动。
    
    金春明教授在《“文化大革命”史稿》中,已经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战略部署”提出了质疑,可以说是否认了它的存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时髦的口号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前进’!似乎10年中的每一个重大活动都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因而紧跟这种部署当时成为一种普遍的时尚。但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不仅当时没有人知道,而且至今尚未研究清楚。”既然情况是这样,那么对于使毛泽东之成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就应该这样的理解:毛泽东没有“战略部署”和人民不可能“紧跟”它就意味着人民社会中的文化大革命的独立、独自存在得到了证明,于是,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被认为是“错误”的同时,就没有理由要同时的认为人民中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错误的。我不想为“错误的毛”的文化大革命辩护,但是我却从1974年起便一直为人民的文化大革命辩护。当然在这样的辩护中,我不能否认毛是站在了他个人角度上运用了他自己的语言为人民运动辩护的第一个人。因此,我的看法是,当人民的运动在需要辩护时,毛的辩护就有价值。
    
    5、糊涂的毛与英明的毛:
    
    出毛的民运人士人认为毛是一个糊涂的人,他自己在1966年的伟大时刻即使抓住了价值,也不认识它,而新毛主义者就不是这样的了,他们认为毛抓住了的那个价值是毛的创造性思想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在今天也具有正面的价值——这就是在毛的问题上的以上两种人的区别。
    
    1966年的毛事实上是拿到了民主的价值,但是他却把这个价值要组织到他自己从马克列宁那里学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中去了,根本没有意识到1949——1966年的中国社会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中国人民在1966年的伟大的政治解放运动中反对的也是“无产阶级专政”,造反的红卫兵和人民,用自己的“铁拳”“砸烂”的东西也是“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就这一点来研究问题的话,毛认为存在着两种“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他错误的焦点。按照毛的思路去分析,一个是由“共产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统治”的“无产阶级专政”,另一种是由“共产党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统治的“无产阶级专政”,毛反对的是第一个,而要求第二个。出毛的人在这里不承认“专政”,而不管这种“专政”是由哪个阶级、哪个政党实行的,也不管实行它的哪个党执行什么路线。在民主的词典里可以有“阶级斗争”,也可以有“路线斗争”,但是绝对没有“专政”的字样——这就是民主的原则,这个原则是无论如何也不容许动摇的。
    
    新毛主义者不是这样,他们认为毛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体系”是正确的,就是在今天的情况下,它也是具有价值的。当然这样的看法不是我赞成的,我认为毛在1966年用他个人的方式接触到中国不民主的问题,因此他的行为是有价值的,但是他却在此之后,使用更不民主的方式来处理1966年的遗留问题时就同民主完全地脱钩了。事实上,从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9次代表大会召开的那一刻,他就已经走上了文化大革命前的那个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老路!值得说明的是,他个人并没有从这样的错误行为中醒悟过来,因此他不认为他自己恢复共产党“一元化领导”的行为是对1966年人民造反运动的“反扑”,甚至把邓小平这样的人拉了出来,说他是“反对文化大革命”(66运动)的代表,其实呢?真正“反对文化大革命”、实行“复辟倒退”的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本人。
    
    就出毛的观点看,毛在1966年的运动中,的确站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一边,也同时也支持了造反的学生运动和人民运动,所有这一切,都得到了人民对他的及时回报,但是毛没有把民主坚持到底,倒是在民主最关键是时刻背叛了民主。在1966年的非常时刻,人民对毛的“回报”是把毛造成了“神”,此时此刻的毛,已经不是“人”了,因此他在把66运动开创的解放人的方向引导到精神上对人的奴役的方向上去的时候,就不会遇到来自于人民中间的有力和有效的反抗。政治解放运动最终的成果变成了人民在精神上接受毛的奴役的情形,就完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如下的辩证法:“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上套上了锁链”(《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新毛主义者看不到这样的辩证法,他们以为毛的“解放”是一种全面的和完全的解放。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在文化大革命10年后的1976年,也就是毛泽东死亡的这一年,中国人民喊出了“打倒中国秦始皇”的口号就是人民出毛的最好证明,而新毛主义者对于这一切是没有理解的,他们好象以为人民应该同他们一样的在从反对毛泽东的历史中重新回到毛主义中去。因此,在这里,我可以用一句话说出问题的焦点,出毛的人不认为毛泽东“修”成了民主的“正果”,而新毛主义的人认为毛“修”成了民主的“正果”。
    
