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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广为人知的毛泽东和鲜为人知的毛泽东/武振荣
(博讯2005年10月01日)
    
    武振荣
     (1)两个毛 (博讯 boxun.com)

    
    从上一个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我在研究毛泽东的时候就提出了两个毛的论点,来后来随着我的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个论点就一直被坚持下来了。如果说这个论点有它的好处的话,也只能够说是因为毛泽东这个人所携带着的意义的确太复杂了,以至于任何研究他的人若对他作出简单地论断就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去年,我写作了《论毛3篇》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在今天,我其所以还要写作这类文章,是受到这样的几件事情的启发。一个是最近台湾“热销”在大陆上都可以说已经绝迹了的《毛泽东语录》,从而在当年“毛泽东思想阳光”不曾“照耀”的地方出现了一次新的“照耀”,就此雅虎中文网站登出了“毛泽东思想统一华夏”的文章;再则,就是张戎和陈小雅两位女将分别出书,大量披露那些“鲜为人知”的毛泽东“内幕故事”,看样子来头不小。
    
    如果说上面的事情不是发生在同一个时期的话,那么,我也许不会写作这篇文章的,却恰恰是因为上述的事情几乎在同一个时间中被媒体抄热,所以才惹起了我的思考,认为有必要写作这么一篇文章。此刻,两个毛的思路就可以十分容易地引申出“广为人知的毛”和“鲜为人知的毛”的这样的分类,我认为,我们中国人对这两个毛的认识都还是刚刚开始,因此在这样的两桩表面上没有任何联系的事情中可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可开拓的意义空间。用我们陕西人的土话来讲,这叫“老鼠拉锨把——大头还在后面呢?”
    
    如果说读者们以为我的文章是要对张、陈两位作家的书提出批评,那就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因此到目前为止,我对她们的书还是没有仔细地阅读过,不过我知道这两本书的价值是同李志绥的书可以归为一类,那就是“揭黑”。李揭毛泽东生活上的黑,把一个生前的大圣人描绘成为一个见女人就闹的性病患者,给圣人的脸上摸上了一层狗屎。当然这样的文章就不会不在西方社会吃香,不但书的销路可观,李志绥这个名字也因和毛泽东连在一起而扬名四海了。别人的情况我不了解,我是通过《给毛泽东当医生》这一本书才知道中国有李志绥这个人的。就在阅读这本是时,我的耳朵边徊响着黑格尔的话:“仆人眼中无英雄……歌德也重复说过……历史人物倘遇由这样一个懂得心理学的仆役伺候着,以后在历史文学上记载着,自然就会显得平凡不足道了;他们被这位仆役拉下来,拉到和这精通心性的伺从婢仆的同一道德水准上,甚或在那种水准下几度。”(《历史哲学》)。但是,张戎的书没有更多地涉及毛的私生活,她是以学者的身份从事研究的,因此书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作品或学术的东西,同李志绥的书有了很大的区别。正因为这本书我还没有仔细地研究之,因此不敢妄发议论,只是书的题目“鲜为人知”这一种提法给了我一个重大的启发。我承认在毛泽东的档案没有解密的今天,这的“鲜为人知”的事件肯定是只是毛的“隐私”的一个小部分,更多的“鲜为人知”的事情应该是在毛的档案解密之后的事情,因此,我说可能在10年、20年甚至50的时间内,类似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会不断地被曝光。因此按照这样的思路下去,那些在他们自己的一生中曾经见到过毛的中国人就有可能带着对毛的“无知”死去。可见,“鲜为人知”的毛泽东的意义到底在那个时间段中完全可被现代活着的中国人弄清楚——不就是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了吗?
    
    我的看法是这样,毛是一个公众人物,因此对毛的研究应该是着重于他的公众的一面,在公众的这一面还没有搞出什么名堂的时候,去研究他的那些非公众领域中的事情固然也可以构成为毛泽东研究的一个方面,但是,这方面在毛的研究中应该是居于次要的位置。因此我没有说错的话,在我们这个低级趣味流行,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有着极大兴趣的今天,事情给完全地本末倒置了。也就是说在毛的公众一面,研究者没有拿出可以自豪的东西,除了不疼不痒地剥了个“毛泽东晚年错误”这样不伦不类的东西外就再也没有值得可以夸口的了。但是,在私生活方面,特别是在毛的隐私和个人的操行方面人们可以说是把毛的18辈先人的根都给刨了出来,就这样,人们还嫌不够,还要发扬毛的“愚公移山”精神“挖根不止”,继续的“深入”……。因此,在我们看到的我们中国人论毛的作品中,最“上乘”的作品也不过就是这些东西;相反一些西方的毛研究者就没有这样,不管是斯拉姆、特里尔、麦克法夸尔,还是索尔佰里兹、肖特的作品都不是这样,他们是把毛当成了一位在历史上曾经真实存在过的公众人物来研究,尽管他们研究的结果不仅相同,但是在研究中认为应该奉行科学的态度,研究公共生活中和政治活动中的毛——这一点却是非常一致的,也是令人敬佩的。因此这些人的作品的格调是高尚的,文字也有和很高的可读性。
    
