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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运人士对马克思的归档──民运中的马克思主义问题(3之1)/武振荣
(博讯2005年10月21日)
    一、民运人士不应该作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英雄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看待问题的,反正我不希望外人把我看成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英雄。我承认,我在年轻的一段时间里虽然也产生过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但是,这样的思想没有坚持多久就被我给放弃了。因为在那个时间上,我还分不清楚世界上存在着两个马克思主义。随着我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兴趣,也随着我个人在过去的30年时间内的关起门来写作的行为,使我在某种程度上强烈地感受到马克思人格的伟大。说实在的,马克思生前手只握的那一枝将要改变世界命运的笔,却并没有改变他个人生活的命运,正如他的一位传记作者说所的那样,他写作论货币的伟大著作却手头缺乏货币把稿件邮寄出去,其所以造成了他生活上的这样大的困境是他个人缺少才华吗?回答肯定是否定的:他不缺乏可以维持自己生活所需要的才华。
    
     在这方面他是一个19世纪的伟大天才,因此他没有让他的笔去为它个人赚钱的想法。他的全部的智慧在于要为人类的未来幸福开辟一个理想的社会。在这里,他的思想伟大不伟大?──这个问题我吃不准,但是他的人格和精神是伟大的这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敬仰马克思。我还在中国大陆生活的时候,身边也曾经集合了一大批热衷于谈论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人,其中也不乏坚决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但是他们在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后,他们中间的反对马克思的人的立场就有了许多的软化,以至于到后来有些人索性放弃了原来的立场。在国内社会其间,我对国外的“民运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出国后通过阅读有关民主网站上的文章,我发现在习惯上被称之为“民运人士”的人们中间,主张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倒也不少。大家在声讨中国的专制主义的同时,把马克思主义也绑在其中,一块地给以批判。其实,这样的事情不是不可以理解的,相反,我认为这样的事情就表面看完全好象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我们中国,统治者们到今天为止也没有放弃用马克思主义来统治人的这个传统的老一套。更不用说,在为他们的统治行为作辩护的时候,他们可以非常容易地“拉虎皮,当大旗”。可见,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果真的认为统治我们中国人的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那么,我们“讨伐”马克思主义的行为不就是中了那些摇晃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子而自己其实对马克思主义也是一无所知的人们的“阴谋诡计”的了吗?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如果有一个历史的意识的话,那么,我们岂能够忘记毛泽东生前所说的那句很“经典”的话:“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连毛泽东已经承认了的东西,我们今天却要否认之,这难道能够算是我们的智慧吗?我们如果认为这些现在和过去在中国统治我们的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我们这一看法的错误就有可能在一定的时间中把我们引导到如下的境地,在这个境地,我们与马克思主义作战,就好比唐.吉诃德与风车作战一样。 (博讯 boxun.com)

    
    二、韩非子的问题与毛泽东的教训思想问题有时候竟然如此的奥妙,人们在为某一种思想寻找深刻的根源的同时就会不知不觉地步入死胡同,因此,人们最后非但没有寻找到自己要寻找的思想的真正的源头,反而在源头上完全地迷失了方向。关于这一点,中国古代的伟大的思想家韩非子已经在他的时代就指明了这一点,只是我们没有从中学习到必要的知识罢了。他在谈到当时流行的学问(他叫“显学”)儒墨两家的分裂的问情况提出了一个可以供后人无限思考的问题。他说,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墨子死后,墨分为二。八派儒家都标榜自己是“真儒”,二派墨家也都说自己是“真墨”,并且争斗的非常激烈,其力量也不分上下。他说,要能够很有权威地判断哪一派是“真儒”和“真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孔子和墨子“复生”;但是人死不能够“复生”的情况就决定了“真假儒墨”的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正确的裁判和正确的解决。就抓住了这一点,韩非子非常果断地断言:费尽力量区分真假儒墨的事情“非愚即枉!”
    
    在这里,我们的古人韩非子似乎已经多少地意识到了一个思想的基因,在自身的克隆的过程中会产生新的思想的可能性,不然的话,他在自己的时代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也算是人类思想上的奇迹了!在这里,我如果无意中说出了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我们普通人的区别的话,那么,我们这些普通人在如何地对待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的精神遗产方面似乎应该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毛泽东作为共产党高层内的很少有的一位“信而好古”的人,他所好的却不是古代思想家的“古”,而是“古董”的“古”,因此在他的生命的最后关头上当他没有认真面对韩非子的问题,而是凭着自己的一时偏好而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地在中国分辨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运动时,不是犯了韩非子所说的“非愚即枉”的错误吗?到最后,他把共产党内的那么多的人打成了非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的行为不是也没有避免别人在他死后把他自己也放到非马克思主义的那一边吗?从毛泽东的这样的错误中,我们如果不吸取经验与教训,在自己对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问题时,我们也陷入毛泽东的泥潭,把中国的流行马克思主义同经典马克思主义放到一起去批判,试问:我们的批判最后可能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呢?所以我从上一个世纪80年代伊始,就开始注意区分两个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到90年代初,当我写作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解读》和《流行马克思主义概述》的两本书稿后,就建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看法和基本认识。这样一来,我就对一个当时比较模糊的问题建立了自己的归类性的认识模式。