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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绘中国民主的“接力”图像/武振荣
(博讯2005年10月04日)
    
    (1) 问题的提出
     (博讯 boxun.com)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是会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因此,任何一个成功的民主国家或民主社会的历史(甚至包括那些不成功的)都有着一种民主的“接力”图像。
    
    就以俄国的例子来说吧,在上一个世纪的民主化“第3波”中,苏联解体后的俄国等国家其所以都非常成功实现了由专制到民主的过渡,一个未被认识的原因还在于这些国家在“苏联时代”的人民社会中间就已经存在着一个“第二民主”,而这样的“民主”也是“准备着的民主”的一个形态;又如果再往前追,把它同“10月革命”发生以前的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联系起来看,那么我论证中的“准备着的民主”就不至于只存在于“苏联时代”,可以说在“沙皇时代”,就已经产生了俄国民主的“第1棒”。
    
    再以美国的例子来说,费城制宪之后,美国的民主不也是经历了南北战争的考验吗?不至是这样,在20世纪中,非裔人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等等都可以看成是民主的“接力”运动,非但是这样,在已经具有了200多年历史的这样的条件下,我看美国的那个民主的“棒”也是每隔4年,以类于体育比赛的政治运动方式往下传……。因此如果假设美国也出了个邓小平,他敢在“水门事件”发生后,宣布美国不再搞“政治运动”吗?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主的国家和民主的社会都是要“搞政治运动”,不但要搞而要用法律的方式明文规定搞运动的时间,为全体公民和那些“政治上的运动员、运动健将”提供一个可以期待的时间表。因此在正常的民主社会中,民主的“接力”图像的“过去”不但是可以描绘的,而且它的“未来”也是可以“预测”的。
    
    可是,就在我们中国,大家在一个时间内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赞成“中国不再搞政治运动”的邓小平“金科玉律”。既然情况是这样,那么,谁想在中国搞政治运动,他的头上就必然要戴上“动乱分之”的帽子,这个帽子和前毛泽东时代的“五类分子”的帽子一样是可以把人压垮的。可是目前,在我们中国民运人士和异议人士的队伍中,大家却批毛不批邓,这就更加的不对了。在前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在“理论”上还有着一个从事政治运动的权利,在后毛泽东时代这样的权利被“法律”所取消。于是制度就把我们设计成为“经济人”,“6、4”之后,“经济人”最后地变成“动物人”就是情势之必然。你算一算,中国从1976年的“4、5运动”直到今天,在29年的时间内只发生了一次政治运动(“89运动”),而且它也被宣布成为“歹徒”制造的“社会动乱”——这样的事情的存在就是我们今天的民主运动其所以搞不起来的主要结症。民主不同于自由,它若还不存在于周期性的政治运动之中,就有可能坏掉,完全地蜕化成为专制。就这个意义讲,如果一个社会中存在着民主,那么,这个民主也一定具有它的历史。当这样的历史在自觉地被公民认识时,我们发现的就是正常的或者健康的民主,因此,当它还作为一种类似于哲学上的“自在之物”时,这个民主就一定是出了毛病。
    
    那么如何发展中国的民主以使中国很快地实现民主化,就有了两种做法和两套办法。一个是共产党式的;一个是人民的。在共产党人已经不能够作为中国民主的代表者的时候,就产生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民运人士”。也正是中国出现这样的人和这样的词,所以,中国民主希望的最后的寄托也就由这些人来担负。和共产党人不一样,民运人士是一个开放的类,所有愿意用民主运动的方式使中国民主化的人,只要他自己认可民运人士的角色,并且有决心使之见诸于实践,那么,他就是一个民运人士!
    
    (2) 对共产党接过的这一棒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民主的政党,这一点用不着我说,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专制的党,如果是我们目前的“反对的对象”的话,那么朋友们,你是否分认为它对自己“民主革命”的历史的叙述却是有几分价值的,别的不说,就说共产党承认自己所搞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继承”孙中山先生所开创的“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一点来说就是很好的例子。就这样的例子来分析,朋友们你们若是能够发现共产党和国民党还在打你死我活的仗的话,那么在延安,毛泽东思想在解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时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认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要完成的不是“无产阶级的使命”,是要实现“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和要求时,就产生出了一种重要的变化,于是,民主就出现在变化之中了。这样的历史的变化的意义如果被你认为是“历史的阴谋”,那么你就把这个时期的民主给取消了。而我认为,共产党其所以在此之后迅速地取得了国共两党的战争的胜利,恰恰是它在这个时候被国民党更好地实现了自己的“民主化”。我毫不隐晦地说,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历史中,中国民主的代表者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中国国民党。
    
