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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读民主生活中的“忘恩负义”现象/武振荣
(博讯2005年10月03日)
    
    
     专制主义(无论是现代的或者古代的)都有着一种“封建”的或“宗法”的性质,正因为这样,在专制主义的里面人们总是可以寻找出一种感恩戴德的道德主义因素。所以,你只要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研究了中国人民在这56年的时间里为什么就服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问题,其中也寓于我所说的道理哩。如果说1949年的共产党战争胜利的结束了在中国大陆上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社会大动乱”的话,那么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对于共产党所“带来”的和平(而不是幸福)的感谢和感恩,也是一个我们需要解读的问题。如果展开来议论,那么在“水深火热”中生活的普通人因为只知道自保,而没有能够挺身出来为制止“社会大动乱”做事的话,那么共产党军队中的人却“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枪林弹雨”中冲杀,其中的许多人在没有看到胜利的曙光的时候就撒手人寰,丧身沙场——这也有一个“义”的问题潜藏于其中的。 (博讯 boxun.com)

    
    “文明的第一课是学会服从”——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说,照这样话的意思,那些在别人“打江山”的年代自己过着“30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生活的人,在战争结束后服从于“打江山的人”的统治也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法则所应许的事情。因此在新的文明没有产生和发展到被绝大多数人认同的地步,也就是说在它还不成熟的时候,历史就只能够在“专制”的这一步上歇脚。正如我们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那样,民主——这个东西是一种新的文明和新文化的产物,它有着的旧文明、旧文化所不及之的内容。因此,在了解到了民主的一般意义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去尝试着解释那些在民主的生活中具有“险峻”意义的事情,只有这样,我们才配称为中国民运人士。要不然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而这些问题又不可能在民主的书本上找到现成的答案,我们岂不作了个“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人?
    
    
    我在中国生活其间曾经多次地阅过读华盛顿传记,阅读中,当我思考华盛顿在开国初期,坚决拒绝了朋友们劝他当美国“人民国王”的意见,依然决然地要在美国“实验”没有先例的由人民选举的总统制的时候真使我对世界上的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有了一种深刻的体会。仅仅就这一点来分析,如果那个时候的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那么他们肯定对华盛顿的这一行为就会感恩戴德,其结果华盛顿完全有可够继续当美国的第三任、第四任总统,象中国的乾隆爷一样地老死在任上……那时美国历史和美国民主的历史怎样写?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你不要以为我是一个“但书”的作者,美国人民对于华盛顿总统的服务并没有满足或者说满意,在华盛顿任期的最后时间,美国人用一种在我们中国人的眼睛里可以说是“知恩不报”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总统,以至于在他的第二任上,他简直有时候变成了众矢之的。因此,当他在作出自己不参加第三届总统的竞选时,竟然要“提着剑撤退”。
    
    在作了两届美国总统后,他以平民的身份参加了第三任总统亚当斯的就职典礼,也许美国人并不是完全地“忘恩负义”,在这个为新总统设立的典礼仪式中,人们却把注意的目光聚焦到了平民的华盛顿身上,以至于使新总统就职的场面大煞风景。典礼结束后亚当斯夫人冲着其丈夫,对于这样的如此令人泄气的场面说了如下刻毒的话:那些“充满了热泪的眼睛、珠泪滚滚的眼睛”不看新总统,而看卸任的前总统,还成什么就职典礼!
    
    而后,我读丘吉尔自传时,也发现了同样的事情。伟大的丘吉尔在英国抗击纳粹德国的战争中表现得是那样的杰出、那样的勇敢和那样的富有智慧和道德的力量,也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英国人民取得了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胜利后的英国人民简直可以说是翻脸不认人,一下字就把战争时期的统帅掀进了阴沟,议会和人民好象再不需要听到他的演说了,而在战争年代不正是这样的演说鼓舞了将要崩溃的英国人民的士气吗?但是伟大的丘吉尔好象理解这样的事情,他引用了古希腊哲学家普鲁塔克的名言为自己民族的忘恩负义行为做了辩护:“对他们的伟大人物的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标志”。
    
    华盛顿和丘吉尔的上述情况使我联系到了民主的人物群中的一系列人物,如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德国的科尔、美国的克林顿等,他(她)们都曾经是作了有利于自己本国发展的事业的杰出领袖人物,可是他(她)们在下台时所遇到的情况不是同华盛顿、丘吉尔一样的狼狈吗?他(她)们中的那一个人不是“提着剑撤退”呢?克林顿在下台前被抹成了“登徒子”,科尔下台后又被说成了有贪污之嫌疑,所有这些都放到“忘恩负义”中去解释,民主有一个“忘恩负义”的问题不就是很清楚的了吗?
    
