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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难属吴定富(上)/廖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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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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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流星划过天穹,人们大约不会去追究16年前的流星是否与眼下的一样? (博讯 boxun.com)

    
     1
    
    采访缘起
    约大半年前,我随刘晓波去拜访神往已久的丁子霖和蒋培坤,临近告别,丁老师写了一张小卡片递给我,说:“你能抽空去看看这对夫妇吗?要不,打个电话也可以,因为你们是同乡。”我没有一丁点乡土观念,却觉得应该不负所托,去了解一下这对在六四屠杀中痛失爱子的父母的近况,给丁老师一个回复。返成都后,我三次拨通了028---82510512的住宅电话,却没人接,于是就耽搁了下来。
    
    光阴悠忽,转眼就几个月。这期间,我跑了若干地方,追访了若干冤案;还经历了又一次婚变,又一次逃亡,已疲惫不堪,可丁老师的嘱托始终压在心里。为了释怀,我于2005年5月17日又打两次电话,终于听到了吴定富先生的声音!地道的新津方言。当他知道我是丁老师的朋友时,即盛情欢迎“去家里坐坐”,还一再询问丁蒋二位老师的身体好不好?最近出门方便否?我支支吾吾,却敲定了访问的时间。
    
    在丁蒋两位老师编纂的《见证屠杀》的书里,吴定富、宋秀玲有一小段证词,并配有儿子吴国锋惨遭杀害的遗照——我反复地端详,愤怒竟如16年前那般新鲜。而窗外高楼林立,日影昏沉,饭粒似的人群被商业时代的口腔越嚼越含糊。我想,1989年6月4日凌晨,我31岁,正在家里朗诵诗歌《大屠杀》;可在北京街头,一个叫吴国锋的不满21岁的大学生,仅仅因为记录历史的热情而连中数弹……。
    
    一颗流星划过天穹,人们大约不会去追究16年前的流星是否与眼下的一样?
    
     2
    
    2005年5月19日,星期四上午11点,我空着肚子,行色匆匆地搭上一辆破旧客车,从成都西门的金沙车站出发。由于沿途捡客,待客车晃晃悠悠抵达几十公里开外的新津县城车站时,已近下午两点。花3元钱雇一辆人力三轮,穿越半个城镇,就拢五津镇模范街嘉宁公寓外面。我左顾右盼,直瞅对街的牛肉面馆,咽了几口唾沫,即转头寻找“A幢4单元4号”。插入一条靠围墙的背巷,进入一老街道企业的那种锈铁门,门内有四个脏兮兮的妇人正打麻将,见了我,均边搓牌边齐刷刷地扭脸。其中一个戴红袖章的胖大嫂还问:“你找谁?”
    
    我不予理睬,径直上了单元楼梯;待胖大嫂起身,我已上了二楼。在端口,一个大鼻头男人笑着俯下身子:“老威?”我习惯性微笑点头。在跟他进右边门的瞬间,发现身后站着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嫂子——她就是不幸的母亲宋秀玲。她说已在楼外向街望了好一会儿,没料到贵客已直接上楼了。
    
    我的眼前展开了一个日趋颓败的家庭,四壁徒然,旧家具和人在其中显得灰暗。然而迎门之处,夭者吴国锋的黑白照片却格外鲜明,那眼镜片里的始终的笑意,如星辰,如朝露,引起我对如梦人生的阵阵追忆。正发愣,吴父却邀我坐,上茶毕,我唐突地问:“可以采访你吗?”
    
