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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不寐:超女民主落幕,胡温民主上演
(博讯2005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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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9月7日起来,在网上看到一些国际媒体关于“埃及选民参加历史性总统选举投票”的新闻,真是感慨万端。很多年以来,中国人一直带着欣羡的目光注释着亚洲和非洲一个又一个国家和地区打破“国情论”、“亚洲价值观”的限制享受了民主和自由,这种旁观状态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真正的国耻。生活在这种耻辱中的人们,他的心灵是极端羞愧和饥渴的,他们希望在任何蜘丝马迹上看见中国民主的希望。当“盛世”、“和谐社会”作为替代政治现代化的“封建”符号被提出来提供民族安慰的时候,那种民主匮乏症和前现代化羞愧被复杂化了,她们给羞愧参进了一些自负——我们要走一条保守主义的民主道路,或者,我们要通过别具一格的方式过渡到民主。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民主外围的落后民族在道德上进行的自我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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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超女民主”事件,和刚刚成为新闻热点的胡温大谈民主、甚至“胡锦涛打胡耀邦牌”等新闻,可以视为中国的民主焦虑症的复发,这一政治并发症与其说显示了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某种松动,不如说显示出中国人对民主的渴望、以及相关舆论对中国民主的迫切心情是如何的饥不择食。这正如政治上的一个乞丐(如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所说的那种“乞讨式民主”),由于饥不择食,他看什么都象面包一样。
    
    一、“超女民主”在目瞪口呆中落幕
    
    2005年9月5日,中国一些一些媒体报道说:“超女李宇春何洁将出演电视剧中红军女战士”。报道说,即将在贵州开拍的20集红色经典电视连续剧《红星照我去战斗》向人气超旺的李宇春、何洁发出英雄帖,邀请两位“超女”出演红军女战士。记者闻讯也联络了超女的经纪公司天娱传媒,他们表示对此非常感兴趣,并会安排档期予以配合。我看到,这一新闻使大部分“超女民主”的“制造商”和网民目瞪口呆。“超女红军”无疑是对“超女民主”幻觉的真正终结——中国特色的“民主选举”结果已经揭晓:成功地选举出两位红军传人。当娱乐民主“高票选举”出两位“保先代表”的时候,这种“民主”的确该收场了。不要一厢情愿地说超女是被迫的,被利用的,最多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已。或者说,她们被“民主”利用和被“红军”利用,在概率上是相等的。
    
    “超女民主”正热闹的时候,我正在美国参加一个基督教的退休会。刚回到家中,一位朋友在电话中问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并向我推荐两篇有代表性的文章:许纪霖《戳穿“超女民主”的神话》,及刘晓波“支持超女民主”的文章(实际上刘文并非“支持”,最多是倾向于支持)。他随后把我的看法整理出来发表在网络上,题目是《超女,在许纪霖和刘晓波之间做着鬼脸——专访任不寐》,该“访谈”内容如下
    
    1、超女民主与政治民主无关,这点许纪霖是对的,但他论证的方式有问题。超女是一个纯粹的娱乐性事件,许纪霖说得对。这种大众娱乐活动在当代中国比比皆是,你不能说它代表了民主意识等等。无宁说,它们代表了民主无意识。由于这些大众娱乐刻意回避政治民主和包括矿难等“敏感话题”,这种娱乐活动在某种意义实际在淡化政治民主。但既然你认为它首先是纯粹的娱乐性事件,就不要站在政治学的高度上评论它,什么多数暴政等等,这完全是无的放矢(事实许先生不仅认为超女已经民主了,这个民主已经是事实了,而且认为这个民主已经走过头了,到达托克维尔担心的多数暴政的地步了。所以应该看到,他比自己所反对的人更确信超女事件是政治民主事件,这是非常有趣的)。
    
