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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超女争论——见缝插针的参与饥渴
(博讯2005年9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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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女”的火爆前所未有,也引发出前所未有的争论,学者、专家和评论家纷纷加入,从“超女”唤醒的民间参与中读出了“民主启蒙”和“投票预演”的微言大义。
    
    在微言大义的背后
    
    的确,超女动员出的大众参与,其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超女”是一次平等、公开、透明、互动的选秀节目,是一次平民文化的滥殇,是平民美学对精英美学的胜利。但“超女”是不是一场“大拇指投票”的民主选举?是不是一次“审美民主”的空前动员?则存在着较大的争论。
    
    有许多人指责“超女”低俗,开了大陆电视娱乐节目的低俗化的先河,有引导中国大众文化走向“娱乐致死”的危险;也有人认为,支持“超女”的强大民意,其驱动力毫无严肃性可言,仅仅是基于追逐娱乐致死和偶像崇拜的时尚,或干脆就是危险的“民粹主义”;“超女”的胜利,也至多是大众娱乐的一次凯旋,而与民主完全无关。如果拔高“超女”的社会意义,对于民主政治而言可能是一个噩梦。
    
    然而,由超女引发的超级争论,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超女”本身是否民主,而在于为什么人们如此偏执地把“超女”与民主联系起来?
    
    在我看来,在这种拔高“超女”的评论背后,是民间公共参与陷于“极度饥渴症”的现实:一方面,是独裁强权一向害怕且不允许民间的公共参与,另一方面,是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的民间具有强烈的公共参与渴望。所以,当严肃公共话题被官权设置了种种参与限制之时,借助于商业性娱乐的机会来变相地满足公共参与的饥渴,也就带有某种必然性。
    
    是的,“超女”的庸俗一目了然,但来自官权的意识形态批评,要么是既得利益在作祟,借政治正确之名来行打压竞争对手之实;要么是敌视民意的独裁习惯作祟,用上纲上线来封杀民间的自发动员;所以,央视名嘴对超女的批评,完全基于垄断体制的最大受益者的酸葡萄心理,批评得不到位,还尽显第一喉舌的小心眼;至于那种上纲上线的政治声讨,除了“恶毒”和“卑鄙”的评价之外,根本不值得与之争论。
    
    在来自知识界的负面评价中,那种把“超女狂欢”视为“资本操纵”、“民粹主义”、甚至“多数暴政”的批判,是一种狂妄的精英姿态带来的目盲。如果说,从“超女”中看出民主的微言大义,是一种“拔高”的解读;那么,把“超女”斥为“民粹主义”或“多数暴政”,就是一种比拔高更不着边际的滥用。因为,任何社会中商业文化之流行,大都是资本操作的结果,也都带有大众狂欢的色彩。如果没有资本操作和大众狂欢,也就不会有商业文化的泛滥。
    
    商业操作带来的“超女狂欢”,与政治操作造成的“文革狂欢”,二者毫无共同之处。不管怎么说,“超女”还讲究程序的透明和公正,还尊重大众投票的民意,从中读出“娱乐民主”,并不太离谱;而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是极权之手的一手遮天,说造反就有千万红卫兵齐造反,说军管就军队接管所有机关和单位,说停课就全国大中小学齐放羊,说下乡就千万知青奔赴广阔天地……没有任何程序,肆意摆布民众,老毛的心血来潮,就将决定整个运动的方向变换和所有人的命运。
    
    就我所看到的对“超女”的负面评价而言,最到位的批评来自学者刘擎先生。他在《超级女声与生活世界的成功神化》(载于《新京报》05-08-18)一文中说:“超级女声召唤的是一个‘成功的神话’,激励的是一举成名、脱颖而出的梦想。正是‘偶像的诞生’构成了兴奋和刺激的群众动员力量。”然而:“为了最终能看到‘挥舞的荧光棒’,可以忍受海选中可能遭遇的羞辱,可以委曲求全地改变自己迎合评委与大众口味,可以面对严酷的PK考验(PK是网络游戏用语‘player killing’的缩写,意为‘玩家杀戮’)……,难怪每个选手在被淘汰出局时,都会有‘一路走来’如何如何的万千感慨。说到底,‘超级女声’不是一场‘想唱就唱’的自娱自乐游戏,而是某种‘青春残酷物语’。在这里,青春不是反叛,不是另类的开拓,不是想象力和自由,而是反复地肯认、加固和强化了那个主宰着我们生活世界的成功神话,那个竞争中的残酷对决,那个输赢决定一切价值的文化。”“我们除了成功,除了PK掉对手,除了成为或崇拜偶像,还能有什么别的梦想吗?我们在‘淘汰/晋级’的输赢文化中还有什么另类的选择吗?被淘汰出局的大多数人如何可以有意义、有自信、有个性、有尊严地生活?”
    