    “6、4”之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民主缺缺的社会,这个社会在苟延残喘的时候已经患上了“不治之症”,因此它在大面积地毁坏价值的同时,又造成了价值审美上的亵渎情绪和意向。当有价值的事物在被贬之为“贱”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贱”的时代,如果说这个时代也有它的口号的话,那就是“贱人人爱”!21世纪的中国为什么走到了这个地步——当然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本文只是说在这样的时代和这样的风气中,那些严肃的研究毛泽东的作品无人问津,而那些投合时代之癖好的人,以揭毛的隐私为快乐的书却一直“热销”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说实在的,在人性的深处,小人物们把那些在生前曾经是不可一世的大人物的死后的影子当成了屠场上的活猪一样地来“宰杀”之也有着一个心理学上的意义哩。
    
    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因为中国社会处于专制的阶段,所以这个社会还不能够被认为是一个“公共”的社会,因此,在这个社会中,公众人物不被社会认可的事情也是存在的。于是,人们在批评和批判这个社会的专制人物时,往往采取一种完全地出于报复的目的运用非科学的方式和方法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这个社会的性质也随着社会技术的进步和时间的关系在日益的走向“公共”化的时候,情况究竟还是有一些变化的,不幸的是,当这种变化的信息在不能够被个社会中事实上可以主导公共力量的民运人士所理解时,情况就不容乐观的了。于是把批评和批判的对象妖魔化就成为一种时尚了。
    
    (2)两种事物上的两种烙印
    
    毛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上都同时地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一个事物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一个是中国人民反对这个一党专政的民主运动。如果说在我们中国,这两种事物到现在也都还没有结束其存在的话,那么,毛就是一个真正的“脚踏两只船”的人了。就是这么一个人,共产党也拿他没有办法,民运人士也是拿他不了。但是,当这两种事物都需要历史和需要渊源时,却都离不开毛,庶几如何对待毛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毛已经死了29年而结束,相反在许多的问题上死了的毛往往表现出了一些的怪异性。譬如,雅虎网在2005年5月28日的一则报道中说:“中学生心中的10大英雄揭晓:毛泽东第一”就是一例。
    
    我们大家都应该记得,当共产党第4代的班子在刚刚获得权力的时候,他们向毛的亡灵饶香,想借它来象当年毛活着的时候一样地欺骗人民,结果怎么样呢?不就是半路作罢了吗?胡锦涛想要用毛1949年的“进京赶考”的故事来为他的“执政7谋”作背书的时候,情况就不用我说的了。所谓的“新民主主义”的闹剧上演后没有几天也不是无声无息地落下了帷幕吗?要解释胡的行为的失败的根源,是不需要多少技术的,情况既单纯,又简单,那了是你胡锦涛既然要“请毛主席”,那么“工人农民”在抗议共产党政府的时候,抗着“毛主席的像”,打着毛的“语录”的标语,呼喊着“毛主席回来”的口号就具有了法律上的合法性了。问题是:你“请”来的神,我们供奉有什么错误呢?可见,在中国如果也存在着一个如朋友们所说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话,那么它不是“甘地式”的,而是“毛泽东式的”还用我说明吗?
    
