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目前学生运动缺位原因之浅探/武振荣
(博讯2005年10月08日)
    
    1、目前学生运动的缺位
     (博讯 boxun.com)

    目前在中国出现了民主运动的好兆头,在9-10月份,北方的大庆的工人运动和南方的重庆的工人运动形成了南边夹击的态势,而广东太石村的农民运动在世界上造成的影响之大也是近10几年来很少见的,可是,就在这个工人农民都有行动的时间里,我们却看不到学生运动的任何迹象,于是,在16年前,中国社会上最积极的一个地方——学校特别是大学——现在却被一种死一般的沉寂所笼罩着。如果说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的大学生们象传统的中国读书人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那也无所谓,可是呢,学校反倒成为另外的一个样子,一些怪异的现象层出不穷,大学生自杀,研究生出走的新闻时有发生,此前出现于云南大学的被社会称之为“马加爵现象”的事件更是50多年以来中国高校想象不到的,不止为此,一股又一股很不健康的行为借着“现代”之名接连发生,出现了“校漂族”、“海漂族”“动漫族”的人群,使高校变成了“搞怪”、“搞笑”的基地,此风一长,男女“合租屋,”“校园同性恋”以及“永远25岁”的“拒绝成年”的“长不大”族群便领了风骚。有一份调查材料表明,20%的大学生有过自杀的念头,而心理疾病患者之多和社会上的他们人群比较更是不成比例。雅虎网2005年9月5日的一篇调查资料说,“专家估计,陕西省大约有72万人患抑郁症,其中近半数为学生”。正因为这样,当我们于去年这个时候在大学网站上看到全国的两家顶尖级的大学——北大和清华的学生发出的帖子上写着,“我们是社会上的高级的笨蛋”、“头等废物”的话就不感觉到奇怪的了。
    
    “6、4”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坏死的时代”这一点大家越来越清楚,但是可能还不清楚的是“6、4”以前中国社会上最积极、最有生气、最有活力的大学却完全地变了这样。这个如此另人痛心的事情发生的原因,我不想涉及,我只是说,当学校特别是高校在同社会上的其他的事物一样,也是受“不进则退”的法则支配时,情况也只能够是这样。如果又认为青年人特别是在校学生如果一旦发生了人生上的退步的趋势的话,那么,他们的退步的速度可能是成年人的10倍或100倍!
    
    一个民族同一个人一样,她应该有自己的记忆,就记忆中的事情来说吧,16年前,当全国的学生运动在中国的大地上如火如荼的进行着的时候,那时,我们的市民、工人、农民(北京市除外)还都是处于“围观态度”,虽然这样的行为说不上是作壁上观或者袖手旁观,但是,人们的脚没有被伟大的学生运动的浪花打湿,却是一个明显的事情。16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现在的民主的情势刚刚打了个颠倒,目前的大学生们在当下的工人农民运动已经运作起来的时候,却是作壁上观和袖手旁观!朋友们,这样的事情就不能不引人深思。
    
    2、在现代专制国家中,学生运动的重要性
    
    如果把学校比作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心脏的话,那么,它如果不活泼的跳动,这个社会或国家就是危险的。如果又说民主的运动发生在我们亚洲的话,那么可以肯定,它必然地要体现出一个学生运动的特点。在中国是这样,在韩国也是这样,有一份资料表明,在“推翻李承晚政权的最后一年,韩国共有14万学生参加了一系列的示威、游行,51次是由大学生组织的,117次是由高中初中的学生组织的”。在和朴正熙专制作斗争时,延世大学和汉城大学多次实行“空校运动”,以“空校”的方式和专制当局展开长时间的斗争,但是,就是这样的情况,我在来到韩国后却很少听见有人抱怨“空校运动”耽搁了学生们的“青春”,造成了“教育”的失误,也仅仅就凭这一点,我就为韩国人民的自由的骨气和民主的精神所折服。
    
    其实,在我们中国情况也大同小异,从戊戌变法以来,中国的学生们就已经走在了民主化运动的最前列,这样的情形从19世纪初末20世纪初的现象一直持续到1989年的学生运动时期。因此,如果说在“89运动”中,我们通过学生运动的现象,发现了我们民族精神和灵魂没有因为专制的压制、压迫而窒息的话,那么我们民族的民主化的前景在“6、4”之前的日子里是被谁都能够发现;可是,在专制的屠刀在疯狂地落下之后,就改变了一切。值得说明的是,我们当时对于这一个可能会引起的严重的后果是完全地估计不足的,我们是用我们以前从毛泽东那里学习中得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来理解问题的,认为“压迫力愈大,反抗力就愈强”,人民在“血泊”中很快就会站起来,他们“掩埋好自己的同伴,揩干净自己身上的血迹”,会继续的投入战斗,一直到把敌人打垮!
    
