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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延效:走过灾难性权贵之路,良性转型与独立个人产权,国企使用权固化到职工的“国资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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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5年10月02日)
    
    
     提交者:王延效 发布时间:2005-10-02 (博讯 boxun.com)

    


王延效:走过灾难性权贵之路,良性转型与独立个人产权,国企使用权固化到职工的“国资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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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灾难性的权贵、泥潭之路,现代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良性转型与独立直接公平的个人产权,国企使用权固化到职工个人的“国有资产役权” 的提出
    
     目录:
     一、现代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基本路径、基本范畴:灾难性的权贵、泥潭之路与良性转型的分立及其宏观考察
     二、当前已面对的灾难性的权贵、泥潭之路及尽可能拖离这一灾难性之路的深入探讨
     三、真正“以人为本”的产权形式、独立直接公平的个人产权与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及其树建其上的劳权即共同(联合)产权劳权
     四、真正“以人为本”的产权形式、独立直接公平的个人产权与国企使用权固化到职工个人的“国有资产役权”
     五、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社会所有制模式的考察
     六、产权改革、灾难性权贵之路、作为产权改革前提条件的政治民主化、政治问题的解决、现代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及其良性转型六者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
     七、走过灾难性的权贵、泥潭之路
    
     一、现代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基本路径、基本范畴:灾难性的权贵、泥潭之路与良性转型的分立及其宏观考察
     现代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是一个异常复杂、曲折、艰难的嬗变过程。在中国,这一转型理想化的走向应是由初级阶段向马克思所设想并科学创立的理想社会、科学社会主义,即真正的人本主义、民本主义社会,也即现代民本社会、和谐社会的转型。其具体内涵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要实现由初级阶段向和谐社会的和平转型,却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世纪性工程。中国向现代社会的理想化发展远不是一个宿命性的想当然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中国现代化的理想化发展,中国向和谐社会的和平转型,不是一种抽象的空洞的必然性,并不仅仅是理想化的企盼和一种美好的希冀,也不仅仅是漂亮的政治词藻和托词,它有着一系列复杂、精深的东西和许多具体的问题,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对待的。
     10多年来,笔者持志不懈的进行了艰难而深入的探讨,具体可参见《宪政中国道路探索(一、二辑:现实、理想篇)》和《民间维权、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国现代民主发展道路》等文。
     从大的方面来讲,发展中的现代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大致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变革阶段和新的社会阶层推动阶段。每一个阶段从运作、操作方式、形式上可分为温和、改良、改革和激进、革命两种方式,两种形式。从发展内容上可分为经济、生活、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领域,从这些不同领域的运行方式、体制、发展的方向、性质上可分为民本主义、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官僚掠夺专权、军阀割据和中央集权等不同类型,这些不同类型又可归结为自由、民主与集权专制两种基本类别、两种基本类型。
     在变革阶段,它的上述两种形式体现为自上而下的改革、改良,和自下而上的或自身内部的或其它形式的革命。对于新的社会阶层推动阶段,它的积极的良性的健康的形式主要是公民社会推动模式,如果不是以公民社会为主体、为主导而是以社会散民为主导的新的社会阶层推动形式,常常就会演变为暴力革命的形式,当然,公民社会主导形式并不是就没有暴力因素,但是,公民社会主导的暴力形式与社会散民主导的暴力形式是具有质的不同的。通常,我们有时就把新的社会阶层推动阶段直接称为公民社会推动阶段。
     变革阶段和公民社会推动阶段也即新的社会阶层推动阶段并不是任由人们主观、自由选择的,公民社会阶段是变革发展到一定阶段,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客观也是必然的结果。同样,与此相对应的,公民社会阶段的也或者说公民社会及其他新兴阶层的各种特质和性质,如和平方式或激进方式,自由、民主类型或集权专制类型,民本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官僚主义之分,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在变革阶段就已经决定了,更准确的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变革阶段决定的。
     变革进行到一定阶段,或说变革进行的过程中,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产生出新的社会阶层。这新的社会阶层有自己的特质和诉求。这诉求是基于新的社会阶层自身的因素提出来的,它与政治主动改革的初衷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并且常常是冲突的。如专制政治的改革所产生的公民社会,却成了抗争专制政治的主体力量。当这新的社会阶层发展到一定程度,便由变革阶段发展到了新的社会阶层推动阶段。所以说改革阶段的理论设计、改革的主观导向至关重要。当然这两个发展阶段的划分不是绝对的,是重叠的。但这一思路非常重要,它可以帮助我们廓清许多问题。
     如:政治的现代化主要有两个路径:一是变革阶段的路径,二是新的社会阶层推动阶段的路径,这时的主要依靠力量就是公民社会。如果这时公民社会力量薄弱,若散民多,就是暴动,若上层公民社会实力强大,就是上层公民社会民主程序模式,若是官僚掠夺专权阶层恶性膨胀,就会带来社会积怨,容易引发社会对抗。等等。
     因此,改革阶段所遗留给公民社会推动阶段的实际基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改革阶段所遗留给公民社会推动阶段的公民社会的实际构成包括公民社会的性质、组合、实力强弱,等等,对公民社会推动阶段具有直接的影响。具体是散民政治还是宪政程序政治,是渐进还是只有对抗中的突变,这与公民社会的实际基础具有直接的关系。
     现代专制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现代经济、社会、政治过程中,从其自然轨迹上讲,是不断向国家经济,或军政集权经济,或上层权贵经济方向发展,并且最终都具有向权贵经济演变的趋向。
     发展中的现代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其变革阶段特别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改良的基本运作轨迹是:由于缺乏社会主体力量,其走向常常是依附、迁就于现实力量,只能实行一些皮毛的变相的改良、改革。其中变相的改良、改革的内容主要集中于与现有体制冲突小的经济、生活等领域。中国是在政权性极强的条件下进行改革的,当然也只能是先从经济领域开始的。
     不过,如果只是一般的自然性的想当然的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其自然的发展趋向一般就是权贵经济。因此,发展中的现代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其变革阶段特别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改良,其理论设计、改革的主观导向就至关重要。
     从改革的可能性上讲,在社会改革、改良初期时,直接对现代专制社会体制本身进行改革,其难度是非常大的,其风险性也大。但是如果仅仅局限于经济建设、经济发展本身的激励,又很可能不断导向权贵经济。
     较为理想的发展方式是:社会改革、改良初期时,根本地把着眼点放在培植和发展现代民主的社会主体、社会基础上,并尽可能地由最广大的社会基层入手,从基础层次一步步循序做起,尽可能地由基础层次建立起广泛、自由、公平和合理的民主基础,这样才能为它的下一阶段即公民社会推动(即新的社会阶层模式)阶段奠定好的社会基础,从而才有可能从更广泛的基础上建立真正彻底的现代民主政治,从根本上消除专制国家的动荡隐患。
     现代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最重要的社会主体、社会基础就是良性的健康的公民社会、中下层公民社会。我们所说的公民社会,是指具有独立的经济来源、经济地位,加之市场化的经济社会氛围,并由此具有的独立的社会政治生活地位和独立人格的新兴社会阶层。
     公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与独立的财产权、独立的产权具有直接的关系。不少人也感觉到了经济对现代社会转型的铺垫意义,只是这一问题不能笼统着讲,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因素都对现代社会的转型具有直接的铺垫意义,实际上对现代社会的转型具有直接的铺垫意义的,主要是借助于这独立的财产权、独立的产权形成、发展的公民社会及其中介组织,一般意义的经济建设等,对此并无多大实际的推动作用。这一点很重要。
     因此,在社会改革、改良初期时,其理论设计、改革的主观导向必须是把根本地着眼点放在经济、产权领域的改革上,特别是良性的健康的产权即中下层的独立直接公平的个人财产权、独立直接公平的个人产权,这一点至关重要。
     但是这需要国家及相关的知识群体的自觉提出、主观推动。
     还有,对于发展中的现代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如果一开始在还完全缺乏最基本的公民社会及其中介组织作社会基础、社会铺垫的基础上贸然直接推行上层政治改革,反而有可能出现失控的风险,及有可能更快的导致权贵化走向。对此对于政治改革依赖症、幻觉症的人而言也许并不承认,但事情确实会是这样。
     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宪政、宪政程序,其核心是限权,是有限政治,及有限政治基础上的有限政府,也即放权、及放权和权力运行的程序化。宪政与一般意义上的民主是有区别的:宪政是对最根本、最高的、最上层、最终的权力的“有限”,是宪政、宪政程序、以及宪政社会的统一。离开了实质意义上的宪政、宪政程序,仅仅是现实、应用层面上的所谓的法治、法治建设、政治改革,对人们所期望的人权、自由、民主、对公正的期望等而言,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其实并无多大实质性的意义,它是只好看,不好用,并不能发挥多大实际作用。
     在这里还存在的一个及其重要的问题是权力向下放的向下的深度、程度,当然也还有一个权力本身所限权、放权的多少、程度的问题,要注意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如果放权向下的深度、程度不大,不彻底,仅仅截留在了中上阶层,并没能真正直接到达社会底层、基层,就会导致相对应的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权贵化走向,特别是在公民社会、又特别是在中下层公民社会及其中介组织还很薄弱、不成熟时。