    6、民主的阳关大道和专制的羊肠小道
    
    出毛的人认为1969年4月1日之后的毛泽东离开了1966年中国人民开创的民主的阳关大道,进入了专制的羊肠小道,因此,我们中国人民在回忆这一段伟大的道路的时候,毛作为人民的“同路人”,当然也不应该被人民忘记,进一步说在这一条人民的民主阳关大道的开创的过程中,毛泽东起到了中国任何一个普通人都不可能起的作用,因此,不应该在这样的历史性事件中摸去毛的名字就是科学的历史观对我们的基本的要求。有了这样的看法,我们在研究毛时,就不会转向,把专制路上的毛就不会放到民主的道路上去看待的。
    
    因此,我在研究毛的时候,只是强调这样的一个重点,即1966年的人民政治解放道路的开创是与毛泽东个人有关的,所以,在这一段历史受到我们的尊敬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对毛的行为表示敬意,用我们中国的一句成语表示,这叫爱屋及乌。可是,当我们的政治发展已经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回到毛的时代了。所以即使我们在回忆这个时代难免会生出几分“留恋”,也不能够因此就把我们变成为一个过去历史的活化石。在这里,出毛的人和新毛主义者的又一个区别就可以被发现。就这个发现去研究毛泽东,我们应该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就非常的明显了。
    
    所以,对于那种我在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问题,即“民运中有人举毛旗”的回答就不会发生误会。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民运有历史的话,那么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就应当有一种历史的对待,但是非常遗憾,民运中缺乏这种对待,事实上是接受邓小平式的那种非毛的方式。正因为情况是这样,毛泽东所携带的那些价值,在民运人士中间就不可能受到科学的研究,于之相应的是,民运的历史就有可能后推到邓小平时期。我在前些日子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民运人士的“出毛去邓”问题,就这样的问题看,新毛主义者虽然作到了“去邓”,但是他们又“回毛”,这是错误的行为。在这里,我们一定反对人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一说到非毛就想着要消解人们和毛的历史,一说到毛的价值,就好象要作一个新毛主义者。
    
    就上述的问题来检讨中国民运的道路为什么在中国人民对共产党如此不满的情况下却又一蹶不振的现象,我们应该得出一个什么样的教训,不就是可以说清楚的了吗?事实上,我们在已经有了自己的道路的时候,不是想着走上去,而是在走任意的一步的时候,我们都想着要离开它,以“开辟”新路。于是,我们的道路就失去了“历史”的那种一截,而正是这“一截”才充满了我们中国人的智慧、才能和创造精神(未完待续)。
    2005-10-23
    论民运中的毛泽东问题(下)
    
    7、由暴力革命到非暴力革命的非消音式的转变
    
    毛泽东问题其所以很难解读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貌似简单,事实上却异常的复杂。在这一点上,毛泽东问题就好比《红楼梦》,《红楼梦》的书,谁都能够看,但是谁要是想在它上面说一点意见的确是非常困难的,毛泽东也是这样,他虽然死去了29年,但是这位在中国唯一的享有最高知名度的人,虽然经过了邓小平的“摸黑”时期,却到底是没有被“摸”掉。在中国谁都可以认为自己了解毛,并且谁都会认为自己可以评论毛,但真正能够在毛的问题上说出有价值的话的人,的确被我们想象中的要少得多,即使那些被称为是毛的“战友”同毛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也没有一个说出了毛的真正的价值。
    
