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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斌余为什么采取极端行为——回答新京报
(博讯2005年9月14日)
     尽管新京报对王斌余案不得不表示了“感慨”和“ 同情”,但这种感慨和同情是苍白无力的。因为他是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水平上,没有把该案的社会意义提到问题的前台,他仍然着眼于“杀人”的事实,而没有着眼于“杀人”的社会原因。他只认为杀人有罪,看不到“钝刀割脖子”式的杀人不但有罪而且更加残酷。
    
     实际上,引起争议并不仅仅因为对王斌余的遭际同情,而是因为王斌余遭到的是社会的不公正!因为有千百万个王斌余已经和正在重复遭到这样的不公正。 (博讯 boxun.com)

    
     新京报提出三个环节:王斌余是否有罪,是否该罚,以及反思和避免。这样的思维太肤浅,仍然没有走出一元化思维的狭隘定势。而且缺乏对社会对人负责的精神,甚至缺乏起码的法律常识。没有人否认杀人是犯罪,也没有人否认杀人罪该罚,王斌余自己自首就是充分证明。所以你问的问题等于没问。真正的问题在于“王斌余为什么杀人?”这样思考才是对社会、对千百万个王斌余负责的态度,才是追求社会公正。须知,不追究事件的社会根源,永远也达不到改善社会的目的!
    
     没有人说王斌余是无辜者,在这个案件里,没有绝对无辜的也没有绝对的恶魔,如果看问题总是绝对化,那永远也接近不了事物的本质。在本案中,各有其罪行,各有其无辜,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受害者,但不是都“被逼无奈”——有人逼着包工头截留工人血汗钱吗?有人逼着被杀者对王斌余拳打脚踢、对不可侵犯的人身随意侵犯吗?事务是立体的多面的,必须多面看才能还事物之本来面目,才能尽可能接近事务的本质。
    
     许多人的意见并没有说王斌余杀人有理,而是在讨论杀人的社会原因。也不是在鼓吹暴力,而是在探讨发生暴力现象的社会责任。假如你连王斌余杀人有社会原因这一点都不肯承认的话,那么鸡同鸭式的对话就实在多余了。
    
     道德法庭是不存在的,但是供全社会遵守的法律必须以人类共性为基础,以全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和社会公正为基础。如果一个法律做不到这点,那就应该改革!所以法律和道德决不是互不相干,而是密切相关的。肆意辱骂欺凌压榨根本不是什么耻辱的问题,也不是什么仅仅在道德认识的领域里觉得应该钉在耻辱柱就够了的问题,侵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身是是刑事犯罪,是伤害罪,是虐待罪,是侵权罪!这样的行为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会传上刑事法庭,笔者就有亲身经历,虽然仅仅是一个推搡而已。 远的不说,就说说在美国刚刚败诉的赵燕,美国政府为什么起诉自己的保安?就因为他打了中国公民赵燕。照新京报的说法,只是道德法庭的事,不过是耻辱的问题,根本就不值得立案。尽管赵燕败诉,但是仅仅立案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人身是不得随意侵犯的,侵犯就是刑事犯罪!
    
     至于担心更多的王斌余起来效仿,那真是身在中国却不知中国。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能够像中国的底层大众,具有如此深不可测的韧性和耐性?新中国56年,他们的处境有什么改善——如果不说是恶化了的话?赵燕事发是在美国,如果在中国,除非她有雄厚的背景,否则连像你说的那样,仅仅是想一想应该钉在耻辱柱上都是不可能的!王斌余逆来顺受了多长时间,差点丧命都忍下去了,千百万个王斌余挨打受骂,有几个犯人者被传讯了?中国的百姓,我们的人民,不想惹事生非,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活着!难道这个要求过分吗?奢侈吗?那些权势者,你们对他人发点善心会失去什么?为什么吝啬到给句好言好语、给个人的待头都不肯的地步?
    