    “丁老师的朋友,当然可以,” 吴父揉了一下大鼻子,爽快作答。“况且,儿子死了,全家的希望早破灭了,没啥值得怕的。”
    我掏出录音机。吴父又说:“我们在几年前,就站出来接受过海外电台的采访,不过时间太仓促,讲不了啥。你算第一个登门来访者,不知从何说起呢?”
    “从小时候说起。”
    “哪太费时间了。”
    “从小时候一直到眼下,你们放开讲吧,有的是时间。”
    此时,楼外传来一波波孩子们的喧哗。“下课了,”吴母喃喃道,“吴国锋在这后面上过小学,他的班主任至今还没退休呢。”
    
    老威:这是丁子霖老师写的卡片,我从她家里得到了你们的地址和电话,大半年来联系过好几次,今天终于登门拜访了。
    
    吴定富:我们一直在家等你呢,老威先生。
    
    老威:我还在丁子霖和蒋培坤编著的“见证屠杀”的书里,读到过你们的一小段文字——这种回忆太痛苦了!可我目前做的,就是记录痛苦,人家讲不下去的事,我还煞费心机地挖。
    
    吴定富:我们老了,又死了儿子,所以不用你挖,我们也愿意讲。至于怎么讲得透,老威你有经验,就开个头吧。
    
    老威:尽可能完整一些。
    
    吴定富:好的,那我按时间顺序,从小往大说,吴国锋这娃儿,从小聪明,被他爷爷奶奶当作掌上明珠,他爷爷虽然是拉板车的工人,却有些文化,经常把孙儿带在身边,一笔一划,在墙上写字教他,吴国锋反应快,记性好,几岁就能看出是个读书的材料。
    
    老威:你们家有几个孩子?
    
    吴定富:3个。大的是女儿,吴国锋是老二,他上小学就考的第一名。由于我们家在新津土生土长,几代都是劳动人民,家庭负担重,所以没有条件去娇惯娃娃。
    
    老威:你是老知青吗?
    
    吴定富:我生于1942年,国锋妈妈生于1944年,那是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没想到,日子就这么一直艰难下来了。政权更迭,似乎有那么点朦胧的盼头,我们却在该长身体的时候饿肚子,穷得没钱上学。我在1960年初中毕业,还做过社会青年,随后分配工作,当街道企业的采购员,而国锋妈妈一直是家庭妇女。
    
    老威:也就是说,全家生活都靠你的工资?
    
    吴定富:我的工资30来块,国锋妈妈在家里做些小手工,比如缝个衣扣,锁个边,一天能挣几角钱。我们的收入加起来,不过40块,却要糊5张嘴巴。计划经济时代,不敢有其他生财之道,只好一家人掰着指头过。一分一厘都要算,连衣裤也是大的穿不得,补上破洞,小的接过来穿。值得安慰的是,吴国锋聪明、争气,年年是三好学生,学习成绩一直是前几名,并且不骄傲,受到老师和同学的一致称赞。
    
    老威:这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吧。
    
    吴定富:由于经济负担过重,吴国锋初中快毕业时,我就劝他考中专,这样就能提前参加工作,保险得到饭碗。没想到这娃儿有心计,表面满口答应,私底下却与几个同窗好友约定,打死不读中专!就这样,他以优异的成绩升了高中,我的盘算落空,只能暗自叫苦。
    
    老威:你有点缺乏远见嘛。
    
    吴定富:没办法。本来大女儿就成绩好,考中专拿饭碗很稳当,结果一家人出于“远见”,让她继续读,以为考大学没问题,结果却落榜了。竹篮打水一场空,遍街都是名落孙山的高中生,一时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家吃闲饭。
    儿女都大了,走一个算一个吧,我们俩口子身体都不好,这辈子就认命了。可吴国锋把生米煮成了熟饭,做父母的只好节衣缩食,硬撑起。好在80年代中期,社会允许自谋生路了,国锋他妈就在门口摆了个小摊,卖些日常小零碎,贴补家用。而我在工作之余,要煮饭﹑洗衣﹑照顾娃娃们的起居。还忧心忡忡地给吴国锋敲警钟。这时他已成近视眼,我就说:“眼镜哎,你只能背水一战了,万一考不上大学,莫得哪个单位肯要你这个书呆子近视眼。”
    吴国锋懂事,不顶嘴,还安慰我:“老汉,你放心嘛。”我说:“你在班上的成绩最多算个中上,咋个叫我放心嘛。”他说:“老汉你就不懂了。目前才高一,如果学习过于拔尖,老师和同学都会天天盯住你,要求这要求那,太累了,没功夫耍。所以嘛,能过得去就行了。”我怀疑他吹牛,他却认真了:“我每科都搞懂了,你若不信,我就在期终考个前三名给你洗洗眼睛。”结果,真就考了前三名。
    