我原则上并不反对有一定认识能力的人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从这样的研究中他们也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理解古典性质的圣贤思想在现代条件下的翻版现象,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有可能对这些贯通古今的人类思想现象作出自己的评价。即使这样,我不主张我们一般的人同它作战,因为,要同它作战的基本的条件是要把握它,精通它,或者说最底的程度是了解它,而要作到这一切,就非得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不可,而这种花费和普通人的生活的要求是冲突的。因此,象毛泽东那种的主张“工农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确是一种精神和思想上的浪费,可以说没有多大的价值。我记得美国一位实用主义的哲学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一个职业哲学家在大学中即使把康德的哲学读上5、6年,也是一知半解而不得其要领的。如果哲学家们是这样的话,那么普通人要学习同康德哲学相似的马克思主义又谈何容易?因此,别的国家的情况我不敢说,但是,在我们中国把“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的这一句毛泽东语言如果转换成为“我国真正有能力批评和批判马克思的人不多”的话,是一点儿也不假的。既然建立了这样的认识,那么,我们民运人士──即一些以搞中国民主运动为职业的人们,在推进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方面要不要来一个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了。
    
    民主运动和民主的事业,都是普通意义上的东西,因此这样的东西如果要套上一个古典式的圣贤思想的光圈的话,是否适当那也是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在作民主的事情的时候,坚持一种普通人的学识,持一种普通人的观点和立场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当然,在我们的队伍中,如果真的出现了很有能力的人,那自然是我们的万幸,但是,我们的民主事业的保证如果要建立在这种“万幸”的基础上,我们不是就非常的人危险了吗?在我们的思想和知识的结构中,不是说不要圣贤式的古典思想,也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或者不应该接受现代社会中的“高深思想”,而是说,这些东西即使被我们接受,也只能够是我们思想中的从属性成分,而不是它的主导成分,换句话说,民主的思想和民主的意识一定要有一种普通人精神上的“疑似性”,藉着它,民主的理解和民主的思想才能够形成为普世的价值。因此民主虽然不拒绝“高深思想”,但是它一定要排除“高深思想”的独占式的统治局面。如果说民主的设计有一个显著的特点的话,那就是“高深思想”在价值上实现了同“普通思想”的兑换,就这个意义去理解民主的平等问题,我们就会有格外的收获的。在过去的时间中,我们把民主的平等理解为大家在经济上的拉平,因此最后闹到了“共同贫穷”的地步,使我们在一个本应当发达的时候,却陷入了贫穷。有了上述的看法,我们回过头去分析上面所提出的问题,那么,民运队伍中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就势必面临着多样化的分化,结果是过去的一个统一的话题就非常自然地失去了统一的意义。于是,一张“你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答卷就完全由着你的兴趣与偏好去“填”的了。你在“答卷”上写着:“我要反马,作一个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英雄”,或者你写上:“我要挺马,作一个第二种马克思主义者”,那是你意愿中的事情,也是你民主的权利,谁再有理由去强调前毛泽东时代的那种“统一”呢?正因为如此,我在不视我为反对马克思的英雄的时候,我对那些所谓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英雄们”也不表示讨厌,我认为在一个多元化的思想格局中,让那些所有的思想都实现一个“逞能”的愿望,岂不好哉?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在上述的局面中,如果各种思想都是四平八稳地占有一个位置,那就显得我们对于思想这样的东西太缺乏理解了。事实上,同任何事物一样,思想多元化的局面如果不在某些时刻中形成为一种主流的思想,那么思想的发展和进步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从提倡民运认队伍的主流思想的角度上,我才反对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作战。我想我们与其否定它,不如从对它的进一步理解中解放自己才好。也只有到了这个地步,我们的民主的收藏夹才会因为我们善于收藏各种各样的东西而表现得非常“丰富”,我们才有可能作一个丰丰满满的人。三、马克思是一个难以归档的人我过去曾经说过,我们中国民运人士是在一个非常简单的思想环境中长大的,但是,我们却面临着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在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之一。如果我们在归档马克思的时候采取冷战时代的旧思维,把它归在“专制主义”人物的那一档,我们就有些太随便了。目前的情况是在我们这个新时代,人们对事物和人物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远远地突破了冷战时代的旧思维,从而形成了一种可以说是完全现代化了的新思想。于是,我们在对人物的归档的时候就必然会产生一个新视角、新看法和新做法。情况尽管是这样,但是我们在归档马克思的时候,却还是会遇到许多的困难的。事实是,如果马克思本人象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那样,他就很好被归档。可是马克思不是一个“单面人”,它是一个“双料的人”,在过去的时间中它既统治了我们,愚弄了我们;同时又曾经解放过我们,启发过我们,因此,我们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不知道如何地对待他才好?说实在的,我们在没有掌握任何真理的时候,藉着他的名义,我们进行了真理的寻求,并且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我们也曾经抓住了真理,但是不久之后,真理又远离我们而去,我们又好象只拽住了它的尾巴而不得自由。把这个意思表述得清楚一点,就是说,我们在没有民主的时候,用马克思的名义似乎拿到了民主,但是已经到手的民主我们却看不上眼,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不是很好的,于是我们在马克思的诱惑下就执意地要去追求比“资产阶级”要更好的“第二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认为只有这样的民主才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民主,于是,为实现它,我们就应该放弃我们曾经上了手的“第一民主”而一心要“第二民主”。这样,从逻辑上讲,我们是有道理的,在有“熊掌”可以选择的情况下,我们当然可以放弃“鱼”,只是我们对于分类中的事物的看法是完全地错误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把那些完全不能够进行对比的东西放到了我们所需要的对比的架构之中了。因此,非但没有吃到“熊掌”,连“鱼”也给耽搁了。基于这样的比喻,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在“解放”自己的行为的同时,又给自己套上了“枷锁”,情形同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一样。问题并不在于我们要求“解放”是错误的,而在于我们在实现“解放”的同时却作了权利意义上不允许的我们在情感上的“赎身”。