    我的论点是:民主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中的产物,它在每一个历史的时期和历史的阶段中都有着一个特定的角色的担当者。因此,我到今天也是要坚持这样的观点,即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的(如果我们承认有这样的“历史规律”的话)。因此,我进一步的断言:那时毛泽东蒋介石民主;共产党比国民党进步,共产党的军队比国民党的军队好!如果我个人在那个时代是年轻人,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而抛弃后者,尽管在目前国民党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的党,而共产党又是全世界典型的专制的党。
    
    我上述的立场有的民运朋友不敢站,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一旦站上去,别人就会说,“那么你就应该拥护共产党了,就该回家抱孩子了,还搞什么民主运动”?也许出于这样的担心,他们即使有着和我一样的上述认识也是不敢明白地说出的。这里,一个问题,是我们对中国民主的认识和看法;一个是我们民运队伍的风气以及我们民运人士所处的特殊的国际社会环境;还有一个是我们对自己的自信的程度,这些情况加在一起,就严重地干扰了我们中国民运的方向,使我们迫不得已地走上了一条明显的脱离中国人民大众的路线,好象我们这些人正在或者已经变成了前毛泽东时代的“地、富、反、坏、右”的政治代表了。如果这样的情况不很快地扭转的话,我认为,我们中国民运人士的社会基础就会非常的薄弱,我们要完成中国民主化的伟大任务也是根本不可能的。由此,我预言在未来的民主化运动中,那些“摇身一变”的共产党高官有可能胜出于我们,而那时我们这些“老民主”有可能变成为给他们系鞋带的人。
    
    在“历史问题”上,我们要留意我们所反对的中国共产党的作为。别的不说,在30年代的中国内战中,国民党的军队把共产党军队打了个稀巴烂,几乎是要把他们消灭在了“大逃亡”(也就长征)路上,就这样的事情,在延安苟延残喘地活了下来的共产党却把它咽在了肚子里,厚着脸皮把自己的革命从列宁、斯大林的“苏维埃革命”中解脱出来,拜倒在了“三民主义”的门下,并且说:“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亲兄弟”,“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不但如此,毛泽东还明确宣布放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提出了“四阶级联合执政”,为在中国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而奋斗!这样的方案不要说在40年代在中国是进步的,好的,就是在今天我看也还是好的。
    
    朋友们要反对共产党,有两种方式和方法可以挑选:一个是历史性的;另一个是非历史性的。与前一种相匹配的是肯定性的历史观,与后一种匹配的是否定性的历史观。两者相比,前者的“民主”性质是很容易辨认的,因此它只要被运用,好象有着一个当然意义上的民主性;但是后一种就不同了,肯定性的历史观因素带有“专制”的“疑似”性,因此坚持这种观点的人就有几分“共产党嫌疑”。由此而引出的问题是,运用前一种方法,不需要什么创造性,只要大骂“坏蛋”就可以了,而后一种却需要创造性思维和反思,并且它的实际的运用还得要包括一番运用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作在内。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把前一种方式和方法运用了20多年,我们现在还站在中国民主的边缘,因此如果我们不换上后一种方式和方法的话,再有20年,我们也是没有希望的。
    
    (3)存疑
    
    上面我已经说了,我们原本就对于中国民主中的这个共产党的一棒认识存在着问题。我们运用否定的历史观去看的话,那么共产党从一出娘胎就好象不是好东西,因此把它存在的历史就应该一笔勾销。这样以来,我们不是就可以直接地从孙中山先生的每那里接过中国民主的接力棒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由我们刻画出来的历史就出现了一个“空白”,而这样的“空白”人们是没有办法填补的,在这里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下史”的克罗齐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目前的“当下史”出现了问题就是我议论中的事情。
    
    在这篇文章中,我不敢说我对中国的民主历史就很了解,但是,我却敢说我有着可以了解这段历史的方式和方法,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方式和方法本身也是民主的。因此,我自信:只要我们肯正视现实和历史,我们就有可能形成一种正确的历史观,有了这样的历史观装备,我们就可以在目前和共产党进行的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如果说这样的胜利对于民主化之后的中国意义也是非常深远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一行为的重要性就不止是通过眼前的利益表现出来。
    