    到今天为止许多人都在探索非暴力问题,但是遗憾的是这种探索一直处在非常肤浅的水平上,没有发现可以令人鼓舞的价值,因此探索的结果是,人们认为只要拿喊出了印度甘地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口号就好象是我们的收获。于是,许多人认为中国的民主运动应该“引进”甘地主义,就好象共产党的革命引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我的看法是,“引进”行为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的后果和作用却是值得大大的怀疑。我不认为这种靠某几个异议人士的努力就可以进行这种“引进”的工作,我也不认为这种工作是在一代人或者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就能够完成的,因此,我在主张民主运动的中国特性和中国道路时,就必然的要把精力和重点放到那些不需要作出根本改变就可以完成的事情上面,而这些事情是在我们中国人民的历史和记忆中是大量的存在着的,只是我们没有认真的研究和对待它罢了。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在研究20世纪60年代民主运动的特征和特点的时候,就不应该忽视毛泽东这个特殊的人和他所主张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如果说在这个时间上,中国民主革命的传统的暴力主义在一个瞬间实现了非暴力的非消音式的转变的话,那么这种转变就少不了毛泽东的名字。
    
    上面,我已经说到,毛泽东在对自己的“盖棺定论”的自我评价中说到了有名的“我一生做了两件事”的话,一件是战争,一件是文化大革命。而这“两件事”在一个毛泽东的行为中给先后发生了。对于这样的事情你如果作出专门的、仔细的研究的,就会发现在1966年毛泽东用不消音的方式把中国民主革命传统的暴力主义的东西转变成为一个抛弃了“枪杆子”而拿起了“笔杆子”的“新革命”。也是说,毛泽东用自己的方式成功地实现了“革命”由暴力主义向非暴力主义的转变,转变的结果,是“人民群众”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名义,以政治运动的方式(这种方式是百分之百的民主方式)从共产党当权派的手里“夺回”了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力。正因为这样的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是又毛泽东一人做的,因此,他同时想抓住两种价值的行为就导致了对此的精心组织,从现在的观点看,他的精心组织虽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但是,他这样做的行为本身是有价值。
    
    事实上,1966年的毛处于一个矛盾的地位上,一方面他要维护1949年共产党暴力革命的价值,另一方面他却要给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反对共产党的运动以新的价值,如何把这两种价值协调是一起,就是毛的问题。如果说在这个非常的时刻中,毛是一个简单的具体的人,那么他绝对是胜任不了这样的工作的,那时他已经变成了“神”,于是“人”所不能够作的事情他就给作成了。明白了这个道路,我们翻过头去研究1966年的运动,对于这个运动中表面上充满了暴力革命的口号,而事实上却完全地运行在非暴力的水平上的事情就不会大惊小怪了。那个时候,造反的红卫兵和人民高唱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语录歌”,却作着地地道道的非暴力的事情……,写大字报,散发传单,组织游行示威,进行静坐、绝食,发表演讲,组织批判会,开展大辩论等等,哪些可以说是“暴力”的呢?到1968底,派性斗争导致出了“暴力”的倾向,毛泽东也还是非常及时地制止了这种倾向的发展,所以运动到消解的时候也还是保持着对“枪杆子”的坚决拒绝和对“笔杆子”的不懈的运用,这种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现象,我们却看不见,硬要把他放到“暴力革命”的框架中去解释,不就是证明我们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了吗?
    
    毛虽然在中国式的“暴力革命”中堪称大师,但是毛的最终的兴趣是搞“不拿枪”的革命,虽然毛的这种“革命”也是完全的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毛的实验的意义就不止是关乎他个人的了。无论怎么说,我们都不能够否认以下的问题:在1966年的事变中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都打上了一个终其一生都不能够取消的印记。中国人和前苏联人、东欧人、朝鲜人和越南人的最实质的区别也在于此;毛泽东和列宁、斯大林、齐奥塞斯库、金日成、胡志明等人的区别也在这里,后者中没有一个能够发动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的人民运动。就这一点来看,毛是有价值的,他在自己的时代中已经事实上把他一生中从事了28年的“暴力革命”(这个“革命”使他戴上了“皇冠”)用不消音的方法处理成为一个非暴力的人民群众的政治运动。
    