    我们完全没有料想到事情还会有一个另外的结局,那就是过分的打击可以把人彻底的打倒和打垮,使他们很难在一段时间内“爬起来”,有的时候一次致命性的打击就完全可以把某一种事物给彻底消灭。关于这一点,伟大的哲学家密尔在《论自由》的一书中告诉人们:“至于说真理永远战胜迫害,这其实是一个乐观的错误,人民相继加以复述,直至成为滥调,实则一切经验都反证其不然”。为了把这个问题讲深讲透,他驳斥了当时很流行的一种说法,认为基督教是在迫害的火焰中成长壮大的,他以哲学家特有的深邃洞察力写道:“没有一个可以理喻的人能够怀疑,基督教曾可在罗马帝国被消灭净尽,它之所以能够传布并占得优势,乃因为多次迫害都只是间接发生的,仅仅持续一个短的时间,其间则有很长的几乎未经阻扰的宣传时隙。由此可见,若谓真理只因为真理便具有什么固有的力量,能够抵抗错误,能够面临监狱和炮烙而挺战优势,乃是一种空洞无根的情操。”在此,我们若收起马克思的那种教条,而服膺密尔的训诫,就可以说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大学生和人民都知道杀人是犯罪的,其目的是不叫学生和人民“乱说乱动”,但是大学生们到今天为止不都是被这个“目的”给管住的了吗?在长达一代人的时间中,中国的大学沉默了。大学生们中没有人公开提出给“6、4”平反,即使在“6、4运动”的旗帜——赵紫阳逝世的那个关键的时候上许多人期盼借机会“翻案”的希望也是化为了乌有。因为我们中国的大学生们没有行动。人们把现在的“愤青”误认为是从前的“知青”——这就问题的焦点。
    
    3、关于中国知青时代的分析
    
    我们有时候在人类的生活中会发现这样的一种现象,某一个事物在一个刹那间好象比一下子分裂成为互不连接的两段,好象两段事物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1989年“6、4”惨案发生后的中国大学生的历史就是这样。在1989的大学生绝食的运动中,我们中国人的确目睹了一场“感天动地”的学生运动,那么多的大学生不是为了自己的一分钱利益而采取了宁愿饿死自己也不肯向政府低头的行为把全世界人的目光都吸引到中国来,吸引到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绝食运动中来了。在那个死神向中国最年轻和最有才华的人的身上迫近时,全国、全世界的眼睛都集中在了他们的周围。从人类良心深处发表出的那一种呼唤,把一个丧良昧心的制度放在了正义的审判台上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正是一场梦,而梦——世界上所有的梦——都没有这样的梦的具有警幻的性质,已经“上了手”的民主却在一个夜间被北京的“砍手党人”(不是深圳的)给砍掉了,于是除了被害人的一场政治上的“昏死”外,价值给全毁了。但是在事后,我们分析这一场运动,对于中国大学生在政治上站到了如此的高度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们今天来解读这个发生于16年前的运动宛如昨天的事件。当然要分析这一场运动发生的深层的原因,应该是下一篇文章的事情,这里,我只就运动中的大学生们所处的时代发表一点自己的见解。
    
    如果说从康有为上书的那个时候算起,就开始了一个中国知识青年的时代,那么到1919年的“5、4运动”时期,它作为一个可见之物已经被社会认同的话,在30年代的延安,毛泽东对它的特别的钟爱就使他自己变成了中国知识青年的一个商标。说实在的,正是这样的商标才在“中国革命”的这个“市场”上卖了个好价钱。因此我在写作《中共党史正义》的书稿中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国共产党的战争时期的革命实质是知识青年和农民群众相结合的产物,其中知识青年的毛泽东思想化是“结合”的润滑剂。有了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们去理解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你就不会视它为毛泽东的阴谋诡计了。但是问题恰恰在于当邓小平的“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行为事实上也完全地“否定”了红卫兵运动时,中国的知识青年的时代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末期,于是,我们在分析这个末期时间表上的事件时,就可以把1989年的学生运动看成是它的回光返照。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时代的死亡和人的死亡一样,生命的最后关头上光芒的闪亮给将死的东西一个“生”的表现。
    