所以当民主所具有的那一个“忘恩负义”的道德意义在没有被解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在民主的基础上安身立命!由此我联想起了华盛顿在作了两届美国总统之后,为什么“提着剑撤退”(华盛顿传记的一为作者语)的事情,对这样的事情的思考又为什么往往可以引导人们对民主会作出“忘恩负义”的解读的问题,如此反复思考,我们对民主就有了一个自己的了解,而作不出这样的了解,我们即就是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的国际歌唱上一万遍,我们自己的奴隶的角色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华盛顿在完全有可能当“国王”的时候,他拒绝了自己身边最信任的人的有关他“当人民的国王”的劝进,而依然决然地作民选的总统──民主与专制的意义在这里也只有一步之差呀!可是就在这样的一步之差的意义上,我们就失去了民主,这不是教训又是什么呢?马克思、毛泽东这些曾经被神化了的人的身上所出现的非民主的意义也是在开始的那一瞬间是一些很微小的量的,因此,在分析这些人物的同时寻找出这些真正的没有被人为的因素扩大化了的东西就应该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可是,在我们中间的一些人那里,情况就不是这样的了,他们在实行自己的批判的时候把一些后来的“量”当成了起初“量”来批,就很不科学,因此在他们的批评和批判中,“坏人就从来是坏人”的内涵甚至比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所包括的东西还低劣。有了上述的认识,我们在涉及到马克思的归档问题时,就可以采取一个轻松的态度,也就说我们不可以因为马克思在过去的时间内压迫了我们而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报复的方式和方法,把他反过来也列了专制人物的线上,以至于好象把我们自己看成是他的批判者。其实,就我们民运人士的水平来说,我们一般还达不到可以批判他的程度,因为如果要是可能的话,我们就得要钻到马克思的故纸堆里去,去嚼那些我们普通人根本嚼不烂的精神食物,使我们的一辈子从那里难以出来,这样我们还要什么生活呢?但是,我们如果发现在现代条件下,马克思也可以被归档在正常的思想家之列的话,我们就有了一个正确处理它的方式了。因此,我们即使在谈不到理解他的时候把它放到那些古今中外的圣贤人物中去的话,不就是很省事的了吗?在现在的社会中,谁还能够要求普通人都读《庄子》和柏拉图的《对话集》呢?不读这些,你不也可以在公司上班和在企业中作事吗?在下来的文章中,我将要专门的说明马克思与我们的关系的问题,这里只是粗枝大叶地说一下即可。因此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第二民主”的发明者,那么他对他自己的时代就已经产生出来的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所作出的批评和批判,却是一桩很有价值的事情。今天,我们在于马克思主义解除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的时候,有价值地来解读这种东西,就是我们的自由了。如果我们的自由不被滥用的话,那么,批评和批判的行为之于我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否定”能够解决的问题了。正确的解读马克思曾经为民主提出过的“设计”,尽管从今天的角度看这种的“设计”是大有问题的,只是没有问题的是我们对于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民主又多了一番理解。我虽然不敢说这种理解在今天的时间里可以变成一笔我们中国人自己当下的财富,但是我却敢于保证,在未来的时间里它一定会如此这般的。我们其所以在今天的情况下要对马克思进行归档,原因仅仅在于马克思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我们的一项自由选择,因此,我们同他的关系说到底是一种历史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不是我们个人的偏好就可以轻而易举解决的。首先我们不能够回避它,其次,我们又不能够否定它,最后,我们只能是处理它或者说解决它。也正因为是一种历史的因素,所以,我们与马克思的关系就不是单方面的,其中就有我们的一个必须要由我们解读出来的价值,在表面上,这个价值好象是“历史”的,其实呢?它完全是“实现”的。可见我们归档马克思的行为不仅仅只关乎马克思个人在中国的价值,而更大的意义是关乎我们自己的过去的事情之价值安顿。我个人对马克思的理解或者说体会大概经历了如下的几个阶段:在我的思想处于蒙昧状态时,我感觉到马克思本身就是一个真理的化身,接近他就是接近真理;当我的精神和思想处于造反的状态时,我又好象感觉到马克思是一个可以帮助我造反的动力,所以当我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的口号的鼓励下,对共产党的各级当权派发起政治冲击时,感觉到真理在握;当我在经历了思想上的解放运动之后,我感觉到马克思好象又与专制主义的大人物们携手合作了,因此,又觉得它是一种非常有缺陷的真理;到我自己在开始对马克思作出独立的研究和分析之后,我才终于发现马克思同黑格尔、康德这样的思想家一样地应该归档在人类的大思想家之列,并不必然地要负统治的责任!四、中国需要马克思吗?如果因为我们对马克思进行归档的行为而推断出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那就是一种很大的误会。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某些朋友们的观点截然相反。我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或者社会──不但不需要马克思主义,而且也不需要任何的一种主义,哪怕这种主义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不能够含糊,也来不得半点的马虎。“国家不能够自诩占有真理”的思想和社会不能够由一个政治权力认定的思想是民主的一条基本的原则,就这个条原则来分析问题,国家、社会的头脑一定要空起来,绝对不能够由一家的思想独占。也只有这样,国家和社会的精神与思想才有可能给各种学说和各样的精神准备下广阔的竞争空间,而思想和精神在竞争中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发展。正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所曾经宣布的:“对真理的最佳体验便是使真理的力量在市场竞争中被接受。”至于我们从国家、社会的这一级下降了一格,说到某些阶级、某个政党或者某些社会团体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它们的自由选择的问题了,在它们的选择之外,谁也没有权利强迫它们放弃什么主张或者是服从于什么主义。民主在过去的冷战时代曾经不允许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传播,但是,如果在现代的时代中,它若还坚持这个过时了的立场和方法,那么,它也不就是被当成了“过时”的东西被人们抛弃吗?民主是一种真正的“与时俱进”的东西,这个一点还希望大家理解。如果我们对上述的问题再作一种思考,问:“民运人士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情况又当如何呢?这这里,我认为问题可以分成为两个:一个是民运团体需要不需要,另一个是民运人士个人需要不需要。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如果民运团体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很成熟,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不需要!”这个“不需要”是指我们今天的状态,是说我们在今天的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应该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这个问题同我们需要自己的历史,而在满足这种需要时我们所遇到的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说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的话,那么我们对自己的历史的正视就不存在需要不需要某些已经变化为我们自己的因素的东西了。