    现在看来,毛一生所干的“两件事”都不成功(毛说的是“还没有完”),但是毛进行了这方面的试验,而这样的试验又引导出了中国人民社会中的一个民主的运动就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因此在这样的价值没有被剥离出来的时候,毛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一个“幽灵”,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的幽灵”非常相似。就此而言,我们在今天工人农民的维权运动中,发现它总是“徘徊”着就不足为奇了。
    
    8、毛的“宝葫芦”难以装下1966年人民运动的全部意义
    
    毛为66运动辩护的目的正如某一些朋友们所说的那样是“不纯”的,是想把66年运动的意义装到他那个毛式的“宝葫芦”中去——就是我所说的毛的错误。毛是一个爱读《西游记》的人,《西游记》中的那个“宝葫芦”的故事他是非常熟悉的,因此我在这一节所说的话,不是妄加于毛的。就毛的知识和学问来看,他在世界一级思想大师们中间是最提不起的一个人,但是这样的事情却并不否认他以自己的方式所提出的问题在现代思想家中去是举足轻重的,不说别的,是在共产主义世界中,他是第一个用人民运动的方式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民主问题。因此,毛的这一行为的价值别说是在今天没有过时,就是在未来的时间内也是会被人们记住的。
    
    上面的意思如果被理解成接受毛的价值的人就应该成为新毛主义者,那又不对。66运动的价值是人民价值,毛要把它变成他个人的价值,就是毛的真正的错误。就这个问题着眼,邓小平们所说的毛的“错误”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观点不是人民的观点,而是从“革命”中“倒退”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如果说这种观点也有它自己可以成立的理由,那正好是为我的观点提供了一个证明:即1966年毛的价值不是在共产党范围内实现的,而是他造共产党反之后的一个意外的收获。
    
    也许正因为这个收获对毛来讲是“意外”的,所以毛不认识被收获的东西的价值,妄图把它装进自己的“宝葫芦”就符合人性的法则。就人性的共同的特征而言,谁不想有一个“宝葫芦”把世界上所有的价值都装了进去呢?情况既然如此,我在批评和批判毛的时候,就不是过分的要抓住他的品格或道德方面的许多的东西,而对他进行人身方面的攻击。毛是一个公共人物,我注重的是他的公共意义。因此我的研究不涉及毛的隐私,况且我对任何人的隐私都不感兴趣,包括毛的隐私在内。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明白,毛在共产党世界中运用个人权威肯定和保护了66运动的价值的行为同我们民运人士要求和寻找人民运动的历史的行为发生了重合,这就是我们同毛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历史性质,同“现实”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在1966年,人民参加文化大革命有着未被宣明的目的和动机,也有着共产党政治运动迫害人的那种恐惧的压迫,因此当人民走上造反之路而又不能够出示造反理由的时候,毛泽东就变成了人民的朋友;但是造反行为本身意义的存在和毛对它的解释却是两码事,在当时,我们分不清楚这样的事情是历史对我们的限制,现在当我们的政治发展在已经突破了这种限制的时候就没有理由在躺在毛主义的怀中的了,情况就好比我们在婴儿时期曾经躺在儿童车中,长大了就不能够继续地躺在其内的道理一样。
    
    毛赋予66运动之意义是要永远地把我们中国人民禁锢在政治上的婴儿状态,好象人民永远需要穿上婴儿时代的衣服,永远躺在儿童车中……完全忽视了政治大解放在亿万人民精神和心灵上所造成的积极的影响,因此,我们在涉及到毛的错误的时候,就不能够回避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在“第二战场”上,人民就已经展开了同毛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以人民的失败而告终。今天当我们民运人士在提起这一段历史时,就不应该忽视当年失败了的“第二战场”的内容——这就是我们同新毛主义者们的根本的分歧。66运动是一个从共产党政治运动“杀”了出来的人民运动,这一点,毛在1966年也是承认的,但是在1969年4月之后,他就背离了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把它又重新地拉回到共产党运动中去了。
    
