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论民运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武振荣
(博讯2005年10月21日)

——民运中的马克思主义问题之三
    武振荣
     (11)从培根问题说起 (博讯 boxun.com)

    
    世界上曾经存在过这样的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在为阐扬人类真理而尽了自己的责任之后,就一劳永逸地处于那种永远被后人纪念的地位了。但是情况终究有一些例外,有的时候出现这样的现象,在一个很短很短的时间内,他们似乎坐了历史的冷板凳,以至于人们好象把他们完全的忘记掉了。在中国共产党实行“罢黜百家”,独尊马列的政策期间,就出现了上述的情况。那时,中国人只知道有马克思,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思想家的了,中国的、外国的,统统的不知道。就当时的情况分析,人们好象是不愿意知道,也不想着要知道。
    
    正是对上述的情况作了一个长时期的思考,我才想用“培根问题”来说明我的意思。培根是17世纪英国伟大的哲学家,在他个人执笔写作的时间里,他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在他的身后2个世纪会生产出一个马克思来的,也完全不可能预见到3个世纪后马克思主义统治了人类的一大半。情况即使这样,但是,这个伟大的哲学家也还是以我们不可能想象的方式对未来的情形作出了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准确的预测。在《我们的科学要来一个伟大的复兴》的文字中,他明白无误地说道:“与此相反,哲学和精神科学却象神像一样受到了人们的崇拜和赞颂,但是一动都不动,一步都不能前进。不但如此,有时候它在创始人手里非常繁荣,以后就一代不如一代了。因为人们一旦依从别人,自己不作批判,同样支持某个人的意见,从那时起,就不是发扬广大科学本身,而是低三下四,为个别名家涂脂摸粉,扩大跟班队了。不要说过去的科学一直在逐步成长,最后终于到达了完备程度,并且十全十美地在少数的作家的作品中固定下来了,现在已经没有发明新东西的余地了,剩下的工作只能是把已经发明的东西拿来润色润色,琢磨琢磨了。可是事实上,科学上的这种拿来主义的做法,无非是出于少数人的自负和多数人的懈怠而已。”诸位,这就是我所说的“培根问题”,用这个问题去解释我们13亿人的中国为什么连一个“马克思”也没有出现的现象,情况不就是一清二楚的了吗?过去,在毛活着的时候,我们承认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这大概也许没有太大的失误,但是在他死后,我们认为他犯了“重大”的“错误”之后,当然应该把他的“除外”,于是,象邓小平这样的“一不读书,二不看报”只知道玩桥牌的人,我们就不忍说他是马克思的了。事实上他承认,他除了读过《共产党宣言》这一本马克思原著外,其它的马克思的书都没有看过。
    
    其实呢?上述的现象如果我们用“培根问题”的方式来解释,就很容易地理解,因为在中国“罢黜百家”,独尊马列的局面中,我们中国人甚至包括毛泽东这样的人物都不过是作了个马克思的“跟班”而已,中国那些自以为自己读马克思书的人,也不过是那个不断扩大的“跟班队伍”中的人而已。按照《现代汉语词典》对“跟班”的解释,我们就知道“跟班”的意思了:“旧时跟随在官员身边供使唤的人,也叫跟班儿的。”在我们充当“马克思的跟班”的那个年头上,虽然马克思早已经作古,但是,总是有一些活着的个别人物来充当死了的马克思来“带领”“跟班者”的队伍,他们这些人,要求我们要象对待马克思那样的来对待他们自己,别人梢不随意,他们就会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的“铁帽子”来压迫人,一直把人打入到十八层地狱。
    
    (12)批评家马克思与拒绝批评的马克思主义
    
    在20世纪的60-70年代,法兰克夫学派以批评派在西方极红一时。仅仅就这个现象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具有批评的意义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此,我们如果就建设的立场发现不了马克思主义的“意义”的话,那么就批评的意义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也许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方式。事实上也是这样,在批评西欧社会的新兴的资本主义方面,马克思领了人类的“风骚”。但是这样的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统治的那些国家中,你却是完全看不到的,一点儿也看不到。在这里,一个被“树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内是容不得有半点的“怀疑”或者“异议”,所有的一切都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中,你还想逞能,还想要“发展”马克思主义,那些你把那些或者那个“宣布”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权威又放到了什么地方呢?
    