所以,那些在过去的时间里被共产党人“灌”到了我们“肚子”里的“米汤”已经“溶化在我们的血液”中时,我们能够把它抽了出来吗?关于第二个问题,至于说民运人士个人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那是个人一相情愿的事情,用不着别人的干涉。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和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个人的权利是半斤八两式的平等,没有什么更大的差别和区别。但是,这样一说,是不是有人就会产生出如下的看法呢,思想上这样的不统一,难道能够作成民主化的大事业吗?其实,这个只是我们看法上的问题,而不是问题的本身。就问题本身来说,中国民主化运动和当年的共产党式的革命和共产党式的运动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在于它仅仅强调的是政治行为的统一,而这样的统一和由思想统一而导致出的统一是绝对不同的。前一种统一是有差异存在的政治统一,后一种统一则是要消灭其间的任何的差异的精神或者思想上的统一,不是政治统一这个范畴可以概括的。明白了这个一点,我们在推进中国民主化的伟大进程中所应当掌握的东西,就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不然的话,我们要回到“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蒋介石主张那里去,还不如回到毛泽东的“五个统一”去的好。在这里,我们的教训和经验必须为政治与精神的问题划一个很清楚的界限,容不得半点的动摇。我们所追求的政治上的统一的事情就必须为精神上的对立和斗争留下足够的余地。而政治上的统一这样的事情,也不能够作以政治上划一的了解。也就是说在民主的政治秩序之中,我们必须要作到允许政治分歧存在的那种统一。在共产党那里,这样的统一是不被认可的。如果说这样的事情可以引起我们的回忆的话,那么正是在那个时刻中,毛泽东用“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的手段来追求所谓的统一不正是他的错误吗?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的方法和方式中,马克思主义被理解为一种统一的武器。如果我们中国的民运人士都是一些“出毛”的人,那么,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就不会采取那些僵硬的态度了,我们就会在政治问题的外面去追求那些“以上帝的力量也不能够强迫人”的精神的统一的了。这样以来,政治问题就会同那种变相的宗教问题(即我说的“第二宗教”)最后地脱钩,在第3篇文章中,即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中,我还要专门地谈到这个问题,此处就不再多说。五、在民运队伍中,我们目前要正确地区分  两种马克思主义和坚决的反对两种倾向上一个世纪90年代,我在有限的范围内鼓吹新思想的时候,就已经说到在中国存在着两种马克思主义,一种是阳春白雪式的曲高和寡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一种是下里巴人的流行马克思主义;前一种马克思主义不负有统治人的责任,而后一种马克思主义却应该负统治的责任。至于说,在我们这个综合的时代这两种马克思主义怎样地实现了合二而一的存在,那就是我们要学习和要研究的问题了。在我目前所进行的研究中,对于这个如此复杂的问题当然不能否涉及之,但是我们在解决中国的民主化问题时已经有了对上述问题的意识,那么肯定地我们就会在某些的方面把握住分寸。我们应该竭力地反对流行马克思主义,这个一点我们应当坚定不移,但是,如果有人因此而主张我们也应该用同等的力量和力气去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那么我们就可以拒绝之。就是说到中国的流行马克思主义,我们也是需要作出区分的,流行马克思主义之于我们中国人也可以作出如下的区分:一个是共产党通用的东西;一个是毛泽东个人专用的东西。在通常的情况下,它们虽然都被人们叫作毛泽东思想,但是它是品种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的事情我们就不一定明白之,因此,我们在需要反对共产党通用的那个毛泽东思想时,往往又反对了由毛泽东个人所解释的那种毛泽东思想。这样我们在需要反抗、需要斗争、需要解放的时刻中,我们却拒绝了那种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之中的也曾经在某一个时刻帮助了我们的解放从而也已经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东西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这里,我们把“记号”、“符号”性质的东西当成为事物的本质,以至于犯了自己“否定”自己的错误,到今天为止,已经具有里20多年成长历史的我们中国民运人士还显得面黄肌瘦、萎靡不振原因在哪里?单单是一个共产党的强大和残暴就可以解释得了的吗?我们虽然是现实中的人,但是,我们还没有从自己历史的某一个角落里走出来,因此,我们还只是生活在历史的某一个角落之中,没有变成为现实中的人。在这里,是历史的压迫造成了我们的现状,若要寻找其间的原因也在于我们丧失了一个进步的历史观。我们根本就不了解“人是自己的创造物”的新的历史观,因此,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精神就不得自由。情况既然是这样,我们在应对民运中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就会产生两个极端:一个是我们坚决地“非马”,不遗余力的反对马克思主义,以为自己有着可以同马克思相敌对的知识和学问,并且自己的反对行为可以取得“打倒”马克思主义的效果;另一种是“挺马”,认为我们过去的错误是没有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办事,没有落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应该搞“第二种马克思主义”,以便我们完全的纠正修正主义的错误。其实,上述的两个极端都是我们应该避免的,因为第一种极端可以把我们引导到远离民主化的政治问题的歧途上去,使我们的政治行为最终地变化成为一个我们把握不了的精神或者思想的问题,而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民运人士无论如何都说不上是“业内人士”;第二个极端我们更应当反对,因为在我们以前毛泽东就已经作出了这方面的“实验”,而这样的“实验”的失败性已经是一种用不着我论述的东西了,今天,我们何苦还要跟在他的后面亦步亦趋呢?“2马论”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作者已经感觉到了马克思主义有着一种价值,仅仅就因为这一点主张中国应该再来一次马克思主义化的运动就好象又造成了价值的滥觞!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部分,我提出了一种我个人的主张,那就是在政治上(而不是在精神和思想上),我们完全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如下的一种东西,它或者被我们精研细琢,或者被我们“束之高阁”,都不关乎我们在政治上的得与失。(2005.8.12)
    