    但是同任何的精神和思想方面的事物一样,我们在表述它的时候就不得不借用比喻和比方,于是一种不可见的东西就必然的要被我们说成是类似于可见的东西,本文所说的民主的“接力图像”就是如此。如果说在完全展开对对这个问题议论之前,我们得需要作一些基本的思想方面的必要的调整,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从另外的问题说起。就譬如说神的问题吧,在一个无神论者的眼睛里,那是没有神的,所有的已经被人们作出来的神不外是人的精神的一种产品,因此,如果离开了人,就没有所谓的神,至于说到神的起源的问题,那更是五花八门的了;但是同样的事情对于那些虔诚的神宗教人士来说,人本身就是一个不真实的东西,因此世界上唯一真实的东西就只有神。正因为这样,在宗教人士的眼睛中,他们往往可以看见神,听到神的话语,并且真实的以为自己已经躺在了神的怀抱。从这样的事情中,给我们一个启发是,类似于精神和思想上的事情在某一些人看来,有,真正的有;在另外的一些人看来,又是没有,完全地没有,关键的是此种看法所连带着的是什么问题。我所说的中国民主的“接力图像”问题是“连带”着中国民主运动,而异议人士是不愿意看,也看不见的原因在于他们否定民主的运动,认为它只会对中国造成破坏,而不会使中国受益。关于这一点,读者们如果有兴趣的话,那么我在以前所写的《民运人士与异议人士异同辨》和《由异议运动到民主运动——亟需的转变》的拙文,大家无妨去看一看。
    
    这样一说,我就可以避免那种不必要的争论,而方便的表述我的观点。因为我说历史上的民主的“接力图像”不具有哲学上的物质的客观性,如果你看不见它的话,你就从事不了民主的政治运动,如果你能够看见的话,你就对你的民主之路的那个“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阶段会产生出正确的认识,你就不会认为它是“邪路”和“弯路”。因为正有这个“图像”的存在,所以它使你感觉到自己的路线的正确和基础的牢固,这会大大地增强你的信心和力量。
    
    上一个世纪80年代,我在国内写作的《中共党史正义》的书稿中指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即2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在大城市的失败对于共产党在日后的坐大起到了意外的作用,一个为了争取生存不得不进入中国农村的最落后和最不发达地区的共产党军队无意中和中国社会的最大多数人——农民阶级站在一起了。这对从俄国“10月革命”照抄来的“工人阶级革命”的政党来说,是一次脱掉“工人之皮”换上“农民之装”的行为,其结果,党把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性质”完全地变成了“农民革命”,用毛泽东的原话讲:“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大众文化实质上是提高农民文化。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版、著书、演剧,都在山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战争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给的”(《新民主主义论》)。
    
    考虑到中国是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的这一点,共产党降低了自己的革命的标准,把一个理论上是城市的、市民的、或者工人的革命在延安时期解释成为“农民革命”的行为使自己变化得“比农民还农民”。因此,如果说民主的意义在这里更多的应该是同中国的农民“挂钩”的话,那么在这个时代里能够最形象地代表农民的党就是共产党了,哪怕这种“代表”是象征性的。又如果认为民主在这个时候给了中国农民一种启发的话,那么农民不是在国民党的那一边发现民主的前景,而是在共产党的宣传和行为中发现了它,我们就不感觉到奇怪了。我在中国的时候,从“内部书店”购买了一本名叫《迪克西使团的秘密》的书。它是由曾经率团进入了延安的美军鲍得瑞上校写作的,书中就有这样的意思,大概是说,这一支美国的使团在从重庆到延安的一路的观察中,发现共产党地区的情况是符合美国人对民主的看法的,相比之下,国民党地区的那种现象和美国人理解的民主就有很大很大的差距。这本书因为不在手头,所以我不能够引用作者的原话,但意思基本上是这样。于上述的外界的看法相一致的是,毛泽东的王牌著作《论联合政府》一文,连题目都是借用了美国罗斯福总统赫尔利特使的原话。赫而利带到中国的政治方案就是帮助国共两党在中国组织“联合政府”,没有想到这样的方案在受到了蒋介石的怀疑和猜疑的时候,却受到了毛泽东举双手的赞成和拥护,以至于毛在中共“7大会议”上的报告竟然使用了《论联合政府》的题目。也许正因为毛泽东有着这样的政治表现,因此斯大林对他的这种向美国转的事情就耿耿于怀,以至于在后来的时间中讽刺毛是“红皮白心的萝卜”。
    