    胡锦涛们不知道毛的亡灵的另一半还有“非共”的人民性,因此当他们认为招魂术可以给他们的政治带来新的希望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一个存在于人民社会中间的毛的亡灵有着与此不同的性质,这样,他们在运用一个毛的方式的时候,那另外的半个毛就出来作怪。于是,他们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收起了招魂的幡表明了他们黔驴技穷之处境;可是就在他们不招的时候,“工人农民”却在招。我几天写作的《两股言论给我们的启发》一文,就提到了这样的情况,有兴趣的读者们无妨去看一看。这样的情况如果能够给我们形成如下的印象的话,那无非是说,毛这个人物的最大的特点是他可以把自己的意义分别地分配一对矛盾的事物中的两个不同的方面。这就是毛,一个外国人根本就不可能认识,而中国人却很难认识的人。正因为这个毛是如此的特殊,因此,我们就不可能用对待普通政治家那种方式来对待他,就必须为他的意义的寻找一个新的也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方式和方法,若不是这样的话,毛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的统治着来讲,都将永远地保持其神秘性。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毛是一个公众人物,这样的话的意思并不是要把他当成是尼克松、田中角荣、戴高乐那样的公众人物。因为在这些人物所产生的国家中,社会的公共领域是已经很健全的,因此,公众人物也就只能在这个健全的空间中发挥自己的作用,现实自己的价值。于此相应的是,这个公共领域也为公众人物的活动划定了界限,而这种界限对于公众人物的个人活动来讲事实上也造成了重大的约束,亦提供了巨大的刺激。但是,在毛被造成为神的1966年中国政治大事变中,情形就完全不是这样,当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以后,以自己个人的力量对于共产党中央和政治局制度开始“炮打”时,这个社会没有一个可以说是“公共空间”的存在,一切都是中国共产党“私有”的,而人民对于这些东西没有事实上任何染指权利,从国家事务到社会事务都是这样。如果说毛的“造反行为”把一个“完整”的中共中央给打得“稀巴烂”的话,那么被“打烂”就的社会空间才有可能被“公共”化。在这个意义上,毛是一个真正的破坏者(他本人生前也承认这一点)。目前海外民运人士只看到了他破坏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面,而没有发现他同时也破坏了共产党制度和共产党文化的这另一面就太可惜的了。因此在1966年当中国人民在没有力量可以“砸烂”专制的“铁盖子”的时候,他们从毛那里获得的具有破坏性质的巨大力量完成了对专制制度和专制人物的全面造反,这样的一桩伟大壮举就构成了我们民族经验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因此,你如果要寻找中国人民(而不是中国的异议人士)反对共产党的历史,若找不到1966年,你就不是一位有主见的人。这一年的中国事变的意义可以这样的组织,那就是1966年的毛是一个几乎同“7亿中国人”的都产生了“个人交流”的人,而这种“个人交流”是在全国性的共产党体制的解体和共产党组织以及共产党当权派被“打倒”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也是全世界唯此一例的事情。
    
    如果说毛泽东在1966年的运动中对于共产党社会空间的破坏性后果没有在人民的运动中变化为人民建设自己社会的“公共空间”的新动力的话,那么就不会产生出毛的复杂性诸问题。我议论的问题的焦点也在这里,就是说,当毛在1966年“错误”地把自发的因此也是完全自由的、民主的学生和人民的结社行为当成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时,他对此行为的“大力支持”就是他自己成为这个解放的时代的偶像了。如果说在这个时代里,人民和共产党的传统的朴素的那种由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情感因素还没有来得及解体的话,那么这时他们反对共产党的行为就批上了一张“帮助共产党继续革命”的合法“外衣”,而这张“外衣”的缝制者,不是别人,正是毛。如果我们站在民主的立场上去分析这件事,那么人民在没有被“反对共产党”的“动机”所支配时,已经作出了“反对”(那时不叫“反对”,而是叫“炮轰”、“火烧”、“棒打”、“油炸”)共产党的行为就是非常标准的民主行为了。又如果从这样的事件中,人们可以发现在过去的“民主革命”中,人民反对统治者阶级的行为充满了仇恨的话,那么1966年的政治运动在“非仇恨”情绪和心理支配下“全面”、“彻底”地“打倒”了共产党各级政府和各级当权派的政治运动就堪称“伟大”了,而毛泽东就是一个与这种“伟大”性有着连带关系的人物,也正是藉着这样的关系,他爬到了所有活着的中国人的荣誉的“顶峰”!
    
