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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泉:呼吁国家主席胡锦涛赦免王斌余死刑
(博讯2005年9月19日)
    王斌余被法院判处死刑,就目前中国的法律和以往判例而言,法官的判决可能并无不当,因为法律在具体落实时是有宽严范围的,而这个宽严范围是由法官具体来掌握的,所以法官的判决结果在一定的范围内因人而异是正常而被允许的。严判还是宽判既关系到法官的专业水平,政策水平,思想水平,也关系到法官的个人情感和社会责任感,但是只要不出范围,那就是法官的权力并只能依靠法官的良心了。而对于触犯死刑条例的人来说,这一宽一严却能决定他们阴阳两界的具体去向,结果可就天差地别了。

    就王斌余这个案件来说,如果当事法官坚持自己的判决,恐怕无人能改变王斌余的死刑结果。但是王斌余的死刑判决的确是严判,如果宽判的话,有理由改为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甚至无罪释放也是有可能的,虽然机会微乎其微。

     一,王斌余一向为人忠厚,孝敬父母,报效社会,没有劣迹,没有前科。 (博讯 boxun.com)

    二,王斌余案后毫无疑问的自首。

    三,王斌余所杀的人虽然并非祸首,但这些人是被祸首聚集来充当打手的。也许他们不认为自己是打手,但他们奉祸首之命而来,不仅辱骂了王斌余,而且的确首先使用了暴力,所以他们不是无关人员,在法律上他们的角色只能被定性为打手。

    面对辱骂,招架突来的暴力,且寡不敌众的情况下,王斌余失去理智,显然进行了过度的防卫。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王斌余的弟弟被吓傻了,王斌余一个人面对一群打手,而打手的暴力是拳脚,王斌余只用拳脚当然达不到自卫目的,而他当时能制胜打手们暴力的唯一可能就是带在身上的水果刀。这就造成一种两难局面:要么面对众打手自卫不足,自己可能被致伤,致残,甚至致死--拳脚也是可以致人死命的,要么使用刀子过度自卫。

    不幸的是王斌余选择了后者。但谁又能保证选择了前者就一定不会是另一种不幸呢?所以刑事者应该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充当打手的人同样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在此案中,被打死的人显然知道王斌余与工头之间的谁是谁非,他们应该知道自己是在为虎作伥。白白地死了几条生命固然令人遗憾,但是他们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道义上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结果负责。法律如果鼓励了为虎作伥的人们,社会必然正义不张,黑暗势力猖狂,社会必然不得和谐稳定。

    根据以上分析,同样依据中国目前的法律,法官完全可以作出另一种判决:作为包工头老板,非法拖欠他人工资拒不发还,连眼前生活救急的几十元都不肯支付,已经构成恶意非法占有他人用以维护个人及家庭基本生存权的钱财之嫌,又非法聚集打手以暴力对抗索还钱物者,造成四条人命的后果,作为祸首,包工头至少应该被判十年以上徒刑。而本案死者为虎作伥,本应承担一定法律责任,但人已死亡,不予追究。但根据本案具体情况,祸首应该给予死者家属足够的金钱赔偿。至于王斌余,维持个人及其家庭生存的基本工资被他人以长期拖欠为晃,实则被非法占据,为维持其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即刻生存,被逼迫据理讨还被非法剥夺的工资,又被逼迫陷入暴力对抗的境地,混乱中伤及多条生命,虽于法,宽则可以无罪释放,但考虑到社会拖欠工资已经达到积重难返的地步,涉及千百万情绪激昂的民众,为稳定社会一时之需,可以从严判其不超过十年的有期徒刑。

    当然具体判词可另行斟酌,不必把社会形势的如此不堪明示天下。

    我相信以上宽严两种判决都是符合中国目前法律的,但是在具体执行上,法官即使没有受贿,仅仅为了自保和升迁,也多半会从严判决,从严判决对他们自己来说更简单也更保险。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工头老板拖欠农民工工资已经达到洪水猛兽,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程度,连总理也无能为力。

    就王斌余一案,如果法官不愿意更改判决,则能救王斌余一命的,就只有在法院判决之后由国家主席出面来赦免一途了。

    在这个案件中,国家是有责任的,因为国家的法律不健全。但是法律的健全需要时日,所以国家主席有责任运用自己手中的赦免权以弥补法制的暂时缺陷,以达到匡扶正义,安抚民心,和谐稳定社会的目的。

    中国目前的法律常常造成一种惩罚好人,放纵坏人的结果。就以拖欠农民工工资一事来说,为什么会达到中国今天这种积重难返的地步?就是法制出了问题。

    一,拖欠农民工工资应该被定性为违法行为,而不能归于一般的欠债。

    首先,债务是借贷双方的自愿行为。贷款是贷方在评估了风险和利益所得之后自愿贷给借方的,是一种自愿的投资行为,而农民工被拖欠工资并不是农民工的自愿行为,钱甚至根本没有经过他们自己的手,完全是被迫的的结果,更不属于投资。

    而且,贷款是贷方把自己不影响生活的富余钱借出生利,而农民工的工资是活命钱,不是可以用来生利的可贷之款。两者有本质区别。因此强行扣留农民工工资的行为应该是一种强势者剥夺弱势者生存权的违法行为,与欠债无关。如果因此发生纠纷,拖欠工资者理应承担全部后果。

    二,拖欠农民工工资本来已经应该属于违法,而故意不积极偿还拖欠工资的行为应该被视为强势者以拖欠工资为手段,实质上是恶意蓄谋非法占有弱势者维系生命的钱财,属于强盗行为,在法律上应该与抢劫犯同等论罪。

    俗话说乱世用重典,虽然许多人不认为中国现在是乱世,但是阵阵的“严打”在中国并不罕见。中国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定时炸弹,是国家长期法制不张,甚至放纵强势者,打击弱势者的结果,如果不从法制着手,不用重典,不严打,而只靠个别官员的呼吁是于事无补的,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法律的重拳必须打在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不法者身上,而不是镇压为维护生存权而索钱的农民工,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狂潮,消除威胁社会和谐稳定等一个大患。

    因此我呼吁所有同意我的观点的人向国家主席胡锦涛进言,以慈悲为怀,以百姓为重,以赦免王斌余死刑为案例,使法官在现有法律不能及时完善的情况下,朝保护弱势者的方向倾斜,打击社会强势者为非作歹,进而赢得时间健全法制,以保障广大农民工的最基本生存权,从而在实质上确保社会的真正和谐与稳定。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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