    我想,以刘擎先生的文化视野和透视能力,不可能看不到造成此种“青春残酷物语”的社会的制度的原因,但囿于大陆媒体窘迫的言论尺度,就连几年前的那种打擦边球的空间也越来越小,所以,刘擎先生的文章无法点破那层窗纸,也是情有可原。
    
    在时政话题仍然限制重重的中国,首先是作为最重要公共生活的政治生活越来越走向超级丑陋,其次才是追逐商业利益和平庸娱乐的大众文化。特别是对于控制最严的电视媒体来说,电视人们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只能用平庸的娱乐节目来赢得收视率。商业化娱乐通过消闲解闷、慰藉创伤和麻醉良知来操纵大众,娱乐时代的所谓“精英平民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知识分子的戏子化和人文精神的小品化。换言之,当国人无法通过严肃的公共关注来展示个人的责任和尊严之时,也就只能通过“娱乐秀”来自我展示。在此意义上,“超女”代表了整个中国不得不回避严肃问题而转向“强作狂欢”的无奈。
    
    见缝插针的参与饥渴
    
    也有人指出,从“超女”这类纯商业性的娱乐节目中读出严肃的微言大义,颇有混淆商业和政治之嫌,无形中给官权打压“超女”提供了口实。但这样的指责,必须顾及到另一个社会常识,才是有的放矢:
    
    首先,在一个正常国家里,人们早已习惯了社会多元化的现实,商业归商业,政治归政治,知识阶层决不会把大众对商业娱乐的热衷与“民主启蒙”之类政治参与联系起来。
    
    而在类似中国这样的非正常国家里,统治者是邪恶的,社会发育是畸形的,精英是丑陋的,民智是幼稚的。僵硬的一元化政治构成社会多元化的最大瓶颈,官权政治的无孔不入必然导致社会的泛政治化,官权政治不但要垄断所有公共权力,还要干涉市场、道德、思想、信仰,也很难阻止它不干涉公共娱乐。所以,在这种一元化政治结构之下,垄断了一切公共领域的独裁者,才是混淆政治与商业的第一罪魁。也只有在官权政治被强加于整个社会之时,才会产生混淆商业与政治、拔高商业娱乐的社会意义的畸形现象。
    
    比如,“中国超女”来自对“美国偶像”的模仿,后者在商业上的成绩远远超过“中国超女“。但人们很难想象,美国的知识界会从“美国偶像”中读出严肃的民主启蒙。
    
    其次,在美国这样的正常国家里,人们具有公共参与、特别是政治参与的充分自由,公共参与的渠道是通畅的,根本不需要“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垒块”,以至于在大选中频繁地出现投票率低的“政治冷感”的现象。
    但在畸形的独裁中国,国人还不具有公共参与、特别是政治参与的自由,即便是中共法律明文规定的合法参与渠道,在现实中也是阻塞重重(比如上访),所以,国人对参与的向往,就特别需要“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垒块”,以至于,这种参与饥渴之严重,引发出“饥不择食”的参与。
    
    第三,美国有充分的参与自由,放弃投票也是其自由之一。但在我这个毫无参与自由的中国人眼中,也会时而产生一种不近人情的“畸形嫉恨”:美国人的政治冷感,甚至就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当中国人还处于投票饥渴状态,一大半美国人却自愿放弃投票,很有点自由富翁在挥霍或浪费参与权利之嫌。
    
    饱汉容易“厌食”,而饿汉常常“饥不择食”。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美国,就有二百多年的民选总统的历史,部分选民感到厌烦,进而产生政治冷感,再正常不过得了。而号称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大陆,却至今还没尝试过民选总统的滋味。所以,如果美国知识界对“美国偶像”的参与,也象中国知识界参与“超女”那样,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反过来,如果中国知识界象美国知识界那样,不关注不参与“超女”的讨论,不从“超女”的公众自发参与中读出微言大义,那就不再是什么笑话,而是“哀莫大于心死”了!
    
    还有人说:“借超女而民主的人,既手淫超女,又意淫民主”。这恰好说明:在今日世界,民主被公认为是“政治美女”,而在“政治美女”迟迟不肯露面的中国,遍地都是被逼无奈的患有“民主单相思”的“光棍汉”。无权与民主谈恋爱中国人,总不能连“意淫”的权利也被禁止。所以,在“光棍汉”的单相思中,民主就不仅是“政治美女”,且是“超级政治美女”;中国人“意淫民主”,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大众“超女”VS精英“长江读书奖”
    
    此次“超女”选秀的全程直播,专家评委、大众评委和观众投票相结合的选拔机制,即便不是政治民主,起码也是娱乐民主。
    
    “超女”程序的公开、透明和公正,让我想起几年前大陆知识界的一次评奖大丑闻——“长江读书奖风波”。那次评奖与大众无关,只是知识精英的自我奖励。主持那次评奖的知识精英们,居然可以不顾通行的学术公正和程序常识,设计出评委可以参选且获大奖的程序。名誉主席、主编、评委的作品入围,这已经有违公认的评选规则了;最后又得了奖,等于公开宣布此奖不是公共行为,而是类似“家天下”小圈子的内部分赃;再后来,当该奖的评选程序受到批评时,获奖的主编和评委非但不公开道歉,反而搬出“本质正义”进行公开的自我辩护,就是拿屁股当脸的无耻了。
    