    论民运人士对马克思的归档──民运中的马克思主义问题(3之1)〔↓〕武振荣一、民运人士不应该作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英雄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看待问题的,反正我不希望外人把我看成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英雄。我承认,我在年轻的一段时间里虽然也产生过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但是,这样的思想没有坚持多久就被我给放弃了。因为在那个时间上,我还分不清楚世界上存在着两个马克思主义。随着我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兴趣,也随着我个人在过去的30年时间内的关起门来写作的行为,使我在某种程度上强烈地感受到马克思人格的伟大。说实在的,马克思生前手只握的那一枝将要改变世界命运的笔,却并没有改变他个人生活的命运,正如他的一位传记作者说所的那样,他写作论货币的伟大著作却手头缺乏货币把稿件邮寄出去,其所以造成了他生活上的这样大的困境是他个人缺少才华吗?回答肯定是否定的:他不缺乏可以维持自己生活所需要的才华。在这方面他是一个19世纪的伟大天才,因此他没有让他的笔去为它个人赚钱的想法。他的全部的智慧在于要为人类的未来幸福开辟一个理想的社会。在这里,他的思想伟大不伟大?──这个问题我吃不准,但是他的人格和精神是伟大的这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敬仰马克思。我还在中国大陆生活的时候,身边也曾经集合了一大批热衷于谈论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人,其中也不乏坚决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但是他们在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后,他们中间的反对马克思的人的立场就有了许多的软化,以至于到后来有些人索性放弃了原来的立场。在国内社会其间,我对国外的“民运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出国后通过阅读有关民主网站上的文章,我发现在习惯上被称之为“民运人士”的人们中间,主张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倒也不少。大家在声讨中国的专制主义的同时,把马克思主义也绑在其中,一块地给以批判。其实,这样的事情不是不可以理解的,相反,我认为这样的事情就表面看完全好象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我们中国,统治者们到今天为止也没有放弃用马克思主义来统治人的这个传统的老一套。更不用说,在为他们的统治行为作辩护的时候,他们可以非常容易地“拉虎皮,当大旗”。可见,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果真的认为统治我们中国人的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那么,我们“讨伐”马克思主义的行为不就是中了那些摇晃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子而自己其实对马克思主义也是一无所知的人们的“阴谋诡计”的了吗?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如果有一个历史的意识的话,那么,我们岂能够忘记毛泽东生前所说的那句很“经典”的话:“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连毛泽东已经承认了的东西,我们今天却要否认之,这难道能够算是我们的智慧吗?我们如果认为这些现在和过去在中国统治我们的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我们这一看法的错误就有可能在一定的时间中把我们引导到如下的境地,在这个境地,我们与马克思主义作战,就好比唐.吉诃德与风车作战一样。二、韩非子的问题与毛泽东的教训思想问题有时候竟然如此的奥妙,人们在为某一种思想寻找深刻的根源的同时就会不知不觉地步入死胡同,因此,人们最后非但没有寻找到自己要寻找的思想的真正的源头,反而在源头上完全地迷失了方向。关于这一点,中国古代的伟大的思想家韩非子已经在他的时代就指明了这一点,只是我们没有从中学习到必要的知识罢了。他在谈到当时流行的学问(他叫“显学”)儒墨两家的分裂的问情况提出了一个可以供后人无限思考的问题。他说,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墨子死后,墨分为二。八派儒家都标榜自己是“真儒”,二派墨家也都说自己是“真墨”,并且争斗的非常激烈,其力量也不分上下。他说,要能够很有权威地判断哪一派是“真儒”和“真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孔子和墨子“复生”;但是人死不能够“复生”的情况就决定了“真假儒墨”的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正确的裁判和正确的解决。就抓住了这一点,韩非子非常果断地断言:费尽力量区分真假儒墨的事情“非愚即枉!”在这里,我们的古人韩非子似乎已经多少地意识到了一个思想的基因,在自身的克隆的过程中会产生新的思想的可能性,不然的话,他在自己的时代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也算是人类思想上的奇迹了!在这里,我如果无意中说出了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我们普通人的区别的话,那么,我们这些普通人在如何地对待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的精神遗产方面似乎应该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毛泽东作为共产党高层内的很少有的一位“信而好古”的人,他所好的却不是古代思想家的“古”,而是“古董”的“古”,因此在他的生命的最后关头上当他没有认真面对韩非子的问题,而是凭着自己的一时偏好而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地在中国分辨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运动时,不是犯了韩非子所说的“非愚即枉”的错误吗?到最后,他把共产党内的那么多的人打成了非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的行为不是也没有避免别人在他死后把他自己也放到非马克思主义的那一边吗?从毛泽东的这样的错误中,我们如果不吸取经验与教训,在自己对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问题时,我们也陷入毛泽东的泥潭,把中国的流行马克思主义同经典马克思主义放到一起去批判,试问:我们的批判最后可能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呢?所以我从上一个世纪80年代伊始,就开始注意区分两个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到90年代初,当我写作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解读》和《流行马克思主义概述》的两本书稿后,就建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看法和基本认识。这样一来,我就对一个当时比较模糊的问题建立了自己的归类性的认识模式。我原则上并不反对有一定认识能力的人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从这样的研究中他们也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理解古典性质的圣贤思想在现代条件下的翻版现象,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有可能对这些贯通古今的人类思想现象作出自己的评价。即使这样,我不主张我们一般的人同它作战,因为,要同它作战的基本的条件是要把握它,精通它,或者说最底的程度是了解它,而要作到这一切,就非得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不可,而这种花费和普通人的生活的要求是冲突的。因此,象毛泽东那种的主张“工农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确是一种精神和思想上的浪费,可以说没有多大的价值。我记得美国一位实用主义的哲学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一个职业哲学家在大学中即使把康德的哲学读上5、6年,也是一知半解而不得其要领的。如果哲学家们是这样的话,那么普通人要学习同康德哲学相似的马克思主义又谈何容易?因此,别的国家的情况我不敢说,但是,在我们中国把“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的这一句毛泽东语言如果转换成为“我国真正有能力批评和批判马克思的人不多”的话,是一点儿也不假的。既然建立了这样的认识,那么,我们民运人士──即一些以搞中国民主运动为职业的人们,在推进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方面要不要来一个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了。