     我前几年提过的“经济、社会转型先行,快行,民主、宪政后行,缓行”,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即使政治改革是良性的,并且是直接到达社会底层、基层,那也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中间不可能完全不截留,二是还有理论设计、改革的主观导向的问题,即它是不是把根本地着眼点放在良性的健康的产权即中下层的独立直接公平的个人财产权、独立直接公平的个人产权上,而不是一般的想当然的先从经济领域开始,主要的是在于经济建设、经济发展本身的激励上。再者,在社会改革、改良初期时,这类良性的彻底的政治改革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当如以上层层所述的自然演变趋向即向权贵经济演变的趋向成为既定现实时,其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现代民主政治、现代社会的发展,就只能是在复杂的多变的充满种种变数的现实博弈中得以逐步发展、形成、演进。
     发展中的现代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社会改革、改良初期时,其理论设计、改革的主观导向如果并没有把根本地着眼点放在经济、产权领域的改革上,特别是良性的健康的产权即中下层的独立直接公平的个人财产权、独立直接公平的个人产权,而是也极可能是只是一般的自然性的想当然的先从经济领域开始,主要的是在于经济建设、经济发展本身的激励,或推行一些仅仅是皮毛的表面性文章的所谓的法治建设、政治改革,并且又极可能是连这仅仅是皮毛的所谓的政治改革也没能真正直接到达社会底层、基层,而是仅仅截留在了中上阶层,使所谓的政治改革事实上成了相对应的不同层面实现权贵化的政治凭藉和现实契机。由此,导致了经济、政治的权贵化,并由此进一步导致了经济生活文化社会政治等整个社会全方位的败坏、堕落、靡烂。
     不过,并不能由此就否定经济、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成了现代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必经道路,必经关口,或说必要的代价。而具有庞大的国有资产的国家这一问题更加严重,问题更加突出和复杂。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回避这一现实问题,而是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尽可能的降低、减小这种权贵化,即在社会改革、改良初期时,必须是把根本地着眼点放在经济、产权领域的改革上,特别是良性的健康的产权即中下层的独立直接公平的个人财产权、独立直接公平的个人产权,及政治改革的限权、放权向下必须真正直接到达社会底层、基层。
     即使做不到或如果实际上没能做到这一点,也不能由此完全否定这一经济、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因为这一关口总是要、迟早还是要过的,而是要正视现实,面对这灾难性的权贵、泥潭之路的既定现实继续向前走,走过这灾难性的权贵、泥潭之路,只是人们所面对的这下一阶段的公民社会推动阶段,是已经权贵、泥潭之路了的民间维权、公民社会推动之路,这已经是一条复杂的多变的充满种种变数的不归之路。
     这条各种形式的复杂的多变的充满种种变数的权贵经济演变道路,实际上就是近代的艰难、曲折之路,是一条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任其演进的权贵、泥潭的不归之路。
     对于现代专制的发展中国家由初级阶段向现代社会、和谐社会的转型,在变革阶段,由于缺乏社会主体力量,其走向常常是两个极端,不是过于理想化,就是依附、迁就于现实力量,只能实行一些皮毛的变相的改良、改革。单就变革阶段的改革路径而言,如果操作得好,或者有比较好的社会条件、社会基础或社会历史契机,改革也能够获得深入、积极的发展。之后是新兴的公民社会的出现及其逐步发展,以及相对应的现代民主政治的公民社会推动模式的提出。
     公民社会推动模式的转型,特别是在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的转型,与变革阶段的社会改良相比,它要现实、实际得多。社会改良运动由于其自身的特点,由于它是由具有社会改良思想的上层民主人士等主观发动的,它的社会基础非常薄弱,它需要在革命形势高涨或社会激变等的形势下或者凭借专制政权的权威借助革命形势造成和提供的时机与力量发挥作用,在专制政权相对稳定的时期,它很难独自有所作为。特别是在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
     与初期时独自进行的改良运动及暴力形式相比,公民社会推动模式的转型的优势还在于:公民社会的社会革命的目标和它的过程是统一的,也就是说,为达到它的目标所采取的措施、方法和手段已是和谐社会、民主性的,这一过程的完成本身就是它的目标的实现。
     以公民社会推动模式为主要形式的转型,比暴力性的激进转型包括这一阶段的暴力转型和变革阶段的暴力转型要可取得多。由具有现代民主思想的革命党人组织、领导的政治革命,虽然比以公民社会为主体的社会革命要鲜明、坚决和彻底,但它的过程与目标是间断的分离的,也就是说,政治革命的完成,还远非是目标的实现,而仅仅是实现目标的开始。
     和谐社会、现代民主的转型是一种新形式的革命,它与以往最后的归宿是封建专制的农民革命不同,它的革命目标是建立社会化、开放化、公开化的现代民主政体,更适合于采取公开性、社会性、开放性、舆论性和群众性的革命方式,这种方式从客观上避免着纯粹宫廷政变式的自我束缚、自我孤立、自我困窘的改良模式,也避免着纯粹暴力对抗的形式所带来的既易于忽视自己的建设,常常被陈旧的传统所同化,更由于它的暴力特征所蕴含的专制回归的巨大危险性的暴力模式、应急模式,它达到了一种目标与基础、条件相统一,目的与手段、过程相统一的自我肯定、自我奠基的协同效果。
     公民社会又有上、中、下等阶层之分。对于公民社会推动模式,以中下层公民社会为主的和平转型又要比以上层、中上层公民社会为主的转型平稳、可靠得多。
     上层利益群体分为权贵经济和上层资本主义,其中主要是权贵经济。上层资本主义是公民社会、上层公民社会范畴。权贵经济主要的是官僚掠夺专权范畴,而不是资本主义。这两者是具有质的区别的。权贵经济主要的是官僚掠夺专权范畴,但这并不否定其中包涵有某种权贵、官僚资本主义、上层公民社会的因素,但它也仅仅是因素,而不会是主流,但这权贵资本主义、上层公民社会的因素也毕竟包涵着。
     上层利益群体还是包涵有上层资本主义、上层公民社会的,权贵经济也还是包涵有上层公民社会因素的。这一点很重要。从大的方面讲,其中的上层公民社会成分及因素,也是现代民主的社会经济基础的重要构成部分。这一点必须明确,不能偏执了。只是还是说,这并不就是主张有意识的刻意的去发展上层利益群体、上层公民社会模式特别是灾难性的权贵经济,而是在已经存在着了的某种上层公民社会民主的现实条件下,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发挥它呢?
     现代专制的发展中国家向现代社会、和谐社会转型的上层利益群体特别是权贵经济形式是非常麻烦、非常可怕的,是灾难性的。它是寡头的半专制性的,它虽然不能算是暴力性的激进转型,但一则它主要的是官僚掠夺专权范畴,它主要的还仍然属于“初级阶段”范畴,它并没有完成向现代社会、和谐社会的转型,严格来说它不能算是一种转型形式,二则更糟糕的是,它不但没有完成社会的转型,却把“初级阶段”真正的致命弱点、隐患引爆了:其实暴力性的激进转型主要地就是由此引发的,它是引发暴力性的激进转型的主要因素、主要形式,它是暴力性的激进转型的主要构成因素、主要根源。
     具体地讲,“初级阶段”即现代专制社会更存在着这样的致命弱点:政权相对孤立、专横,国家政权与社会底层对立、不通融,社会不可能最终解决腐化和离心这一历史难题,也不可能随时化解不断积累的对立情绪,或通过社会调节机制不断更新政权。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集权专制体制总是伴随着派系、腐败、垄断等现象以及僵化、守旧等必然属性,这些现象一开始是要受到严格控制的,但是日积月累,便总慢慢蔓延起来,并基于一系列意外的和偶然的变故得以发展,这种发展会呈加速度趋势,并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呈现失控状态,这时腐化趋势便很难再加以制止,除非又有新的意外变故。历史上这种专制体制所呈现出来的就是:它一次又一次把社会从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割据中统一起来,并一次又一次地造就了高度繁荣,但却不能真正根除正是由它自身所导致的社会周期性大动荡:每隔两、三百年发生一次周期性的大动荡、大破坏,整个社会大瓦解。
      进入近现代,在引进和发展现代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这种集权体制由于插入了“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这一因素,犹如注入了腐败催化剂,为腐败提供了新的土壤和机会,加速加重了它的腐败和程度,特别是具有庞大的国有资产的发展中国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在政权相对集中的发展中国家,其现代化发展由于权力的不正当插入,常常带来官僚化和腐化,这种官僚化和腐化侵蚀着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积聚着社会积怨,常常在基层的以及上层的公民社会尚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在现代民主政治尚没有确立之前过早地出现动荡,导致暴力对抗和社会长时间的动荡不定,这样各种问题的解决只能诉诸武力,诉诸纯粹的激烈的暴力革命,由此建立起来的必然是新军阀性质的军事独裁或者是军事独裁与资本主义的混合体即军政集权资本主义,也或者是国家性的不同形式的或资本主义、封建专制的或各种形式的民生主义、理想主义的国家一大统模式。之后又将朝着下一个发展、解体周期演变。
     所以说,现代专制的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的上层利益群体特别是权贵经济形式,要比公民社会、中下层公民社会的发展模式复杂、曲折、多变得多,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出现动荡、多变的概率和频率要大得多,其变数、不确定性太大,风险太大,它具有更多的变数。
     现代专制的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的上层利益群体特别是权贵经济形式是灾难性的。但是如果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首先是上层利益群体、权贵经济形式发展了起来,其社会转型只能站在这一现实前提下来讨论、对待问题,以发展的眼光对待上层利益群体形式,特别是其中的上层公民社会因素。从长远的发展的角度上讲,这时通过上层利益群体形式是有可能对社会转型起到某种作用的。
     这里所谓的“上层利益群体形式”,并不是指上层对社会的自觉改革,它的指向正好相反,它是指上层利益群体在追求、诉求自身的利益过程中,客观上有可能在造成着一种民主要求和民主形势,并且这种民主是上层的寡头的甚至是腐败的半专制性的,但我看重的是有可能由此带来的民主形势和民主氛围,由此是有可能开启中国社会转型的大门,造就现代民主政治的形势的。
     我们对“上层利益群体形式”的讨论,是基于社会的现实,但它并不是我们所真正希望达到的目标。我们是基于这一实际状况反过来实现对这一现实的改造,“当然我们在上层利益群体的发展过程中,更要尽可能多地发展基层、下层利益因素,并且在上层利益群体形式确立之后,要同时积极进行基层、下层民主程序的发展。最终我们要实现上层利益群体和现实社会的不断演进。”
     我们讨论上层利益群体形式、讨论权贵经济,并不是说这就是主观的去推动上层利益群体形式,恰恰相反,我们是强调尽可能控制上层利益群体形式特别是权贵经济,积极发展民本经济的。问题是,上层利益群体形式特别是其中的上层公民社会因素已经造成的某种民主的可能,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发挥它呢?那是不是就太教条、本本、机械、偏执了?
     现实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中下层利益群体中的官僚掠夺专权因素。在当前的中下层利益群体中,除了民本主义、资本主义外,也还包括一定的权贵经济,只不过他是中下层的权贵经济。中下层的权贵经济在性质上与上层权贵经济是一样的或相似的。权贵经济并不仅仅局限于上层,他在中下层照样很庞大。这一点一定需要重视。
     由初级阶段向现代社会、和谐社会转型过程中,还存在着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与民本主义,以及中下层公民社会阶层与中上层公民社会阶层之间的在宪政框架内进行整合的问题,以及这一整合的极端重要性及其异常的艰难性、艰巨性,等等。
    
