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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民主运动的“路线图”/武振荣
(博讯2005年10月07日)
    
    引子:谁认为1989年的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博讯 boxun.com)

    如果我运用正常的写作议论文的方式来议论本文中的问题,那么,决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够胜任的,因此,我在议论的开始,就立即提出了一个时间段,假设它是议论中的“路线图”中的一个“站”,在这个“站”上,我暂时地落下脚,然后做一个前瞻后顾,“图”中的“路线”就有几分的可观了。基于这样的想法我先谈下面的一个问题。
    
    (1) 谁不认为1989年的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当然,要回答这个问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1989年运动中的大学生们不那样认为,那些在“幕后策划”运动的“长胡子的人”(何东昌语)也不那样认为,包括赵紫阳这样的党内“改革派”亦不那样认为;他们都认为89运动是同文化大革命完全不同的政治运动,无论是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可以说是标准的、纯粹的民主运动,同文化大革命中的“动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特别是对于一代大学生们来讲,他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一场运动是他们用世界上最标准的民主方式作成的最纯粹的民主运动(如运动中有美国的国旗,有17世纪英国哲学家的口号),没有掺进一点中国式“动乱”的“沙子”。因此这场运动对他们来说,是问心无愧的。至于说这些可爱的大学生们和他们的“参谋们”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看法和认识,那不是本文要议论的问题,本文其所以涉及到它,乃是出于以下的议论在展开时必须要作一种对比的缘故。
    
    (2) 邓小平为首的“8老集团”
    
    邓小平们是用“动乱”的这把尺子衡量1989年4月份发生的我们目前叫“89运动”的政治运动,在此以前他们已经用了这同一把尺子衡量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并且把毛泽东生前定性了的“革命”一下子就打成了“动乱”,所以当他们在认为1989年的春季又发生了“新的动乱”或者说“第二个文化大革命”时,是不能够作壁上观的,应当立即地“制止动乱。”
    
    1989年4月20日,彭真打电话对陈希同说:“这几天北京这么乱,要防止出现第二个文化大革命。”同一天,王震打电话给邓小平:“小平同志啊,这些学生要造反啦!”4月26日,何东昌在国家教委会议上说:“要记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决不能让他们把娃娃们鼓动起来。”5月17日,在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现在10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用枪炮,用拳头棍棒也可以打得很凶。”也就在这个会议上,老奸巨滑的薄一波说:“这几天为声援绝食而连续进行数十天的游行,甚至超过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大串联的年代”。也就在这个时候,身在上海即将要比“8老”拉出来当新的接班人的“江泽民就非常担心”文化大革命在上海的重新出现,他十分忧虑地说“工总司有100多万人呢”(见张伟国〈〈赵紫阳与政治改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为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最有力的人——李先念在5月20日的“8老会议”上,竟然抄着毛泽东的口气用文化大革命中的语言说:“我老早就说过,问题出在党内,党内有两个司令部”。读者们,如果说李先念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他们认定的“第二个文化大革命”的“司令部”因已经坐上了赵紫阳这样的“小毛泽东”,就已经使它的面目可以辨认的了。
    
    (3) 部分“专家学者”
    
    1989年,那些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蹲过牛棚”的一部分“专家学者”们也是认为正在发生的学生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人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是他们的观点却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1989年7月中旬,我参加了由陕西省工业厅举办的专门批判89运动的政治宣传干部学习班,学习班上请来了陕西师范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著名的欧阳先生来“现身说法”,批判“89动乱”。不用说,老教授是“蹲过牛棚”的人,所以,他说这个运动如果闹到了最后,真的成功了,那些肯定有人会象文化大革命中的他一样地“蹲牛棚”,但是老教授究竟不是“8老集团”线上的人,他没有说教授们要“蹲牛棚”,而是说“另有一小撮人”,在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他面带讽刺的微笑。
    
    尽管这种“专家学者”的认识和上面的“老家伙们”的确是有区别,但是正在发生的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是一样的。他特别说道,5月初的某一天,当他自己到西安火车站去看望本校上京的学生们的时候,发现火车站“人山人海,一片嘈杂、一派混乱的场面”后,“脑袋里‘轰’的一下子就闪现出了一个念头:‘这不是文化大革命又是什么?’”正如我在《读图时代的民主错觉》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在现代条件下,一个民主运动的图像和一个动乱的图像的区别是很难以辨认的,有的时候,民主运动的图像套上了动乱的画面,而动乱却往往又会同民主运动的图像重合。
    
    在这篇文章中,我不可能引用更多的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只是大概的指出有相当的一部分在教育界工作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受到过冲击的人,都认为大学生们是用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那种方式和方法来搞运动,因此这样的运动如果最后地引起了工人、市民、农民的参与,使后者也象学生们一样的组织起来,要求自己的权利,甚至起来造反,就会形成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天下大乱”的局面,那个时候,靠赵紫阳、胡启立这样的人去收拾局面,是完全不可能的。
    
    (4)普通人的看法
    
    对1989年运动的认识的分类性质的工作所产生出的结果,有一点的特别,那就是中国社会上的许多普通人也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认为“89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如果我们运用在过去的时代中所形成的那种简单观念来分析问题,是不是普通人民群众和邓小平等“同穿一条裤子”呢?其实,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我们如果要弄清楚这里的问题,那么,就得首先对上述人们想象的或者说认识中的文化大革命是什么的问题进行考察,然后再研究各种人所说的文化大革命在性质上有什么不同?差距到底有多大?最后得研究一下上述的人们是如何把各自的想法和看法投射到“89运动”中去,也就是说一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为什么在中国人的观察和反映中竟然会产生出如此巨大的差异?
    