    1966年政治运动的民主意义还在于这个运动如果是被一个政治组织独自霸占的话,那么就不会造成“公共空间”,而66运动中的人民和毛泽东也不会变化为“公众”和“公众人物”。情况与此完全相反,66运动中的几乎每一个组织,不管它大到拥有几百万人,或者小到只有2、3人,都存在着一个对立面的组织与它相抗衡,也都有着一种对政治资源的“同时”的瓜分行为,于是,一个“私”的空间,就不得不变化成为“公共”的了。于这种变化处于同一水平的是毛和人民都发生了变化,毛不再是共产党这个小集体的“私物”了,他已经是“公共社会”中的“公众人物”了,而人民呢?在“公众的社会”中也享受着广泛的公共权利(是以排除5%的人为其代价的)。
    
    1966年以前的毛泽东,虽然也是社会上的“神”,但是他是由中国共产党“造”的,因共产党在哲学又相信无神论,所以这种“造神”的速度就相当地慢,一直“造”了17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才“造”了个“半成品”,但是到66运动中,人民把它接了过来,只几下子就完全地造他为“神”了。这样以来问题又复杂化了,因为根据我们中国人对民主的一般理解水平,我们否认民主制度和民主的生活中存在着神的因素,因此在大凡可以发现“造神活动”的政治中,我们就认为它是专制的,或独裁的。我们根本就没有顾及到早在18世纪孟德斯鸠就已经说到了,在专制社会是“永远高举着的铁拳”,而在民主的政治中才可能产生出“救世主”。同样存在于我们眼皮底下的事情,我们也不愿意看,在美国每隔4年一次的大选不就是要造一个政治上的新神的吗?不管是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不都是要推出一个在政治上可以和“神”相媲美的人物并且用“造神”的类似的方法为角色填补内容吗?除了这些因素外,更为重要的是一个解放性的能量的巨大释放也有着运用人类的常规思维所不能够理解的因素在内。因此,伟大的解放运动一旦赋之于“亿万人民”的行动,那么它不是运行在理性的层面而是诉诸于情感的层面就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了,在目前当这些属性的民主性质在没有被我们认可时我们把它算在了专制主义的那一边。可是当我们的民主的思想和意识已经成熟了的时候,我就可以自由的处理这些我们人民当年处理不了的东西了!
    
    上述的意思是说,在66运动中的那个毛是一个带有民主因素的公众人物,但是如果认为他一直就是这样,就完全地错误了。事实上从1967年的年底,上海《文汇报》上连续几期发表的“反对资产阶级派性”的文章,就已经表现出了毛开始向人民的运动下手的企图,到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9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他个人就完全地回到了66运动前的那个一贯的共产党主席的角色中去了。是他在中国实行了复辟,但是他却把“复辟派的帽子”戴在了邓小平的头上。可是呢,我们的人民在这个时候是不可能认识毛的这个新举动的,因为这正是宗教化运动的最高潮时期。在这个时期,人民是要向毛献“忠心”的。于是,他就不费吹灰之力地坐收了66运动的“渔利”。如果把这个政治现象放到一个宗教化的背景中去看,那么,我们理解66年中国巨大政治事变的方式就有可能实现突破,就有可能对那些在政治上绝对理解不了的问题寻找一种宗教理解的途径;又如果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宗教途径以发现那时的人民因为处于政治上的势均力敌的派性斗争(这是多党制的土壤)而不能够自拔时,每一派的人都要求着政治上的裁判出场时,毛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所控制的军队就派上了用场。也正是在这个时刻,毛就非常容易地把66运动的民主性质和自由的意义包裹在他的“文化大革命理论”的这一张皮内了,而这一切不是在“暗处”进行的,完全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是在全国、全世界人民有目共睹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如果我们中国人对这样的事情说不出自己的见解,而对于“鲜为人知”的事情却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就有“猗遮星宿遗羲娥”之嫌了。
    
    因此如果说中国人民对毛泽东有着一个深刻的批评和深刻的批判的话,那么,我看这个就是重点的东西。因此依我之见,毛私生活的问题和这个问题比较起来是太微不足道的了。可见,我们在对几乎那时的每一个人都熟悉的这个“公共”的毛放弃或不研究,不批评,不批判,而一味地去翻他的私生活的底到底是为了何故呢?在这些摆在了“光天化日”之下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的并且也是曾经真正地“触及了每一个人灵魂”的事情在还没有弄明白时,我们又去挖那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到底是图了个啥?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那些“鲜为人知”的事情若不是被已经死了29年毛带到坟墓里去的话,那么只有好事者才希望把他兜了出来。因此对于那些研究毛的“专家”来说,这一类的事情也许很有价值,但是如果要用“专家”的兴趣去左右人民的兴趣,我看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我们中国人民现在的政治水平还处于20世纪70年代的视毛为神的水平上,那么这样的“鲜为人知”的事情也许价值非凡,可是,在今天这个连毛的“老窝”都已经“端”了的条件下,还去如此去行为,我是看不出有什么积极意义。
    