    在这一段的“改宗换旗”的运动中,毛泽东思想虽然没有对斯大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提出正面的批评和讽刺,但是它在事实上已是疏远了莫斯科,而且表现出了明显的“亲美”的姿态,那时,最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周恩来给罗斯福总统发出了访问美国的信息,如果罗斯福不是鉴于斯大林和蒋介石的双重压力同意访美,那么毛、周成行之事就有可能使我们就遇到真正的“另类历史”了。好了,这不是一篇研究共产党历史的文章,而是一个对共产党某一段历史图像的轻描淡写式的描绘,它要求的不是细节,而是粗线条。因此,把这个时期的中国民主的这一棒看成是共产党手里的东西,1949年的共产党胜利的因素就不会被“历史的错误”这样的东西所“填补”的了。关于这一点,别说我是这样说的,就是在今天国民党也已经对此作出了一个被媒体叫做“16字愿景”的总结:“历史在它的转移的时候,没有走错一步”(连战语)。被共产党军队赶到台湾去了的国民党尚且如此理解自己在大陆失败的这段历史,我们一部分民运人士却要为它鸣不平,我就不知道是为了何故?
    
    (4)1966年的人民的一棒
    
    1949年已经取得了大半个中国战场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在向海内外的“民主人士”发出了回到北京参加组织新政府的“政治协商会议”时,受邀请而进入北京的人们把共产党作为一个民主的政党看待是非常自然的,因此,从1949年到1956年这个时间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政策虽然已经在专制的架构中出现了日益脱离“新民主主义”的倾向,但是民主的这个一棒还是没有完全地扔掉。因此国家权利上的党的力量还是没有完全地制度化,社会的上层阶级和知识分子在国家及政治的事务中也还是享有一定的发言权,正因为这样,就有了1956年的著名的“大鸣大放”运动。于是一个没有被割断的中国民主的脉气就表现在知识分子和非劳动阶级对共产党发表的批评性言论一事上面。如果说这个时候的人民社会在刚刚度过了“社会大动乱”(1911-1949年)后,处于休养生息阶段,那么人民是没有能力、没有心思和没有兴趣参加“鸣放”运动的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又如果说这个时间中的农民阶级的绝大多数人因为农村社会的“土地改革”而对于共产党的“农民革命”的“果实”的味道正在品尝的话,那么延安时代的那种毛泽东思想式的许诺就好象有一个意义。至于说到城市工人和贫民,这个和共产党革命没有沾边的社会阶级,在共产党的城市政策中也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受惠者。因此在这个矛盾的时期中,民主和专制的两个矛盾着的东西似乎在不同的路线都在发展着!
    
    可以这样说,共产党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丢掉了民主的接力棒的,而在1966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中,民主的接力棒又籍着毛泽东的个人行为(而不是共产党行为)直接地交给了人民(参阅拙文《论毛泽东精神出偏与中国普通人民主立正》一文)。研究这样的现象,我们就会发现,1966年的解放运动是由一个谁都不清楚怎样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诱发的,因此,当运动真正地发动了人民的广泛参与时,人民广泛参与的直接的后果是共产党运动在一夜之间转化为人民的运动。在这个转化中,我们到今天都不知道毛泽东到底出于何故竟然在1966年的那个关键的时刻把1949——1966年的共产党一党专制的“17年”判断为与中国人民利益完全相孛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专政”,并且“挥动巨手”(事实上,研究过毛泽东的人都有一个认识,毛的手很小,是一个典型的女人的手),鼓励人民造反!
    
