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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自由主义的缘起与困境/冼岩
(博讯2005年9月30日)
     [冼岩投稿]

     自由主义是17世纪以来在欧美逐渐形成的智识传统,由于它契合于现代性文明的某些特征,在当代成为最强大的政治运动。自由主义没有严密的思想体系与统一的核心观念,它只是在价值趋向上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从而使它与其它思想流派区别开来,构成松散的思想族系。自由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个人主义立场,即个人需要在道德上优先于各种“大义名份”的集体需要。约翰.格雷将自由主义的共同特征归纳为个人主义、平等主义、普遍主义与社会向善论,这虽然只是一家之言,但比之各种试图为自由主义匡定核心价值的努力,显然更具解释力。

     自由主义本身呈现为多种形式,不同的自由主义相互之间还可能严重冲突。自由主义当然崇尚自由,在当代,“自由、民主、人权”亦成为自由主义共尊的理念。但是,自由、民主、人权的具体内涵,以及它们在思想体系中应居何种地位,不同的自由主义对此有不同解释,从而衍生出自由主义政治体制的不同版本。正是在这种歧义上,自由主义形成了分别以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为代表的几大源流,它们实际上是分别从不同的具体情境(国情、时代等具体约束条件)出发,对自由主义理念进行“各自表述”、从而构筑出不同的政治蓝图。每种自由主义背后,都带有所在地历史与现实的深刻烙印,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博讯 boxun.com)

     由此可见,自由主义不是僵硬的、已经完成的思想体系,它不变的只是简单的肤色特征;它需要与具体情况、具体条件相结合,才能生成血肉内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虽然有不少人自称自由主义者,这样的工作在中国却尚未开始,更遑论成形。自由主义在中国至今还只是从天而降的怪物,本文试图分析此一现象的成因。 一,中国式自由主义的成因 中国的自由主义迄今不成气候,对此中国自由主义者本身也供认不讳,他们总抱怨“国内无大师”,没有人提到“中国自由主义”这一名称。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只是英美法德的学徒,他们没有形成自己的内容。中国的自由主义尚处于引进与熟悉阶段,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引进、讲述外来自由主义时,带有明显的选择性与倾向性,构成了本文所称的“中国式自由主义”。换言之,中国式自由主义并没有自己独到的内容,有的只是自己独特的倾向性。

     以下四大原因构成了中国式自由主义的倾向性特征 1,当1970年代末中国从思想禁锢中走出、睁眼看世界时,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高度,主要依据这种理论指导的西方政治实践也取得了令中国人叹为观止的成就。面对闻所未闻的理论、天壤之别的现实,中国人普遍对西方顶礼膜拜犹恐不及,当然不可能还具备审视、辨析、甚至批判的眼光。

     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失灵,使中国沦为思想理论的荒漠废墟。面对西方建构精美的高楼大厦,引进、拿来成为条件反射的自然行为。不独对自由主义如此,对其它西方现代性理论也如此。1970年代以来引进的西方理论,都是以原装形式在中国空降着陆、并且驻扎下来。虽然自由主义在西方千支百流、各擅胜长,但这些内部差异相对于自由主义与中国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差异而言微不足道。在当时的中国人眼中,西方自由主义是一个核心观念明确的严整体系。直到1990年代,朱学勤才梳理出英法自由主义与欧陆自由主义的分野,并且将英美传统视为中国可以模仿的样本。

