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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难属吴定富(下)/廖亦武(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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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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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流星划过天穹,人们大约不会去追究16年前的流星是否与眼下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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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威:请原谅,我打断一下。你们接到吴国锋最后的信是在5月31号吗?
    
    吴定富:是的。
    
    老威:你们当时没有一点不祥的预感?
    
    吴定富:我们只有电视一个渠道,我们做梦也想不到会开枪!李鹏狗杂种发布了军事戒严令,部队分几路进城,我们也没想到要屠杀。假的!全是鬼话!啥子“为了维护北京市的社会秩序”,我还认为大不了就抓几个人,如果吴国锋运气不好,撞上了,在校学生的身份也会从轻发落;更严重一点就是判刑,劳改回来还是我们的儿子嘛——我经历过政治运动,这也不是丢脸的事。所以,六四镇压我们还蒙在鼓里……
    
    老威:是么?
    
    吴定富:千真万确。
    
    老威:当时全世界都震惊了……
    
    吴定富:全世界都震惊了,老百姓也不一定知情。江津是小地方,共产党一封锁消息,我们就两眼抹黑。
    
    老威:除了政府通知,你们从别的渠道得到过儿子的下落么?
    
    吴定富:6月8号下午,我们接到吴国锋的干姐姐吴国房从徐州发来的电报,称“国锋遇难”。
    
    老威:这个吴国房是徐州人?
    
    吴定富:是江苏人,在北京第二外语学院读书,比吴国锋大1岁。她6月4号就得到干弟弟的噩耗,可那几天,北京已成一座死城,戒严部队卡断了所有的通讯。她报不了信,心急如焚,只好约了一位新津籍同学,冒险坐火车溜到徐州,才发出电报。
    长话短说,6月9号下午,我们从成都上火车赶往北京,因为悲伤,两天一夜没吃饭,只靠一点水维持着。北京接站的是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管理系的张副书记,这位女同志简单地问了一下我们路上的情况,就沉默了。直到把我们安顿到人大的招待所,才叮嘱我们先好好休息,第二天谈正事。
    第二天上午,系上的书记和副书记都出面,向我讲了六四前人大和吴国锋的情况。书记说,6月3号晚上,他们亲自挨个寝室给学生们打招呼,千叮万嘱,外头开枪了,大家别出门;系上甚至宣布,破例允许在宿舍打牌、搓麻将。书记还说,吴国锋是个老实娃娃,那几天脚脖子扭了,走路都是瘸的,他满口答应不外出,可我们一转背,他就拧起照相机,发疯一般冲出楼,骑上自行车跑了。
    此时我们才明白,寄出的1000多元巨款,都被吴国锋用来“记录历史”了。从胡耀邦逝世开始,他用崭新的海鸥相机拍了几百幅学潮的图片,其中有一沓就压在枕头下。我们整理他的床铺和遗物,除了工具书、换洗衣裤和照片,只发现一枚5分硬币和10斤全国粮票。
    
    老威:你儿子当时没在天安门?
    
    吴定富:5月下旬以后,北京本地的大学生差不多已回校,但从全国各地仍然源源不断地涌来声援学潮的人,每天聚集在天安门。据吴国锋同学李XX说,他当时和我儿子一起逃出校园不久,两人就跑散了。李XX遇见黑压压的军队,追着他开枪,丧魂落魄之际,他拐进一条巷子,胡乱东窜西窜才回校。一打听,吴国锋下落不明。
    
    老威:你儿子在什么地方出的事?
    