    诸位,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民主的意义在这里是如此地体现的,那就是在一个绝对的专制时代,谁只要喊出了“不民主”这样的口号,而这样的口号又事实上拉动了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诉求,那么民主的意义就有可能被他所代表,而不论这个人在“不民主”中负有多么大的责任。就这样的事情来说,别说是在39年前,就是在今天,胡锦涛如果“号召”学生和人民造反,我想他也会是“民主”的。1966年,人民虽然没有主观上的争取民主的明确意识,但是政治大解放的运动已经从人性的深处或者是说“灵魂深处”产生了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求,一个被压迫人民的关于解放的伟大信息就超越了普通民主的一般的诉求,而在精神上上升到一个类似于宗教的境地,变化成为一个宗教的现象,庶几,就出现了一种不是普通法而是“高级法”上的民主。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人民在从毛的手里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一棒的时刻,事实上却接了民主的一棒。
    
    我作为1966年中国政治运动的一个普通的参与者(那一年我初中刚毕业),可以平心静气地告诉大家,我们那一代人没有受到丝毫的有关民主、自由、权利、自我的教育,但是有谁能够否定我们在作成民主、自由的事业的时候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有谁能够否定我们权利的运用程度和自我的政治表现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那时时候,我的确没有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法律方面的观念,但是我们在言论上的自由程度和结社的广泛性上是任何一次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都不能够与之媲美的。现在,中国社会虽然时兴了言论、结社自由的一些观念,但是在偌大个国家,你看到一例自由言论、自由结社的行为不受到“法律的制裁”吗?别是政治行为是如此,就是法轮功信众的练功行为也不是已经被“法律”禁止吗?许多人竟为此而丧失了性命!
    
    现在回想起来,1966年事件也是令我百思而不得其解的。那时,我组织的第一个自治组织是在我们的村庄。我所在的村庄有1000多人,那时我作为在县城里参加了“造”中共兴平县委之“反”的中学生已经是一个老牌的造反派了。因此,当“空校”运动的后果使我回到农村的时候,农村的运动还处于一贯的共产党支部控制的时候,就使我不能够容忍。于是,我和我的几个“造反派战友”(实际是同学)就在村庄中“搞串联”,把我们村中的那些对党支部、团支部有意见的青年串通在一起,商量着“如何发动小南大队的贫下中农起来造反”的事情,鼓励他们应该组织起来,成立“小南大队贫下中农造反兵团”,打倒小南党支部、团支部,夺回它们对“小南大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没有多少天,这个“造反兵团”就在我们村庄出现了!诸位,就是在今天,你们评价这样的具体的事情,它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难道还不清楚吗?在观察1966年中国伟大事变的时候,伙计,如果你的眼睛一直往上看,那么,你看到的也不过是毛泽东在“挥动巨手”、林彪在“摇动语录本”、周恩来在耍他的两面三刀,但是你眼睛向下,你就发现了象我这样的普通的人、社会上的一贯的受压迫的人正在或已经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
    
    如果,你把我们“自己解放自己”的这个1966年的“故事”套在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之中,那么,你就犯了个致命的错误,你根本没有发现发生在我们普通人身上的“解放”情形中所具有的民主和自由性质。我接着说的是,就在“小南大队贫下中农造反兵团”成立后没有几天,一个与它政治意见完全冲突的“小南大队贫下中农联合造反司令部”也给成立了。这样以来,一个政治组织独霸小南大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权的事情就必然地终结,于是就在我们这个“小型的共和国”中出现了“两党制”,民主的本来面目和自由的真精神这时都表现出来了。朋友们,在说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说北京的聂元梓、蒯大富领导的造反派组织或者王洪文控制的上海工人组织受左毛派人物们的控制,我不跟你辩论,我可以退上一步,认为你说的是,但是,你如果要把我这里说的“小南兵团”、“小南联总”这样的组织说成是受毛泽东控制的,你就等于说笑话了!
    
    如果说,我可以告诉你我自己在学校组织和参加自治的学生组织是怎样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知道在那样一个“解放”的时间中,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是怎样选择的。同世界上的许多的事物一样,1966年的政治大事变(共产党的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变化成为人民群众的政治解放运动)的最关键的部分就在于它是从社会的最基层发生了变化的,因此,当专制的捆绑人的绳索在被“革命的人民”挣断之后,就出现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结社自由。这种自由不是出于法律的途径,而是出于“革命途径”的情况决定了它要被法律上的自由还要彻底。把这一点同上面我说到的66运动的“高级法”背景联系起来看,人不是从普通法上取得结社权,而是从“上帝的法律”那里直接地接受了结社的权利的行为就把人的自由推到了极端的境地;因此从表面看,自由就和“任性”没有什么区别的了。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游行、示威还要进行什么申请,旗子一打,队伍一集合就出发了;也不知道自治的组织要进行什么注册登记,只要愿意结合的人,就立即地结合在一块,作一面旗子,刻一枚章子,起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名字,就开始正式的“营业”了。
    