    老威:做儿子的比父母还沉稳,前途真不可限量。
    
    吴定富:我们这一代父母被政治折腾来折腾去,整个被报废了,就希望儿女有出息;有时希望过头了,就显得痴傻。高中三年,关键之关键,我们这头含辛茹苦,他那头却心里有数。到高考前夕,上强化班了,他仍然该学的时候学,该玩的时候玩,弄得我们提心吊胆。有一天,竟然有三门课的老师通知吴国锋:他可以不上课复习了。我们还以为发生了啥子事,就立马找校方,可任课老师却出面安慰:“老吴,你还担心个啥?这三门课,你儿子早就精通了,与其让他在课堂上浪费时间,不如让他回家休息,养足精神去参考。”
    接着就是高考,那是1986的夏天,炎热无比,考场上还昏过去一些考生。而吴国锋似乎考得很轻松,头天上午考完,我把中午饭摆上桌,就迫不及待地问考得如何?他懒洋洋地回答:“不理想。”我心里咯噔一沉,但为了不影响他继续作战的情绪,还强作笑颜地说:“没关系,赶快休息一下,下午加把油。”
    下午更热,许多父母都挥汗如雨地站在考场外等。我们差点把心脏病急出来了,吴国锋却象没看见,你要问,他就始终是那句:“不理想。”我彻夜失眠,还要做饭,搞卫生,把脑神经都要绷断了。
    
    老威:你还去单位上班么?
    