    9、毛对66运动的分析既不科学,又不符合事实
    
    议论至此。我们已经明白:毛要1966年运动目的是要“永葆共产党之青春”;而人民需要66运动,是要解放、要民主、要自由,这是其间的根本的分歧。就这个分歧来讲,民运人士不应该变成为新毛主义者是非常明显的事实,容不得半点的马虎,因此我们即使在寻找66运动的价值时提到了毛对运动的支持,也不能够就因此而认为毛对66运动的那一套解释是好的或者正确的,非但不是这样,民运人士还应该认真的、不是敷衍了事的研究和报告“第二战场”的内容,从而在我们中国实现对毛泽东的科学的批评和批判,不宁唯是,我们还应该在这种批评和批判中发现人民政治进步的历史。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清楚地发现1966年的毛在政治上的尴尬处境:一方面,人民不要它(原因是在1969年后背叛了人民运动),另一方面,共产党也不要他(因为他在66运动中把人民打倒共产党的行为说成是“革命”,并且又弄出了个可以瓦解共产党的“党内资产阶级理论”),可见,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他自己所说的“打着伞,云游四方的游方僧”了,天不收他,地不管他。针对这种问题,如果我们套用翁酮合批评康有为的话来说,那么他就是马克思主义里的“野狐禅”了。
    
    使毛泽东理论、思想和行为产生价值的那个时代是中国人民政治上的幼稚时代,这个时代中的人民受毛泽东思想的统治的事情固然不是人民的选择,但这却是一种历史的事实,也就是说,在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大动乱后,人民社会已经完全地处于破产状态。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接受了毛泽东思想这样的政治教育就有着一种并非完全消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民运人士对它采取的否定的方式是不正确的。我们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历史的承认主义,而承认的目的和结果是要寻找出人民的历史,而1966年事件在人民的历史中又占有特别的意义位置。就是说,我们把66运动看成是人民对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一个总回报的话,那么一种非价值的东西在以教育的方式施加于人民中间,从而产生了人民价值就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东西。
    
    这样以来,我们中国人在对待自己的历史的时候,就用不着去效法德国人对待纳粹主义的方法了,也不会用前苏联人民对待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我们有自己的方式和方法——这就是问题的焦点。这样的意思无非是说,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所反对的对象,而要认识它,我们是要花费精力的,所有这些就同我们中间的某些人的想象不同了,以为我们在反对中国共产党时,可以轻而易举的“批倒”它。事实上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毛泽东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在许多场合中可以说是简单到了幼稚的程度,但是呢?你只要研究了它,对它有所认识,你就会发现它的复杂的程度并不被马克思主义差多少。在这个意义上,你说毛泽东问题是20世纪人类思想历史中的一种最深奥的东西之一,有谁会反对你呢?
    
    正如我在许多文章中所说的那样,毛泽东的复杂性完全是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因此如果去掉了文化大革命,那么毛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了,和刘少奇相比,他一点也不复杂。可是,毛之为毛,就在于有一个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全世界也仅此一例。情况固然如此,但是认识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却是世界上第一等困难的事之一,虽然有那么多的人,包括中外的专家学者写作了那么多的论文和著作,可是连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运动这样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没有人搞清楚的。难怪美国已故汉学家费正清在生前曾经深有感触地说过:“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惊人性”和“规模、影响与复杂性”,“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这都是值得一个世世代代长期研究下去的历史课题”。而在这一个“历史的课题”中,毛泽东居于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任何人都不能取代、任何人都不能抹杀的位置。因此,中国民主运动永远需要66运动的这一种现象就连带地产生出了一个假象,民主运动好象永远需要毛泽东
    