    1889年5月18日下午,我从单位走了出去,要到咸阳市街道上去看一看,快到市中心的时候,迎面走来了我在部队服役时的一位“老上级”,他老远就跟我打招呼,情绪显得非常的激动地说:“老武,你预言的第二个文化大革命到来了,你怎么还能够沉住气?我刚刚从西安回来,西安市的形势好极了,群众几乎都发动起来了,我们咸阳市还不行,死气沉沉的……。”他越说越激动,最后“煽动”我“跳出来为大学生的运动说话,替人民呐喊,发表演讲。”也就在那几天,我朋友中间的几个还在解放军中服役的“铁杆朋友们”也非常兴奋地和我在一起谈论即将在“全国出现的第二个文化大革命”,有几次的谈论是在大街公开进行的,并且谈话时围了不少的“听众”。也就在这个时间上,我已经意识到:此时此刻没有参与运动的工人、市民和农民,对于正在发展中的运动最终要引起他们的参与的事情一点也不怀疑。在这样的问题上,中国普通人对民主运动的敏感,不亚于大学生们。所以,那么多的“围观”学生运动的人,哪个不是“别有用心的人”呢?说他们“摩拳擦掌,严阵以待”,可能有些过分,但是说他们“等待时机,以求一逞”却是恰如其分的。因此,我在以前发表的几篇有关“89运动”的文章中强调,邓小平们的镇压如果再推迟一个月,那时的政治问题就不是可以用在北京杀人的方式可以立即解决得的了。
    
    也正是已经意识到了上述问题之存在,我才对一场伟大的政治运动的自身性质的认定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可不是吗?“设计”89运动的人和直接参与了运动的中国大学生们有着一个目的,这样是用不着议论的问题,可是于这样的问题并存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是:运动一旦具有了民主的性质,那么它会按照自己的法则发展和前进的,而在许多的情况下,运动完全可以走上不顾及“发动者”们的意图会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实现自己的价值。66运动之于毛泽东,89运动之于大学生和“长胡子的人”,都是一样的。1996年毛泽东的本意是要搞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但是这样的革命一旦被“发动”起来,不是“无产阶级的人”要参加进来是“势之必然”,连毛也拿它没办法;89年的情况也是一样,大学生们为保护自己的运动的“学生”性质,百分之百地拒绝北京市民和外地人的参与(湖南喻东岳3青年事件就是例子),但是,从解放军进城的那一天起,广大北京市民“奉”“民主之命令”参与运动,给“纯粹的学生运动”“掺”进了“市民”的“沙子”——这样的事情若不是由民主运动自身内在的法则所支配的话,那么它就永远不会得到合理的解释。
    
    (5)通过历史“净化”了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如果说1966年的人民运动在“出生”时也“不干净”的话,那么,历史这样的东西却可以“净化”它,使它“出生”时的那些“污物”或者“污点”在时间的“河流”中被“洗刷干净”——这就是我致力于“66学说”研究30年之最主要的体会和心得。虽然到今天为止,我对历史这样的事情和大家一样也说不出些新东西,但是我总是看到了它对人类的作为具有“洗涤作用。”
    
    我在后来的思考中发现,人们所说的“第二个文化大革命”有以下的3点被“净化”掉了:1,毛泽东个人因素。如果我们要说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那么,你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谁会反对呢?因此在1966年,“7亿人民”把人民群众中间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我叫66运动)和毛泽东捆绑在一起,那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但是,在1989年的中国人民的记忆和回想中,我却忽然发现了“第二个文化大革命”少了个毛泽东因素,大家都把由中国大学生们“发动”起的运动自然而然地看成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谁也没有想到要求助于毛的“幽灵”。2,没有普通人害怕在即将到来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自己会“挨整”,也就是说在经历了23年时间之后,在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惨”了的不幸的人(“地、富、反、坏、右”)却没有任何害怕的感觉,即使被共产党统治者视之为“社会渣滓”的人员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运动被“整”,相反,他们还想要在运动中“捞一把”(民主运动允许的)。因此。可以这样说除了邓小平所代表的极端反动的那一帮子人(他们被毛泽东斥之为“党内资产阶级”)外,没有普通人会对“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心怀恐惧,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解放意义在此时此刻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3,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伤害了不少的共产党的基层干部,他们好象被一把无形的“梳子”“梳”出来的“虱子”,全部地几乎可以说都被“挤干”了,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人们想象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中竟然没有多少基层干部害怕,相反在他们之中,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的人的确不少,其中也不乏有少数的想兴风作浪者。
    