    我在没有到韩国以前,对韩国那时任上的金大钟总统崇拜得五体投地,我在阅读他的传记后,把他叫“5、6、10总统”,就是说他为了在韩国搞民主,一生中曾经有5次是死里逃生;受了6年囹圄之灾;过了10年的流亡生活,象这样的人在入主青瓦台后韩国人民岂不是可以对他感恩戴德?可是呢,2002年11月份我进入到韩国后才发现,情况和我想象的完全相反,韩国普通人对金大钟评价很低,许多人认为他是一个用中国话说的“脓包”,道德上也是常常引起非议,如他的儿子贪污,他的党懈怠等都是人们议论的问题,更有甚的是一些人还说他的诺贝尔和平奖是花国家钱买来的。了解到了这些情况以后,我对民主社会和民主生活中存在的“忘恩负义”现象就再也不怀疑了。
    
    如果说我们往往是在对比中认识事物的,那么,与民主不同的专制社会和专制生活中的情况又怎样,也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记得纳塞尔死的时候埃及国家里一片哭声,连广播员也泣不成声;霍霉尼死的时候,官方为给送丧的人群降温,竟动用直升飞机洒水;蒋介石、金日成死的时候人们跪在街上哭;毛泽东死的时候成群结队的人在哭泣,其情形之惨,如丧考妣!专制社会和专制生活总是在运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在调动人们对统治者的感恩戴德情绪,和民主生活中的“忘恩负义”形成了对照。
    
    
    论述至此,我不过是收集了民主生活和专制生活中的一些常见的现象,并且是运用了一个别人还不曾运用过的方式整理了它而已,还谈不上有什么自己的独立见解,但是,若说我对这样的事情究竟是有自己的一管之见的话,那么,就是我在回忆我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对于其中的最特殊的时间上发生的事件做了一个事后的研究,结果是,我在其中也发现了我自己的“忘恩负义”的问题;藉着这样的发现,我对我自己所过的那一段民主生活的认定也就多了一分自信。因此,当邓小平那些人在把我曾经度过的那一段生活叫“动乱”的时候,我却为它出示了民主的性质。1985年,我所在的部队在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教育时(那时我是部队上的政治教员)我写作了《66运动论说》的书稿,为正在遭受“否定”的66运动正了名;次年,我决定转业到地方工作,写作了我在部队所写的最后一部书稿——《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我经历过的1966年政治运动》。在这部书稿中,我撇开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文化大革命不论,专门地写作了我和我们的同学们以及我的家乡父老们的文化大革命,这样,我就把人民的运动和大人物们的运动作了一个清楚的分类,从而在人民的运动中发现了它的民主的意义。也正是到了这个地步,我才认为我在学习民主的事情上已经是不再嚼别人嚼过的馍了,用我自己当年的话来说,就叫“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我这样的说法丝毫都没有讽刺在民主的事情上总是在嚼别人嚼过的馍的所谓民运人士的意思在内。
    
    要详细说明上面的两部书稿的内容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够胜任的,我只是说对我个人而言,66运动既然是民主的生活,那么它其中有没有我上面所说的“忘恩负义”的内容?检查的结果是:的确有!现在我就要同读者们共同地研究一下,看一看这样的内容同我上面所说的到底有多大的出入?
    
    1966年8月份以前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共产党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是一贯整人的“四清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继续和深入,当然在这样的运动中,吃了苦头的人对这个运动的回忆可能是刻骨铭心的,但是这个整人的运动发展到1966年8月5日,就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结果一个一贯的整人的运动却在毛泽东个人的干预下向一个新的政治上解放人的政治运动飞速发展,到今天为止被人们叫做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运动。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而只是听别人说的人来说,他们就根本不会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在那一场运动中突然变成为受“亿万人民群众”崇拜的“精神领袖”的问题,因此他们完全可以运用这个社会中流行的无神论的观点把它唾骂一番。其实呢,你如果是那个时代的学生,你大概会百分之百地站在毛我们一边,会象我一样地为造毛为神而疯狂鼓噪。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已经进行了3月多月的时间内,共产党内的大大小小的当权派人物和共产党的整个集体没有人认为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头”应该指向共产党各级当权派,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第二次反右运动”。所以,在这个时间上开展了的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伤害了许多的完全无辜的人,现在由著名的宋永毅、王友琴所建立的“受害者文本”可能就是指这个时期的。因此8月5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之后,政治气候发生了180度的大变化,毛泽东无条件地支持学生造反的行为使他变成了一个面目全新的解放者偶像。你都不想一想,在那个人人自危的环境下,运动突然由整普通人转变为整一贯整人的共产党各级当权派,在17年的政治压迫下,这样的行为不是解放又是什么呢?我设想明天,就是2005年8月21日,我们中国又发生了一个共产党各级当权派都受到中国人民“炮打”的事情,试问:你把这样的运动又叫什么呢?
    