     二、当前已面对的灾难性的权贵、泥潭之路及尽可能拖离这一灾难性之路的深入探讨
     中国目前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权贵经济时代,中国已经在这条权贵、泥潭的不归之路上滑出很远了。中国面对的公民社会推动阶段,是已经权贵、泥潭之路了的民间维权、公民社会推动之路,这已经是一条复杂的多变的充满种种变数的不归之路。即使是平稳的成功的推动起来,那起码也要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如果运行中出现变数,其递次演绎的漫漫历程更是无可言状。并且这后一种出现的概率要大得多,起码是两种状况兼而有之。如果连这样一种公民社会推动之路都不能占主流、主导地位的话,其结果将会更加恶化和复杂。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不觉间中国已经又一次来到了重要的十字路口上,一个像近代一样同样是复杂的多变的充满种种变数的异常艰难困苦的十字路口。
     这就是中国现代民主、现代社会的发展所正在面对的复杂的多变的变数。记得1993年我在《现代潮流在中国即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通过近现代史审视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的最后一句话是:但愿梁启超的遗憾不会在下个世纪重现。是的,我们该如何走过这复杂多变的变数?
     当前,面对中国已经形成的新矛盾,新问题,新形势,向现代社会、和谐社会的顺利、成功转型,并不仅仅是人权的问题,现代政治的问题,解决经济深入改革的瓶颈的问题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它既是使中国真正走出社会周期性大动荡的深远的社会历史课题,使中国社会历史真正走向稳定持续发展的轨道,也是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好当前政治、社会稳定,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关系的根本途径和现实选择。我们一定要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好中国政治、社会稳定的问题,绝对不能以中国以后长期的社会动荡、甚至继续演绎着顽固的“动荡-集权-繁荣-腐化-动荡”的历史轨迹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和一时的稳定。在面对向现代社会、和谐社会的转型,建立真正的“以人为本” 真正的人本主义、民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民主政体、引入现代民主机制方面,任何人,任何集团都必须从社会历史意义上,从当前真正从根本上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的高度上认识这个问题,对待这个问题,都具有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和现实职责。
     “极权社会向市场+权威政治的过渡”过程中的可怜的一点点上层公民社会成分及因素,正是现代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各种形式的复杂的多变的充满种种变数的”根本原因。这种靡烂的泥潭道路当然毫无公平、公正可言。
     真正的问题是这种靡烂的泥潭道路具有巨大的自然趋向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成了现代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必经道路,必经关口,或说必要的代价。而具有庞大的国有资产的国家这一问题更加严重,问题更加突出和复杂。而“这条各种形式的复杂的多变的充满种种变数的权贵经济演变道路”,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出在公民社会、公民社会观念上,它恰恰正是反公民社会、反公民社会道路的,它主要的是反公民社会的官僚掠夺专权范畴,其真正的公民社会成分及因素是非常低的。
     当然,人们对公民社会的理解可能是有些教条、有些狭隘,他们可能是把如上所述的上层公民社会成分及因素,当成了公民社会的基本形式,他们把注意力、着眼点和希望都寄托在、固化在了上述的其实也已经是变异了的上层公民社会成分及因素上。公民社会的概念、形式必须更新、扩大。但不是否定公民社会概念本身。
     因此,现代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特别是具有庞大的国有资产的国家,中下层真正的公民社会的培植和发展尤为重要,尤为关键。离开了真正意义上的中下层公民社会的培植和发展,“我们的任何形式的维权运动、向现代社会、和谐社会的和平转型、现代民主道路都将举步维艰”。
     “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平转型,是以广泛的深厚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而良性的公民社会的形成,又是建立在真正符合“以人为本”精神的产权形式,即独立直接公平的个人财产权、独立直接公平的个人产权之上的。公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与独立的财产权、独立的产权具有直接的关系,而真正良性的健康的公民社会则是建立在独立直接公平的个人产权即真正“以人为本”的产权形式之上的。特别是作为目前产权最主要也是最重要构成部分的国有资产向真正“以人为本”的产权形式的转向,对真正良性的健康的公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对我们的现代民主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中下层公民社会阶层的发展,是保证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民主社会良性化、健康发展的基础性保障。近代中下层公民社会阶层发展的薄弱,中下层公民社会阶层基础的脆弱,以及当时人们主观思想上过多地注重中上层特别是上层公民社会,甚至是上层利益群体、上层权贵,对中下层公民社会阶层的忽视,还有同盟会对公民社会推动模式缺乏更深刻的认识,等等,是中国近代民主、近代社会如此脆弱,充满过多的复杂多变的变数的重要原因。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出:在权贵经济日益膨胀的今天,尚还有庞大的国有资产保留着,没有被权贵化。如果继续沿用国有资产目前的运作形式、管理办法,现在还存有的这庞大的国有资产,要幻想其不再被权贵化,其可能性百分之一千是负数。
     请看国有资产可以由政府、官僚代理“管理”“经营”以来,“工人下岗买断,国企法人私有化”虽然并不是全由此所致,但确实是由此“开始的”。因为这标志着本来是毋庸置疑的任何人都不能染指的全民所有的用以供给全民生产使用的生产资料可以由政府、官僚代理“管理”“经营”(当然我在此只是廓清这一演绎脉络,并不是对这种形式本身的优劣进行评判),然后是代理“管理”“经营”之权的逐级下放及泛化,特别是企业集团也可代理“收拢”“管理”“经营”儿孙辈的二级国企,有的企业集团竟在一夜之间“收拢”上百家二级儿孙国企,并又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全部折腾的寿终正寝!!
     这就是盛极一时的国有资产的运作形式、管理办法,我们对它还报什么幻想?!
     对于当前的国有制及其必然的运作形式、管理办法,其存在的问题是原则性的,如果寄望于通过改进、完善来弥补其缺陷,是很难有实质性作用的。我们应彻底摆脱通过技术性的修补来进行改进、再在“管理”上作问题的老路,这已经是一条绝对的死路。要真正转到靠改造产权、更新物权形式,改造成真正以人为本的产权形式这一新的轨道上来。在目前的国有资产基础上及当前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任何“寻求保持领导能力和法治的途径”,都不会达到应有的效果。
     所以在此强烈呼吁:把现在还存有的这庞大的国有资产尽快进行良性化改造,向真正“以人为本”的产权形式转向,真正实行符合“以人为本”精神的产权形式。也就是说,通过这庞大的国有资产向真正“以人为本”的产权形式的转向,积极发展良性的健康的中下层公民社会、民本民主、民本政治来弥补权贵经济所带来的现代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复杂多变的变数”,“我们该如何走过这复杂多变的变数?”
     还需要特别提出的是:
     如果现在这庞大的国有资产还不能尽快事实上的良性化的改造的话,那么中国发展的实际道路,只能是“不断向国家经济、军政集权经济或上层权贵经济方向发展,并且最终都具有向权贵经济演变的趋向。”“如果实际的发展已经是这样的,其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只能……进行各种形式的复杂的多变的充满种种变数的各种公民社会群体之间以及公民社会与集权政治之间的民主博弈、民主程序发展,其中特别是中下层公民社会群体对上层公民社会群体和集权政治之间的民主博弈、民主程序发展。”
     这条各种形式的复杂的多变的充满种种变数的权贵经济演变道路,实际上就是近代的艰难、曲折之路,是一条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任其演进的权贵、泥潭的不归之路。实际上中国已经在这条不归之路上滑出很远了!
     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目前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权贵经济时代,中国已经在这条权贵、泥潭的不归之路上滑出很远了。今天的社会,已进入后改革时代,已导致了重重实际的社会问题,已是道远任重,已不可昔比,也就是说,当前理想的良性的向现代社会、和谐社会和平转型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错过。历史留给我们可供选择的空间是我们所难以左右的,其实已经很小了,这也许就是现在这庞大的国有资产最后一次产权形式转向、良性化改造的机会了,如果现在这尚余的国有资产再权贵化,中国就百分之百是沿着上述权贵、泥潭之路不归下去了。
     早就有人指出:某种意义上,中华民族的命运(必然影响全人类的命运),就系在我们正在进行的竞争:一场与灾难爆发速度的竞争。至少在灾难爆发前积累起必要的对治力量。当前中国难道不正是这样吗?
     对于国有资产的良性化改造,很多人认为被政治上层认可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如果这庞大的国有资产不能事实上的良性化改造的话,我们的任何形式的维权运动、向现代社会、和谐社会的和平转型、现代民主道路都将举步维艰。
     有人提出:一个蓝图需要“物质力量”去推动,现在关心的是产权转型的制度条件,“政治先于经济”。真正的问题恰恰在于:这“物质力量”,“制度条件”,先于经济的政治,其具备、建立,正是需要靠由它所推动的“以人为本”的产权和凭藉这“以人为本”的产权所树建起来的公民社会为真正的基础推动起来的。也就是说,只有真正解决了产权的问题,哪怕是用益物权形态的产权,才能不断孕育、发展、壮大公民社会,才能使向和谐社会的转型成为可能。这一点非常重要!但这又是一个悖论,即“产权转型的制度条件”与“以人为本产权”是互为条件,互为前提。决不仅仅只是“产权转型的制度条件”是“以人为本产权”的必要前提。
     当然,这是从公民社会推动模式上讲的。再退一步,从变革阶段,从改革的可能性上讲,经济、产权领域要比政治、体制领域容易,如果已经可以启动政治改革,那么经济、产权改革当然更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政治改革不能触及,经济、产权改革未必就一定不能进行,不过如果连经济、产权改革都不能开启,那么启动政治改革就更无可能。
     实际的改革、转型进程是:这两方面的改革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是在改革的实际发展中具体面对这一问题的。至于具体那一领域先开启,是重点,则是具体的,是由当时所处的具体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条件决定的,并且常常就是经济、产权领域的改革先开启。当然也有政治、体制领域直接开启的,但这时经济、产权领域的改革也一般是同时进行的。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已进入后改革时代的今天的社会,由政治上层主动开启良性的全民性的政治改革,这一路径的前景已经是非常渺茫。即使开启,也已经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权贵化、权贵性了的政治搏奕,而已远不再是人们所期望的改革了。并且在中下层公民社会这一和谐社会重要的社会基础孕育的还不足够壮大和成熟时,这种权贵化、权贵性了的政治搏奕的开启反而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还有,政治的现代化、民主化可以通过两种路径来推动:一种是变革的路径,它包括自上而下的改革、改良,和自下而上的或自身内部的或其它形式的革命两种形式,再一种就是公民社会推动模式的路径。对于公民社会推动模式的推动,它需要公民社会特别是中下层公民社会的充分孕育、培植、发展。对于改革、改良的路径的基本估计,上面已经作了详细的分析。对于变革路径的另外一种形式,也并不是就顺理成章、顺畅自然的,它也实际的面对着众多的困窘,同时自身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再者,在这里直接相关的其实首先是作为与产权改革相配套的直接有针对性的政治改革。
     与产权改革直接对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具体,笼统着讲容易把人引向误区,也就是说,我们在推动产权改革时,首先关心的最主要的是作为与产权改革相配套的直接有针对性的政治改革,其它的政治改革内容也很重要,但就对这一点而言,它就不是主要的问题。如农村改革,主要的就是打破“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其它的政治改革内容对它的影响就不大。同样,城市国企经济改革主要的就是打破计委、各专业局对国企的直接垄断控制。其实这一问题早就基本解决了。城市国企经济改革走入误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没有找到适宜的方案,”是理论探讨和设计上的问题。当然这也许不是根本的、最主要的因素,但这一原因确实是存在的,并且是很主要的一个因素。
     笼统的过分的夸大、泛化某一改革所需要的政治改革前提是不可取的。这很容易把人引向误区,从而会坐失许多机会,也容易混乱人们的思路。更重要的是,在“由政治上层主动开启良性的全民性的政治改革,这一路径的前景已经是非常渺茫”的今天,笼统的而不是具体地有针对性的分析某一改革所需要的直接对应的政治改革前提,则很容易演绎成否定产权改革的托词。
     政治的主动改革产生出新的社会阶层与政府主动进行政治改革是完全两回事。在“由政治上层主动开启良性的全民性的政治改革,这一路径的前景已经是非常渺茫”的今天,再过分寄望于政治上层主动进行政治改革是无益的。但推动政治上层主动进行客观上当然不一定是主观上产生出新的社会阶层的经济、产权改革,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经济、产权改革所需要的政治条件及政治民主程度并不一定就很强。如果产权改革一定要等到政治改革以后或同时进行,因如前所述政治改革的困境,就陷入了自我否定的怪圈,最后就会演绎成坐等政治上层主动进行政治改革的一相情愿,这无异于造成了事实上的否定产权改革的现实。所以进一步启动产权改革是最现实的选择。
     更重要的是,当前中国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再等待、拖延下去了。政治上层必须立即开启国有资产良性化改造的提议。即使这一倡议被政治上层认可的可能性就是很小,我们也只有放手一搏。不过,我坚信,当前中国的上层政治,在面对中华民族兴、乱攸关的十字路口上,一个像近代一样同样是复杂的多变的充满种种变数的异常艰难困苦的十字路口,一定有足够的正义、道义担当,有足够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去面对这一历史性抉择。舍此,留给我们中华民族的只有是坐失良机,递次不归演绎,扼腕长叹!
     2005-8-26 19:15:00
    


