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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石村悖论看中国社会的刚性特征/冼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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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5年9月27日)
     [冼岩投稿]

    太石村罢免事件的意义在于:它几乎是迄今为止中国唯一允许进入公共讨论的官民冲突典型案例。此案例题材丰富,不但双方的角色阵营、策略应对,麻雀虽小,应有尽有;而且其过程一波三折,波谲云诡。观察、分析其中动态,可以对中国社会的现状特征与未来可能性有深入认识。 在历经一个多月的僵局后,以9月11日广州市番禺区鱼窝头镇政府正式贴出公告宣布太石村民罢免动议获得通过为标志,事件的解决出现良性转机。但是第二天风云突变,近千武警突袭太石村,控制财会室,抓走数十村民;继之在14日晚的番禺电视新闻、15日的番禺日报将太石事件定性为“非法集会活动,严重影响村工作开展,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不知情村民”;然而,15日中午太石村党支部又张贴公告,宣布于星期五早上9点到12点以户代表会议投票的方式举办村委会主任改选。事件的转辗反侧透露出不寻常信息,出动近千武警控制财会室,当事人的猫腻已路人皆知。人们更关注的,不是当事人调用近千武警的动机,而是他为什么有此能力。 14日晚的番禺电视新闻与15日的番禺日报评论实质是为12日出动警力的行为辩护,需要辩护说服的主要并非老百姓,老百姓的看法从来无关痛痒;真正需要说服的是“上级领导”甚至中央政府,只有后者才能左右事件的最终结局与相关人员的命运。“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这就是番禺区调用近千武警的台面理由,这种理由具有说服力吗?迄今为止,番禺官场上这么多人还口径一致、行动协调,至今没暴出有人临阵退缩甚至反戈一击的新闻,这说明大多数人都认同这一理由过硬,足以打动中央政府。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冷静审视,不得不佩服当地这些官场老手们的门槛之精、眼光之毒!上述理由确有很大可能打动中央政府,因为“维持稳定”是中央政府所有目标中的重中之重;而太石村事件中村民一方的表现,尽管克制、温和,仍然可能在几个关节点上引起执政当局的忧虑。 忧虑之一来自传统经验。执政党是从农民运动起家,最怕有人照抄其成功故径。执政党在当年的基本经验是:知识分子下乡,发动、组织农民维护切身利益,以这种方式将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由于农民维护、争取切身利益的行为必然与强势群体及维护此既成秩序的政府发生冲突,知识分子在帮助农民争取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很易将经济斗争导向政治斗争。不难看出,太石村事件正具有上述特征。当下一些知识分子的积极介入,使事态确有朝“新农运”方向演变的可能。对此,当局不可能不紧张。从9月9日杨在新律师被广东省公安厅讯问是否参与太石村事件,到9月13日在现场附近帮助太石村民的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失踪”,都体现了政府方面的顾虑所在。 这种情况凸显了现行体制下的一个悖论:如果知识分子不作介入,弱势群体在强权欺凌下无力自保,与当地权力相结合的强势对弱势的欺凌将肆无忌惮,弱者的基本权益难得保障,社会矛盾将持续恶化;如果允许知识分子介入,没有谁能保证其行为只止于维权,知识分子确有可能通过将民众组织化与政治动员化,威胁现政权及其体制。这种“农运恐惧症”使执政当局对知识分子干预公共事务的容忍仅止于言论/舆论,当局不能容忍知识分子组织、发动民众,不管是以经济利益还是政治权利的名义。 忧虑之二源于现代社会的特殊性。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现代信息传播已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时期。在当代,信息传播的方便、快捷,使微小事件引发共振造成全社会震荡的几率大为增加。事件中太石村民要求的是可以抗衡强权的基层民主与自治,这与当局的目标(可控的基层民主与自治)是有区别的。如果太石村民胜利了,这不但意味着他们自己在相当大程度上摆脱了政府控制,而且意味着当局承认了这种“免于控制”的合法性。在现代信息传播条件下,这种胜利会被广泛传播。如果全国农村都起而效仿,形势的发展有可能迫使政府最终需要面对70%的人口与面积处于自己掌控之外的现实。这正是王力雄在“递进民主”方案中所设想的理想状态,这也是政府极力要避免的局面。所以,不管太石村事件中是否有知识分子积极介入,政府都有理由为“罢免”设置障碍与限制。番禺日报强调的“如果不按合法程序办,就可能激化矛盾,引发新的问题,甚至使自己从有理变成无理,从合法变成违法”,就体现了这种从程序上控制基层民主与自治的意图。