    我们可以这样的看待问题,如果说知识青年的时代在同共产党的时代相重叠时,我们发现的事物就是“合二而一,”但是,同任何的事物一样,没有两个事物之间可以永远的结合,一旦它们发生了分裂和由分裂而来的斗争,如1966年那样,事物的各自的特点和性质就表现得非常地突出。于是,共产党执意要取消知青时代,而知青时代也不想永远地依附于共产党就成为新时代的一个焦点。这样当我们在寻找1989年的学生运动不可能同共产党的实权派合作的原因时,就有一个我们没有解读出来的内容哩。明白了这一点,你会过头去批评那些认为大学生只要在5月中旬撤出广场就会万事大吉的观点,就有充足的理由了。
    
    正如我在此前所写作的几篇论愤青的文章中所说明的那样,知青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它具有一种先后连贯的使命感,而正是它把知青推上了一个不可能为了自己个人的小目标斗争的那一条路线上,因此,知青的路即使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1968年的上山下乡),他们也不认为自己就是穷途末路上的人,相反,在60年代的农村这个文化落后的地区里,他们倒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特殊的人,和农民相对比他们是有“文化的人,”哪怕这种“文化”的标准是一张初中毕业证书。人实际上是一个意义的构建,因此意义的构建过程却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比较,因此,在比较的意义上落了架的凤凰到底还是要强于鸡的。
    
    又如果认为知青的时代是个一元化的,那么这时代的特点就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有着非常的类的近似,因此,它可以很容易地把知青个人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当一个大的事件在召唤他们时,他们是很容易团结在一起的。1989年的运动是在4月15日由一群学生上街悼念胡耀邦开始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它就非常成功地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质的学生运动了,甚至把小学生们也卷了进去就是最好的例子。在这样的事情中,我们若还不能够从时代的角度去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这个伟大运动的那种风起云涌的现象你如何都是解读不了的。在这个时代,知青们有一种“随时准备着”的精神和心理,总是好象在听候时代的“召唤”,就好象《旧约》上的以色列人民,随时都在准备听耶和华的话一样。因此知青的时代有着先知时代的那种遗风。
    
    4、关于愤青的再说明
    
    “89运动”的失败实质上标志了中国知青时代的突然的终结,于是,一个中国青年人的时代就好比遭到了刀砍那样的被立刻地分成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毫不连贯的东西了。因此,虽然我们的大学或我们的中学好象表面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一个深刻的突然间发生的、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年轻人都不能够承受的打击把学生们的内在世界给搞垮了。在这样的时间中,一种失败主义的东西潜藏在青年人的思想深处,变化成为了一种无所谓的生活观和人生观了。如果说在知青时代,一个集体担当的社会责任意识虽然没有一个实践上的事实于之对应,但是它本身就是一个意义的建构,因此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宗教生活中的意义体系。正因为是这样,我就可以说,如果1989年的学生运动不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那么一个正常的民主生活的意义就会在知青时代的终结处产生出来,一个法律上的和政治上的也是事实上的青年人责任的担待就会出现,而在运动因遭受残酷镇压而失败的情况下,它就缺位了。
    
    按照最正常的看待事物的观点分析“6、4”之后的中国社会上的问题,学生们要求为“6、4”平反的行为是最正当不过的事情了,因此,如果中国的学校特别是大学若还实际存在着对“6、4”事件如社会上的普通人那样的关切的话,在这16年之间,不会是没有任何的响动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如果象我上面所说的“彻底失败”这样的事情造成了青年人社会的一种彻底变化,那么变化中的人就是我们一个研究的重点。就社会心理学的观点看问题,当社会的某些成员在认为自己对社会应当负一种责任,而这种责任又是以义务的形式被赋诸于实践,那么这种事情就比较地接近于民主,而不论他们是否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制度之中。1989年之前的中国青年人就是这样,社会上民主的缺失被社会中最青年的成员心理上的“民主”在位所补充,于是就有了一个传统的“天生我才必有用”这样的青年人意识的存在;当下的问题是这种意识已经不复存在了,于是,“民主”在这个新的青年人的时代中没有一个落脚点。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中,民主存在于“理想”之中,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前毛泽东时代就是这样),因此,这种正常现象的死灭就是“6、4”之后的社会问题的要害。如果说拆迁户因为房屋被毁而上街,工人因为工厂倒闭失去了生活而示威,农民因为土地被卖,生路断绝而游行,所有这些我们把它放到“民主”中去解读的话,那么“民主”好象出于被迫和无奈,但这样的事情在学生们就好象没有出现,也不可能出现,于是要求“民主”的正当的“理由”好象失却。就这样的意思去理解中国在不断的发生市民、工农民运动的今天,为什么学生运动缺位,似乎存在着一种“理由”。
    