王延效:走过灾难性权贵之路,良性转型与独立个人产权,国企使用权固化到职工的“国资役权”(续一)
    
     三、真正“以人为本”的产权形式、独立直接公平的个人产权与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及其树建其上的劳权即共同(联合)产权劳权
     以人为本,民本主义,本质上就是马克思所设想并科学创立的理想社会、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包括这样几个层次:
     一是它的价值目标。它追求人的自由、自主、平等和社会的和谐。具体地讲,在劳动上,实现劳动条件的平等,劳动的自主,劳动收益的合理;在生活上,实现人的自主、自由和全面发展;在社会上,具有平等的自由的自主的参与权、民主管理以及广泛的博爱精神、人道主义。
     二是它的手段和保证措施,即科学社会主义、民本主义制度。
     在劳动上,要实现它的三个理想目标,必须打破生产资料的私人控制权,要达到这一点,就需要有相应的措施、制度来保障。如经营与股东、股权的相对分离,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抗争及其进而共融、并存、统一于一体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等等。马克思所设想的是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是马克思提出公有制的内在根据。
     公有财产、公有制的建立,是基于如下考虑的:财产由全民所有,用于全民的生活和生产,其中生产也是服务于全民的。在这里,用于生活的和生产的并不是同一个范畴。用于生活上的是目的;用于生产上的即全民企业的建立主要是一种手段,一种确定财产投向,通过生产,服务于社会,同时为全民提供公平参与劳动、获得相应报酬的机会的手段。在这里,企业资产的全民所有制的意义具有这样两方面:一是规范资产的投向,二是为全民提供公平参与劳动、获得相应报酬的机会。因此,全民企业作为生产单位,具有这样两种特性:一是服务于社会,这是它的社会目的;二是为全民提供公平参与劳动、获得相应报酬的机会,这是它的主体意义。全民企业是社会目的和主体意义两者的统一。相应地,企业的社会特性由社会承担,其具体的生产经营由企业内部的全体职工承担,科学社会主义企业是社会与企业职工相结合的双轨结构,它内含着资金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公有制还只是科学社会主义劳动三原则实现的条件和前提,还远不是其全部内容和本质特征,其中还有公有财产的管理即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的保持及其实现形式,也就是保证公有财产真正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劳动基础,因为在此基础上也完全可能形成其它性质的劳动形式。再者,在经过公有制的大力推动,生产资料是全民共同参与劳动的条件、创造价值的社会资本的观念形成以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人投资,因为在共同经营的社会舆论形成并巩固下来之后,可以保证一定程度的私人投资只具有投资收益权,而不再带来相应的管理控制权。在劳动上,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劳动者参与管理即民主管理。
     人们所设想和设计的公有财产管理的实现形式可包括:消费和劳动产品是社会化的,是产品经济,加强集体主义思想道德教育,人们把全社会或集体作为一个整体共同体,生产资料实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等形式的公有制,社会保证人们的劳动和产品分配的正当权益,监督、规划和指挥人们的生产,等等。在这里,一则公有制是保证社会实施监督、规划和指挥,保证人们的劳动和产品分配的正当权益的社会基础;二则公有制的生产资料的正常运行又是以产品经济和社会共同感、集体感为社会前提的。
     对于共同的生产资料的问题,这里涉及到整体感这样一个范畴。对于一定范围的劳动者投入各自的生产资料或运用共同的生产资料共同劳动来说,如果要达到既能保证实行以劳动为主体的组织形式又能保证对生产资料的真正负责的理想效果,需要每一个劳动者都把这共同的生产资料看作是象自己的一样。这种感觉在现实中是存在的,是能够实现的。如在现在的三人小家庭中,其实很难把个人的利益和家庭的利益区分开来,家庭的利益被理所当然的(!)看成是自己的利益。把三人之家的利益看作是自己的利益这种感觉就是一种整体感。对于共同的生产资料,整体感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范畴。整体感是由共同利益脱胎升华出来的一种超个人利益的另外一种感受,一则它与共同不同,共同还只是各个个体的集合,它以个人为纽带,而整体则是由共同升华出来的另一种规定性,它不再以个人为纽带,而是一种独立的感受。对于这种超越具体的抽象独立感,一种自我本位感,可以从社会心理学中得到证明。二则,整体又是以共同为基础的,是建立在共同之上的,脱离了共同的整体是僵化的、空洞的、无生命力的。整体用 “集体”来表示更准确,但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集体”的泛用造成了习惯上的错觉。“整体”是有一定的度的,它不是无限制的,不能无限扩大,它受到社会生产力的限制,也受到人们的社会心理活动的局限,也就是说,现实中存在着“整体阈”这样一种规定性,超出了这种“整体阈”而形成的心理本位感,是一种比“整体”、“集体”广泛的“公共”感。当然,“整体感”具有不同的层次性,它与“公共感”的相对立不是绝对的,而是具体的相对的。以整体阈为限为基础把劳动者与其共同的生产资料真正联系在一起的劳动组织形式就是劳动共同体公司。在这里,劳动共同体公司同时也是劳动主体公司,它的这种组织形式主要在于实现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真正负责方面,它与劳动主体公司并不矛盾,而是统一的。
      但是,在当前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实行全社会一体化的全民经济,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也很难长久地进行维持。这是后来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进行经济改革,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承认和实行商品经济、遵循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承认和尊重个人利益、使商品意识在社会上受到普遍蔓延的社会原因。
     不过,商品经济的发展,个人利益的承认,将涉及到原有经济体制全方位的相应配套改革,如果仅仅局限于某些环节或某些方面的局限改革,必然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和不良后果。如在商品经济和商品意识条件下,公有制的原有形式必须进行相应的改进和完善,否则就会带来资产的流失、腐败等不良后果和生产活力的降低、生产停滞等消极影响。这也是当时东欧等国家和我国过去城市经济改革不顺利、不成功的主要症结所在。
     那么,在当前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公有财产及其管理的实现形式应是怎样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马克思是怎样具体阐述的。
     对于生产资料形式,马克思否定的其实主要是作为束缚劳动导致劳动异化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至于取代这种生产方式的是哪种形式,马克思作了深入的探讨,先后作过许多种阐述,这各种不同的阐述也表明了马克思对这一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入以及多层次、多角度和复杂的、反复的思考思路。但有一点是始终如一的:如何确立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彻底解放劳动、劳动者和全人类。1844年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写道:“联合还通过合理的途径,而不是借助于农奴制度、发号施令和有关所有权的荒谬的神秘主义……通过自由的劳动和自由的享受……”(该书第40页)。“社会的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的性质……活动及其成果的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具有社会的性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第75页),“当共产主义的手工业者联合起来的时候”(第93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是这样提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同上书第77-78页),“……自由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共同计划”(同上书第79页)。《共产党宣言》的提法是:“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同上书第273页)。《资本论》的提法是:“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法文版中‘自觉地’扩充为:按照预先商定的计划)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资本论》第1章)。《哥达纲领批判》的提法是:“在共产主义底更高阶段上,在个人之奴役的从属于分工以及因此而生的精神劳动和肉体劳动底对立消灭之后……合作的财富……”(《哥达纲领批判》1950年版,第21页)。
     从以上摘录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共同占有”是建立在每一个个人的直接占有之上的,是个人占有的扩大形式,是自由个人的联合,是联合之后每一个个人的直接占有,他肯定个体,是个体的社会化、“社会的性质”。
     因此,现实中,这庞大的国有资产真正以人为本、民本主义的实现形式,一是要真正体现以人为本、民本主义的精神和原则,即“建立在每一个个人的直接占有之上”“是联合之后每一个个人的直接占有,他肯定个体”。二是必须要与当前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条件相适应,既不能超越、偏离了实际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又要在现有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尽可能大的实现、体现它的社会化要求、特性,尽可能大的发挥它在现有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的社会化水平、程度,“是个人占有的扩大形式,是自由个人的联合”,“是个体的社会化” “社会的性质”。
     实现以上基本原则的公有财产及其管理的最基本、最初级的实现形式就是: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及其树建其上的劳权的形式。其具体方式是:
     把国有资产按照所有劳动者过去贡献量的大小和兼顾平等的原则全部量化到劳动者个人名下。在这里,公平量化给劳动者个人的资产主要在于其所有权,它不是一种独立的所有制形式,它的自由联合是公有制的初级形态。这样就形成了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形式。公司的组织形式,同样实行以劳动为主体的运行机制,即完全以劳动为基准享有权利、承担风险。这样,就形成了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及其树建其上的劳权的公司组织形式即共同(联合)产权劳权。在具体运作上,基于公司规模的大小等实际情况,可以实行劳动共同体公司,也可以实行合作劳动主体公司。公平占有的资产,只能用于投资,不能用于消费,但具有除管理权之外的各种支配权。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及其树建其上的劳权,其实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应有之义,是把原本就应该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资产、生产资料具体的实际的还原到了每一个人的个人名下,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现阶段的实现形式和深化形式,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初级形态,是真正符合马克思设想的自主平等选择职业的劳动方式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的组织形式。
      实行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及其树建其上的劳权,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还具有特别的意义。在政权相对集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具有潜在的腐化和官僚化的巨大危险性。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及其树建其上的劳权的提出,可以通过由下层、基层的循序发展,逐步发展起现代宪政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从而达到消除官僚侵入和消除官僚侵入的土壤的协同的社会效果,以从根本上消除腐化、官僚化的隐患和发展中国家动荡的隐患,保证现代化在稳定的基础上持续、协调发展,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及其树建其上的劳权,体现着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耦合性,能够最充分地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在我国现阶段的实现形式,它导向着人类社会的一种新走向和新文明。
     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形式即共同(联合)产权,第一,由于它涉及到每一个人,所以人人都能够参与其中,它对社会、政治条件的依赖性、依赖度较低。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它的公正性。并且这种方式本身就是公平的。第二,这种产权改革的不断发展,反过来会进一步改造、提高、回补它所依赖的社会、政治条件。它是一条集手段、过程、目标及前提、条件于一体的自耦合、正耦合的自足、协同模式。第三,它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我国经济机制改革的价值指向、价值趋向相一致,这在理论、思想、政治等各方面都不应该有太大的阻力。第四,由于我们现有的财富基础已经具有了极大的不公平性,现在实行的民营化改革即使是公正的,但事实上已经不是公平的了,而且也已不可能公平了,所谓的起点公平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存在了,并且它的前提和过程其实也难以真正做到公正。第五,不能把这种产权形式错误的、简单的看成是平分国企产权,其实它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应有之义,是把原本就应该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资产、生产资料具体的实际的还原到了每一个人的个人名下。实际上,这种产权形式才是我们所真正追求的以人为本、民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产权形式,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产权形式、经济形式的初级形态。因此,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形式,是当前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最佳选择。第六,产权形式的这种转换不能搞平均主义,也不能搞一刀切,它主要的是重视产权形式转换过程中的公正、平等、公平。就如秦教授所讲的:体现“起点平等”的方式:以非实物的某种价值形式“在一定范围内公正平分原‘公有’资产”。第七,更重要的是,产权形式的这种转换不是平分国企产权,更不是分解原国企产权,它是产权形式的一种转换,是在创建一种更清晰、更公平、更有效、更具有可操作性、更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全新的产权形式,它是产权形式的一种转换,不是平分后拿去消费。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形式,要做到票证化,具有市场性,做到可周转,不可发展成不具有可操作性的空想的乌托邦模式。
     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及其树建其上的劳权即共同(联合)产权劳权,是以人为本、民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产权形式最基本、最初级的实现形式。在实际的具体运作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根据实际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具体的经济社会政治条件,设计一些更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具体形式。国企使用权固化到职工个人的国有资产役权、国有资产全员役权,就是这样一种真正以人为本、民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产权形式。
    