     这其中的悖论是:基层官员既是政府公共职能必不可少的承担者,也是侵害民利必不可少的参与者。当民众遭受侵害时,要保护切身权益,他们必须起而抗衡直接管理自己的官员,通过制衡其权力来限制其腐败能力;但官员权力如果因此受到限制,其正常行使公共职能的能力也必然受限制,执政当局的意图难以贯彻到底。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一困境是通过将部分职能交给法律约束下的公民自治来解决的;但在中国,由于人均利益资源的稀缺,基层民主与自治难以导向和谐,反而可能激化冲突:基层与基层的冲突,基层与上层的冲突。 (博讯 boxun.com)

    从理论上说,基层自治与有知识分子参与的社会自组织过程既可能释放矛盾、加剧冲突,也有可能理顺矛盾、导社会于有序;权威政体不应该阻止社会的这种自发演进,而应该努力将其导向良性温和。但是,由于人均利益资源的稀缺、以及转型期多种矛盾的积淀,当局并没有在这种过程中掌控局势、导向良性的自信;政治进程的开放易发难收,当局能够维持进程温和于一时,未必能一直维持下去。何况当前的经济增长也不可能一直持续,一旦经济发生波动,社会自发演进趋向紧张冲突的可能性将大增。

    在这种人均利益资源稀缺与社会负面能量累积的刚性约束下,体制必然是刚性的,即主要只能依赖强制性高压维持稳定。政府与民间都非独立自足,而是相互影响。在两极互动中,如果体制只能是刚性的,那么民间最终也必然是刚性的;单方面的弹性能够维持一时,不能长期维持。全社会呈现刚性结构,这正是许多人眼中的中国。

    在这种结构下,政府对民间的灵活退让是有限的,而且端赖于个别领导人的开明;民间的自觉理性也必然有限,一旦有宣泄机会,就易走向极端。这种情况反过来又迫使体制更趋于刚性,更多依赖强制高压,社会陷入竞相刚性的恶性循环。这种结构如果不能改变,政权只能立足在政绩合法性的基础之上;其它一切合法性理论都只能起到遮羞布作用,不管它是王道仁政,还是法治民主。

    要改变社会的刚性结构,必须改造导致刚性的原因,即人均利益资源的稀缺与社会负面能量的累积。这种改造离不开物质财富的增长与在财富增长基础上的分配相对公平,没有财富的增长与二次分配的趋于公平,再完美的制度设计与理论包装也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社会刚性的约束下,权威政体在制度改进方面的余地不大,所以中国执政当局暂没有政治制度改革的打算,而是首先致力于对导致刚性原因的改造:先是强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继则提出“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中国这20多年的经验已证明,现行体制能够胜任发展经济的使命。在分配公平方面,虽然民间社会的原子化使弱势群体无力制衡强权侵害;但如果政府在宏观政策上主动向弱势群体倾斜,通过调节二次分配可解决大面积层面上的公平问题;个案的恶劣可以通过一定的舆论监督予以限制。

    背负刚性约束与体制局限,致力于财富增长与分配公平,这是一条崎岖难行的羊肠小道,成功机率并不高。但是除此之外,就目力所及而言,中国也确实没有更好的路可走。

    --原载《亚洲周刊》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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