     在这种饥不择食心态下,在与西方巨大的资源对比与精神落差面前,没有一个中国的自由主义学徒还能内生出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现实条件出发,重新阐释自由主义理念、建构中国自由主义体系的胆魄与勇气。秦晖是一个异数,他一系列面对“中国问题”的实证研究为他在自由主义阵营赢得了迄今已是独一无二的声誉。但是,他的创新只是细枝末节方面的,只是为西方原装理论在中国的软着陆尽可能作一些细节铺垫。他只能从西方原装理论出发来诠释“中国问题”,而不能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与现实条件来更新自由主义理念;所以,从他的理念生出的现实问题解释方案与政治主张,往往只是削足适履。 进入新世纪,随着保守主义在中国浮出水面,有些新一代的自由主义者开始注目于寻找自由主义的本土资源,自由主义的一支与文化保守主义颇有靠拢迹象。但是,自由主义的关注传统,在中国完全是一种画蛇添足的东施效颦。自由主义能够从英国传统中孵出,是因为当时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此前并没有形成明确的自由主义理念,他们的理念确确实实来自传统、来自所谓诺曼征服以前“自由宪政”的传说,是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养料脱胎而出的。而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早已具有坚硬的理念与政治信仰,这些“主义者”并不打算依据传统来修正他们固有的价值理念及政治主张,他们只准备用固有的价值理念与政治主张诠释传统,为自由主义的本土生命力寻找一种说服力--用现代性来诠释传统,这与其说是诠释,不如说是曲解。

     吴思是迄今为止自由主义阵营内最具创造力的思想家,但吴思似乎也不敢直面自由主义核心理念的再创造,而是剑走偏锋,从中国国情出发开辟出西方自由主义理论迄今尚未涉足的理论处女地。当然,凡事总有例外,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中真正的另类是王力雄。王力雄的立场无疑是自由主义的,但他更多从实际情况而不是从西方理念出发思考中国问题。因此,在王力雄的表述中,自由主义理念已具有与西方正统颇不一样的内容,他更提出“递进民主”这一全新政治主张。虽然“递进民主”在可行性与有效性方面尚须更多证明,但这种扎根于现实的首创精神与中国自由主义主流的留声机、翻译器工作程式不可同日而语。正因为如此,王力雄在自由主义阵营中一直被视为异端,曲高和寡,形影相吊。

     2,相对于思想理论,政治革新是中国人更迫切的需要。面对西方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中国人最直接的反应是快快向其靠拢。作为西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甫到中国就承载了指导中国学习、赶超西方的重任。虽然官方将这种学习主要限定在经济范围,但民间一开始就重点注目于政治。

     社会进步的关键在于政治制度,这种意识的形成是由自由主义主要是一种现代性政治理论、自由主义价值的实现需要依托一定的政治制度决定的。由于历史的机缘凑合,自由主义在中国不担承载了变革政治制度的使命,而且背负了八九情结。向西方学习的前提是否定中国传统、变革政治制度的前提是批判现行体制,因此,自由主义在中国选取了一种对传统与现实近乎虚无主义的彻底否定立场。所谓“自由主义启蒙”的全部内容可以归结为两点:A,引介西方原装理论;B,批判中国现实。正是在这种强烈的现实政治需要导向下,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从西方自由主义的大杂烩中选取了对中国现行体制批判最严厉、火力最猛烈的极端部分(例如曾经风靡一时的哈耶克),作为指定给中国人进补的养分;另一方面,既然批判现实成了“政治正确”,对现状与现实的理解就被视同“为现行体制辩护”,成了中国式自由主义的道德禁忌,没有人敢于触及。

     其实,在西方自由主义主流中,康德时代的德国与当下中国国情最相接近,德国自由主义也最多可供中国借鉴之处。可惜,虽然中国有不少自由主义者言必称康德,但没有人能真正读懂康德,尤其是不能理解他对当时德国政治现状的评价以及从这种评判出发的对自由主义理念的独到阐释。

     选择对中国现行体制最具杀伤力的西方原装理论,然后将其打包直接空运至中国,以之“启蒙”国民,幻想着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就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主要工作。这样一种思维定式,必然阻埂对现实的探寻,更遑论从现实情境出发孵生中国自由主义理论。因此,在中国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往往就意味着现实洞察力的萎靡与思想创造力的萎缩。这与个人素质无关,而是由于精神与物质的负载过重。当影子过于庞大时,就会遮蔽真实;当负载过于沉重时,行者就无暇再顾及脚下的路况。

     3,这样一种从批判现实的需要出发、直接复制西方原装的自由主义理论,必然与中国的具体情况难以对接、难以直面具体问题,必然表现为严重的不适应症。这种不适应症,在自由主义一统江湖的1980年代还不显著,但随着1990年代新左派、保守主义浮出水面,中国式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就日益凸显。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中国式自由主义的种种局限性与不适应、正是由于它明显解释不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种种社会现实及变化,才催生出新左派、保守主义等新的思想流派。