    
     四、真正“以人为本”的产权形式、独立直接公平的个人产权与国企使用权固化到职工个人的“国有资产役权”
     这次,人大积极制定并向全社会公布了《物权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这本身就是“民主法治”的一次极大的实践和推动。大家知道,清晰、明确的财产权,特别是私人财产权及其立法,是构建和谐社会重要的社会基础和法律保障。《物权法(草案)》的制定和这次实践,将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极大的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
     在这次《物权法(草案)》中,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用益物权”的概念及其相关的具体形态,这是对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特别是资产、产权理论的又一次重要突破,它更进一步丰富、发展、深化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资产、产权要素形式。
     从大的方面讲。中国特色的最基础性的资源、资产、产权包括这样四大块:农业用地、城镇用地、自然资源和国有资产。前两项的用益物权形态在这次的《物权法(草案)》中有了体现,但后两项的用益物权形态却涉及不多,特别是国有资产的用益物权形态尤为重要。
     10 多年来我一直倡导“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及其树建其上的劳权”,这才是真正符合“以人为本”的精神的。在以“以人为本”为指导思想的今天,人们却偏偏就难以接受真正符合“以人为本”精神的产权形式,习惯于与“以人为本”精神相背的官僚掠夺专权的及官僚资本主义的产权形式,真没办法。
     在这次《物权法(草案)》中,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用益物权”的概念及其相关的具体形态。资产的用益物权形态给我们很大启示:既然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用益物权形态,国有资产为什么就不能实行用益物权形态?特别是国企使用权固化到职工个人的全员性的国有资产用益物权形态。
     国有资产的用益物权形态我们称之为国有资产役权。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形式争议大,仅仅是用益物权形态的国企使用权固化到职工个人的国有资产役权总该认可吧。对于“国有资产役权”的提出和倡导,很多人认为这一倡议被政治上层认可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如果仅仅是这种使用权性质的国有资产役权都不可能推动起来,那么其它形式的方案就更无实现的希望。
     “国有资产役权”,仅是国企使用权固化到职工个人,还不是资产量化,怎无可能性?
     国有资产役权实质上就是使用权性质的国有资产的用益物权形态,它实质上是城市国企经济改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经营权”。事实上,国有资产役权与“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政治上所受到的压力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主要的是过去没有找到适宜的方案,甚至是私心在作祟。应当说,这一倡议被政治上层认可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起码这一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更重要的是,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形式即共同(联合)产权,国有资产役权特别是国有资产全员役权,是对国有资产真正的良性改造,是向真正“以人为本”的产权形式的转向,这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决定性意义。
     “国有资产役权”、“国有资产用益物权”,它“是一种独立的资产、产权形式”,一种独立的真正符合“以人为本”精神的产权形式。由此,“国有资产役权”的设立,又可为良性的公民社会的形成奠定坚实的产权基础,从而极大地推动良性的公民社会的发展,保证当前社会由初级阶段向和谐社会顺利、成功的和平转型。也就是说,通过积极发展良性的健康的中下层公民社会、民本民主、民本政治来弥补权贵经济所带来的现代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复杂多变的变数”,“我们该如何走过这复杂多变的变数?”
     因此说,“国有资产役权”的设立,对公民社会特别是中下层公民社会、良性的公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对由初级阶段向马克思所设想并科学创立的理想社会、科学社会主义,即真正的人本主义、民本主义社会的和平转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的农村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其根本原因是把以耕地为主要内容的农村资产、产权直接分解到最基层,直接落实到个人、农户,也就是说,它实行的实际上就是农村资产、产权最彻底的即直接落实到个人、农户的用益物权形态。但城市改革、国企改革却没有这么做,它实行的一直是以厂长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国企改革,现在对中小国企又在推行经理人买断,结果徘徊了20多年,徘徊至今,不仅没能真正解决国企改革、发展的问题,反而还严重侵害了工人的劳权,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尖锐的社会矛盾,是中国以后一系列腐败和各种社会问题的重要基源。
     究其原因,以厂长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国企改革,它不是一种用益物权形态,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独立的资产、产权形式,它既没有解决好国企发展的动力问题,也没有解决好国企发展的责任心问题,实际上是失去了监督、约束,并且在具体运作上还不规范,同时权利没有直接分解到最基层,直接落实到个人、职工,等等。如此多的弊端、缺陷,如何能有成效?!对中小国企推行经理人买断,也是同样问题多多,矛盾重重。
     因此我们说,“国有资产役权”的设立,具有多重的意义:既是解决实际经营问题的举措,又可为和平转型奠定所必须的基础,并由于社会的和平转型,从而才可以使更广泛意义上的经济、社会的良性化管理成为可能。这是“国有资产役权”更深刻的社会意义。由此,城市改革、国企改革要想顺利、成功的推进,就要参照农村改革的形式,实行国有资产的用益物权形态,即特设用益物权形态的“国有资产役权”。对于自然资源,特设用益物权形态的“自然资源开发权”。
     等过去20年再回头看看,当时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经营权”,对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平稳和健康起到了多么大的基奠意义。当然也有人说现在农村的现实状况并不好,但是农村如果没有一开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奠定的坚实基础,如果农村一开始就象城市国企经济改革及现在的疯狂的强行侵占农田一样,其实际状况会更加可怕得多。是否可以说,正是凭藉“土地承包经营权” 独立起来的健康的农村公民社会,已是并将继续是中国民间维权的最基础的最坚实的一块基石,也是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平稳和健康的重要社会力量。
     在这里还要特别注意的是:用益物权形态的“国有资产役权”“自然资源开发权”,应尽可能与原资源、资产、产权本身的属性即全民性或集体性相统一,也就是用益物权主体应尽可能是全员承包、占有,以防止其再次陷入经理人承包、占有的万劫不复的深渊。再者,“役权”本身就包涵有“调整相邻权关系”的含义,因此 “国有资产役权”大致就是现在的国有企业职工就其现在相对应的所在的国有企业为基本单位全员性的“役权”。当然,这种对应“役权”只是一种大致的思路,不是绝对的。
     “国有资产役权”由于它不是针对全体人民,它只是指“特定的”,其“构建成本”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其可操作性,要比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具有优势。可以局限在“特定的”范围内的理论依据是:正因为“它的原始所有权没有触动,”所以它仅仅局限在“特定的”范围内从理论上讲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是触动到“原始所有权”,那么仅仅局限在“特定的”范围内就有问题,就需要涉及到全体人民。
     其实“国有资产役权”这一方案正是化解“全体人民”这一不确定性的。它正是可以为非“刚硬”、硬性规定的明晰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又是独立直接公平的产权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路。在这里还只是提出这一原则,还没有涉及到具体设计。有了这一平台,就可以设计出许多稳定而明晰的产权形式,如现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只是基础产权,随着企业的发展,其增值的资产,增值的部分,其全部的权利,包括其原始所有权等,应该是完全属于创造这增值的资产的企业职工的。等等。
     “国有资产役权” 就是不是很理想的,顶多就是个“次优”选择吧,它确实还有许多明显的缺陷。但在当前经济社会政治条件下,它已经基本上是作为独立直接公平的产权形式最为理想和现实的选择了。
     国有资产役权是用益物权形态的国有资产形式,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行政性的使用权、承包经营权,它是一种法律形态,“是一种独立的资产、产权形式”,相对稳定、规范和严肃。当然这种稳定、规范和严肃是相对的。不过它又毕竟是一种法律形态,是相对的稳定、规范和严肃的。
     国有资产役权的设立,除了基于当前经济社会政治条件的局限,直接实行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及其树建其上的劳权具有较大的难度以外,它还有自己独特的意义:其一,其“构建成本”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其可操作性,要比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具有优势。其二,由于它的原始所有权没有触动,它具有更大的规模、范围优势,这一点是它明显优于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的地方。
     再者,国有资产役权才是真正完整的充分的实现了公有制“为全民提供公平参与劳动、获得相应报酬的机会的手段”的价值。
     但是与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相比,它也存在着它的明显弱点:由于它仅仅是一种用益物权,实际上仅仅就是一种使用权,尽管这是一种法律形态的、相对的稳定、规范和严肃的使用权。它不如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稳定、明确。因此,我们在设计国有资产役权时,必须一要强化它的针对性,对特定的公民、全员的具体针对性,必须具体到职工、公民个人;二要强化它的法定性,它是一种用益物权,是一种法律形态,是法定的、稳定的,不可随意剥夺和转移。这一点很重要。
    