    在知青时代,青年们的生活观和人生观上套着一个理想的集体主义的光环,所以,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青年人往往会舍过自己观察问题,于是,就不可能有效地提出“个人”问题,一个集体主义的感受协同着一种青年人特有的义务情绪,所有这些都是有利于青年人的运动,但是,在愤青时代,情况就不一样了,特别是中国的愤青时代是出于屠刀的杀戮就更是因此。就在这种过度的杀戮中,青年人为此而付出了生命固然是可悲的,更可悲的是他们那些活着的人而被“扼杀”了“理想”,这样人不是通过自由和民主而站在了“个人”的立场上,而是在理想丧失和政治失败的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回到”“个人”的,因此,一个人能够干什么?他和社会有什么关系?社会少了他会怎么样等等问题,就必然会冒了出来。而所有这些问题在得不到解决时,情况就必然要变坏,当一个人认为自己在社会生活中不过是一个“多余的人”的时候,“多余人生观”就会套住他,一个被社会“边缘化的前途”就等待着他,让这样的人还去关心自己的身外的事情,不就是毫无道理吗?
    
    把中国的愤青时代看成是知青时代的后续,这就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有利于我们发现其中的共同的东西——知识问题。如果说在知青时代,虽然已经出现了电视,但是电视还没有进入到生活的核心地带,只在1989年的学生运动中它完全地表现出了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和价值。“89运动”其所以传播的那样迅速,就是它发挥的功能。这样的情况如果说在运动被镇压后给统治当局留下了一个教训的话,那就是现代生活中存在着一种“电视统治”——谁掌握了电视,谁就能够统治别人。在电视时代人们是电视图像的奴隶,真实的生活图像和虚假的图像混在了一起,任何人都不得不接受它。如果说有知识的人和知识分子对于图像的理解有着比普通人优越的一种敏感的话,那么,通过“知识”了解世界的人就更容易多的接受世界的图像,而这样的图像如果说在知识分子和有知识的人群中很容易造成一个民主的生活和民主的社会是“有问题”的印象,那么这对于中国的愤青来讲就有着一个特殊的意义。过去中国人一度是从广播上“听”如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的问题,现在是“看”,结果“看”到的问题就被堆积在了民主的这一头,于是,“6、4”之后,中国社会拒绝民主的这样一个在“6、4”以前是洞若观火的错误,现在就被“有问题的民主”给消解了。庶几,中国社会就出现了如下的一种认识:专制生活和民主生活的“趋同”,也就是说,依据这种认识专制生活是有问题的,民主的生活同样也是“有问题的”,那么就接受生活的意义讲,民主与专制的区别就不在是有意义的了。要知道,在读图时代,知识已经被图像化了(参阅拙著《论读图时代的民主错觉》)的今天,类似的问题就值得我们警惕。
    
    5、漫画了的民主革命图像和动乱式的民主运动图像对今天学生运动的不利影响
    
    知识青年是民主革命时代的产物,因此,在知识青年时代的末尾,虽然已经出现了青年人对民主革命的漫画式的理解,但是漫画中的最后关键的一笔却是愤青给完成的。也正是在这个时刻,对民主革命的传统式看法的否定事实上导致出了青年人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如果被一个时期的青年人所采取,那么民主运动的失败和成功的事情也就很容易地被看成是“社会动乱”,于是,社会中的那个首先应该存在于人心中的民主,就被一种类似于海市蛰楼的心理所遮蔽。民主的运动,其所以很难起来的原因也是与此有关的。因为民主这东西和自由是有区别的,它的意义往往与国家、社会这样的大的东西相连带,因此站在争取民主队伍中的人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公”,就如“89运动”中的大学生一样所说的那样,“我们不是为自己争取什么,而是为国家、为人民争取民主”。正因为这样,现在的中国反动当局是“严厉禁止”民主运动的,把民主运动消灭在“萌芽状态”是他们的一贯的政策。但是这样的政策如果你理解成为他们也同时要禁止小规模的“维护个人自由权利”的行为,你就不认识中国的问题。事实上,在一个专制的社会中,最高的当权派往往还是站出来以个人的名义支持“维权”行为的,可见,我们如果弄不清楚这其间的区别,就是一个糊涂的人。
    