    10、毛泽东一生3次的民主实验
    
    中国民运人士要研究中国的民主,职此之故,我们就不能不对毛一生中搞了3次民主的事情做出研究。毛虽然是中国专制制度的总化身和专制人物的总代表,但是他却奇迹般的在中国搞了3次大的带有民主性质的政治运动,以至于在中国民主化的这个历史阶段上,就产生了与毛泽东的名字有关的民主因素。现在的问题是, 当我们这些民运人士只是以粗糙的方法来处理中国以往的民主历史时,就可以舍去毛的因素不记,并且认为这是最正确的方式和方法,其实呢?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在我们中国的现代历史上一个特殊的人携带着大量的民主的因素的事情,不只是在毛泽东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二,就是在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的“后继人物”身上,我们也是可以发现后续现象的。因此,对于民主的完整的认识和正确的发现,是绝对少不了那些专制中的大人物的。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1966年的民主运动是因着毛泽东而发起的,1976年的民主运动是因着周恩来而闹起来的,到1989年的时候,被社会认为最正宗的民主运动也还是以胡耀邦的死亡为导火索,以赵紫阳的加温而热火起来的啊!就这条历史线索去研究和分析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你就会寻找到许多你甚至意想不到的东西。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民主的党,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它要“前进”一步,却又不得不以民主为启动的力量——这就是我发现的中国共产党的悖论。在中国共产党的那些所有我们可以视之为“进步”的阶段中,似乎都可以发现一个相对意义上的民主。
    
    延安时代,毛泽东借着美国罗斯福总统特使赫尔利的“西风”搞了个“新民主主义”的东西,从而把中国共产党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僵死的教条中“解放”出来了,使它在中国社会的危机关头举起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大旗,公开地抛弃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教条,鼓吹中国四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联合,建立“联合政府”,实行“联合执政”,并且公开承诺中国共产党“得势”之后,不会搞“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要走“第三条道路”。正因为如此,一个被内战的被迫钻到了“山沟里”的共产党军队才同中国的最广大的农民群众打成一片,以至于最后地夺取了大陆的政权。在这里,是民主的因素把共产党的那一团面给发了起来,因此它的“胜利”也是可以接受民主的解读的。值得说明的是,我们许多民运人士在这个问题上却持着错误的看法,认为1949年的共产党的“胜利”是毛泽东式的“阴谋的胜利”,好象历史在走这一步的时候也给“犯了错误”,就在我们持这种观点的时候,国民党的前主席连战先生在访问大陆时所发表的“17字愿景”却表达了国民党对这一件的看法,公开而又含蓄地承认了1949国民党败走台湾、共产党得势于大陆年的那一步历史并没有“走错”。
    
    如果说延安时代的共产党民主化的那一步主要体现了毛泽东个人的思想的话,那么,在1956年的“大鸣大放运动”中,毛泽东第二次提倡民主,并且把某位“民主人士”的“大民主”的口号接了过去,最后地变成为他个人的东西的行为就不是无源之水了。但是,人们仅仅在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的最后的行为中,认为毛搞了一场阴谋,而没有发现毛在延安的时期就已经养成了一种“发扬”民主的兴趣和爱好。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是中国式的“叶公”,他好民主的事情可以用“叶公好龙”的故事去解释。1956年是这样,1966年也是这样,一旦民主真正的如同“龙”一样的到来的时候,毛这位“叶公”就被吓跑了。于是,民主在他的词典里又叫“资产阶级的民主”!在《论毛三篇》里,我已经说到了这个问题,对此有兴趣的朋友们无妨去翻一翻。
    
    1966年这一次,毛的发扬民主的行为同前两次大不一样,这一次毛是在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处于尖锐对立的情况下,毛以公开站到“人民群众一边”的口号而光明正大地支持人民造反的,如果说他的这一行为和共产党的一贯的传统相冲突的话,那么,他学习红卫兵的样子也“炮打时令部”就是他变成了这个时代的“解放的偶像”。庶几,就出现了一个政治运动向宗教运动转化的那种趋势,而这一趋势就把政治解放的意义几乎是完全地给消解了。因此当政治解放运动的最后的收获是一个“神化”了的毛泽东的时候,他的“发扬民主”的这一招就最后地变成了“搞笑”活动。今天,我们如果把那个“三忠于”时期的“忠字舞”给“克隆”出来时,诸君,你们不笑掉大牙才怪呢?
    