    民主运动和民主的事业,都是普通意义上的东西,因此这样的东西如果要套上一个古典式的圣贤思想的光圈的话,是否适当那也是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在作民主的事情的时候,坚持一种普通人的学识,持一种普通人的观点和立场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当然,在我们的队伍中,如果真的出现了很有能力的人,那自然是我们的万幸,但是,我们的民主事业的保证如果要建立在这种“万幸”的基础上,我们不是就非常的人危险了吗?在我们的思想和知识的结构中,不是说不要圣贤式的古典思想,也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或者不应该接受现代社会中的“高深思想”,而是说,这些东西即使被我们接受,也只能够是我们思想中的从属性成分,而不是它的主导成分,换句话说,民主的思想和民主的意识一定要有一种普通人精神上的“疑似性”,藉着它,民主的理解和民主的思想才能够形成为普世的价值。因此民主虽然不拒绝“高深思想”,但是它一定要排除“高深思想”的独占式的统治局面。如果说民主的设计有一个显著的特点的话,那就是“高深思想”在价值上实现了同“普通思想”的兑换,就这个意义去理解民主的平等问题,我们就会有格外的收获的。在过去的时间中,我们把民主的平等理解为大家在经济上的拉平,因此最后闹到了“共同贫穷”的地步,使我们在一个本应当发达的时候,却陷入了贫穷。有了上述的看法,我们回过头去分析上面所提出的问题,那么,民运队伍中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就势必面临着多样化的分化,结果是过去的一个统一的话题就非常自然地失去了统一的意义。于是,一张“你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答卷就完全由着你的兴趣与偏好去“填”的了。你在“答卷”上写着:“我要反马,作一个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英雄”,或者你写上:“我要挺马,作一个第二种马克思主义者”,那是你意愿中的事情,也是你民主的权利,谁再有理由去强调前毛泽东时代的那种“统一”呢?正因为如此,我在不视我为反对马克思的英雄的时候,我对那些所谓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英雄们”也不表示讨厌,我认为在一个多元化的思想格局中,让那些所有的思想都实现一个“逞能”的愿望,岂不好哉?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在上述的局面中,如果各种思想都是四平八稳地占有一个位置,那就显得我们对于思想这样的东西太缺乏理解了。事实上,同任何事物一样,思想多元化的局面如果不在某些时刻中形成为一种主流的思想,那么思想的发展和进步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从提倡民运认队伍的主流思想的角度上,我才反对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作战。我想我们与其否定它,不如从对它的进一步理解中解放自己才好。也只有到了这个地步,我们的民主的收藏夹才会因为我们善于收藏各种各样的东西而表现得非常“丰富”,我们才有可能作一个丰丰满满的人。三、马克思是一个难以归档的人我过去曾经说过,我们中国民运人士是在一个非常简单的思想环境中长大的,但是,我们却面临着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在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之一。如果我们在归档马克思的时候采取冷战时代的旧思维,把它归在“专制主义”人物的那一档,我们就有些太随便了。目前的情况是在我们这个新时代,人们对事物和人物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远远地突破了冷战时代的旧思维,从而形成了一种可以说是完全现代化了的新思想。于是,我们在对人物的归档的时候就必然会产生一个新视角、新看法和新做法。
    
    
    情况尽管是这样,但是我们在归档马克思的时候,却还是会遇到许多的困难的。事实是,如果马克思本人象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那样,他就很好被归档。可是马克思不是一个“单面人”,它是一个“双料的人”,在过去的时间中它既统治了我们,愚弄了我们;同时又曾经解放过我们,启发过我们,因此,我们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不知道如何地对待他才好?说实在的,我们在没有掌握任何真理的时候,藉着他的名义,我们进行了真理的寻求,并且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我们也曾经抓住了真理,但是不久之后,真理又远离我们而去,我们又好象只拽住了它的尾巴而不得自由。把这个意思表述得清楚一点,就是说,我们在没有民主的时候,用马克思的名义似乎拿到了民主,但是已经到手的民主我们却看不上眼,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不是很好的,于是我们在马克思的诱惑下就执意地要去追求比“资产阶级”要更好的“第二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认为只有这样的民主才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民主,于是,为实现它,我们就应该放弃我们曾经上了手的“第一民主”而一心要“第二民主”。这样,从逻辑上讲,我们是有道理的,在有“熊掌”可以选择的情况下,我们当然可以放弃“鱼”,只是我们对于分类中的事物的看法是完全地错误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把那些完全不能够进行对比的东西放到了我们所需要的对比的架构之中了。因此,非但没有吃到“熊掌”,连“鱼”也给耽搁了。基于这样的比喻,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在“解放”自己的行为的同时,又给自己套上了“枷锁”,情形同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一样。问题并不在于我们要求“解放”是错误的,而在于我们在实现“解放”的同时却作了权利意义上不允许的我们在情感上的“赎身”。所以当民主所具有的那一个“忘恩负义”的道德意义在没有被解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在民主的基础上安身立命!由此我联想起了华盛顿在作了两届美国总统之后,为什么“提着剑撤退”(华盛顿传记的一为作者语)的事情,对这样的事情的思考又为什么往往可以引导人们对民主会作出“忘恩负义”的解读的问题,如此反复思考,我们对民主就有了一个自己的了解,而作不出这样的了解,我们即就是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的国际歌唱上一万遍,我们自己的奴隶的角色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华盛顿在完全有可能当“国王”的时候,他拒绝了自己身边最信任的人的有关他“当人民的国王”的劝进,而依然决然地作民选的总统──民主与专制的意义在这里也只有一步之差呀!可是就在这样的一步之差的意义上,我们就失去了民主,这不是教训又是什么呢?