    吴定富:早就请了假。当时,全国统考是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啊,考上就鸡犬沾光,落榜就凤凰掉毛。所以当熬完最后一场,我终于忍不住冲儿子叫:“吴国锋!你到底考得如何?!”不料他回答:“还是不理想,我还有一道题没做完。”
    我的心一下子就凉到底了,不禁埋怨:“你咋个搞起的?!你不晓得爸爸的负担有多重?”——话音未落,却见吴国锋笑眯眯地站在那儿打包票:“老汉你着啥子急嘛,不是吹牛皮,我都考不起,这世上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考不起!”我一楞:“此话当真?”他肯定道:“当真,虽然我是有道题没做完,但总分绝对领先。”我松了口气,立即换了幅笑脸,:“好嘛,你的仗已打完,现在该逍遥了,你想咋个耍,给爸招呼一声。”他这是才露出理直气壮的神色:“我与同学们约好,轮番在每一家办招待,自己慰劳自己。”我当然毫不迟疑:“好的,轮到我们家,你开个口,爸给钱。”他说:“我需要几十块。”我说:“爸给你100。”老实话,我这辈子从来没这么大方过,当时的100块相当于现在的1000元了。他大喜过望,又得寸进尺:“还有个条件,我办招待那天,家里人都必须出门,把这空间全部腾出来。”
    我理解他的心情,因为我在二十几年前就考过初中第一名呢。于是,一到那天,我们带上他弟弟,早早去邛崃走亲戚,直到夜深了才回家。我不晓得那些少年郎如何狂欢的,因为屋子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他妈说:“国锋从小能干,肯定亲手弄了大桌子的菜。”我看见旮旯里有一大堆啤酒瓶,晓得他们还“违禁”了——因为在平时,我们的要求极其严格,除了看书学习,一律不准看电视(自家没电视,更不许串门看电视),不准东游西逛,啤酒更是想都莫想。
    考过试,野马放了十几天,就开始填志愿,为了保险起见,我让他第一志愿填四川大学,他迟疑了一阵,眼泪汪汪地填了。可一拿回学校,他的班主任廖老师坚决反对,并亲自跑到家里来说:“吴师傅你放心,这娃娃是我一手教大的,他至少能读个中国人民大学!”于是就把志愿改成人大。
    接着通过了政审。又隔了个把星期,吴国锋的分数查到了——平均总分91.5,为新津县本年的高考状元!全家人欣喜若狂,连远舍近邻也涌上门来祝贺;又过了十来天,人大的《录取通知书》就下来了,是四川省第7号通知书。我伤伤心心,又痛痛快快哭了一场——姓吴的家族终于出了个名牌大学生!这可是多少代以来出的第一位状元啊!我当时以为,我们家的命运从此将得到改变。
    托运行李和买火车票都是吴国锋自己去办的,我只是借了单位的车,亲自把他送到成都火车北站。那儿人山人海,吴国锋排了几个小时的队,还反过来安慰我们。他真的与娇生惯养的富家子弟不一样。
    老威:这是1986年的秋天吧?
    吴定富:对,这一年他18岁,考取的是人大工业经济管理系。老威你看,这是他入学时的照片,还有他宿舍里同学们的合影。吴国锋独立生活能力强,人缘好,所以很快就适应了北京的生活,还被推选为管生活的副班长。你看这组照片,他正炒菜,这张已端上桌子了,他走到哪儿,哪儿就皆大欢喜。他是左撇子,小时候,我花了好大力气才纠正过来,现在除了写字,用筷子,干其它都用左手。
    我们每个月给他寄100元生活费,因为他妈妈的小生意也有了起色,社会也越来越开放,有盼头了。大概入学第2年,他交了个同校不同系的女朋友,东北长春人,父母都是医学教授。开头我们回信表示反对,怕影响学习;但吴国锋性子犟,我们拗不过,当他又来信,谈到要在假期陪女朋友回东北,见未来的岳父母时,我们只好又汇去足够的路费。
    老威:这照片上的姑娘蛮秀气,看样子,他们正在热恋。
    吴定富:这姑娘要求进步,还入了党。吴国锋暑假曾把她带回新津,我们见他们如胶似膝,也放心了,觉得是美满的一对。当然,吴国锋后来不在了,人家年纪轻轻,只能重新选择。她留校了,迫于压力,也在血的真相面前闭嘴了。老威你在提到这一段时,就含糊一点,或者一笔带过,免得连累人。
    老威:你放心吧。
    
     3
    
    吴定富:总之,吴国锋在学校事事都顺利,充满希望,充满活力,而儿子的希望在当时也是父母唯一的希望!转眼到1986年4月,他写了封几页纸的信回家,谈到胡耀邦的逝世……
    
    老威,应该是1989年。
    
    吴定富:对,89年!89年!89年4月他写的信,这是自入学以来最长的信,满纸激动,用诗人的语言,描述了天安门悼念胡耀邦的情况,集会﹑口号﹑标语﹑哀悼文章等等。他周围的同学﹑老师几乎都介入了。我当即回信,表达了父母的担心,提醒他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不要沾政治的边。
    
    老威:这倒符合胡适先生“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
    
    吴定富:我们没考虑那么多,只是凭感觉认为不能与专制政府对着干,否则没好果子吃。我们这代人,经历过饿肚子、四清、文革,见得太多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共产党的惯用伎俩,心知肚明啊。我们的胆子是整小了,但胆小麻烦就小嘛。吴国锋身处北京,热血沸腾,当然不同意我们的世故。父子俩通了四、五封信,达不成一致,可我还是满足了他的恳求,在两个月之间给他汇了1000元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老威:那时我在地区艺术馆任创作员,正式工资才100多块嘛。他为啥要这么多钱?是捐款吗?
    