    问题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一旦被“宣布”,那么,你的任务不过是要全部地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提供证明,而不是你要对它进行什么“研究”和“探讨”。如果说“培根问题”中的“跟班”的话意是正确的,那么你都不想一想,在“官员身边”“供使唤的人”能够享有批评“官员”的权利吗?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曾经被某些人叫作“共产党人一声唤”的年代,原来是有道理的。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统治,与其说是要统治人们的行动,不如说是要统治人们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有的人说,“马克思主义被人当枪使”了,这样的话,如果说也多少的有道理的话,那么,研究这样的现象对我们来说就应该有着一个深刻的“教训”问题,又如果说这样的“教训”同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传统联系在一起,我们民族在思想问题上到底应该实行一个什么样的政策的问题不就是有了一个结论的了吗?
    
    就逻辑的意义讲,把行动上的统一的根源,追究到思想上的一致这当然是一种“效率”特别高的统一,因此它对于一个刚刚从“社会大动乱”(1911-1949年)中走了出来的民族国家来说,这样的事情的意义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当思想上的一致这样东的西在实践上往往和“思想的僵化”是一回事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山穷水尽的问题。所以中国每隔10年,或者7、8年都要来一场周期性质的“反对思想僵化”的运动,而这样的运动到后来无不都是隔靴搔痒的时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就应该有一个结论。
    
    在这里,如果要运用我们民运队伍中的主张“民主与专制水火不相容”的人的观点来为民主与专制划一条界限的话,那么,批评与批判就可以充当这样的“界限”。民主——仅就表象来看不但能够容纳得批评和批判,而且它本身就是由批评和批判组成的,而专制的东西,恰恰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专制主义——无论它是过去的,或者是现代的——都毫不例外地拒绝任何的批评,哪怕这样的批评是纯粹的文学式的,或者是纯粹的消闲式的。在前毛泽东时代,《海瑞罢官》这样的戏要受到批判,农村社员家养的母鸡下的蛋要批判,都是势之必然的结果。到后毛泽东时代这样的批判虽然日益放松了,但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民主化”的这一个弦,反而被上得更紧了。在中国,你想搞民主,他们总是会给你戴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总是会说你要搞中国的动乱。这样的说法无论多么离奇,总是有人会说这些事情是“有马克思主义的根据”的。
    
    在上述场合中,你也可能出示你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以想要证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但是,你忘记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宣布”的本质,就是说谁在这个国家“宣布”了马克思主义,那么他也就是这个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裁判者,这样的裁判——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说——是非要闹到指鹿为马的地步不可。在这里,如果你还能够记起我在第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韩非子的问题”,那么,你对这样的问题就有了一个贯通式的了解了。
    
    (13)过度诠释过程中的马克思文本的问题
    
    一般的情况是,我们把自己遇到的马克思主义看成是诠释的产物,这样,我们就面对了流行马克思主义。在这几篇专门论证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我们是要放过流行马克思主义一把的。因此,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问题,看有哪些和我们所说的流行马克思主义有“疑似”的性质,或者说在诠释的过程只,看有哪些有利于流行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就是本篇文章的所要掌握的基本问题。也是我的批评所要关注的重点。但是,我强调我所关注的这些问题所具有的意义是“可能”的或者是“未竟”的,同“现成”的意义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所以,我反对把“可能或“未竟”意义当成“现成”的东西来对待。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因为专制主义是邪恶的,因此而把马克思主义归到“邪恶”的那一方去,就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和方法。
    