     五、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社会所有制模式的考察
     为了更好的理解和认识上述问题,更好的理解和认识产权的独立性、直接性、明确性和稳定性,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前南斯拉夫、匈牙利的工人自治、社会所有制模式。
     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社会所有制模式与我们提出的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及其树建其上的劳权,和国企使用权固化到职工个人的“国有资产役权”非常接近,非常相类似,它有非常成功的一面,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经济社会问题。
    我们先来看它成功的方面:
     南斯拉夫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三十多年,经过不断完善和发展,对提高工人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责任心等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就。50年代以来,南斯拉夫与东欧各国相比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从 1954年到1980年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5%,其中工业增长率达到9.l%,农业的发展速度较快,一度居于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显著提高。在经济方面,1976-1980年社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6%,其中工业产值增长率为6.9%,农业为2.5%,其他生产部门为5.8%。 1975年人均社会产值已达到1,870美元,已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1980年超过了2,000美元。工业的现代化,农业的机械化和化学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劳动生产率有了一定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较大的提高,1978年全国职工平均月个人收入达到6,000余第纳尔,合 326美元,人均住房面积为15平方米,平均9人有一辆小汽车,1980年人均电力消费量为700-800度;粮食170公斤左右,肉类约60公斤,奶类约100公斤(该数据引自《前南斯拉夫政治经济体制》,发布人:sandmann)。
     但是,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社会所有制模式,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从产权上讲,其社会所有制形式比国有制形式要进步多了,它基本上是单位、企业所有制,但它还是比较笼统、模糊的,它还是没有真正做到产权针对职工全员个人的独立性、直接性、明确性和稳定性。正是由于它的这一不彻底性、这一缺陷,从而潜在着许多隐患,在以后的实际运行过程中,这些潜在的隐患逐步在经济社会问题上暴露了出来。
     先说经营、管理方面。这一模式在开始时对提高工人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责任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非常成功的。工人自治阶段(1950-1962年)这些旧体制下的新的质的因素,为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迅速提高,生产增长较快,整个经济发展较迅速。这一阶段的年平均生产增长率为8%,其中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12%左右。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为4%左右。这是南斯拉夫经济高涨时期。
     但是,由于它在针对职工全员个人的独立性、直接性、明确性和稳定性上的不彻底性,它在资产的保值增值、超额的分配、职工的流动、资产的流动和市场化上的各种经济问题逐步暴露出来。资产的流动和市场化上的不顺畅问题,也是形成经济上的地方各自为政的割据状态的重要基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在社会、政治方面,由于事实上的单位、企业所有制,产权仍然存在着的某种笼统、模糊性,从而逐步形成了独立的经营者阶层。独立的经营者阶层的出现、两权分离,其可能导致的社会结果,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却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独立的经营者阶层的出现意味着资本家队伍的扩大,它冲破了财产世袭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总体上,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仍是一种肯定。在国有资产条件下情况则复杂得多,两权分离,却常常意味着权贵经济,常常与腐败、官僚掠夺专权相关联。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社会所有制模式,也没能最终真正摆脱这一灾难性的权贵、泥潭之路。
     不过,社会所有制模式的这一权贵化倾向,与真正的国有资产条件下真正的灾难性的权贵、泥潭之路是不同的,它在进度、程度、深度等方面要弱得多,它只是一种亚权贵之路。当然,也许许多人并不认可这一点,但是等过去20年、50年以后人们再回头看时,就会明白为什么说社会所有制模式的这一权贵化倾向,在进度、程度、深度等方面要弱得多,它只是一种亚权贵之路了。
     但是即使这种亚权贵之路,它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事实上,实行分权模式的东欧国家中确实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两个西方国家,美国和日本与两个采取分权模式的东欧国家,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社会财富分配状况加以比较,即可发现:南、匈两国社会分化水平已与美、日两国大体相当。如果将居民按收入高低等分为五个组别,最低20%和最高20%居民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美国为5.3%和39.9%,日本为8.7%和37.5%,南斯拉夫为6.6%和38.7%,匈牙利为6.9%和35.8%。其中,南斯拉夫的社会贫富差距甚至比日本还要大一些(该数据引自:免费论文网--> 免费论文--> 经济学《东欧演变的历史思考》)。
     正是由于这些经济社会问题,使社会逐渐失去凝聚力。这是南斯拉夫最后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南斯拉夫的分裂还有其它各种重要因素。事实上,并不是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社会所有制最终导致了南斯拉夫的分裂。有谁能够证明,南斯拉夫如果不实行工人自治、社会所有制,南斯拉夫就不会分裂,或分裂得慢一些、轻一些,或就会问题、经济社会政治民族问题少得多,不复杂得多。
     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社会所有制模式在社会、政治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体现是,由于它还是没有真正做到产权针对职工全员个人的独立性、直接性、明确性和稳定性,所以它没能真正发展起良性的健康的中下层公民社会,由此在社会出现动荡时,缺乏应有的深厚的社会承接力量、吸收力量、消解力量及机制。这是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社会所有制模式所存在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因此,产权针对职工全员个人的独立性、直接性、明确性和稳定性,并不仅仅是经营、经济上的问题,还有更重要的经济社会政治上的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应当给我们很大的教训、启示。
     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型、社会所有制改革”的不很成功,并不能证明“工人自治型、社会所有制改革”的不必要,如果推行的不是“工人自治型、社会所有制改革”,而是只是一般的想当然的先从经济领域开始,主要的是在于经济建设、经济发展本身的激励,或推行一些仅仅是皮毛的表面性文章的所谓的法治建设、政治改革,也或者是不改革,或以先进行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彻底的政治改革为前提的等其它各种情况所造成的事实上的延缓改革等,其最后的权贵经化程度及由此导致的经济社会政治民族问题还要更加严重、复杂得多。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型、社会所有制改革”的不很成功的根本启示,就是这一方向的改革,即针对职工全员个人的独立性、直接性、明确性和稳定性的产权改革推行的还不够,还不够彻底。
     2005-8-26 19:39:00
    


王延效:走过灾难性权贵之路,良性转型与独立个人产权,国企使用权固化到职工的“国资役权”(续二)
    
     六、产权改革、灾难性权贵之路、作为产权改革前提条件的政治民主化、政治问题的解决、现代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及其良性转型六者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
     这一问题理顺起来非常复杂,但非常重要,必须阐述清楚。
     其实在前面几部分里这一问题说的已经比较透彻了,在这里再进一步集中进行梳理。
     第一,导致腐败、官僚掠夺专权、权贵经济发生的主要原因有:
     1、改革“如果只是一般的自然性的想当然的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其自然的发展趋向一般就是权贵经济。” “从改革的可能性上讲,在社会改革、改良初期时,直接对现代专制社会体制本身进行改革,其难度是非常大的,其风险性也大。但是如果仅仅局限于经济建设、经济发展本身的激励,又很可能不断导向权贵经济。”
     2、“还有,对于发展中的现代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如果一开始在还完全缺乏最基本的公民社会及其中介组织作社会基础、社会铺垫的基础上贸然直接推行上层政治改革,反而有可能出现失控的风险,及有可能更快的导致权贵化走向。对此对于政治改革依赖症、幻觉症的人而言也许并不承认,但事情确实会是这样。”“在这里还存在的一个及其重要的问题是权力向下放的向下的深度、程度,当然也还有一个权力本身所限权、放权的多少、程度的问题,要注意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如果放权向下的深度、程度不大,不彻底,仅仅截留在了中上阶层,并没能真正直接到达社会底层、基层,就会导致相对应的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权贵化走向,特别是在公民社会、又特别是在中下层公民社会及其中介组织还很薄弱、不成熟时。”
     3、以上还不是直接进行产权改革所发生的权贵经济,这时所发生的产权权贵化,还只是腐败体现为官僚掠夺专权产权、产权权贵化。如果这时以这一基础、这一方式直接进行产权改革,其产权权贵化的速度、深度和规模就可想而知。
     第二,作为产权改革前提条件的政治民主化如果真正具备了,并且是彻底的民主政治,那么就具备了产权的良性改革和向现代社会良性转型的政治条件。但这还不是条件的全部,还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论设计和正确的改革主观导向,即“其理论设计、改革的主观导向必须是把根本地着眼点放在经济、产权领域的改革上,特别是良性的健康的产权即中下层的独立直接公平的个人财产权、独立直接公平的个人产权,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即使政治民主化的条件真正具备了,仍然不能完全避免其权贵化趋向。
     真正的问题是在于:彻底的民主政治的前提条件如何具备?
     “即使政治改革是良性的,并且是直接到达社会底层、基层,那也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中间不可能完全不截留,二是还有理论设计、改革的主观导向的问题,即它是不是把根本地着眼点放在良性的健康的产权即中下层的独立直接公平的个人财产权、独立直接公平的个人产权上,而不是一般的想当然的先从经济领域开始,主要的是在于经济建设、经济发展本身的激励上。再者,在社会改革、改良初期时,这类良性的彻底的政治改革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对于良性的彻底的政治改革的可能性这类问题上面有了详细的论证,不再一一展开了。
     第三,政治问题的解决比政治民主化的具备,存在着更多的问题。
     它除了上述问题外,同时还具有如下问题:
     政治问题的解决与宪政、宪政程序、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政治问题的解决,政权革命的实现,并不就等于社会革命的实现,并不就等于自由、公正的宪政程序问题的解决,如辛亥革命。事情的具体发展要看当时的社会基础、社会环境、社会条件,特别是独立直接公平的个人产权及其由此发展起来的中下层公民社会的具体状况。社会基础、公民社会的发展问题、铺垫意义非常重要。由政治问题的解决到真正实现自由、公正还有很大的距离,有时还需要二次革命,如现在的颜色革命。等等。
     政治问题的解决,不一定就能绕过权贵化这个坎,当然它可以为权贵化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创造一定的条件。中国的政权革命,可以肯定的说,会为更迅猛的权贵化浪潮提供契机。
     不过这并不一定完全是坏事,因为这是现代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必要环节。只不过再需要一次或多次二次革命、颜色革命就是了。
     问题是它也同样存在着前者所述的问题。
     第四,我们提出的“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及其树建其上的劳权”、国企使用权固化到职工个人的“国有资产役权”,不是一种笼统的、模糊性的产权形式,它是“针对职工全员个人的独立性、直接性、明确性和稳定性的产权”,它不仅只需要很弱的政治前提,而且很不容易被权贵化,并且它还是非常反权贵化的,它在本质就是反官僚掠夺专权、反权贵化的真正的公民社会范畴。
     产权改革权贵化的产生,“走入误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没有找到适宜的方案,是理论探讨和设计上的问题。当然这也许不是根本的、最主要的因素,但这一原因确实是存在的,并且是很主要的一个因素。”“发展中的现代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其变革阶段特别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改良,其理论设计、改革的主观导向就至关重要。”“在社会改革、改良初期时,其理论设计、改革的主观导向必须是把根本地着眼点放在经济、产权领域的改革上,特别是良性的健康的产权即中下层的独立直接公平的个人财产权、独立直接公平的个人产权,这一点至关重要。”
     由此,过去人们对“在缺乏必要的政治民主条件下的产权改革与腐败、官僚掠夺专权、权贵经济的关系”的成见,是基于过去想当然的凭直觉、习惯甚至是私心作祟的毫无责任心的轻率改革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实际后果所形式的片面认识,是一种错觉,它并不是绝对的,是完全可以避免、拖离的,关键是产权形式的理论设计、特别是改革的主观导向。
     第五,当然,如果实现了政治问题的成功解决,及彻底的民主政治,那么独立直接公平的个人产权的发展自然更加顺畅,但是政治问题如何解决及自由、公正的宪政程序如何建立?
     现在自由阵线中的多数人,对政治问题的解决只是有个模糊的感觉:“仅仅是一个排长擦枪走火”就有可能解决问题,这类似是而非的错觉很容易误导人。
     这需要具体的分析。如果仔细分析起来,还确实需要有更长期努力的心理准备。政治问题如何解决呢?
     “可以通过两种路径来推动:一种是变革的路径,它包括自上而下的改革、改良,和自下而上的或自身内部的或其它形式的革命两种形式,再一种就是公民社会推动模式的路径。”
     “对于公民社会推动模式的推动,它需要公民社会特别是中下层公民社会的充分孕育、培植、发展。”
     “对于改革、改良的路径”已经作了详细的的分析。
     “对于变革路径的另外一种形式,也并不是就顺理成章、顺畅自然的,它也实际的面对着众多的困窘,同时自身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现在真正的问题是:自由阵线中的多数人,实际上已经是把“变革路径的另外一种形式”即“自下而上的或自身内部的或其它形式的”作为主要的期望,但它的可操作性呢?还有人仍抱着“改革、改良的路径”,这是典型的康梁的一相情愿。
     实际真正有可能的,就是在这权贵化的过程中艰难起步的公民社会推动路径、民间维权。
     现在该从变革、改革的思维定势,变革、改革的情结中走出来了。
     这是这一小节所重点阐述的问题。
     当然有人会问,既然要从变革、改革的思维定势中走出来,为什么还要寄望于产权改革、独立直接公平的个人产权改革、“国有资产役权”呢?
     其实这一问题前面也已有了详细的讨论。
     “政治的主动改革产生出新的社会阶层与政府主动进行政治改革是完全两回事。在“由政治上层主动开启良性的全民性的政治改革,这一路径的前景已经是非常渺茫”的今天,再过分寄望于政治上层主动进行政治改革是无益的。但推动政治上层主动进行客观上当然不一定是主观上产生出新的社会阶层的经济、产权改革,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经济、产权改革所需要的政治条件及政治民主程度并不一定就很强。如果产权改革一定要等到政治改革以后或同时进行,因如前所述政治改革的困境,就陷入了自我否定的怪圈,最后就会演绎成坐等政治上层主动进行政治改革的一相情愿,这无异于造成了事实上的否定产权改革的现实。所以进一步启动产权改革是最现实的选择。”
     既反对缺乏政治民主条件下的权贵化产权改革,政治民主改革又推动不起来,同时又反对否定、停止产权改革,这不是多重的自相矛盾吗?只有通过仅是国企使用权固化到职工个人的“国有资产役权”,才有可能消解这一悖论怪圈。
     独立直接公平的个人产权既是最终目的和归宿,也是手段,壮大公民社会,实现良性转型、宪政的手段。
     也就是说,要尽可能的再“通过这庞大的国有资产向真正“以人为本”的产权形式的转向,积极发展良性的健康的中下层公民社会、民本民主、民本政治来弥补权贵经济所带来的现代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复杂多变的变数””。
     第六,“当然,这更进一步的产权改革只是尽可能去争取的,而不再是把它作为必须的最主要的努力方向。”
     “当前,中国已经由变革、改革阶段逐步转向了后改革阶段、新的社会阶层推动阶段、公民社会推动阶段。改革已基本上完成了它的并不光彩的使命。接下来的主要是以民间维权为主要形式的公民社会推动运动。”
     “我们首选的当然是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即共同(联合)产权、特别是国企使用权固化到职工个人的“国有资产役权”的推行。”但是如果这一良性的产权改革推动不起来,我们也不能因为其它形式的产权改革有可能并且是很可能带来产权、经济、政治的权贵化,就由此否定产权改革,停止产权改革。
     在社会改革、改良初期时,由于其理论设计、改革的主观导向的方向性错误,“导致了经济、政治的权贵化,并由此进一步导致了经济生活文化社会政治等整个社会全方位的败坏、堕落、靡烂。”“并不能由此就否定经济、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成了现代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必经道路,必经关口,或说必要的代价。而具有庞大的国有资产的国家这一问题更加严重,问题更加突出和复杂。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回避这一现实问题,而是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尽可能的降低、减小这种权贵化,”“即使做不到或如果实际上没能做到这一点,也不能由此完全否定这一经济、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因为这一关口总是要、迟早还是要过的,而是要正视现实,面对这灾难性的权贵、泥潭之路的既定现实继续向前走,走过这灾难性的权贵、泥潭之路,”“重要的是正视、辩证的看待权贵化问题,是不是尽最大可能的防止和控制了,而不是为表白自我对实际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不敢面对事实,敷衍塞责,最后因噎废食。”“只是人们所面对的这下一阶段的公民社会推动阶段,是已经权贵、泥潭之路了的民间维权、公民社会推动之路,这已经是一条复杂的多变的充满种种变数的不归之路。”
     在这里争议很大的是新自由主义的产权改革,社会上对其普遍诘难。其实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与其它国家的国情不同,即使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其它国家存在问题,但对国内这也并不能证明什么。新自由主义的产权改革在国内,并不仅仅是经营、效益、经济的问题,它同时还具有社会、政治、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国内的国企与宪政基础上的国企具有根本的走向上原则上的分立:中国的国企一则是现实社会的重要产权基础,二则它是在当前的政治社会条件下进行运作的,这一基础决定了你无论如何具体规定,它在实际运作上都会变通、变形、变质。宪政基础上的国企不同,它只是公民社会监督下的中央政府的一项工作、一项职责、一项业务,它与中国国企是走向、方向上的不同。同样,国企在其它国家的经营成功,对国内也一样是不能证明什么。
     当然我们提倡的首选的并不是新自由主义的产权改革,这一点我们已反复说过多次。“我们首选的当然是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即共同(联合)产权、特别是国企使用权固化到职工个人的“国有资产役权”的推行。”我们只是说对新自由主义的产权改革需要辩证的对待。
    