    把全国性的共产党结构、共产党机关以及依附在它的外围的共青团组织统统地“打倒”,最后连“公、检、法“也给”“砸烂”了——这样的运动不是解放的、民主的,又是什么呢?无论怎样说,1966年8月的毛泽东同意、支持、纵容或者号召这样的运动,他已经是在作政治上解放人民的事情了,就这个意义讲,我们的红卫兵和人民造反派知恩当报表明了我们同专制主义的东西还没有断绝关系,因此,我们虽然已经作为获得政治自由的人,精神上却套上了毛的枷锁,这样的现象马克思已经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过了,我们这些“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已经有所预感。但是,值得说明的是,此时此刻我们是“一个心眼”忠于毛的。
    
    问题是:自由民主的生活也是要依据自己的法则发展的,因此,当我们向共产党当权派造反时的团结一致的现象在我们自己的观点产生出来之后就迅速地解体了的情况决定了我们在政治上一定要发生的重要的变化方向,于此相应的是我们“一个心眼忠于”毛的情形也发生了变化;变化中“一个心眼忠于”毛的现象好象比毛的“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给分成了两半:一半而“忠于”毛;一半儿“忠于”我自己。但是这个一半儿也不过是一个比喻,实际上它在本质上已经是“忠于”我自己了,而“忠于”毛不过是个借口。也正是在这里,我才发现了我以及我们那一代红卫兵的“忘恩负义”的问题。“我”在当时我们的主观的意识中也不过是个“小不点”,有什么值得“忠于”的呢?而在那个时候被我们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的观点,也不过是我们在匆忙之中随便拣起来的一个东西而已,因此从理论上讲它不可能变成我们效忠的对象,而毛泽东——一个把我们从真正的奴役中刚刚解放了出来的伟大人物我们竟然的“负”了他。在我们当时的意识中,我们不是要故意地“不忠于”毛,而是我们当时所处的民主的境地被迫我们自己一定要由“忠于”毛转变成为“忠于”我们自己。也就是说是民主的“忘恩负义”的因素在“作怪”,使我们由百分之百的毛泽东派转成变为一个被我们自己的“派性的毒蛇缠住了身子”的人。
    
    但是,就这样的事情我们在当时和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竟然认识不到,还以为我们自己依然是象在大造反时期一样地“忠于”毛呢?其实在事后分析中,我们就不难发现,那时我们“忠于毛泽东”是假,“忠于”我们自己是真。因为在当时的派性的冲突和斗争中,我们在为自己的派性的正确性辩护时,“打”的是毛泽东的旗子,被辩护中的事情也不是毛泽东思想,而是我们自己的偏好和我们自己的“怪癖”(密尔语)。那时因为我们缺乏基本的民主的知识,所以我们的主观思想就认为自己的东西是值不得保护的,但是在我们的潜意识中这样的东西被我们看得要比泰山还要重。可见在这样的事情中,毛泽东思想被我们“当枪使的了”。但是,正如我们大家所说的那样,毛是一个老奸巨滑的人物,在我们的行为还不被我们自己识破的时候,毛就已经看破了我们的这一切。1976年年底,上海《文汇报》上连续刊登的“论反对资产阶级派性”的文章,就非常明白地对我们说,你们是“表面上忠于毛主席”,其“实质是忠于”你们自己的“资产阶级派性”。这篇文章还是危言耸听地警告我们说:你们已经是“毒蛇缠身”的人了!
    
    当然,我这篇短文是不能够算清1966年的那笔糊涂帐的,因此,我只是要说明一个问题,即在民主的生活中,常常存在着“忘恩负义”的事情,就抓住这样的事情人们在辨别民主与专制的时候是可以掌握这个原则的。当我们那些昨天还是是红卫兵造反派的人在以为自己是“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的时候,我们的屁股已经坐到了民主的板凳上了。因此现在回想起来毛泽东当时批评我们的那些话,简直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的,只是他对我们的派性的称呼好象有一点儿毛病值得挑剔,那不叫“资产阶级派性”,而是“人”的——自由和民主生活中的正常人——的派性,因此在人之为人的场合中,它是谁也没有办法消灭的东西,如“春草”一样,“萋萋铲尽还生”!
    
    众所周知,在毛泽东的词典里,“民主、自由”=“资产阶级”,这样的事情我们非常熟悉,问题只在于毛泽东已经对我们的行为已经作出了“资产阶级”判断的时候,我们对这种判断中所包含的民主的价值却完全地无知,因此,在毛泽东死后,我们比邓小平这样的人物对1966年运动的“否定”性看法牵着鼻子走就非常自然。在这里,我不是不理解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那种批评,我设想我自己如果是邓小平,我也会对它作“动乱”式评价的,在运动中,我不但“靠边站”了,而且被“打成了落水狗”,我就甘心吗?因此在建设民主的事情上必须要同时建立民主的真理标准,这样的标准如果没有一个尊重人民、尊重人民的选择、尊重人民的历史这样的内容在内的话,而这样的内容又如果不是体现在行为上面,而仅仅停留在口头上,那么专制人物的观点、异议人士的言论和民运人士的思想就没有办法区分的了。在民主的通常的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民主,但是在民主的“险峻”意义上,我们能够说出多少的话语,终究是一个问题。
    
    这篇文章的结论是说,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有过民主的生活,但是,我们缺乏对它的认识和辩护,因此本文从一个往往被人们忽视的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如果这样的说明的方法有些笨拙的话,那么就是我的写作的方式的问题,其间的思想也许多少有可取之处的。
    2005-8-20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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