    譬如,我们视马克思主义为一个解放的文本,这样的行为当然没有什么错误,可是,当我们对解放的意义作不出有限制的诠释时,就会发生解放的意义之滥觞。此时此刻,我们不但分不清楚政治解放与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或者哲学的解放的意义之区别,我们反有可能把它们混为一谈。在伟大的1966年,我们的人民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那时我们对已经如“排山倒海”一般地掀起的政治解放运动作了一个“第二宗教”意义上的解释之后,我们就不由自主地去追求一种所谓的“彻底解放”,其结果呢?我们不但丧失了已经取得了的政治解放的意义,而且也同时地丧失了我们欲追求的宗教的、文化的意义。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在于教导我们人类的解放应当是一种“彻底的解放”,而“资产阶级”所提供的那种解放不过是解放中的一个低级的品种。所以在有了一个被它高级得多的品种之后,谁还想拒绝那个更高级的东西而要求低级的呢?民主——在马克思的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很有缺陷的制度,别的不说,就拿民主可以容忍人类在财产制度上的不公平的现象来说,马克思主义对它的批评就不是言之无物的。因此,把马克思主义主张在财产平等基础之上的民主同它相对比,共产主义就可以说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设计了。
    
    马克思虽然也有着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一种政治解放的观点,但是在马克思那里,政治解放的最后的可能性是隐藏在经济财产的解放之中的,因此,当资产阶级在享受着对无产阶级的经济支配的权力的时候,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一种画饼充饥的东西。这样以来为了追求无产阶级的最后或最终的解放,就得实行共产主义的革命了。就是这样的意义,如果不是遭受过度的诠释,而被一般的诠释,那也是会导致出发生于前苏联、东欧和我们中国的情况的。在这里如果说民主有一个门槛的话,那么它的关键的意义就是要给人们的无限的逾越行为以个“限制”的作用。就这个意义来讲,马克思主义突破了这个“限制”,从而鼓励人们跨越一个又一个的门槛,而一下子闯入到“人间的天堂”。
    
    在我们人类的生活中,虽然我们碰到了许多许多的中间意义,但是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连一个中间的意义也拣拾不到。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哲学中,没有中间意义的地位,人类的所有价值几乎都被安排在极端的那一处。就这个意义来讲,毛泽东的“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诗句可以为它作注。针对这一点,我有必要指出,也许是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缺点,继马克思之后的一位英国哲学家才把民主解释为“权宜只计”。在这篇文章中,如果说在中等的有学问的人的眼睛里“权宜之计”往往是人生中的问题解决的更多、更主要的选择的话,那么对于那些“没有多少文化修养”的人们来说,一个“彻底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他们乐意追求的东西。于是,解决问题的人的主观的愿望就往往和问题的客观性质混为一谈,有选择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就被一次性质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所取代,这也就非常容易地产生出了被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的问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只被极个别人设计出来的绝大部分人对它不能够值一词的批评而又不得不表示服从的制度,其所以在许多的不同的国家都表现出了几乎是相同的反映,原因也就在这里。
    
    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社会18世纪的宗教批判的环境下发达起来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于宗教有着一种特别深刻的否定性质的看法,这样的看法在“否定”了宗教意义的全部的积极性质之后就建立了于宗教对立的世俗的真理观。从这样的意义来分析,马克思在有可能走上探索真理的“人间道路”的事情却到后来却变成了向宗教的回归表面了马克思主义的悲剧性质。到马克思死后,它干脆就变成了“第二宗教”。和宗教的真理对比起来,马克思主义本来是边际真理,但是这种真理在自己的进程中被推到了“终极真理”的地步就有一个形势上的“必然”。今天,当我们有时间来分析这种“必然”性时,解读其中的因素,这样的工作绝不是可以乱批一通就可以奏效的。可是,今天在我们民运人士的队伍中,这样的乱批一通的现象竟然是如此地严重,以至于科学的批评和批判几乎无从下手。
    