    如果又认为小规模的“维权”行为是一个法律学上的个人自由的话,那么,专制统治者在“严禁”民主运动的同时却可以容忍“自由”的某些行为,在把民运人士投进监狱的时候却允许异议人士讲话、出书,我们的一些人看不到这个现象,不认识这其间的区别,怎么能够有资格去领导民主运动呢?把发生于民间的“维权”行为看成是民主运动的人是我们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这种错误如果不及时的预以纠正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打开民主运动的局面的。就这样的情况来研究本文中的问题,我看学生运动一时间难以发动的问题就有些复杂的了,它不仅仅只是牵扯到学生本身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关乎着民运人士和我们中国人民对民主运动的思想和看法的问题,我想这就不是一个小问题的了。
    
    如果我们作一个大概的分析的话,说民主的关切主要是针对国家、社会,那么自由的关切就主要针对个人,而现在专制当权派是不害怕立在了自由立场上的个人,而害怕的是站到民主运动中的人。现在问题的要害又在于目前的中国大学生们却对民主和民主的运动缺乏信心,而把主要的关切转变为个人。如果我们说愤青是单枪匹马对抗社会的人的话,那么这样的人群在中国出现却是中国的专制分子们希望的事情。愤青同知青不同的一个地方就在于他们在发泄愤怒时,没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因此身边的人和事都能够成为对象,而在知青那里,许多的怨愤是可以指向政治当权派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区别,愤青的行为其所以是不希望联合的,其中也缺乏有效联合的诱惑性因素。
    
    西方社会被称之为愤青的人,是对民主社会生活中的普通性或平庸性的一种反叛,而我们中国的愤青却产生于社会政治生活的一连串的失败与失落,这其间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因此,在谈到我们的愤青时,一定要注意研究他们同民主的关系和对专制的态度。在中国,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在近100年时间内一直处于未建设成功的状态,是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就这样的意义看,你说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是骗人的,好象也不是言之无物,也恰恰在这一点上,愤青们认识自己是看透欺骗的人。如果说这样的看法又连带着“世界是空的,世事是骗人的”一贯的民间思想的话,那么愤青的社会影响就容不得低估。在这篇文章中,我不是说可以把中国的大学生们都放到愤青的概念去分析,但是至少可以说一种愤青的心态和愤青的情绪在大学中的流行和影响却是非常普遍的,如果说所有这种现象和中国社会青年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就业压力过大一事联系起来看,还未走出学校门的时候就对未来的生活准备了一种悲观的态度的话,那么事情就会被人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了。民主鼓不起他们的精神,他们对民主产生不出浓厚的兴趣,这恐怕是问题的关键。
    
    6、大学生心态的消极与民主运动的积极性的差距
    
    民主运动不是一群消极的人可以造就,尽管民主的运动在最红火的时候可以把完全消极的人改变成为非常积极的人。就这样的道理去说,民主运动是积极的人的事业这样的话是不会有错误的。在过去的历史中,从“公车上书”、“5、4运动”经“12、9运动”、“红卫兵运动”、“4、5运动”一直到“89运动”,所有参与了上述运动的学生们都可以说是属于他们所在的时代的“积极”的人,因此,就这个线索去思考,“6、4”之后的学生运动的缺位问题,人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参照系。
    
