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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社会正义就没有公正的裁决/姚笠
(博讯2005年9月17日)
    ——呼唤法学家们的正义感和勇气
    姚笠
     (博讯 boxun.com)

    一个中国公民在巴黎火车站被海关缉私警察当作毒品犯肆意侵犯,后因无证据该青年得以获释。他的一位法国朋友获悉此事深为法国警方感到羞耻,协助他翻译诉状。与此同时,他还得到一位法国妇女这样的鼓励:“对不公正决不应该忍耐。”
    
    西班牙一电视台就某社会问题举行辩论,辩论开始前主持人说了不知哪个人的名言:“没有社会正义就没有公正的裁决。”全场鼓掌称赞。
    
    在这些民主国家,公民的正义感、正义意识和主持正义的责任感,比起中国的情况,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人们的生活中,时时处处事事,都以公正为原则,有一个雄厚牢固的的维护正义的环境和基础,所以稳定,所以平和。在这个意义说,民意就是社会正义。一个旅居国外多年的朋友,听说了王斌余的惨案,其反应是:“他早就应该给他们点儿颜色看看,太欺负人了!”说明在民主环境里被熏陶的中国人,不甘欺凌、反抗不公正,也已经融进他们的意识中。
    
    只是在中国,在社会的最底层,那些人数最多、最受剥削压榨、最受侮辱欺凌、没有半点权力、仅有的权益也任人随意剥夺的百姓,他们默默地逆来顺受,社会却很少为他们呐喊呼吁,更不要妄想为他们提供保护。王斌余自己说:“有钱人欺负我们,没钱的人只能用生命来捍卫权利。”新中国,本想把有钱人赶下去,让没钱的人过好日子,50多年的结果,却是滋生了新的有钱人,造就了新的不公正,像大量的王斌余们,他们原本就没有钱,现在仍然没有钱。这样的现实,距离共产主义的辉煌目标,是多么遥远,遥远得不成比例!
    
    并非王斌余杀人有理,并非那些被害人该杀,他们都是受害人!如果不看到这一点,就有失公正。王斌余虽然备受欺凌,但是不该杀人,那些被害人虽然有责任,但是不该死罪。这一点是公认的,无论赞成减刑的还是赞成处以极刑的。
    
    其实,分歧点非常之简单:赞成极刑的理由是,他杀了四个人,以及免死刑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主张免死的理由是,把王斌余变成杀人犯的制度和社会因素,都让王一个人承担是不公平的。
    
    中国人民大学一名法学教授表示:“……无论王斌余多么值得同情,都不能掩盖他连杀四人的暴行,这种暴行必须受到法律公正的审判,否则,就等于变相鼓励人们用极端手段去解决纠纷。”
    
    这段话是坚持极刑的最有代表性的论据,也是几乎唯一的论据。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王斌余没有掩盖他的杀人罪行,他是自首的,而且抱定赴死刑的决心时,还没有忘记忏悔,而且是真诚的忏悔——这就比那许许多多执法犯法的大小官吏们要崇高千百倍。舆论也没有掩盖他的杀人事实,只是以社会正义为最高原则,主张不应该由王斌余承担那些不属于他的责任——那些把它变成杀人犯的社会和制度因素。显然,如果把王斌余处死,实质上就是由王斌余承担了所有那些不应该由他承担的责任。以杀人偿命的简单原则来断案,在今天的畸形社会里是不公正的。
    
    指出王斌余惨案背后所有那些制度的和社会的因素,并不是为了掩盖王斌余的罪行,而是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无视事物的全貌而断案,那是片面的,因而也是不公正的。
    
    王斌余的杀人行为是要受到法律的公正裁决,但是,并非处以极刑就是公正,一些法学家们以为杀人偿命就是公正,那实在是缺少社会正义意识,就是前面引用的那句话:“没有社会正义就没有公正的裁决!”所以问题在于什么是公正,公正不是以牙还牙,以命抵命。如果对王斌余不处以极刑就是不公正的话,那么所有那些废除死刑的国家的裁决就是统统不公正的了!所以,对于什么是公正,不是任何人可以垄断的。法学家们尤其应该走出一元化思维的狭隘轨迹。
    
    对王斌余处以极刑,并不等于还被害人以公正,因为被害人和王斌余是同样的受害者。处死王斌余并不能使被害人复生,而免死王斌余反倒会引导人们看清事物的本质,把社会和制度的缺陷推向前台,让人们认清问题的真正焦点在于社会的剥削和压迫现象,而被害人恰恰也是这一现象的受害人。这才对推动社会改进有意义。反之,处死王斌余,只能使人们感到社会正义更加渺茫,更加绝望,那就反而会增加复仇心理,爆发更多的惨案。因为,无论是王斌余还是张斌余,只要是逼到绝境,都会采取同归于尽的做法,并不因为处死王斌余人们就不敢了,也并不因为免死王斌余人们就会效仿,因为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欺压和剥削的程度王斌余们是否能够继续承受。
    
    至于不判死刑就是“变相鼓励极端行为”,那是不成立的,那只是对人的不信任而已。难道一辈子的监狱高墙是好受的?目前最不能信任的不是那些王斌余们,而是那些压迫者们,因为制度对他们没有任何约束力,或者他们可以用钱买通,而他们正是凭借这一点压迫两手空空的王斌余们——被控制了生计也就被控制了生命。
    
    按照法学家们担心鼓励极端行为的逻辑,为什么不担心判王死刑会鼓励压迫者们继续依然故我?为什么不担心这样的杀一儆百等于告诫所有的王斌余们,就算是处于被抛弃的地位也应该逆来顺受?难道没有意识到,所有的人都看到了,王斌余要求司法解决需要3到6个月,而他一杀人断案快得出奇,这样的信号就是对法律的失望,而反过来会刺激极端行为?
    
     法学家说:“至于王斌余这样的弱势群体遭受包工头和社会制度的伤害,则往往不是法律能够解决的,执政者应该负主要责任。”法学家还是承认了事物的本质,既然如此,那就不可以把执政者的责任加在王斌余头上。民意没有呼吁法律惩办包工头群体和社会制度,民意只是主张法律考虑这强大而关键的因素,尽法律的义务,实现对王斌余的公正。对一个王斌余公正就是对所有的王斌余们公正,就是对社会公正。
    
    以制度有缺陷来逃避法律应该主持正义的责任,是怯懦,是不敢支持正义,是不负责任,既对法律不负责任,也对社会不负责任。在这多重的不负责任中,最无权势的王斌余被推上断头台,难道这就是法学家们主持的公正?至于把民意说成“煽动”,足见这样的法学家缺乏人民性,缺乏正义感。法律不是花瓶,不是高高在上的神龛,也不是法学家们垄断的权力。法律是为人服务的,通过对每一个人负责来实现对社会负责。
    
    中国的法学家们正在经受考验,法律的公允性正在被检验。愿法学家们拿出你的良知、勇气和正义感。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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