    由上面的事情我就想到了,在没有真理的时候,我们往往可以打着马克思主义去旗子追求真理,但是在已经有了真理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怎样的保存它的了。因为在马克思那里,它没有教导我们如何在真理的保持的问题上走中间道路,它总是要把我们引导到极端的境地。譬如在我们普通人的政治解放的问题上,如果一个民主的投票的方式和方法可以相对的解决我们的一些政治权利行使方面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却没有作这样的期待,而是想着要使我们怎样能够“骑”在“资产阶级”的“头”上,把他们的一切的权利给予收没,使我们自己变成社会的“主人”。当然这样的事情如果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兑现的话,那肯定是我们的一场“黄粱美梦”。可是,到后来,我们在拒绝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的投票选举式的民主之后,“无产阶级的民主”(毛给它还添了个“大”字)又给了我们多少东西呢?我们不但在政治上没有得到解放,反而在精神上、在思想上、在文化上都受到了专制主义的无情的压迫,到我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这样的压迫在中国没有出现任何的放松苗头。于是,马克思所建立的这个解放的文本,在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的解读中,全然地变成了一个压迫人的文本了。如果这样的事情你理解不了的话,那么,你学一学毛的“辩证法”,就会大大的开窍的。
    
    (14)对人的看法的重大失误
    
    1988年的10月份,我在西安见到了已故的陕西省“第一流的社会科学家”佘树声,他当时告诉我他是“国家级的研究员”,用他的话说,拿的是“全国粮票”,而不是“陕西省地方粮票”。我和他进行了一个短时间的谈话,他告诉我他最近正在研究“马克思的失误”这个主题,文章也正在写作当中。当时对中国社会科学的现状完全不了解的我听了这样的话,当然免不了要吃一惊,因为这是我在中国生活的时间中第一次听到“社会科学家”说这样的话,虽然到最后我再也有见过他,但是他的话对我留下的印象却是异常深刻的,使我知道了“马克思的失误”这样的问题也可以在中国成立。但是1989年之后的情况就用不着我说了,这样多少带有异端嫌疑的东西就不能够继续地存在于中国了。象“马克思的失误”这样的问题也就再没有人能够张扬的了。
    
    那么问题是,马克思如果的确存在着“失误”时,我们应该怎样地评价它和批评它,就是本文要关心的事情了。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本来不想采用这样的提法,但是也正是为了方便其间,也就勉强而为之的了。对于一个世界上影响如此之大的思想家来说,“失误”这个词是有失公允的,但是当这样的意思的表达在已经有了一个理解方面的方便的架构的时候,情况就是可以允许的。
    
    马克思对18世纪哲学的批评主要地集中在对“抽象”的人方面,他完全反对在“抽象”的人上大做文章,认为这样的做法的要害是混淆了人的阶级性,于是就把人放到了阶级的结构中去了。按理,这也不一定构成为错误,错误只在于他对人类社会新近发生的阶级分化作了一个全面消极的分析。结果他把人格上的某些因素就套在了阶级上,并且对阶级的作了一个类似于等级的排队。这样作的结果是,阶级自身的发言权丧失了,他变成了一个任何人(不分阶级的)都可以“代理”的东西了。因此虽然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中的人可以最后的获得解放,但是它的前提是非无产阶级之外的所有阶级都要在此之前结束自己的阶级存在。这样人类走向最合理、最美好的社会的权利就本身上属于一个阶级的了。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违背了民主的原则,迈开了专制的第一步。
    