    2、超女民主与中央电视台及其背后的力量的资源垄断有某种联系。这点正是刘晓波文章所关切的。但是,刘文有夸大的成分在里面,有迎合大众情绪的成分。(刘的观点在接下来的《超女争论:见缝插针的参与饥渴》一文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他“不点名”地批判了许纪霖平把“超女狂欢”视为“资本操纵”、“民粹主义”、甚至 “多数暴政”,是一种狂妄的精英姿态带来的目盲。并结论说:此次“超女”选秀的全程直播,专家评委、大众评委和观众投票相结合的选拔机制,即便不是政治民主,起码也是娱乐民主。民间对民主的渴望之强烈,已经到了见缝插针的程度。在此意义上,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超女”的海选盛况和拇指投票风暴,完全可以称之为娱乐领域里自发的草根性的“审美民主”;知识界从“超女”现象中读出的微言大义,与其说是“民主幻想”,不如说是“呼唤民主”!刘晓波这些评论已经把评论从实体世界迁入“策略”领域,直接可以与中国当局有时候也卖弄一下民主相连接。事实上即使在策略上,不在于是否“意淫”民主,而在于你“意淫”的是不是民主。如果我们在中国当局的民主秀中也能阐述出民主的“微言大义”,这种“见缝插针”不过是变相赞助专制演出而已)。中国文化的真相是,资源垄断既是通过CCTV实现的,也是通过HNTV实现的。不能从HNTV垄断的娱乐项目中看出所谓解构的意义来。这也是秦晖在“大共同体”和“小共同体”的概念中犯的同样错误。多元理论是以经济上产权多元、政治上个人自治为既定前提的,没有这两个前提,大共同体(如CCTV),小共同体(如HNTV),都是不真的。这可以类比,多个专制君主与一个专制君主相比,这种变化与进步无关。
    
    3、许文和刘文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真正的文化关切点。许痛恨多数暴政,警惕人民群众。但超女事件与多数暴政无关,最多是多数政治无意识而已。刘痛恨专制,但超女与反专制无关,即使在客观上,也未必有利于政治解构(而那些希望从超女事件中“将计就计”地进行民主演出的评论,与其说赞助政治民主,不如说赞助了“庸俗”娱乐,至少机会均等。然而在中国的政治苦难中,“庸俗”娱乐与“政治民主”之间,即使在“策略上”也是对立的——尸体上的舞蹈和大众狂欢正是那一年以后中国政治文化的导向性目标)。
    
    4、但在道德上,甚至在政治文化上,在诸多敏感事件未能成为公共话题的前提下,在明知HNTV把商业炒作作为基本目的的前提下,“公共知识分子”们花费那么多精力去声援或赞助这个热点,这是一种政治上的犬儒,一种道德上的伪善,一种智力上的炫耀。(人们注意到,当整个国家、,媒体、网络评论制造超女热潮的时候,123位中国矿工死难的悲剧性事件完全被淹没了。这种状况正如最近几天以来,中国媒体大肆渲染美国飓风灾难而回避国内同类灾难一样。令人深思的是,现在批评中国媒体渲染美国灾难回避自身悲剧的那些人,很多正是热烈追捧超女却无视矿工的人)。
    
    5、超女的真相是什么?她站在两位文化精英中间无限广阔的空地上,它根本不知道他们再说什么,她最可能的反应是向她们做鬼脸——她这公共知识分子或文化领袖又诞生了。
    
    我注意到,这篇“访谈”贴出来之后得到一些赞同,也得到一些批评。遗憾的是这些批评没有注意我的评论的旨在强调:“大众趣味”具有机会主义特征,而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任何迁就这种大众狂欢的公共评论,是无法与我们所应担当的苦难意识相切合的。
    
    “超女红军”的报道出来之后,我注到一些曾经热烈支持超女民主的朋友从失望中开始愤怒,遗憾的是,这种愤怒完全指向有关当局的利用,他们认为那些人强奸了超女民主。这仍然是一厢情愿的。我不不认为超女们反对民主,当然也不认为她们支持民主,真相是她们对民主毫无意识,也根本没有兴趣。对她们来说,被大众利用或者互相利用,以及被有关方面利用或互相利用都是服务一个目标——通过演出功成名就。我也不责备这种正常的成名欲和自我实现的方式,但它与民主没有直接关系。不是所有的“选举”都和政治民主有关。街头闹剧甚至悲剧也有众人围观,他们也在用脚向那闹剧或者悲剧“投票”,这与民主何干?民主选举的前提是,“候选人”提出一个有关公共问题的纲领(这个纲领必须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内容不受限制,其中必须包含限制权力,保障权利承担义务等内容,哪怕是间接的),并在辩论中由选民投票,这是民主最起码的内容。超女只是针对娱乐项目,与公共管理无关。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民主选举出青年红军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来。歌迷对歌星(无论什么样的歌星)的追逐与民主无关。再举个例子,大家都去饭店吃饭,人们用脚和嘴“投票”了,但只是支持一种共同的生理需要(投票率高达百分之百),与民主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中国早就实现民主了。
    