    结论是:对于毛,的确出现了一个民主的“搞笑”版本,但是对于人民来讲,对共产党当机关保持“炮打”的权利,对共产党当权派进行政治批评和政治批判,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表现自由——这一切都是“正版”的民主,和毛的“搞笑”的版本虽出现在同一个时间内,但是它们总是“两码子事”,不可混淆在一起。因此,我们民运人士在批评和批判了毛的1966年“搞笑版民主”时,提取人民的“正版民主”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了。就这一项任务来看,你能够把我们民运人士叫“新毛主义者”吗?
    
    11、关于精神问题
    
    我在过去的30多年的毛泽东研究中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与其把毛的因素说成是一种“思想”,不如说成是“精神”。正因为如此,我才对毛没有采取否定的态度。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还处于缺乏精神的时候就不应当否认毛主义曾经在中国激发起来的那种精神。如果又认为精神的东西不是任何一个时代或任何一伙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随心所欲的创造出来的话,那么对于特定时代中的那些已经浸淫了普通人的精神,我们就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对待它。在和篇文章中,我不可能涉及毛的精神与国家和民族的关系的问题,我只是说一说,它与中国民主运动的关系和我们民运人士的关系问题。
    
    谁只要肯于正视中国民运的现实问题,就一定会发现民运的最大的问题是精神方面的缺乏。就一般情况而论,我们民运人士认为自己手里占有真理,但是在多元化时代这种行为已经很难造成真理占有人的那种传统式的勇于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因此,行为人就往往会出现精神上的短缺。与这种情况相关的是,一个对生命的现代式看法也同时提高了被奴役生活中的人的生存价值。所以从客观上讲,民主的运动好象再不需要那种传统的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了。非常明确,在这样的现象中,我们发现了民主与专制生活的革命式区别的混淆,以至于如此这般的混淆最终的影响了中国民主的进程。“6、4”之后,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
    
    正是看到了上述的缺陷,我才主张在中国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历史中寻找那些已经被我们现在的人忽略了的精神。也正是在这一寻找中,一个在脱离中国共产党集体所形成的毛个人的因素才应该受到我们的重视。我的看法是这样,毛在精神方面的主要的价值是它明确主张在“拿枪杆子”的“流血的革命”之后,还应当开展一个“拿笔杆子”的“不流血的革命”,而后一种“革命”是前一种“革命”的“继续”。他进一步认为,不进行后一种“革命”,前一种“革命的成果”就不能够保持。因此用“流血的革命”那种精神去从事“不流血的革命”就是毛的精神的精髓,今天我们若把上面的“革命”二字用“民主”去替代,毛的精神就可以服务于我们的了。因此对毛的精神的进一步的解释,无非是说,民主这个东西只有经过了“不流血的革命”之后才能够为全体人民所享有。而我们今天的民主运动,就是可以归结到“不流血的革命”的范畴的,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广为人知”的毛的价值是可以被我们抓住的。
    
    用我们现在人的眼光去观察问题,1966年的人民运动是一个“超级运动”,而与这个运动联系最多的毛也成了那个时代的“超级人物”。现在的问题是,当未来13亿人所推进的中国民主化运动也必然是一个“超级运动”时,我们就需要一种“天塌下来也不怕”的精神,而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精神的一个符号。我们在组织和策划未来运动时,如果你“怕字当头”,“怕天下大乱”,怕“打破”共产党社会的“坛坛罐罐”,甚至一提起人民运动就想起了“暴民运动”,那么你就别批毛了,因为毛在39年前就已经“打破”了“怕字”,用他个人的权威为1966年的人民运动火上浇油,结果是中国人民在近300年的时间中第一次真正的拿到了民主,象这样伟大的事情没有精神的人是绝对做不了的。至于说对于这样的精神,你如果去追根求源,便不难发现毛并不是它的创始人,而是它的继承人和发扬者。
    
    2005-10-25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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