     七、走过灾难性的权贵、泥潭之路
     经过这艰难的思维历程、漫长的逻辑路演,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它的落脚点。我们该如何走过这灾难性的权贵、泥潭之路?
     我们首选的当然是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即共同(联合)产权、特别是国企使用权固化到职工个人的“国有资产役权”的推行。但这已不能是我们的全部内容了。
     当前,中国已经由变革、改革阶段逐步转向了后改革阶段、新的社会阶层推动阶段、公民社会推动阶段。改革已基本上完成了它的并不光彩的使命。接下来的主要是以民间维权为主要形式的公民社会推动运动。
     不过良性的产权改革还是首选。
     在目前这尚存的庞大的国有资产被完全权贵化之前,改革就还存在一定的潜力,也还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公民社会推动与改革产权是并行不悖的。既然改革尚存潜力,那么能多收益一些就应尽可能地去争取。改革的努力不应影响公民社会推动模式的正常进行。
     当然,更进一步的产权改革只是尽可能去争取的,而不再是把它作为必须的最主要的努力方向。并且也已不再是一定能有结果的。但这并不就是否定应当去放手一搏。再者,我们探讨和呼吁“国有资产役权”的过程,同时也是进一步探讨、梳理、启蒙、宣传现代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已是最后一次改良幻想、改革努力了,已是对改革的最后一次也是唯一还有点意义的幻想。“这也许就是现在这庞大的国有资产最后一次良性化改造的机会了,如果现在这尚余的国有资产再权贵化,中国就百分之百是沿着上述权贵、泥潭之路不归下去了。”
     现在,需要我们平静的冷静的正视目前灾难性的权贵、泥潭之路的现实,不应再总是停留在对权贵化本身劣、弊、恶、暗的徒劳无益的琐碎的指责、争论上,真正走出、摆脱权贵化的心理阴影。这一关口总是要、迟早还是要过的,要敢于正视现实,面对这灾难性的权贵、泥潭之路的既定现实继续向前走,走过这灾难性的权贵、泥潭之路。
     再者,现代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如果再进一步的改革,同样也完全回避不了某种权贵化的问题。重要的是正视、辩证的看待权贵化问题,是不是尽最大可能的防止和控制了,而不是为表白自我对实际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不敢面对事实,敷衍塞责,最后因噎废食。
     只是中国的改革阶段所遗留给公民社会推动阶段的实际基础、现实状况真它奶奶的实在是糟糕透了,改革这一阶段看来很可能是要不光彩的落幕了:“人们所面对的这下一阶段的公民社会推动阶段,是已经权贵、泥潭之路了的民间维权、公民社会推动之路,这已经是一条复杂的多变的充满种种变数的不归之路。”
     当前民间维权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民间维权的支点的法律化方向与真正倚重新兴的公民社会,及这两者的结合,以及结合的方向、走向和结合的形式、方式等问题。
     有人提出“民间维权的法律化方向”。不过作为支点,我觉得还是应界定在新兴的公民社会上,以及这两者的结合上,并且最重要的最根本的还是新兴的公民社会。这也是我的“民间维权、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国现代民主发展道路”的基本立论。我总感觉到人们在这方面重视得还不够,并且这种不够是根本性的。但是在这两者的结合上,特别是结合的方向、走向和结合的形式、方式上,过去我考虑得很不够。这两者结合的方向、走向就应是“民间维权的法律化方向”:“引领着民间维权的法律化方向。”“不仅标志着民间维权的勇气在提升,而且推动着民间的依法维权和法律智慧的逐渐成熟——法律条款只有被民间切实地运用起来,才会逐渐由死的官权装饰变成活的民权工具。”“他们都在辩护中不断援引主流文明通行的法治原则,每份辩护词都在普及保障人权和限制官权的自由宪政和程序正义的原则。”
     但是对于这种结合的形式、方式,还是需要进一步重视和探讨的。对于这一点一定要引起重视。
     说到这里,联想起了民国初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化走向的重要的“宋教仁案”。在大的宪政格局、基本程序已经确定后,在宪政程序进一步发展、完善过程中,倚重的首先是“民间维权的法律化方向”,这时“宋案”还引出了军事干预是一个重要的教训。但是在尚处于专制条件下,单纯的“民间维权的法律化方向”将是举步维艰,他这时需要倚重新兴的公民社会首先是推动大的宪政格局的确立,即使是单纯的单个的民间维权个案,完全撇开对新兴公民社会的倚重也是不足取的。当然上面已经说过,对于这种结合的形式、方式,还是需要进一步重视和探讨的。
     我的感觉应该说是对的,我们一直习惯于、熟悉于“民间维权的法律化方向”的操作,我们过去一直就是这么做的,其实我们一直就没有真正倚重过新兴的公民社会。这可能与我们没有与新兴的公民社会进行结合的尝试有关,这一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这种结合的合适的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形式、方式,及现实的社会政治的原因,等等。
     关于公民社会推动之路,我在《宪政中国道路探索(一、二辑:现实、理想篇)》、《民间维权、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国现代民主发展道路》、《“猫眼”看“凯迪”聚变,是变数还是希望:两党制的雏形》等文中作过详细的探讨。由宪政中国道路探索(一、二辑:现实、理想篇)到民间维权、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国现代民主发展道路,再到现在的走过灾难性的权贵、泥潭之路,我在思路、表述、概念和提法上依次作过不少改动,这既是现实社会在不断演变的反映,更是我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
     我的有关现代社会转型的主要文章,也可以说是主要思路就是这两个:一个是“民间维权、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国现代民主发展道路”,一个就是这次的“走过灾难性的权贵、泥潭之路:面对灾难性的权贵、泥潭之路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宏观考察,国企使用权固化到职工个人的“国有资产役权” 的提出”,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王延效简介:
      笔名:启构明。山东临朐人。致力于理想的人与社会的研究,致力于启迪人类由自觉而真正摆脱由蒙昧滋生的狭隘、痛苦和不幸,注重科学、合理和可行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构建。
      主要研究主题:主体自觉哲学,人类自觉的观念、心灵、思维方式问题,“与心灵对话”工作室,民间维权、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国现代民主发展道路,走过灾难性权贵之路,良性转型与独立个人产权,国企使用权固化到职工的“国资役权”和中国现代社会经济形式的哲学考察,等等。
      主要著作:社会哲学专著《人·世界·现代化——理性实践本体论的自由哲学社会学说》(军事谊文出版社)和社会历史专著《现代潮流在中国即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通过近现代史审视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等《劳动者与现代化》系列论著。《哲学动态》、《社会科学辑刊》和《社会科学报》等权威报刊多次予以介绍和推荐。
     主要论文:《主体性与主体哲学论纲——生命·意识·实践·自由》(《延边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哲学原理》全文转载),《意识与存在的再认识——关于意识对于存在超越的内在机制的哲学考察》(《济宁师专学报》),《主体自觉哲学札记》(《济宁师专学报》),《民主选择经营者——企业改革的重要一环》(《党政干部学刊》),《劳动主体公司和国有企业改革》(《丝路学刊》)。
     近年来在网上贴发的论文主要有:
     《宪政中国道路探索(一、二辑:现实、理想篇)》,里面收录了有关中国宪政民主政治的系列探讨,《一种新的现代化观和新的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即《劳动主体公司的提出及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形式》等“劳动者与现代化”及中国现代社会经济形式的哲学考察,有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新思考,有关构建和谐社会和文明社会世界观的思考,等。
     《心灵的奥秘和理想的人与社会的哲学探索》,里面已收录了《关于设立“与心灵对话”工作室的构想》、《重新认识世界:生活的另一面》、《重新认识世界:反复》、《附丽·美·现代文明》、《树建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价值观、新的生活理念的倡议》、《启发深层次的思想信念,确定先进的人生航标》等“与心灵对话” 系列作品,以及《主体自觉哲学札记》,等等。
     近来在网上单独贴发的论文主要有:《民间维权、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国现代民主发展道路》、《再谈“鸟笼法治”,及现代民主的构建路径》、《强烈呼吁拓展用益物权,特设“国有资产役权”“自然资源开发权”及其“对等补偿”》、《“猫眼”看“凯迪”聚变,是变数还是希望:两党制的雏形》、《拖离灾难性的权贵、泥潭之路:中国当前国有资产的良性改造与特设“国有资产役权”的强烈呼吁》、《也谈现实的实践的自由主义》和《走过灾难性权贵之路,良性转型与独立个人产权,国企使用权固化到职工的“国资役权”》等。
     由网上可以直接搜索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是:《民间维权、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国现代民主发展道路》、《走过灾难性权贵之路,良性转型与独立个人产权,国企使用权固化到职工的“国资役权”》、《主体自觉哲学札记》和《关于设立“与心灵对话”工作室的构想》等。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2005.8.24.
    