    超女红军为超女民主送葬是恰如其分的。
    
    二、怎样解读“胡温民主”
    
    患了民主饥渴症的国人和舆论,刚放下超女民主,又开始被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民主讲话”激动起来——在这种多半是想象的政治乐观主义氛围中,中国人对民主的迫切需要表达的极其充分。这种急迫几乎到达了令人同情和难过的程度。真正阻碍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那种力量,在这种想象中却不断成为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和根据。
    
    关于“胡温新政”的政治神话一度在“江胡交权”的过度期被广泛谈论,最后却在政治的冬天里不断降温,而今天,这一神话重新开始抬头。人们根本不需要了解所谓内幕就能看出这些民主言论的表演性质——一个不断抓人并彻底封锁互联网的政权,同时却在大谈民主,这不是极其荒唐吗?事实上,这种“民主”几乎是对民主变本加厉的羞辱。我同意,伪善的民主总比赤裸裸的专制要好,伪善是邪恶对正义表达的尊重,至少为政治对话提供了某种空间和可能性。但是伪善的民主也有比赤裸裸的专制更坏的方面,它也可能是邪恶用正义对自己的伪装,是邪恶最后的抵抗。在中国,不断点燃乞讨式民主的希望,可以让罪恶在这种幻想中被容忍,并为“罪恶”编造暂时性的权宜之计。
    
    最近媒体谈论的胡温民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香港文汇报连日报道,中共中央将在今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北京召开纪念大会,纪念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九十冥诞。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将开大会纪念前总书记胡耀邦,这是中共中央自八九年以来首次大规模纪念胡耀邦。报道称,中共中央电视台届时还将对此进行转播。另一方面,胡耀邦故乡湖南浏阳市正在筹备“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书画展览”,当前该展览正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书法和绘画作品,届时将在胡耀邦生平事迹陈列馆中展出。另据新加坡联合早报6日转引据路透社报道,温家宝在第八次中欧领导人峰会召开前的一个记者会上说:“中国将推进其民主政治发展,坚定不移地重新构建(民主),包括举行直接选举。”“如果中国人民能够管好一个村子,我相信几年内他们将能管好一个镇。这个制度将循序渐进。”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开幕式前接见与会代表时,也谈到了中国“将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公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有评论说:作为中国党、政最高领导人,胡、温两人昨天不约而同地大谈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是甚为罕见的。在上述新闻中读出“中南海在试探民主”的“微言大义” 来,不仅是一种政治幼稚病,也是完全的不长记性。在整个江泽民统治时期,江泽民和朱鎔基李瑞环等人在不同场合所谈的“民主漂亮话”一点也不比胡温逊色。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难道没有曾前往共青城拜祭胡耀邦吗?不也通过“香港媒体”向全世界炫耀吗?当时世界的反应也一样,每一次这种民主演出和开明秀,都象政治赵本山一样,勾引舆论和评论发挥无限联想,也引起大众不断的“见缝插针”。而其结果呢?这些民主小品不过成功地为十五年的落后服务了,它们成为“盛世”的花边新闻,也成为对所有“见缝插针”的人们的智力的侮辱。
    