    如果卢梭所说的“上帝在生出了”人之后,“就把模子打破了”的话是对的,那么马克思的全部的作为去是要为人建设一个“模子”,这个“模子”就是“工业无产阶级”。正因为这样,所有的人最终地要被“无产阶级化”就被马克思认为是一项历史的任务和一种历史的过程。既然在上述的事情上已经排除了人的因素(偏好和喜乐),那么“彻底的”排除就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如果说马克思对于人的历史和人的现有的一切的因素表示极大的不满的话,那么强调人此时此刻和自己的一切(包括传统与传统意识)实行“彻底的决裂”就是马克思的方法。马克思虽然对历史有很强烈的意识,但是他却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竟然忘记了人也是历史的产物。在这里马克思的阶级方式用毛的话来说,实质上是“一把刀子”,它要割掉的人的那些因素全然都是人之为人的东西。人的“物化”问题——一个谁都能够发现的问题就是由此而形成的。
    
    就上述的意思去理解斯大林有关人的“特殊材料论”,刘少奇的有关“驯服工具论”所有这些都可能是有源之水,马克思可以说是始作俑者。这里民主的迷失主要地表现在人的迷失。如果说从理论上认识到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东西是象洋葱一样的一层又一层地包裹住人,那么采用剥洋葱的方式一层又一层地剥去之,到了最后不就是剩下了洋葱心的那么一点点东西的了吗?人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的终了其所以变化得很单薄原因也就在这里。
    
    马克思的理论虽然很深刻,甚至有的时候是高深莫测,但是马克思的思想却是单纯的。这好象是一对矛盾,但是你只要用心研究之就会发现情况的确如此。马克思从18世纪的唯物论思想中吸取了精神的力量,因此,他对待前人已经研究过了事物有一个简单的处置方式,那就是把它作为自己基础并且在此基础上前进。马克思虽然是有很深刻的哲学思想,但是他却写作出了极少的哲学论文的原因也在这里。他认为由18世界的唯物论哲学家们建立起来的“客观的物质世界”是用不着怀疑的,而自己的任务就是为“推动”它向前发展。如果说在这样的发展之中,传统的宗教的精神世界应该“彻底的”被废除的话,那么被他“否定”了的第一宗教的精神并没有从此而“消亡”,而是改头换面地出现在后来的“第二宗教”的马克思主义之中。马克思想用“科学”彻底的装备人的思想并不错误,错误仅仅在于没有最终的理解到“科学”可以和宗教并存,并且“科学”定义不是象宗教那样的有某种永恒性,“科学”完全存在着被重新定义的可能性,在新的定义中,“科学、科学知识总是假设的;它是猜想的知识。科学的方法是批评的方法、寻求和消灭错误的并服务于真理的方法。”(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科学事实上有自己的领域,在过去的时间里,当它的领域的许多问题被宗教包揽时,科学可以出示反对宗教的理由,但是在这些问题日益的归到了科学的研究范围时,科学也就放弃了反对宗教的行为。因此仅仅以某一个世纪中发生的科学与宗教的冲突的事情就断言这种冲突永远不会结束,那还叫什么“科学”呢?
    
    (15)对“上帝的工程”夺标后的失败
    
    尽管在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统治的今天,如果有人要问我:“应该不应该存在改造人的工程?”我会毫不犹豫的回答:“应该!”但是如果你认为问题就到此结束,那不是我的观点,我认为对这样的问题还应该作出进一步的分析;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同以前对比起来就没有很大的进步的。我的观点是:从经验上讲,改造人的工程应该是“上帝的工程”,这样的工程如果被人夺标,那么就会出现不可估计的毁坏性的结果。而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曾经夺了“上帝工程”之标的主义。
    
    在“上帝的工程”中,改造人的样板是“上帝”,人作为他的创造物低于他一等是用不着怀疑的,因此,把人提高到神的程度,是神对人的救助的最高目的,而人为要达到这一目的,不断地向神的高度上升就造成了宗教的积极意义。可见,在宗教的过程和系统中,改造人的工程有着一个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在人类自己的生活中,舍弃了宗教,用人自己的方式和方法来开展一个“改造人的工程”那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在这项工程中,首先应该确定的是人的“楷模”的问题,就是说以什么样的人作为与宗教上的神的地位相当的人?这样的人在确定之后,就必然要发生出另外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改造人的工程”不得不出现的悖论:即目的是为了追求人与人的平等的“工程”在开始启动的阶段上又完全人为地设置了人与人的不平等的巨大的差别。正是出现的这一巨大差别,民主的意义就没有办法实现了。
    