    吴定富:大概在西单附近(宋秀玲插话——坦克和步兵已沿着长安街开过来,只要遭遇照像的,呼口号的,扔石块的,挡路的,不管什么人,一律格杀勿论。吴国锋刚好挎着相机,当场就被杀害了,连自行车都叫压扁了。屠夫们过去后,他才被老百姓抬起来,送到邮电部医院)。
    老威你来看这些照片,我们曾再三要求把吴国锋的遗体运回四川老家,系上答复不行,称是中央命令,遇难者一律就地火化。于是我们说,吴国锋还有爷爷奶奶,姐姐弟弟,如果不能运回遗体作最后告别,也得让我们拍几张照片带回去,有个交待。系上经过商量,答复可以,但是必须严守秘密,不借此损害国家形象(宋秀玲插话——你看,全是血。右胸的枪眼是致命的,经验伤,是手枪近距离射击;另外,肩膀、肋骨、手臂也有枪眼。你看这小肚子上边,一刺刀扎进去,然后拉下来——这个职业杀手使出吃奶的力气,所以这条口子有七八公分长,里面的肠子全部搅碎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夫分析,可能是吴国锋前后连中几弹都没死,刽子手就动用了刺刀。吴国锋两个手心有极深的刺刀划痕,肯定是他痛极挣扎,本能地伸手握住刀刃时留下的)。
    
    老威:听说有一项医学研究成果证明,被害者的瞳孔具有照相机的作用,能在骇然遭遇不幸时,摄下刽子手的映像。如果双手握住刺刀的吴国锋当时圆瞪双眼的话……
    
    吴定富:这娃娃是死不瞑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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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威:原谅我的饶舌,请继续讲吧。
    
    吴定富:在北京期间,校方派了四个本地同学陪伴我们,轮番劝慰。12号去医院整理遗体,先是由专人清洗血污,然后换衣服。我们按老家的传统习俗,替吴国锋裹了一身从家里带来的素白。
    
    老威:这有什么讲究?
    
    吴定富:因为吴国锋没结婚,没后代,还是孝子孝孙,所以着一身素白,表示纯洁无暇。13号上午,我们就在医院为他举行了告别仪式,吴国锋在京的同学和一些老师都参加了,大家围着他转了一圈,满含热泪,却说不出啥子。同学们始终搀扶着我们,直至结束,我们把他的遗体送往八宝山公墓火化。
    那几天火葬场异常繁忙,尸体源源不断地运来,炉子红通通的,24小时没歇过空。这儿早已接到上面的紧急通知,身份为学生的死人,火化优先。所以在望不到头的尸体长龙跟前,我们没排队,就开后门把吴国锋送进去了。在骨灰登记处,坐了个双眼熬得通红的老头,不停地写,已经成了一架机器。我报上材料,他头都不抬就刷刷登记;我担心出错,刚讨好地唤了声“师傅”,他就不耐烦地甩甩手:“不要说了!我知道怎么开单子!我已经在这儿连续作战好几天,连撒尿也顾不上!所以你放心,不会搞混的。”
    骨灰盒也成紧销货,我们刚拢的时候,还有好几十,国锋妈妈要买雕了龙的那种,我不同意。要另一种内外透明,能看见骨灰的。我们争执了几分钟,象变魔术,几十个盒子转眼就没了。我们赶紧随手抢购一个,只觉得脑后一片嚷嚷:“这儿还有一个,那边还缺一个!”
    
    老威:这火葬场成闹市了。
    
    吴定富:我们耗了几个钟头,领到骨灰,就赶快离开了。16号乘火车,18号就回到新津,在家里搭起灵堂,亲戚朋友都从四面八方赶来祭奠。不料刚满3天,镇政府就来人找到我,劝拆了灵堂;我拒绝,他就说:“这两天,乡下的泥腿子干部要进城,听上面传达邓小平对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乡巴佬就一根筋,懂个鸡巴,他们一见你的灵堂与中央精神起冲突,肯定要雄起,而你也梗直,不会退,咋办呢?”于是我迟疑了一下,答应拆了街面上的部分,但屋里的主祭灵堂绝不拆,因为吴国锋的许多同学正在赶来。
    又过了一段时间,灵堂没了,但吴国锋的骨灰一直保存在家里。原来我们想,六四不平反,亡灵得不到告慰,骨灰就一直不埋。可到了2002年,吴国锋的弟弟也死了,我们在万念俱灰之中,把他们兄弟俩的骨灰合葬在对面山上。
    
    老威:他弟弟这么年轻,怎么死的?
    