    在这里,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让人们在研究和思考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换一个方式和方法,就是说通过对于1989年即将要发生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所作的分析中发现的问题去试图打破对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认识的那些坚硬的、甚至可以说是顽固不化的模式,从而对中国民主运动的现代源头作一次彻底的清理,以便作到正本清源。源头不清,我们的民主运动之水就是浑浊的,目前的情况正是这样。
    
    (6)一点想法
    
    在搞中国的民主的问题上,我们要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力量,我们不是上帝,我们没有抟土造人的能力,在动员人们参与民主化运动的事情上面,我们只不可能凭自己的意向和自己的想象去行事,任意地塑造运动和塑造人,我们必须要利用现有的民主的资源,而这样的资源在我们的中国本身就是贫瘠的,所以我们更不应该浪费它。可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就不是这样,我们对我们中国的民主的资源缺乏认识,因此,我们把许多的本身是民主的东西或者说具有民主的因素的东西当成了专制的东西而企图“否定”之,于是,我们就不得不变成为一些面目可狰的人了。我们其所以在20多年的时间内除了说空话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干出来,原因也在于我们自己就是贫乏的人。虽然我们接受了多元化这样的口号,但是我们却没有多元化的精神,因此一个文化大革命在事实上引申出多元的观点和思想时,我们却只知道由毛泽东生前所“灌输”给我们的那个一元化的观点。这样,我们只知道有个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就不知道也有一个我们普通人自己的文化大革命——这样非常浅显的道理的了。我想如果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写作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生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他又在北京大学任教,不变成“聂元梓第二”才怪呢?
    
    于上述的问题相关的是,我们在研究1989年的运动时,也会作同样的蠢事,我们对一个本来从中国的传统中发生的运动,也是完全是中国社会的政治产物的东西却要放到西方社会的时髦的框架中去解释,说什么“新权威主义问题”、“中产阶级运动”、“合法性的破坏”、“非暴力主义的抵抗”等等与中国人民的感受格格不入的话,以表现自己是真正的理解那个运动的人,殊不知那个运动到今天为止还处在他们的理解之外哩。他们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场没有传统的完全新的运动,和以前的中国社会的“动乱”没有任何的联系,而完全地忽视了它是一个发展势头还是没有表现出来的运动,如果说在北京一地,这个纯粹学生运动因市民自发地组织起来抵抗解放军进城而变成了一场由“不同年龄的人参与”的民主运动的话,那么除北京外的各大、中城市的运动仅仅是学生运动的事情谁可以否认得了?因此,我的意见是如果你不能够勾画出那个运动的发展的可能性前景的话,你对那个运动即使说出一大堆的话,又能够干什么呢?
    
    如果说在某些“专家学者”的眼睛里,89运动是一个“拆除”一切的运动,那么,我们的意思是:连89运动的形式也是从66运动“借来的”——这一点你能够否认吗?民主的运动和民主的行为不是一种“拆除”性质的东西,在民主的话语中有一种声音很是清楚,那就是“你不能够拆除一切!”如果说建设民主的行为好比是建设一座大厦,的确要出现对原有建筑物的有拆有卸的情况,但是,这是有限制的行为,同共产党当年“建设社会主义”时所运用的“铲除一切旧建筑”的行为是绝对不同的,因此,你想把“共产党社会的一切铲除掉”的行为会在客观上造成把这个时期的人民建筑物也给完全地毁掉!关于这一点,波普尔对民主的“零散工程”式的论述你也可能会接受,但是,你却不会把他应用到我们中国民主化建设问题分析这样的事情上来。如此这般,你会符合如下的一种听起来很熟悉的声音:“破坏的越彻底越好!”如果你有过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你读到这里一定会说:“这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语言吗?”是的,不错,的确是,但是,我作当年的红卫兵告诉你,我们当年不过是喊了这样的口号而已,事实上,我们并没有那样作,最明显的事情就是我们把毛泽东就没有破坏,不但没有破坏他,而是把他造成了我们的“神”,借着他“打鬼”;我们也没有破坏“红军”这样的东西,而是用类似于“艺术”的手段把自己“化装”成了“新时代的红军”(我们那时头戴八角帽,要束皮带,打着绑腿就是一种“化装”啊),这样,共产党社会在我们身上造成的压迫,不是被我们以政治的方式诉说出来,而是以“文化”的方式和方法诉说出来了。于是,一个从政治上我们怎么也解释不通的问题(我叫它“66问题”)用“文化”的方式给象征性地解释了,这就成全了如下的事情:我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用专制的话语作了一桩民主的事业——这样的事情你如果不同意的话,算什么民运人士?
    
    中国民主运动的“第一桶金”,不是1989年“开发”的,也不是1979年“开发”的,而是1966年“开发”的。因此,我断言:未来的中国民主化运动将会是一个“已竟”了的89运动和“净化”了的66运动。按照这样的意思,我们就可以绘制出中国民主运动的“路线图”,有了这样的“图”藏于我们的胸中,在从事中国民主运动的伟大事业时,我们就是胸有成竹的人了!
    2005-8-26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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