    世界上好象还没有这样的比赛规则:裁判兼球员,结果还进了球,通赢其它的竞争对手。即便比赛中不能完全避免的黑哨黑球,也至多藏着掖着,那敢象操纵“长江读书奖”的精英们那样,明火执仗且义正词严,用谁也无从把握、内功颇深的“本质正义”,取代可以一目了然的公开的“程序公正”。
    试想,如果担任“超女”专业评委的歌手柯以敏,也一边品评他人,一边自己参赛,由于她在演唱上的科班出身和专业水准,即便进不了前三,也肯定会获得不俗的名次。按照“长江读书奖”评委们的自我辩护逻辑,如果柯以敏参赛并获得好名次,尽管违背了程序公正,但符合“本质正义“,因为,谁也无法否认她是位好歌手。
    
    两相比较,起码从评选程序的民主含量角度讲,商业娱乐的选秀程序,竟是如此干净!而知识精英的评奖程序,竟是如此龌龊!
    
    由此也能发现,在民主素质上,大众娱乐的“超女”节目远高于精英们举办的“长江读书奖”。而某些知识精英却经常以大众民主素质低下为由拒绝民主,只能说明那些精英们的“自我认知障碍症”,一点也不比心中无数的“芙蓉姐姐”轻,甚至是一种更不堪更有害的知识狂妄。
    
    社会多元VS政治一元
    
    关于“超女式民主”,年轻记者安替的一段话说得精辟而感人:“超女当然不是民主,但它是缺乏民主的13亿中国人对民主的幻想。想到这里,我为我中华悲凉。”
    
    我要补充的是,如果对民主的理解,不是仅仅局限于狭窄政治领域,而是扩展到其他社会领域,扩展到价值认同、文化心理和生活方式等层面,那么,对中国民主进程的期待就不会过于悲观。
    
    因为,后极权中国的不争事实是,毛时代的整体官权社会早已不复存在,社会已经发生了走向多元化的巨大变化,官权已经无法完全操控整个社会。仍然僵化的一元政治,正在不断地遭到日益走向多元的各种社会力量的挑战,民间力量的自发扩张不断蚕食着官权政治划出的边界。不断成长的民间资本蚕食着政权的经济基础,日益分化的价值观念挑战着政权的大一统意识形态,持续扩张的民间维权加大着挑战官权蛮横的力度,不断增长的民间勇气使政治恐怖的效力日益萎缩。
    
    所以,中国政治领域的民主奇缺,并不表示其他社会领域里没有民主因素的生长。恰恰相反,谁也无法否认民主力量在非政治领域的自发成长,在官方意识形态无法操控的价值领域,民间心灵对民主的价值认同也日益普及;即便在政治领域,民主奇缺是强权压制的结果,而压制下的奇缺正好说明官方对不断成长的社会性民主力量的恐惧。
    
    仅就2005年而言,在新闻领域,有2300多位新闻人签名声援身陷冤狱的俞华峰,有《中国青年报》资深报人李大同公开挑战总编辑的官本位办报方针;在教育领域,有围绕着“卢雪松事件”所展开的民间讨论,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反抗独裁教育体制的舆论潮;在底层维权领域,有民间社会和开明媒体对“陕北油田案”及其受害者的持续而广泛的关注;……这些发生在不同领域的民间反抗,凸现的正是民间民主力量的存在和行动。
    
    是的,中国人还无法在政治上民主起来,但在民主意识不断觉醒的今天,官权控制越来越捉襟见肘的窘态,政治镇压越来越不敢公开张扬的心虚,使民间表达有了一定的弹性空间,即便这空间还显得过于狭窄,以至于,稍有不慎,就会撞上强权的铁壁,不头破血流,也要鼻青脸肿,但民间对民主的渴望之强烈,已经到了见缝插针的程度,而且,民间不再是被动地等待机会,而是主动地寻找机会、创造机会。为了能够提高呼唤民主的音量,任何官权控制上的漏洞,都可以变成民间插针的缝隙。
    
    在此意义上,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超女”的海选盛况和拇指投票风暴,完全可以称之为娱乐领域里自发的草根性的“审美民主”;知识界从“超女”现象中读出的微言大义,与其说是“民主幻想”,不如说是“呼唤民主”!遗憾的是,超女们“想唱就唱”且“唱得响亮”,而在民主启蒙的观念市场上,“想唱就唱”的机会还太少,呼唤民主的音量也还不够响亮。
    也许,在很久的时间内,这种呼唤还是无法践行的幻想,但正是不灭的幻想,让心向民主的人们看到未来中国的希望。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向主流文明的转型路径,很难乞灵于自上而下的“蒋经国式”革命,而主要要依靠自下而上的社会渐进改良。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转型肯定是一个远远超出人们预期的漫长过程,所以,追求自由民主的民间力量,绝不要奢望通过激进的政权改变来重建整个社会,而只能致力于踏实的渐进改良,依靠不断成长的民间社会来改造合法性不足的政权,即通过渐进的社会改变来逼出政权的改变。
    
    2005年8月31日于北京家中(《民主中国》05-08-31)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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