    告诉你,还怕你不相信,在那个政治观点的重量已经超过了人的生命的时代中,一个人在选择自己的政治观点的时候,其轻率、荒唐、随便、不负责任的程度就在事后回想起来,也是令当事人吃惊的。在《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我经历的1966年政治运动》的书稿中,我回忆到,我在学校中所获得的那个“中学生造反司令部”的观点,原来是因为一个外来“串联”的一位学生的即兴演讲。那位同学名叫张俭,当时就读于兴平县农业技术学校,在我们学校作了一场有关“兴平县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即兴演讲(文化大革命前,一个普通的学生能够做这样的报告吗?他有没有这样的权利吗?且不说水平),拥护这一场演讲的,就组织成了我们这一派;而反对的,或者不同意的学生们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的“对方派”组织中的成员。一个百分之百的自由意义上的观点,就这样象一根“鸿毛”地被我们拣起来的,可是,谁知道我们一旦拿到了它,它对我们却产生出了“泰山”一般的重量。到最后,当66运动濒临失败时,我们造出的神——毛泽东——强迫我们放弃自己的观点时,我们就也毫不犹豫地开辟了同他的“第二战场”。可见,在66运动中,我们真正是在“游泳学习游泳”,在自由中学习自由!
    
    (5)66运动的伟大遗产——1989年的民主墙和在民主墙上写大字报的中国民运人士
    
    写到这里,我就已经描绘出了中国民主的接力棒传递式的图像了。因为民主墙作为一个民主的事实在目前的中国人的眼睛中是看得见的,我自然就用不着多说的了,只是补充一点,那就是本节小标题中的话,即民主墙是66运动的产物,在它上面书写大字报的人也都是66运动中“过来”的人,出现在民主墙上的大字报的主要内容又可以说没有不牵扯到66运动中的问题,人们或者是对之采取肯定的态度,或者否定它,其思想和意见的根源都产生在66运动中。如果说在66运动中,所有那些运动中的“风云人物”没有一个在民主墙时期成长为英雄的话,那么,我可以说所有的民主墙上的英雄,无不是66运动中的普通群众。这样,我们就发现了66运动的人民性质的真相。民主墙时期的著名的代表魏京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一个红卫兵组织里的并不出名的成员,而正是他变成了民主墙时期的英雄!
    
    在这里我说,共产党在运动后虽然恢复了自己的政治存在,但是它已经失去了历史的“主动权”,而这个“主动权”已经完全地转移到中国人民这一边了却是一种可以论证的事实。可见,在66运中,民主的意义是由人民和毛泽东联合宣布的,在民主墙时期,人民抛弃了毛而独立地作到了这一点就表现了人民政治上的进步。在这个时候,以前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意义都集中在了1966年了。因此,在这个时期,中国人“灵魂”真正地经过了一番民主的“洗礼”。可以这样说,自从有了66运动,今后的中国民主话的运动的图像就可以断定是66图像的重现。于是“第2次、第3次”66运动就同毛泽东预言中的“第2次、第3次文化大革命”给重合了。不过毛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最厉害的说预言的“先知”,也只说对了问题的一半,他所说共产党在不搞文化大革命时就会被人民“推翻”的话是对的,非常的正确;另一半,即共产党应该继续搞文化大革命的话就变成为“瞎说”了,可不是吗?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把共产党“整”得给“呜呼哀哉了”,何谈“第2次、第3次”哩。
    
    但是人民要解放,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要结束,人民要获得自由和民主——所有这些现象的根源都可以在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和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寻找到有关的许诺,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许诺,所以66运动是一个人民要求革命兑现的运动,因此当共产党社会的兑现对于人民来讲是零时,人民发扬民主革命时期的精神把所有的不代表他们、引起他们讨厌的人“拉下马”的行为就是一桩世界上最典型的民主行为了。也正是从这一点看问题,那些表面上好象没有联系的事物的内在的联系就可以被我们发现。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写到这里,我劝那些认为中国现在的民主之泉水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镢头刨出来的人,还是放弃你们的主张吧。中国民主已经有了近100年的历史——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国民主化运动的功败垂成,也就在于我们中国人如何认识和对待这种事实。
    2005-10-4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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