    (3)两个不同的意义场
    
    中国如果是前苏联,是朝鲜,那么中国的民主运动就不会出现毛泽东的色彩,但是,中国其所以走到了今天,就是因为前面有一个人们到现在还叫“文化大革命”的66运动。如果说这个运动在最不成功的意义上可以看成是中国社会一个安全阀的话,那么1989中国民主运动没有表现出巨大的爆炸性事件,原因还不是那一次的安全阀释放了可以使社会“爆炸”的那些气体吗?在另外的文章中,我也已经论述到了中国社会其所以出现了华国锋、邓小平的“改革”也是经历了66运动后的中国不得不走的道路。如果说人民在政治上失败了的事情需要一个经济上的补偿的话,那么你就有资格解读邓小平的政策了。如果在这种剩余意义的后面总是有一个无形的毛的尾巴存在着,那么不批评派和批判“公共”意义上的毛,社会就不能够进步、人民就不能够觉醒的道理是再明显也不过的了。就这个情情形分析问题,我们放下“公共”的毛不批,而把精力和兴趣集中在毛的“鲜为人知”的一面就很不对。再说“鲜为人知”的那些事情即使毛泽东的构成物之一,但是社会封闭了它也是有一个意义可以解读的。对于一个具体的人,别说是公众人物,就是我们自己一个普通人可以完全地对认识我们的人“开放”吗?任何人的内心的深处都是一团漆黑。因此保守人的价值这样的事情有时候也在于保守人内心的秘密;在这样的问题上,一个民主的思想和是容许任何一个人把自己的秘密带进坟墓。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上述情况的出现是我们自己的民主的知识和水平存在着问题,当我们在某些事情上对自己的东西持怀疑态度,吃不准到底应该不应该去寻找那些与毛搅合在一起的民主价值的时候,我们宁肯扔掉它,也不愿意叫它坏了我们的事!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如果对民主产生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理解,那么对这样的事情就会采取另外的态度。我不知道别人的情况怎么样,反正,我可以给读者们提供我个人的例子。在写作《毛泽东思想发微》的那本书稿时,我运用王阳明的“心贼论”来批判毛,认为存在于我心中的毛泽东思想就是钻进我心里的“心贼”,所以我的全部的努力是要把它赶出去。那时我和朋友们一样地认为有“心贼”在内,我们的生活是不得安宁的。但是,到后来,当我们慢慢地发现这个“心贼”同毛泽东思想中所说的“资产阶级思想”一样时,是一个永远赶不走的东西(越赶月多)的时候我的看法就开始了改变。到后来当我的民主知识日渐成熟时才发现那个具有毛泽东形象的“心贼”原来是我的思想中的变相的我的形象,这样以来,我已经认识到一个我努力要破除之的东西原来有着一个“保守”的价值。在这样的看法定性后,政治的生活和宗教的生活的界限就有可能被最后地划定。到写作《无奈楼论毛的》时候,我就可以自由地处理毛这一套“不成体统”的价值了。毛总是和世界上一个最大的民主运动有关系的,这一点谁也否认不了,因此当我们中国现在是如此腐败和如此腐化亟需要来一次规模巨大的运动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时,第二次66运动(不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必不可免!
    