    
     第5楼 杨虎
     楼主的主张是通向私有化的坦途
     如果按楼主所设想的“把国有资产按照所有劳动者过去贡献量的大小和兼顾平等的原则全部量化到劳动者个人名下。”,那么,在企业内部必然要出现持不同数量国有资产的私人。而由这些私人以股份制形式(假如楼主所说的“联合起来的个人”以股份制联合的话)联合起来的企业,就根本不叫公有制企业,而是私有制企业。而且,由于从一开始,不同的劳动者占有不同数额的股份。而且,由于不同岗位的劳动者收入不一样,因而在后续投入的企业的投资不一样,拥有的股权也会不一样。这样,在经历一段时间后必然会产生企业的控股权所有者,企业就会彻底私有化,变质成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所以,楼主的办法,是走向资本主义私有化的坦途。如果按楼主的办法,则肯定会走向资本主义私有制,会彻底私有化。如果私有化实现了。那肯定会出现新的权贵------新生的资本家。
     不仅如此,由于按楼主的观点,公平量化即私有化到个人的主要在于其所有权,即使用、处分和转让的权力。因此,对于那些生活贫困的劳动者来说,他们为了谋生,将不得不出让和出售自己的生产资料的份额。这样,生产资料会很快重新集中到私人手里。这样,就会重新出现一无所有的穷人和富人。资本家会很快出现。这样,楼主所设想的“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形式”就成为一句毫无用处的废话!
     “公平占有的资产,只能用于投资,不能用于消费,但具有除管理权之外的各种支配权。”这显然和楼主的“公平量化到个人的主要在于其所有权‘自相矛盾。你既然已经把生产资料所有权量化即私化到个人手中了,那么人家就已经有所有权了。当然人家就有权使用、处分和转让其拥有的生产资料了。你还凭什么权力不让人家消费掉呢?显然,楼主的主张中,私有化是实打实的。而公有化成份则是虚的,空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8-26 15:33:29编辑过]
     2005-8-26 15:23:00
    
    
     杨虎 第6楼
     现今,面对权贵私有化,有些人主张‘公平的私有化“;实际上就是前苏联搞的小私有化,即私有化证卷。这在俄罗斯已经被证明是失败了的。然而,有些人总是顽强地把它披上社会主义的外衣。这样,等待我们的将是前苏联的下场。
     2005-8-26 15:37:00
    
    
     王延效 第7楼
     杨虎小姐提的问题很有普遍性,很值得讨论。
    
     1、 “在经历一段时间后必然会产生企业的控股权所有者”。对这个问题本身先不展开讨论。若一定要想避免,可选择:国企使用权固化到职工个人的“国有资产役权”,“它还有自己独特的意义:其一,其“构建成本”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其可操作性,要比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具有优势。其二,由于它的原始所有权没有触动,它具有更大的规模、范围优势,这一点是它明显优于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的地方。”
    
     2、“你还凭什么权力不让人家消费掉呢?”这种控制并不是不可能,如农村的承包耕地,不允许你做其它用途,难道不能控制吗?
    
     3、 “但具有除管理权之外的各种支配权”。这是相对于“劳权”而言的,即以“劳权”超越“股权”“产权”,管理权应有“劳动”来承担。“公司的组织形式,同样实行以劳动为主体的运行机制,即完全以劳动为基准享有权利、承担风险。这样,就形成了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及其树建其上的劳权的公司组织形式即共同(联合)产权劳权。”
    
     4、“这在俄罗斯已经被证明是失败了的”,不知是怎样证明的?
     再者,不知以“公平的”取代“权贵的”有什么不好?
    
     5、 “对于当前的国有制及其必然的运作形式、管理办法,其存在的问题是原则性的,如果寄望于通过改进、完善来弥补其缺陷,是很难有实质性作用的。我们应彻底摆脱通过技术性的修补来进行改进、再在“管理”上作问题的老路,这已经是一条绝对的死路。要真正转到靠改造产权、更新物权形式,改造成真正以人为本的产权形式这一新的轨道上来。在目前的国有资产基础上及当前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任何“寻求保持领导能力和法治的途径”,都不会达到应有的效果。”
     “中国的国企一则是现实社会的重要产权基础,二则它是在当前的政治社会条件下进行运作的,这一基础决定了你无论如何具体规定,它在实际运作上都会变通、变形、变质。宪政基础上的国企不同,它只是公民社会监督下的中央政府的一项工作、一项职责、一项业务,它与中国国企是走向、方向上的不同。”
    
     6、 “具体地讲,“初级阶段”即现代专制社会更存在着这样的致命弱点:政权相对孤立、专横,国家政权与社会底层对立、不通融,社会不可能最终解决腐化和离心这一历史难题,也不可能随时化解不断积累的对立情绪,或通过社会调节机制不断更新政权。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集权专制体制总是伴随着派系、腐败、垄断等现象以及僵化、守旧等必然属性,这些现象一开始是要受到严格控制的,但是日积月累,便总慢慢蔓延起来,并基于一系列意外的和偶然的变故得以发展,这种发展会呈加速度趋势,并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呈现失控状态,这时腐化趋势便很难再加以制止,除非又有新的意外变故。历史上这种专制体制所呈现出来的就是:它一次又一次把社会从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割据中统一起来,并一次又一次地造就了高度繁荣,但却不能真正根除正是由它自身所导致的社会周期性大动荡:每隔两、三百年发生一次周期性的大动荡、大破坏,整个社会大瓦解。”
     “当前,面对中国已经形成的新矛盾,新问题,新形势,向现代社会、和谐社会的顺利、成功转型,并不仅仅是人权的问题,现代政治的问题,解决经济深入改革的瓶颈的问题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它既是使中国真正走出社会周期性大动荡的深远的社会历史课题,使中国社会历史真正走向稳定持续发展的轨道,也是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好当前政治、社会稳定,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关系的根本途径和现实选择。我们一定要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好中国政治、社会稳定的问题,绝对不能以中国以后长期的社会动荡、甚至继续演绎着顽固的“动荡-集权-繁荣-腐化-动荡”的历史轨迹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和一时的稳定。在面对向现代社会、和谐社会的转型,建立真正的“以人为本” 真正的人本主义、民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民主政体、引入现代民主机制方面,任何人,任何集团都必须从社会历史意义上,从当前真正从根本上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的高度上认识这个问题,对待这个问题,都具有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和现实职责。”
    
     7、““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平转型,是以广泛的深厚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而良性的公民社会的形成,又是建立在真正符合“以人为本”精神的产权形式,即独立直接公平的个人财产权、独立直接公平的个人产权之上的。公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与独立的财产权、独立的产权具有直接的关系,而真正良性的健康的公民社会则是建立在独立直接公平的个人产权即真正“以人为本”的产权形式之上的。特别是作为目前产权最主要也是最重要构成部分的国有资产向真正“以人为本”的产权形式的转向,对真正良性的健康的公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对我们的现代民主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出:在权贵经济日益膨胀的今天,尚还有庞大的国有资产保留着,没有被权贵化。如果继续沿用国有资产目前的运作形式、管理办法,现在还存有的这庞大的国有资产,要幻想其不再被权贵化,其可能性百分之一千是负数。”
     “所以在此强烈呼吁:把现在还存有的这庞大的国有资产尽快进行良性化改造,向真正“以人为本”的产权形式转向,真正实行符合“以人为本”精神的产权形式。也就是说,通过这庞大的国有资产向真正“以人为本”的产权形式的转向,积极发展良性的健康的中下层公民社会、民本民主、民本政治来弥补权贵经济所带来的现代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复杂多变的变数”,“我们该如何走过这复杂多变的变数?””
     “因此我们说,“国有资产役权”的设立,具有多重的意义:既是解决实际经营问题的举措,又可为和平转型奠定所必须的基础,并由于社会的和平转型,从而才可以使更广泛意义上的经济、社会的良性化管理成为可能。这是“国有资产役权”更深刻的社会意义。”
    
     按照以上逻辑推理下来,不知大家真正清楚了这一思路了没有?
    
     转贴自:中国改革论坛 → 改革专题 →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05-8-26 19:56:00
    
    
     第 5 楼 文章提交者:刺猬, 加贴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官僚死不肯放弃他们的权利,灾难性权贵所带来的灾难很难消除.
     2005-8-27 2:56:00
    
    
     第 7 楼 文章提交者:王延效 加贴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官僚死不肯放弃他们的权利,灾难性权贵所带来的灾难很难消除."
    
     所以要呼吁,要形成社会共识,让人人都觉得国企使用权固化到职工个人的“国有资产役权”是应当的、合理的、必须的。社会舆论的作用和意义也是很巨大的。
     再者,“经济、产权改革所需要的政治条件及政治民主程度并不一定就很强”;
     “我们在推动产权改革时,首先关心的最主要的是作为与产权改革相配套的直接有针对性的政治改革,其它的政治改革内容也很重要,但就对这一点而言,它就不是主要的问题。如农村改革,主要的就是打破“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其它的政治改革内容对它的影响就不大。同样,城市国企经济改革主要的就是打破计委、各专业局对国企的直接垄断控制。其实这一问题早就基本解决了。城市国企经济改革走入误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没有找到适宜的方案,”是理论探讨和设计上的问题。当然这也许不是根本的、最主要的因素,但这一原因确实是存在的,并且是很主要的一个因素”
     “国有资产役权实质上就是使用权性质的国有资产的用益物权形态,它实质上是城市国企经济改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经营权”。事实上,国有资产役权与“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政治上所受到的压力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主要的是过去没有找到适宜的方案,甚至是私心在作祟。应当说,这一倡议被政治上层认可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起码这一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更重要的是,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形式即共同(联合)产权,国有资产役权特别是国有资产全员役权,是对国有资产真正的良性改造,是向真正“以人为本”的产权形式的转向,这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决定性意义。”
     2005-8-27 9:50:00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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