    
    马克思、毛泽东这些曾经被神化了的人的身上所出现的非民主的意义也是在开始的那一瞬间是一些很微小的量的,因此,在分析这些人物的同时寻找出这些真正的没有被人为的因素扩大化了的东西就应该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可是,在我们中间的一些人那里,情况就不是这样的了,他们在实行自己的批判的时候把一些后来的“量”当成了起初“量”来批,就很不科学,因此在他们的批评和批判中,“坏人就从来是坏人”的内涵甚至比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所包括的东西还低劣。有了上述的认识,我们在涉及到马克思的归档问题时,就可以采取一个轻松的态度,也就说我们不可以因为马克思在过去的时间内压迫了我们而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报复的方式和方法,把他反过来也列了专制人物的线上,以至于好象把我们自己看成是他的批判者。其实,就我们民运人士的水平来说,我们一般还达不到可以批判他的程度,因为如果要是可能的话,我们就得要钻到马克思的故纸堆里去,去嚼那些我们普通人根本嚼不烂的精神食物,使我们的一辈子从那里难以出来,这样我们还要什么生活呢?但是,我们如果发现在现代条件下,马克思也可以被归档在正常的思想家之列的话,我们就有了一个正确处理它的方式了。因此,我们即使在谈不到理解他的时候把它放到那些古今中外的圣贤人物中去的话,不就是很省事的了吗?在现在的社会中,谁还能够要求普通人都读《庄子》和柏拉图的《对话集》呢?不读这些,你不也可以在公司上班和在企业中作事吗?在下来的文章中,我将要专门的说明马克思与我们的关系的问题,这里只是粗枝大叶地说一下即可。因此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第二民主”的发明者,那么他对他自己的时代就已经产生出来的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所作出的批评和批判,却是一桩很有价值的事情。
    
    今天,我们在于马克思主义解除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的时候,有价值地来解读这种东西,就是我们的自由了。如果我们的自由不被滥用的话,那么,批评和批判的行为之于我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否定”能够解决的问题了。正确的解读马克思曾经为民主提出过的“设计”,尽管从今天的角度看这种的“设计”是大有问题的,只是没有问题的是我们对于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民主又多了一番理解。我虽然不敢说这种理解在今天的时间里可以变成一笔我们中国人自己当下的财富,但是我却敢于保证,在未来的时间里它一定会如此这般的。我们其所以在今天的情况下要对马克思进行归档,原因仅仅在于马克思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我们的一项自由选择,因此,我们同他的关系说到底是一种历史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不是我们个人的偏好就可以轻而易举解决的。首先我们不能够回避它,其次,我们又不能够否定它,最后,我们只能是处理它或者说解决它。也正因为是一种历史的因素,所以,我们与马克思的关系就不是单方面的,其中就有我们的一个必须要由我们解读出来的价值,在表面上,这个价值好象是“历史”的,其实呢?它完全是“实现”的。可见我们归档马克思的行为不仅仅只关乎马克思个人在中国的价值,而更大的意义是关乎我们自己的过去的事情之价值安顿。我个人对马克思的理解或者说体会大概经历了如下的几个阶段:在我的思想处于蒙昧状态时,我感觉到马克思本身就是一个真理的化身,接近他就是接近真理;当我的精神和思想处于造反的状态时,我又好象感觉到马克思是一个可以帮助我造反的动力,所以当我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的口号的鼓励下,对共产党的各级当权派发起政治冲击时,感觉到真理在握;当我在经历了思想上的解放运动之后,我感觉到马克思好象又与专制主义的大人物们携手合作了,因此,又觉得它是一种非常有缺陷的真理;到我自己在开始对马克思作出独立的研究和分析之后,我才终于发现马克思同黑格尔、康德这样的思想家一样地应该归档在人类的大思想家之列,并不必然地要负统治的责任!四、中国需要马克思吗?如果因为我们对马克思进行归档的行为而推断出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那就是一种很大的误会。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某些朋友们的观点截然相反。我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或者社会──不但不需要马克思主义,而且也不需要任何的一种主义,哪怕这种主义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不能够含糊,也来不得半点的马虎。
    
    “国家不能够自诩占有真理”的思想和社会不能够由一个政治权力认定的思想是民主的一条基本的原则,就这个条原则来分析问题,国家、社会的头脑一定要空起来,绝对不能够由一家的思想独占。也只有这样,国家和社会的精神与思想才有可能给各种学说和各样的精神准备下广阔的竞争空间,而思想和精神在竞争中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发展。正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所曾经宣布的:“对真理的最佳体验便是使真理的力量在市场竞争中被接受。”至于我们从国家、社会的这一级下降了一格,说到某些阶级、某个政党或者某些社会团体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它们的自由选择的问题了,在它们的选择之外,谁也没有权利强迫它们放弃什么主张或者是服从于什么主义。民主在过去的冷战时代曾经不允许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传播,但是,如果在现代的时代中,它若还坚持这个过时了的立场和方法,那么,它也不就是被当成了“过时”的东西被人们抛弃吗?民主是一种真正的“与时俱进”的东西,这个一点还希望大家理解。如果我们对上述的问题再作一种思考,问:“民运人士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情况又当如何呢?这这里,我认为问题可以分成为两个:一个是民运团体需要不需要,另一个是民运人士个人需要不需要。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如果民运团体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很成熟,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不需要!”这个“不需要”是指我们今天的状态,是说我们在今天的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应该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这个问题同我们需要自己的历史,而在满足这种需要时我们所遇到的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说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的话,那么我们对自己的历史的正视就不存在需要不需要某些已经变化为我们自己的因素的东西了。