     中国式自由主义的局限性与不适应症肯定会成为其思想对手新左派与保守主义的攻击软肋,对此,前者的反应一是掩饰,二是反击,因为除此之外它别无良策。它既不能放弃“主义”,又没有能力与魄力更新理念。无论是掩饰还是反击,都注定使中国式自由主义越来越教条化、越来越脱离现实、越来越走向极端,其结果是软肋越来越软,中国式自由主义在解释力、说服力、自洽性方面的困难越来越多。2003年秦晖、汪晖、温铁军三人的“杭州峰会”,深刻揭示了中国式自由主义的这一衰势与困境。 在杭州对话中,当下自由主义的皎皎者秦晖在面对对手立足于现实问题的追问时,不能再保持自说自话的从容,不得不节节败退。从认可而不是反对中国1950年代放弃新民主主义、以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加快工业积累的效率;到在体制目标上放弃以西方作为参照,承认“我想我们所指的也不是西方制度,(而是)相对缺点比较小、比较少的一种制度”;直至最后宣布自由主义方案在面对中国难题时也无济于事,“从逻辑角度出发,不管从汉族内部还是从民族关系分析都会得出一个天下必将大乱的结论”的悲观论断,中国式自由主义脱离现实,在面对现实问题与对手追问时的窘迫显露无疑。

     正是在这种无法面对现实、无力面对对手的困境下,中国式自由主义越来越走向封闭自守、走向极端僵化。杭州对话时,一些自由主义者即责怪秦晖不应该进行这种“没有意义”的对话,主张自由主义应该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这样起码可以保证自圆其说。当下,这种主张更被提升到一种规模化趋势,追求理念“纯正”的自由主义基要派应运而生,它既囊括了当下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也是中国式自由主义进一步脱离现实、进一步极端僵化的表现。

     4,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理论,更是一种政治运动和政治主张。在中国的具体情境下,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关心政治更甚于理论,越是观念坚定者越是如此。从现实政治的视角出发,中国式自由主义与已经坦言不准备照搬西方体制的现行秩序存在先天相斥。当对于现行秩序的“和平演变”甚至自行“崩溃”的预言一再落空、自由主义者所期待的“自发演进”遥遥无期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纷纷将视线投向西方,投向被他们视为自由主义政治样板的美国,期待美国这一最积极扩展自由秩序、同时也是当今唯一超级大国的国际强权能够给他们带来自由希望。

     因此,亲美、支持美国的新干涉主义是中国式自由主义自1980年代以来的传统;八九后这一期待更增加了迫切、增添了份量。2003年美国撇开联合国单方面发动伊拉克战争,更使一些人看到自由秩序全球扩展的希望。与他们在国内强调的“自由至上、民主先行、人权优先”不同,他们在国际上支持单极格局,极力怂恿中国融入主流国际社会、服从美国单边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他们支持美国为了扩展自由秩序而发动战争,不惜为此牺牲大量无辜生命,不惜站在中国国家利益的对立面。 亲美、寄希望于国际(美国)干预,是中国式自由主义继照搬西方、脱离现实、自我极端化之外的第四大成因与特征。

     二,中国式自由主义的困境 中国式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在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前期一统江湖,并作为民间主流意识形态至今拥有巨大影响力,是因为它对现行秩序所持的强烈批判态度迎合了现实社会中失意者的心理需要。后者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成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对现行体制怀有仇恨的彻底否定者;自邓小平改革以来相对利益受损者,如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对人生满怀理想,注定要不断碰壁的青年学生。正是由于这些人的支持,中国式自由主义才能够在脱离现实的极端化道路上撑到今天,否则它早已不得不改弦易辙。这种社会支持对于作为政治运动的自由主义来说,是幸运的;但对于作为思想学术的自由主义来说,则是不幸,它使中国式自由主义长期被禁锢在僵化教条中,远离了活水源头。 这种自由主义的前景命运与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走势息息相关,具体说来趋势如下:

     1,如果中国目前这种政治稳定下的渐进可以持续,那么自由主义脱离现实的弊端将日益明显。当社会主义理论一再预言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而资本主义始终垂而不死、甚至越来越兴旺时,社会主义理论就丧失了说服力。中国式自由主义也如此,当中国在它所极力批判的权威政体下持续进步时,自由主义的自圆其说就越来越艰难。1990年代中后期新左派与保守主义的兴起直至与自由主义形成三江分流格局,在很大程度应归功于持续二十多年的“中国模式”在国内外“中国崩溃”声中的发展进步。 如果中国情况恶化,发展与稳定不能持续,社会面临或已发生重大危机,那么对现行体制持最彻底否定态度的自由主义将受到最大欢迎,成为最具民众动员力与社会整合力的理论资源,不管它所提供的药方是否对症适用。今天很多人对自由主义立场的坚持,正是出于对中国前景的这样一种预期。换言之,中国式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祸福前途,恰恰与中国社会的祸福前景背道而驰。

    2,如果中美关系趋于缓和,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接触多于遏制,那么一方面中国人民对美国的态度会普遍趋于缓和甚至友好,另一方面国内自由主义对政府的态度也会趋于缓和,他们至少会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比较满意,而政府也会对自由主义更少敌意与警惕。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在国内既能获得较大扩展空间,在民间的支持率也会上升。

    如果中美交恶,美国加大对中国的遏制与干涉,将激发中国人民对美国的普遍敌意与不满。美国的干涉正是一些中国式自由主义者期盼的,此时他们会加大亲美、挺美力度,不惜与普遍民意即他们口中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为敌,不惜同时站在中国政府与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生存空间与公信力都将降到冰点,其前途只能完全寄希望于美国的成功干涉甚至是“解放”。

     3,作为政治运动,自由主义在中国前途未卜,但它最大的困惑还在思想学术方面。中国式自由主义缺乏自己的血肉内容,它完全照搬西方的原装理论,相对于中国的具体情境存在很多不适应;中国式自由主义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所确立的彻底否定现行体制的道德立场,又阻止它客观地从现实土壤中吸取营养。在一种对现状与现行体制只能批判否定、不能理解肯定的“政治正确”道德标尺下,是产生不了象康晓光那种深刻洞察现实、立足本土原创的思想家的、也完成不了从中国具体情况与实际条件出发孵生中国自由主义血肉的使命;除非它改弦易辙,孵化新的源流,另起炉灶。

     在中国式自由主义的大杂烩中也是酸甜苦辣什么味道都有,但它仍然只是西餐,仍然不合中国人的胃口。其中,有一支倾向于苏格兰启蒙时期的古典自由主义侧翼,这一支自由主义强调通过市场发育与法治建设达成自由主义的政治目标。这是一种相对理性的渐进主张,它暂且搁置了“自由民主”之类的政治高调。但是,这种根植于18世纪苏格兰的智识结构同样应对不了21世纪的中国问题。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由于放弃了激动人心的口号及其精英化特征,它不可能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作为一种政策建议,它将“市场自主”绝对化的原教旨主义思路又与当代经济全球化竞争中所必须的国家干预格格不入。这种“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尴尬处境,印证了“横移”自西方的原装理论不能成为几万里外、几百年后中国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

    三,结语

    站在人类思想史的高度,自由主义不过是人类思想长河中的一朵浪花;从现实政治角度而言,它也不过是对应于不同具体情境的一系列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片断。自由主义确实在现代性政治中表现出某种优势,但它在西方的成功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它未必能在后现代仍然具有适应性,更不可能在所有情境下都居于优势;自由主义政治体制的普世性从未得到过有力证明。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以及各后发展国家千差万别的现代化进程,历史必定演绎出新的理念、孵化出更具适应性与有效性的政治架构。就在这种大变动的时代,中国式自由主义却强调“纯正”、提倡皈依于“基要”,这适足证明自由主义在中国已开始日薄西山。 --原载《读书时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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