    “改造人的工程”如果象某一项工业工程那样,有一个从头至尾的“一揽子设计的计划”,那么这样的“工程就”必然会面临破坏性因素的介入。在这样的“工程”中所有进入了“工程”的人都不在是原来意义上的人了,他们当中的所有的人都面临着一个如宗教那样的“脱胎换骨”式的“彻底改造”的命运,因此任何人都不能够作为理论上的例外。1962年3月,毛泽东说“我这个人也是一分为二”的话,在某种意义上说到了要害处。但是在“上帝的工程”中因为人们对“上帝”的认识的不同,而使得一个“预定”中的“上帝的工程”出现了“零散化”的趋势,这样的趋势的发展最终使至少使从理论上讲,统一的“上帝的工程”处在了完全分裂的状态之中,于是,一个“工程”的“多元化现象”就此形成,连“上帝”也奈何不得!
    
    我们尊照马克思的吩咐从我们的生活中“除去”了“人民的精神鸦片”——“上帝”,但是,我们却不得不喝那些由人“灌”给我们的“米汤”,因此,当我们在某一个时间中发现这些给我们“灌米汤”的人和我们一模一样,也是两只眼睛一个鼻子时,我们就不“吃”这一套的了。在宗教那里,我们要辨认神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在政治生活中,我们要辨认人却不见得困难,因为我们只要对自己作出了一个反思,别人的问题也就知道了一大半。民主——正是建立在这样的人性相通的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是一个绝对民主的社会——这一点用不着“否定”,但是我们的人类进入不到这样的社会也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事实,原因在哪里呢?我看人在受造后就已经是一个“邪恶”的家伙的基督教的解释就是挺好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要想叫人从中解放出来的用意是好的,但是人的伟大的发现——理性之光——只可能照亮“物”而不可能照亮人“自身”的道理马克思未必就懂。到目前为止,有关科学的知识我们已经是大大地前进了,但是在人的知识的方面,我们也还是没有走出2、3千年的宗教知识的范围,我们还是在那些由伟大的宗教创史人所开创的知识的地方在踟蹰着。
    
    (16)对民主的错误理解
    
    严格地分析起来,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但是马克思在为共产主义的设计给出了一个“过渡的阶段”之后,社会主义在马克思那里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存在了。但是我们只要不是就字面的意义理解问题,就一定会发现这个社会主义原来是为着民主的“存储”设计的,而不是为了满足于民主的“消费”。这样以来马克思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不但没有为民主的“消费”作必要的研究,反而就“存储”意义上的民主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来说,是一个绝对自由和绝对民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早上起来作工、种地,中午钓鱼,下午作批判的工作,而不使自己由此而变成为工人、农民、渔夫或者批判家。可见在共产主义的社会人们的自由的程度已经完全地打破了阶级的界限、行业的界限甚至职业的界限,人们的生活是完全地受人的偏好调节的。这样的社会是超越一般的民主社会而达到了民主的极限。正因为这样,要进入这样的社会就得“准备”,而“准备”就在于要对民主作出必须的“存储”,待到这种“存储”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共产主义对民主的“消费”才有了一个“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保证”。也只有这样,民主——人类社会的当下的制度在这个时间上才变成了“人类生活的终极目的”。
    