    大学生对人生的消极的那种态度和心理在近几年一连串的轻生的事件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雅虎网在今年9月15日登载了一个叫东方愚的人所写的文章,文章的题目,伙计,我一说你都会心跳:《谁是高校下一个自杀者?》作者在文章中叙说了近几年以来的“高校”学生自杀的风气之后,感慨地说,“接连二三,跳楼成了高校学生的专利。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今春过后光北京跳楼自杀的学生就不下10个,这不包括上个月中旬北京大学万柳公寓出走的那个研究生。自杀或逃亡——这好象是古代中国的悲观的志士仁人危急时刻的选择,可现在,却成了套在高校头上的紧箍咒了。”这是自杀,朋友,我还没有说到那个“接连二三”的可怕的凶杀,至马加爵以后,有的省就出现了自己的马加爵,前一向我就看见了国内网站上有关“陕西马加爵”的报道,他杀了2个同学。特别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昆明大学的一个网站上还贴出了大量吹棒马加爵的帖子,说他是大学生中“最有性格的人,”冠他以“帅哥”、“爵爷”的称号,以至于反对的人不能不说,“当你晚上熟睡之际,斧头向你的头上砍去时”,这样的人若称之为“帅哥”的话,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伦理道德(见搜狐2005年9月7日《马加爵受高校大学生的欢迎,云大封锁“杀人寝室”》的报道)。把这个现象同同一时期报道的“江苏某校2名女学生胁迫男生强奸同学”以及去年北京联合大学几位女同学强迫一女生“当着众人面手淫”的事情联系起来看,我们的学校的风气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不就是可以有一个你自己的答案了吗?
    
    前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专制的时代,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因此在批判这个时代时,我们如果忽视或者是否认这个时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抓住”了中国社会上的绝大部分青年人这个事实,那么我们的批判就不会是“实事求是”的,因此这样的批判除了发泄我们心中的愤懑以外就不会有多少的收获。在这个时代毛泽东把中国青年人说成是“早晨7、8点钟的太阳”的话,虽然是对他们是一种欺骗,只是当这样的欺骗的东西在实际的青年人的社会里产生了政治与道德的“教育”内容时,我们在批判“毛泽东的欺骗性”的同时就不应该同时否定青年人社会中的那个已经形成了的价值。就这样的事情你去理解邓小平在“6、4”之后所说的“我们的失误在于教育”的话,后毛泽东时代不可能从前毛泽东时代取得价值的事情就为我们中国人民和中国民运人士做了广泛的收集价值的准备。但是当我们看待问题的眼光和方式在拘禁在邓小平的政策中而不能够超脱时,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中国这个新的青年人的时代中开展工作,因此我们也只会为青年人失去了在民主运动中的传统的先锋角色而一筹莫展。
    
    这篇文章只是提醒我们应该注意目前的民主运动中的学生运动缺位现象,而不是研究如果可以解决它的问题,因此,就只能够说到这里。我以为在我们中国今天的民主运动中,提出问题的价值和研究如何解决问题的价值是一样重要的,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寻找到中国上一个世纪最后10年民主运动的风气是由中国学生们开创的,与在此后紧接着的时间内学生运动却一蹶不振的原因的话,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可能的对策。国内前一段时间,流行这样一句被修改了的诗句“江山待有愤青出,各领愤怒三五年”。好说,既然愤青也只是“领三五年”的风骚,那么在今后的时间里,把“愤青”造就成为“民青”(民主青年)我看是完全有可能的,只要我们对于这样的事情有一种迫切的认识的话。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在“89运动”中,中国的大学生们是既“犟”又“倔”,但是却少了个“愤”字,因此,我想,未来的中国青年人在一个“愤”字上立了起来,中国民主的前景就很值得乐观。愤青的社会中出现的这一种“愤”的精神、“愤”的情绪和“愤”的思想,好象是一股“水”,如果引导得当的话,就可以造成“水利”,若还引导不得法,那么它就有可能形成“水患”,因此对于我们的民运人士来讲,我们或者是作“大禹”,或者是作“白圭”,也是存在着一个选择的问题。
    2005-10-8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博讯相关报道(最近20条,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 试论中国民主运动的“路线图”/武振荣
  • 民主运动中的符号问题解读/武振荣
  • 试绘中国民主的“接力”图像/武振荣
  • 如何解读民主生活中的“忘恩负义”现象/武振荣
  • 论广为人知的毛泽东和鲜为人知的毛泽东/武振荣
  • “两股言论”给我们的启发/武振荣
  • 论毛泽东精神出偏和中国普通人民主立正/武振荣
  • 民运人士是新闻评论员吗?/武振荣
  • 不合脚的鞋: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不适合于今日中国民主运动之理由/武振荣
  •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882)》批评(下)/武振荣
  •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批评(上)/武振荣
  • 论陕西人的“二劲”/武振荣
  • 武振荣:民主不能从零开始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