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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扩大的国内原因
(博讯2005年9月05日)
    
    【ICXO.com编者按】我认为,这个时候就宣布“华盛顿共识”的破产还有些为时过早,而国内贫富差距一度跃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前两天(8月29日)《东方早报》评论还指出,联合国的统计发现,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正常指标范围,即贫富差别已进入不合理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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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2005年8月25日公布了一份有关“全球发展不均”的报告称,今天的世界要比十年前更加不平等(8月27日中新社)。具体而言,世界80%的国内生产总值由发达国家的10亿人口掌控;其余的20%由发展中国家的50亿人口分享。邓聿文先生在8月31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撰文认为,这是过去十几年来国际垄断资本蓄意推行以经济自由主义为核心思想的“华盛顿共识”的结果。其《中国应从世界贫富扩大中有所警惕》一文认为,“世界贫富的扩大昭示了‘华盛顿共识’的破产。中国的改革虽然不是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进行的,但或多或少也受到了其影响。时至今日,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还是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经济学家。中国今日严重的贫富分化,即使不能把责任推到‘华盛顿共识’上,它至少也是脱不了干系的。”
    
    我认为,这个时候就宣布“华盛顿共识”的破产还有些为时过早,而国内贫富差距一度跃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前两天(8月29日)《东方早报》评论还指出,联合国的统计发现,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正常指标范围,即贫富差别已进入不合理的状态。
    
    但这恰恰不是在国内积极推行经济自由主义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自由的程度不够和改革内卷化(即内部人控制)的结果;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国家的税收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不公正,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以及国富民弱的后果。
    
    先说改革的内卷化问题。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就是由行政部门为主体推动的,其形式就是“放权让利”。“放权让利”固然对改革的启动发挥过有益的作用,但在行政部门权力体制改革滞延的情况下,结果却表现为行政部门的“自我利益化”、“内部人主导型改革”。这种“内部人主导型改革”实际上成为中国“权力资本化”的一个过程,结果就是公共权力有被部门权力肢解,导致国家利益被部门利益肢解。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曾惊呼:没有不收费的政府部门。比如医疗改革打开了公立医院市场化的通道,却通过各种政策限制民间资本进入,国有医院获得了定价权,却无需面对激烈的竞争。教育改革几乎如出一辙。一边是扩招和高收费,公开支持和鼓励化公为私的名校办民校,全国人大出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却在教育主管部门那里卡了壳,为民办教育设置了种种不公平竞争的条款。鉴于中国有半数以上的人无力承担现有的医疗和教育费用,我们似乎可以说,光教育和医疗改革的部门利益化问题,就至少制造了6亿以上的相对被剥夺人群。
    
    为什么说经济自由的程度不够?我们已经拥有了相当充分的择业自由、选择商品的自由,甚至在一定范围内还有相当的迁徙的自由。但这些都只是表象。在根本的行业准入问题上我们还有无数的障碍,在根本的土地和房屋和矿产资源产权等问题上我们似乎还不如自己的16世纪。于是我们看到开发商大规模地以国家名义进行的征地拆迁运动,直接导致了4000万以上农民失地、失业、破产以及无数的买不起新房的城市贫民。他们一手用计划手段廉价从农民和城市拆迁户手里征地,化私为公;另一手用市场手段以几十至几百倍的高价或者半卖半送的价格卖给私人,化公为私。公民却完全或者在相当程度上被剥夺了对其个人最大宗财产——土地和房屋的交易权利。而矿产资源,名为国家所有,实际上很多被地方官僚所瓜分,于是才有了广东兴宁矿难的矿主一身兼数职——商人,人大代表,政府公务员,此外还有个隐蔽的身份——警察(8月30日《南方都市报》),才有了各地矿难不断和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严重。
    
    与此相应的是国企的垄断地位近年来不断得到加强。国内企业500强绝大多数都是垄断性国企,可以说是靠垄断剥夺民众的地位而不断做大但未必做强。另据2005年8月23日《董事会》一组数据:从1989年到1999年的十余年间,国有企业的利润一直徘徊在1000亿元左右,但从2000年起,这个数字开始爆发式增长,其结果是,到2004年,仅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就增加到5300亿元。同一年,190多家中央企业的利润也惊人地增长到4785亿元。有人惊呼:一个新的寡头时代正在降临中国。
    
    同时,所谓的MBO也已经把许多国企能卖的国有资产都廉价卖光了,一夜之间制造了一批暴发户以及大量求告无门的失业工人。而垄断国企领导人及其职工的高薪不仅没有被弱化,而且不断得到加强。
    
    税收和保障体制方面,新华社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材料发布的一幅图表显示,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是1.3万亿元,2004年上升到2.6万亿元(不含各种行政性收费和出口退税)。
    
    仅四年时间,财政收入就翻了一番,而工资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则下降到12%。根据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李志宁的研究,从1970年代末以来,“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逐年走低,23年里有16年的工资比重比上年低。特别是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下降的速度更快。以2002年为例,居民工资总额大约在1.2万亿元左右。也就是说,国家财政收入是全国居民工资收入的两倍以上!但国家本应承担的公民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却基本上付之阙如。一个“权力大、责任小”的政府形象呼之欲出。
    
    这一切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国家”太强大了,而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太弱小。在半拉子经济自由之下,内部代理人(各级各部门政府官僚及其代理人——商人)假国家之名,一只手化私为公,另一只手化公为私。这是导致新时期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 这种情形,惟有通过真正公平公正的改革可以化解,像宣布医改不成功一样重新全面审视我们过去的改革,重新确定以公平公正为指针而非所谓“效率优先”的改革方略;在产权制度改革上,应该赋予民众更多的自由和权利。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就对政府垄断土地交易这种“左手进右手出”自买自卖式的“市场规则”提出了质疑,认为应该“把土地分给农民,长期所有”。“与其土地卖了钱让贪官拿走,不如干脆把土地分给农民。”(《中国经济时报》8月31日)其实这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一直呼吁的。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童大焕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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