    吴定富:他说丢了自行车,要买新的,还有其它什么开销。我疼子心切,就没深究。
    
    老威:你儿子正处于“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年龄和关口,手中钱多是很危险的。
    
    吴定富:虽然心急如焚,可当时只有写信这个渠道。我晓得儿子在追求真理,大道理掰不转他,就只好昧着良心,一再规劝:“共产党是残暴的!整死人从来没偿过命啊!”我们的父母,吴国锋的爷爷奶奶,过去拉板车,起早贪黑,担着挑子赶场,做小生意,一分一厘攒钱养家;我们长大了,结婚生子,又重复父辈的劳作。太艰辛了,要避开共产党的一再折腾,太不容易了!而吴国锋是一代一代积下来的机会,他终于遇到了好时候,政治环境比毛泽东时代宽松;他入读高等学府,将来定能够大展鸿图,家族的苦命也就由此改变了。
    可吴国锋毕竟是个涉世不深的娃娃,他听不进去,也不愿跟我们争辩,后来就干脆不回信了。出事后我才晓得,他要1000元钱,是为了买一台好相机去记录历史,留下些珍贵的镜头给后代。
    
    老威:你儿子算得上“天之骄子”,在那种时代风气下,他非常有远见。
    
    吴定富:我们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家里熬着,天天瞪着电视看。《人民日报》4.26社论里,李鹏狗杂种早把学潮定性为动乱了;接着又是游行、绝食、下跪、请愿、对话、戒严,部队也开始调动了。我几乎沉不住气,想往北京跑了——却终于在5月31日,接到了吴国锋的电报,内容是:“我准备回家,没有路费。”
    当时我还不晓得他买了相机,所以有些疑惑。可仍然高兴地电汇去200元钱,就比较放心地坐在家里等候他回来。吴国锋一直没回来。那几天,事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却尽量朝好的方向猜测——比如戒严了,坦克都朝天安门开了,我们还以为,吓唬一下学生,把他们关在校门里也不错。
    我的体质平时就差,那些天焦虑过度,就患了面神经瘫痪,天天去医院针灸。6月8日上午,我感觉病情减轻,就坐在门坎上晒太阳,这时新津县五津镇政府来人通知我去谈话。我穿过一条街,刚跨进政府大门,当官的劈头盖脸就问:“吴定富,你的儿子在北京参加了反革命暴乱,你晓得么?”
    我一下子懵了,条件反射地迸出一句:“你说啥子?”
    当官的又重复:“你的儿子在北京参加了反革命暴乱。”
    我回答:“不清楚。”
    当官的清清喉咙,一字一顿地宣布:“我们正式通知你,你的儿子吴国锋已经死了!”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只听得另一个声音用自己的嘴巴在问:“真的?假的?”
    对方板着面孔答:“我们接到北京的政府讯,你的儿子真的死了。”
    我觉得身体软得像面条,要瘫下去,但还是强撑着:“还有啥子要通知?”
    对方又补充道:“详情尚不清楚。政府决定,明天我们替你们买票,并由张副书记陪同你们,前往北京料理后事,并领回你儿子的骨灰。”
    我应了句“可以嘛”,就哆嗦起来,虚汗直淌。挣扎了一会儿,才从椅子上起身。当官的怕我栽倒在衙门里,急忙来扶,我推开他说:“我不要你们送!又不是上刑场,我走得动。”
    我摇摇晃晃地过街回家,汽车喇叭响得特别遥远。一进门,我就靠住墙喘气,泪水和汗水哗哗下来,把衬衣都湿透了。老伴见状,过来牵住问:“你咋个了?”我不禁哭出了声;她又连问几声:“死老汉,你咋个了嘛?”我一咬牙,使出全身力气吼叫:“吴国锋死了!”
    只听得扑通一响,老伴已倒地,怎么抢救也醒不了。她就这么昏了一天一夜才活转来,满眼垂泪,不吃不喝,只一声声喊:“吴国锋,你咋舍得丢下我们哦!”
    6月9号一早,政府就把两张火车票送上门,原说由张副书记陪同前往,此时也不见他的影子……
    
    老威:变卦了吧?
    
    吴定富:小地方当官的胆小,怕犯错误,就干脆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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