    吴定富:他的弟弟,我的幺儿子,非常懂事。见有远大抱负的哥哥没了,就替父母挑起生活的重负,每天起早贪黑。原打算挣点钱,让全家人过得宽裕点,精神的创伤也愈合得快些;不料人算不如天算,他竟积劳成疾,患上尿毒症。这一下,为了治他的病,全家所有的积蓄都是杯水车薪;连丁老师和海外捐的几千块都搭进去了,毫无起色。
    吴国锋是几代人的希望,他去了,姓吴的这一脉也就完蛋了。先是他患高血压的奶奶,得知孙儿噩耗就中风了,老年痴呆症接着来,吃喝拉撒全没感觉。他的爷爷奶奶均于2002年去世。他爷爷本来身子骨硬朗,差9个月90大寿,还腰不弓,气不喘,却因最钟爱的孙儿遇难,想不通——终于在老伴撒手尘寰后,两次自杀。先拿刀片割动脉,淌了一滩血,被发现;后又故意从床上硬摔下来,断了几处骨头,折腾半个多月,临死还连叫:“国锋!国锋!我来继续教你认字。”
    2002这一年,吴家连办三起丧事。目前,我的大女儿下岗,拖了两个女娃,日子相当艰辛;幺儿夭折,他的农村媳妇跑了,丢一个几岁的孙女给我们养;而国锋妈妈自十几年前闻噩耗跌倒后,脑袋受创,留下头疼的后遗症,引起视力下降,只能在家做些简单的家务活了。
    
    老威:那家里只剩你一个健康人了?
    
    吴定富:我也有病。
    
    老威:不严重吧?
    
    吴定富:肾脏癌。
    
    老威:什么?!
    
    吴定富:我幺儿患上尿毒症不久,我就发现腰部长出一个包,经常痛;可当时为了筹款救娃娃,顾不了许多。拖一年余,幺儿死了,心空了,才发觉那个包已经长大了,足有两公分。前年不得不动手术,把右边的肾脏割丢了。
    
    老威:肾脏癌有啥症状?
    
    吴定富:经常尿血,甚至尿不动,被堵塞了,身体整个垮掉。那次动手术,一打麻药,我就不晓得了(宋秀玲插话——我一直守在旁边,开完刀,医生把切下来的肾递给我看,形状像猪腰子。不过猪腰子一划开是光滑的,纹理清楚的,而他的腰子全烂了,里头乱七八糟)。
    刀一开,马上感觉轻松。现在我不能干重活,只能慢慢养。贵重的药吃不起,就一幅幅捡中药;买了些便宜的干灵芝,瓣碎了泡茶喝——这一次,把家里最后一笔积蓄4000元钱花光了。我撩衣服给你老威看——这就是刀口,足有半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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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定富:一般的事,我们都不敢给丁老师打电话,她太忙了,身体又不好。她一听出是我们,不说也明白又需要帮助,太不好意思了。
    
    老威:你们是怎样和丁子霖老师联系上的?
    
    吴定富:吴国锋死后,他妈妈买了一台收音机,专门收听外台。有一天她说,国锋学校里有一位教授,叫丁子霖,也死了儿子,现在她出头联系其他难属,要一起为六四冤魂讨个公道。
    
    老威:还挺顺利吧?
    
    吴定富:当时双方都没有确切的通讯方式。过了好几年,在有蒋培坤老师参加的一次朋友聚会上,他们才从一位新津籍的友人口中打听到吴国锋的家属。于是写来一封投石问路的信,地址不详细,名字也写成了“吴正富”。幸而老天有眼,我有个熟人在邮电局工作,我还真得到了这个信——这叫“瞌睡遇枕头”,再合适不过了。丁老师后来说,她找了我们整整8年 。
    
    老威:你们眼下的状况丁老师知道吗?
    