所以,那些在过去的时间里被共产党人“灌”到了我们“肚子”里的“米汤”已经“溶化在我们的血液”中时,我们能够把它抽了出来吗?关于第二个问题,至于说民运人士个人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那是个人一相情愿的事情,用不着别人的干涉。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和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个人的权利是半斤八两式的平等,没有什么更大的差别和区别。但是,这样一说,是不是有人就会产生出如下的看法呢,思想上这样的不统一,难道能够作成民主化的大事业吗?其实,这个只是我们看法上的问题,而不是问题的本身。就问题本身来说,中国民主化运动和当年的共产党式的革命和共产党式的运动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在于它仅仅强调的是政治行为的统一,而这样的统一和由思想统一而导致出的统一是绝对不同的。前一种统一是有差异存在的政治统一,后一种统一则是要消灭其间的任何的差异的精神或者思想上的统一,不是政治统一这个范畴可以概括的。明白了这个一点,我们在推进中国民主化的伟大进程中所应当掌握的东西,就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不然的话,我们要回到“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蒋介石主张那里去,还不如回到毛泽东的“五个统一”去的好。
    
    在这里,我们的教训和经验必须为政治与精神的问题划一个很清楚的界限,容不得半点的动摇。我们所追求的政治上的统一的事情就必须为精神上的对立和斗争留下足够的余地。而政治上的统一这样的事情,也不能够作以政治上划一的了解。也就是说在民主的政治秩序之中,我们必须要作到允许政治分歧存在的那种统一。在共产党那里,这样的统一是不被认可的。如果说这样的事情可以引起我们的回忆的话,那么正是在那个时刻中,毛泽东用“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的手段来追求所谓的统一不正是他的错误吗?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的方法和方式中,马克思主义被理解为一种统一的武器。如果我们中国的民运人士都是一些“出毛”的人,那么,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就不会采取那些僵硬的态度了,我们就会在政治问题的外面去追求那些“以上帝的力量也不能够强迫人”的精神的统一的了。这样以来,政治问题就会同那种变相的宗教问题(即我说的“第二宗教”)最后地脱钩,在第3篇文章中,即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中,我还要专门地谈到这个问题,此处就不再多说。
    
    五、在民运队伍中,我们目前要正确地区分两种马克思主义和坚决的反对两种倾向上一个世纪90年代,我在有限的范围内鼓吹新思想的时候,就已经说到在中国存在着两种马克思主义,一种是阳春白雪式的曲高和寡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一种是下里巴人的流行马克思主义;前一种马克思主义不负有统治人的责任,而后一种马克思主义却应该负统治的责任。至于说,在我们这个综合的时代这两种马克思主义怎样地实现了合二而一的存在,那就是我们要学习和要研究的问题了。在我目前所进行的研究中,对于这个如此复杂的问题当然不能否涉及之,但是我们在解决中国的民主化问题时已经有了对上述问题的意识,那么肯定地我们就会在某些的方面把握住分寸。
    
    我们应该竭力地反对流行马克思主义,这个一点我们应当坚定不移,但是,如果有人因此而主张我们也应该用同等的力量和力气去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那么我们就可以拒绝之。就是说到中国的流行马克思主义,我们也是需要作出区分的,流行马克思主义之于我们中国人也可以作出如下的区分:一个是共产党通用的东西;一个是毛泽东个人专用的东西。在通常的情况下,它们虽然都被人们叫作毛泽东思想,但是它是品种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的事情我们就不一定明白之,因此,我们在需要反对共产党通用的那个毛泽东思想时,往往又反对了由毛泽东个人所解释的那种毛泽东思想。这样我们在需要反抗、需要斗争、需要解放的时刻中,我们却拒绝了那种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之中的也曾经在某一个时刻帮助了我们的解放从而也已经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东西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这里,我们把“记号”、“符号”性质的东西当成为事物的本质,以至于犯了自己“否定”自己的错误,到今天为止,已经具有里20多年成长历史的我们中国民运人士还显得面黄肌瘦、萎靡不振原因在哪里?单单是一个共产党的强大和残暴就可以解释得了的吗?我们虽然是现实中的人,但是,我们还没有从自己历史的某一个角落里走出来,因此,我们还只是生活在历史的某一个角落之中,没有变成为现实中的人。
    
    在这里,是历史的压迫造成了我们的现状,若要寻找其间的原因也在于我们丧失了一个进步的历史观。我们根本就不了解“人是自己的创造物”的新的历史观,因此,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精神就不得自由。情况既然是这样,我们在应对民运中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就会产生两个极端:一个是我们坚决地“非马”,不遗余力的反对马克思主义,以为自己有着可以同马克思相敌对的知识和学问,并且自己的反对行为可以取得“打倒”马克思主义的效果;另一种是“挺马”,认为我们过去的错误是没有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办事,没有落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应该搞“第二种马克思主义”,以便我们完全的纠正修正主义的错误。其实,上述的两个极端都是我们应该避免的,因为第一种极端可以把我们引导到远离民主化的政治问题的歧途上去,使我们的政治行为最终地变化成为一个我们把握不了的精神或者思想的问题,而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民运人士无论如何都说不上是“业内人士”;第二个极端我们更应当反对,因为在我们以前毛泽东就已经作出了这方面的“实验”,而这样的“实验”的失败性已经是一种用不着我论述的东西了,今天,我们何苦还要跟在他的后面亦步亦趋呢?“2马论”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作者已经感觉到了马克思主义有着一种价值,仅仅就因为这一点主张中国应该再来一次马克思主义化的运动就好象又造成了价值的滥觞!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部分,我提出了一种我个人的主张,那就是在政治上(而不是在精神和思想上),我们完全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如下的一种东西,它或者被我们精研细琢,或者被我们“束之高阁”,都不关乎我们在政治上的得与失。(2005.8.12)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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