    现在中国民主运动已经存在了20多年,但是它却在中国连一个运动的浪花也没有煽起来,原因到底在哪儿?不就是我们把66运动当成了“社会大动乱”来看待吗?因此如果不解开民主运动的“动乱”的死结,我们就没有办法打开民主的局面,可恰恰在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对1966年运动的“革命式”看法,并且对于运动中存在的“天下大乱”的观点的批评却是十分微妙的,因此在今天的形势下当社会已经走在了66道路上不能够回头的时候,站在毛的观点上去认识66运动就不至于使我们的一些民运人士跌破眼镜!在这里如果说毛有一个价值的话,就是指他把人民对共产党造反一事提到了“革命”的高度。在这里,我不分析到底是毛的“理智”促使他这样做,还是毛的“直觉”迫使他这样做,我只认准了毛已经这样做的事实。也正是这样的事实的意义丝毫没有被我们的民运人士们触动,所以,一个意义未竟的毛才表现得和幽灵一样地出现在“工人农民”要求民主和要求权利以及要求生存的行动之中。因此在“工人农民”的反对政府的行为中,你总是会发现毛的幽灵的,就是在1989年的大学生运动中,使运动在持续50多天的时间中运行在合法轨道上的事情中也不是可以发现了一个无形的毛的在场吗?为什么学生运动就不犯法呢?为什么这个共识在1989年的运动中如此广泛地存在着,甚至连警察也都自觉地维护学生游行队伍的秩序,而他们的本来的任务是要“取缔”它。“5、4运动”时,段琪瑞政府镇压,“1、29运动”时,国民党政府镇压,1957年的学生鸣放运动时,共产党镇压,而惟独1966年的学生运动时,毛泽东支持了它,喊出了“凡镇压学生运动都没有好下场”的口号。如果说这个口号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已经进入了我们民族的“灵魂”的话,89学生运动的现象不就可以解释的了吗?到1989年时,这个66运动中的残存意识保护了全国的学生运动使它非常有秩序地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学生运动(连小学生也参加了)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但是这样的研究又有几个人去做呢?
    
    如果说中国民主运动是中国民运人士和中国人民的自由选择的话,那么取掉毛又何妨?但是如果说情况不是这样的话,它同任何重大的事件一样有一个历史的出处和历史的继承的话,要不要某种东西或某种因素就不是人的偏好可以解决的问题了。这样的事情就迫使着我们这些人首先得面对一种现实。这种现实如果是从一个历史的“子宫”生出的,我们就不能够要求被“生产”的东西是这样的,或那样的。因此,我们不是说在毛已经死了快30年的时间中还要请他的亡灵,而是说这个被我们继承而来的民主运动有着一个我们一时还剥之不去的毛的成分在内。也正是有这样的东西存在,民主运动才要求着提高和净化。而要求完成这样的任务,民运人士的作用就是举足轻重的了。普通人可以不研究毛而搞民主运动,但是呢?这样的情况就完全地不适合民运人士的了。因此,为了运动而研究毛,这就变成了我们的一项工作了。有了这样的工作在等待,我们还有功夫和兴趣去过问毛的隐私中的那些低级的东西吗?
    
    在过去,我们把毛作为一个道德上的存在,也说不到会错到什么地步,如果道德的东西本身就有一种教育的因素的话,那么一个真正的“反面人物”在道德的“教育”中被描述成为一个“正面人物”,而这个人物又事实上在一个时间中鼓舞了民族的士气,这样的事情还需要一个道德上的“翻案”吗?人类的道德教育的起始如果不是神话和宗教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进行“翻案”,但是道德的原始的发动的根源在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时,“翻案”的结果就是“死了雷锋叔叔”而活了“马(加)爵爷”(参阅拙文《论陕西人的‘二劲’》)!
    
    我的意思是说中国民主运动在不正确地批评和批判毛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走上的邓小平的路线,所以到1989年的6月当邓小平开刀杀人的时候民主运动的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境地了,于是,一贯反对共产党的民主运动力量终于在一个时间段上重复了共产党的错误,这是多么大的教训啊!
    
    说了半天,我还没有说到共产党这一头的毛泽东意义,其所以这样我是有用心的,因为共产党需要毛泽东的道理是一个“傻瓜道理”,容不得我多说。在去年这个时期写作的《论毛的幽灵:胡的招魂和民运人士的收藏》一文中,我指出:“胡锦涛招毛之魂的行为如果稍有闪失的话,就会招来不测之后果,到那时他们连哭也来不及,何谈送神。毛在临死前已经对身后的接班人的前途和命运做出了极不利于他们的判决,什么‘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什么‘走资派还在走’,什么‘我死后右派要复辟,要翻案’,人民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文化大革命要来第二次、第三次’等等都会纷至沓来……闹不好,它完全可以变成为新的政治大解放运动的导火索”。现在,胡再也不敢玩毛的这一套了,目前他又要出胡耀邦这一张牌。但是这个现象不是说共产党就可以自己取掉毛这个大负担,可见,在毛的意义场的共产党一边,事情才真正是致命的;而在人民这一边,一个多元的民主是可以兼容并蓄的。结论是:中国民主的收藏夹是可以收藏1966年的毛泽东意义的,而共产党的神坛上却供不起它。
    
    “这儿有玫瑰花,就在这儿跳舞吧!”——对于那些毛的研究者来说。
    2005-10-1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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