    吴定富:我们眼下是太穷了,每月只有一两百元病退的生活费,还要拉扯孙女,供她读书——因为她是吴家最后的一点希望,算两个儿子留下的唯一骨血。可尽管如此,老威你也千万莫去传话,打扰丁老师。我们倒下就算了,她不能倒下!六四屠杀16年,迟早会有个说法,哪怕我们等不着,也不能让共产党赖掉这笔血债,便宜了李鹏狗杂种。
    
    补遗:
    从吴家出来,已近傍晚,残阳如血,染红了半边天际,犹如正在临盆中的母亲。我匆匆赶往车站,购票上车,天上的血色变紫了,接着,变黯了。我回到成都,在一层薄灰的桌子上回放录音,手边有一份旧报纸,我下意识地边听边拿过来看,却见报上正在介绍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兹,一个匈牙利籍的犹太作家。
    
    凯尔泰兹14岁就被纳粹投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后来奇迹般生还,当过记者,当过兵。退伍后失业,就和妻子蜗居在布达佩斯的一个仅25平方米的单间公寓内坚持写作达35年;可时运不济,他在美国等地出版的书销量很少。小说《没有命运》出版十年只销售了3500本,而代表作《为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祈祷》更惨,在得诺奖前只售出1600本——以下是这部不朽之作的只鳞片爪——
    
    “不!”我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毫不犹豫,完全出自本能,是本能反抗着本能,是反本能在起作用,而不是本能本身,这一声
    “不!”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
    “不!”也不是一个期望中的回答,表达我的不置可否。而我的妻只是笑我,她理解我,后来她也说,她从心底知道这声“不!”来得多么艰难,尽管我的内心苦苦挣扎想使它成为一声“是!”而我的回答——我相信我理解她,也知道她在想什么,可是那个
    “不!”是那样一个
    “不!”不是那种犹太人似的“不!”,那个“不!”的意思她已了然。不是的,我对这个字的确像我对这个字本性的不确定一样,这个
    “不!”只是一个
    “不!”我说。即便我有大把理由,我也可以想象一次失望透顶的谈话是什么后果。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孩子,我们的孩子——或者你的——如果这个孩子听说了什么而尖叫:“我不想当犹太人!”……犹太人意味着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也意味着犹太人……
    不——我不能做另一个人的父亲,注定的,上帝啊,
    不——我孩提时代的经历再也不应发生在另一个孩子身上,
    不——我的心中有声音在尖利地叫喊,是可能的,这个孩提时代的经历,应该发生在这个孩子——在你——在我身上。是的,是开始对我的妻讲述我的孩提时代的时候了……
    
    我从这段文字推断,凯尔泰兹没有孩子;在这次堕胎之后,他再也不会要孩子。他拿起了笔,为这个未出生的孩子祈祷,他喊了一连串的“不!”声泪俱下,因为犹太人一生下来就没有安全感,甚至没有祖国。凯尔泰兹永远记得,一个14岁的少年,被关入集中营等死,却突然得到一杯热牛奶,他舍不得一口灌下去,而是躲在角落里,小口小口地吮。虽然牛奶的表皮蒙了一层黑灰,这黑灰就是焚尸炉落下来的,但他忽略了这一切,全神贯注地吮吸——这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啊,那种黑牛奶的回味令他多年后想把它写出来……
    
    我的眼眶湿润了,而录音机里,失去孩子的父亲正在讲述这个孩子的童年——他的嗓音颤动着情不自禁的笑。后来,这个叫吴国锋的孩子去了北京,燃起父母对未来的种种梦想,再后来,他被杀死在异乡街头,父母的梦想又成死灰。绝望,绝望无尽头,如果把吴国锋的父亲换成凯尔泰兹,孩子就不会生下来,免得在21年后夭亡。
    
    再如果,把凯尔泰兹文字中的“犹太人”换成“中国人”,我们也不该生下来,免得一思想就犯罪,连累亲人。可我们生下来了,和一场接一场的灾难一样,繁衍着,耻辱如冰雹一般打得人抬不起头。
    “不!不!”
    可在“不!”过之后,我又阳奉阴违地说“是!”。
    1990年10月,在我入狱大半年后,我的孩子出生了——这是不情愿的,本来我不想要这个孩子——眼下她已15岁,可我与她在一起的总时间不超过三个月。
    “不!”我不知道这个孩子将来的命运是什么,天啊,我不愿再听到苟延残喘的父母追忆遇难孩子的幸福童年,笑声和泪水我都不愿再听到。天啊,不!
    我关掉了录音机。但是
    不——我还会打开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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