     谁也没有主张用暴力解决问题,不要用极端的说法回避事情的本质。在王斌余案中,暴力是王斌余走投无路所采取的极端行为。对于法律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是公认的,但是,在王斌余的特定境遇下,在失去一切可能的保护的条件下,它就是王斌余唯一解决问题的方式,因为他是人,他有忍不下去时候,也有不忍受的权利,他忍不下去于是采取同归于尽的绝路,因为他并没有逃跑,而是去自首。这并非说他杀人无辜,该用刑法当然要用,但是不同的情境有不同的裁决标准。谋财害命的杀人能和被逼上绝路的杀人或者在被威胁时的正当防卫同日而语吗?
    
     正是因为他采取了极端做法才引起争议,假如他继续逆来顺受,事情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反响。假如他自杀了,那么这些争议也不会发生,因为他把不公不平、经济剥削、人格侮辱、人身侵犯、肉体虐待、精神摧残和一切痛苦,都吞下肚,自己承担了,那么表面上当然是平静得多,而那些包工头和欺人者也就依然故我,新京报的评论也就省却了,因为天下太平。但是,那公平吗?难道面对慢性折磨式的杀人,就只能够忍受吗,难道王斌余就没有自卫的权利吗?不管他选择的极端行为合法与否,在他自己来说,他唯一的保护人就是他自己了,这才是本案最可悲之处——全社会都对王斌余们负有责任。使得王斌余失去保护的所有那些职能机构都是失职的,任何一个政府都有保护自己公民不受侵犯的责任和义务!
    
     所有这些探讨研究目的都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改善人际关系,就是为了避免极端行为。新京报说“哀其不幸,怒其暴力”,你怎么不怒那些盘剥压榨他多年的那些人呢?如果你是王斌余,你会怎样呢?看来你不懂得应该把自己放下来,放到那些破衣烂衫、浑身汗臭、被社会歧视、被权势压榨欺凌,然而他和你同样是公民、有权与你同样平起平坐、同样不得侵犯的人的地位上。
    
     最后,你居然说不要寄希望于法律,因为法律只保护底线。法律是不能寄希望了,倒不是因为它只能保护底线,而恰恰是因为法律已经无能为力到连底线都护卫不住了!令人奇怪你的思维怎么糊涂到这个地步,你还在奢谈什么用提高素质解决社会问题,甚至说要提高弱势群体的素质,好像王斌余们被欺压是因为素质太低!好象他们如果素质高就应该继续忍耐!你为什么不责问逼迫王斌余们辍学的责任者?为什么不责问行政管理部门的冷漠和不负责任?为什么不追究工程单位和包工头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为什么不责问包工头的残酷剥削是破坏社会和谐的犯罪行为?为什么不责问那些狗仗人势的奴性?为什么不责问那些拿人不当人的恶行?假如人们持新京报这种态度,和谐社会实在是一句空话。没看见吗?口号已经不像50年代,60年代那样起作用了,让王斌余们去和包工头们和谐,去和吃人民喝人民不为人民办事的“公务官”和谐,那是痴人说梦!如果用这样的逻辑来抹煞公正,试问当年共产党应该闹革命吗?
    
     舆论要求公正,这不是道德救济,为王斌余呼吁不是为了一个王斌余,而是主持社会正义!假如无视社会原因,割裂个案,那么世界太容易治理了,枪毙了王斌余就完事大吉了。可惜,世界不是这么简单,社会问题不是数学解数。
    
     最后顺便提提死刑。死刑是否应该废除,这需要认真研究讨论,但是有一点应该肯定,那就是死刑的判决不可像现今这样过于轻率。只要杀了人就应该被杀,这是不成立的,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死刑对法官来说大概很省事,但是对当事人、对社会却不是这样。在许多民主国家,对于家庭暴力中受虐待方杀死虐待方,从来不是简单的宣判有罪,被裁决宣判无辜的不胜枚举。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法律有些地方是不能指望了,它距离社会现实、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公正,距离保护人权,已经太远了。
     姚笠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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