    告别这种政治幻想,人们必须认识到1989年中国政治的基本转变。在我称为江泽民主义的新政治文化中,赤裸裸的专制主义和威权主义已经终结,邓小平作为政治强人死了,他的那个时代连同意识形态狂热和自信也一同随着天安门事件和苏东事件随风而去。新上台的领导人是“理性务实”的,他们知道民主化是政治合法性唯一能被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已经没有任何动员能力了。在这种政治大失败中,江泽民集团开始转变统治策略,一方便是在“经济基础”上通过建立“腐败封建制”取代“权力占用制”;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主要通过文化复古主义、一知半解的保守主义和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偶尔通过表演民主支持者的角色来进行自卫。这种民主表演使江泽民集团成为政治赵本山,他们通过这种政治小品想达到以下几个目的:第一、这些胡箩卜是为大棒统治服务的,缓解国际国内关于中国民主化的压力;第二、把民主制造成未来可以实现的事件,或者慢慢实现的事件,以便给当下的黑暗以及经济机会主义制造口实;第三、把自己打扮成开明的形象, “江泽民背诵林肯的演说”于是成为这个丑角时代极具讽刺意味的象征性符号,这一政治演出并非只是使江泽民成为丑角,整个民族被这一演出所羞辱。第四、为特殊时期的外交需要服务。访美或者访问一些民主国家之前,他们都要聪明地谄媚一下民主,在这方面,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是西方媒体无法理解的。第五、为国内政治斗争或与左派争权的需要服务。中国的既得利益阶层是最恐惧政治民主化的,新的领导人(未得利益者)每次牵动一下民主这根敏感的神经,都会在政治上处于竞争优势地位。一旦他的权力稳定了,民主这一斗争手段就会束之高阁,留给下一代继任者“还治其身”。
    
    最近几天,由于“中国领导人对民主改革发表大胆意见”(联合早报语),舆论开始谈论“民主改革的前景开始展露难得一见的曙光”。然而这一屡曙光一年前曾被经济学者茅于轼先生宣告后很快消失了,而在几十年前,更被毛泽东说的眉飞色舞。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毛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说:“我们是主张普选制的,因为只有普选制才能彻底地表现民意。”一九三八年二月毛答合众国际社记者问是说:“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共和国,便是全国所有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用无限制的普选方法选举代表组织代议机关这样一种制度的国家,这种国家就是民权主义的国家”。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毛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中说:“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一句话,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内,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完全自由。”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三日毛答中外记者问是说:“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 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的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毛答路透社记者问是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的无记名选举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以上文字均摘自文革期间红卫兵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无疑,中共领袖机会主义地、或者说策略性地重视“民主”的“工具价值”,根据形势需要“对民主改革发表大胆意见”,这是一种政治传统,一种“团结,斗争,团结”的统战方法。“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需看”。遗憾的是,舆论却丝毫不长记性。即使是今天,这些政治盘算本不是什么政治秘密,它通过江泽民的十五年“盛世”和胡锦涛的两年“和谐社会”,已经清清楚楚地展示给世界。后极权主义社会在西方或者拥有各种不同的政治表现,当在中国,它的性质是极其独特的。“东方专制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新阶段了,它可以肆无忌惮地通过赞同民主的意识形态而实施专制统治,这的确是骇人听闻的。是的,一边谈论民主一边实施专制,这是前所未有的。同样前所未有的事件是,舆论竟然被这种政治诈骗所诱导,每一次都赞助这些民主演出,这才是令人费解的。当这些新闻仅仅被海外媒体谈论和国内喉舌鸦雀无声的时候,这种政治图谋已经昭然若揭了——绝非不能指挥喉舌,而是在保证国内稳定的同时给国外放一些肥皂泡;换句话说,在保确保国内专制的同时让海外媒体“民主”起来。
    
    事实上舆论在进行另外一场“选举”,他们用他们的版面和笔进行投票,把这票投给了胡锦涛和温家宝。他们从“胡温”两位“政治超女”的“想说就说想唱就唱”中读出了“民主的微言大义”,可结果怎么样呢?江泽民时代预告了这一结果,那个政治超女现在可以窃笑了:你们这些加拉和摩利啊,怎么现在才知道我本是“青年红军”呢?!
    
    如果说江泽民是政治赵本山,胡锦涛和温家宝不过是政治李宇春与何洁——胡温民主就是超女民主。
    
    2005年9月7日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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