    但是如果民主具有“消费”的性质和意义,那么,在民主不成熟的情况下就“消费”它,并且在“消费”中去发现新的民主的行为就不能够被理解为“人类智慧的选择”。于是,要求一个非常成熟的、非常圆满的民主就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一项主张。但是民主这样的事情如果同许多事物一样也具有自身的规律的话,那么由“消费”萎缩而造成的民主的萎缩就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质疑。如果我们认为他的“每个人的自由是发展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的话是正确的,那一定是我们在发展“一切人的自由”方面应该去努力的寻求。可是呢?他所设计的“阶级道路”并没有给“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留出空间。于是,在民主的方式可以有条件地解决“某些”人的自由的情况下,马克思却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这就自相矛盾了。如果民主真的可以分成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大块的话,那么我们拒绝“资产阶级民主”的行为也许可以拿到“无产阶级的民主”呢。
    
    就积极的意义解读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把“第二民主”看成是“准备”的民主,在前苏联和东欧的体制解体后,我们发现这些国家的人民很顺利或者很容易就过上的民主的生活,就是“准备”的意义的存在的证明。今天,我们在还没有从制度和体制上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研究这样的情况,为着我们向民主的顺利“过渡”创造条件就不失为有价值的行为。“准备”中的价值如果能够在今天就被我们中国的民运人士抓住,那么我们推进中国民主化的本钱不就是多了一些。
    
    (17)结束语:马克思主义——我们的“黑豆杂粮”
    
    我们的民族刚刚走过了政治上和精神上的“营养不良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吃的都马克思主义这些“黑豆杂粮”,以至于我们的人民都患上了“营养缺乏症”。“饥不择食”——这样的话是我们民族的古训,就依这个古训来分析我们的问题,情况也可以给出一个结论的。因此,我们在一步一步地走出这个时代时,对于“饥饿时代”的回忆应该产生出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这当然是一个问题。可是没有问题的是,我们在回忆这个时代仅仅抱怨自己没有吃上“精米细面”而尽吃了些“黑豆杂粮”——这样的心态和思想就不是一种值得嘉奖的东西。可是这种不值得嘉奖的东西在我们目前的民运人士的队伍中却很“吃香”,许多人都以为发表一种“抱怨”性质的文章是非常应该的,无独有偶,这样的情况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有了“加强”的势头,大家似乎觉得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东西批得越臭,我们的民主的水平好象就越显得高。其实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且不是它的重要的方面。检验我们的民主水平的高低问题远远不是这样的简单。恰恰相反,我倒是在另外的现象上发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只有我们在自己吃过的“黑豆杂粮”中能够品出“营养”的成分,就有可能对得住那个吃“黑豆杂粮”的年代。
    
    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容易地区分精神上的“粮食”了,我们的许多人的胃口已经是习惯于吃“精米细面”了,这样,我们在偶而的情况下换一换胃口,吃一些过去我们不得不吃的“黑豆杂粮”,味道就有些特别的感受了。也只有在这个时候,“饥荒年代”的那些又苦又涩的感受才能够刺激我们的思想,使我们对人生的感受和对社会的了解多了许多的内容,不然的话,谁若是要能够在我们现在的身体中发现那些“黑豆杂粮”的营养成分,他也许可以是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流的营养学家哩!
    
    2005-8-18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博讯相关报道(最近20条,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 “89运动”——中国大学生的一场梦/武振荣
  • 目前学生运动缺位原因之浅探/武振荣
  • 试论中国民主运动的“路线图”/武振荣
  • 民主运动中的符号问题解读/武振荣
  • 试绘中国民主的“接力”图像/武振荣
  • 如何解读民主生活中的“忘恩负义”现象/武振荣
  • 论广为人知的毛泽东和鲜为人知的毛泽东/武振荣
  • “两股言论”给我们的启发/武振荣
  • 论毛泽东精神出偏和中国普通人民主立正/武振荣
  • 民运人士是新闻评论员吗?/武振荣
  • 不合脚的鞋: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不适合于今日中国民主运动之理由/武振荣
  •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882)》批评(下)/武振荣
  •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批评(上)/武振荣
  • 论陕西人的“二劲”/武振荣
  • 武振荣:民主不能从零开始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