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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悲剧启示录
(博讯2005年8月21日)
    
    ——要民主主义,还是共产主义?
     (博讯 boxun.com)

    
    2005年1月17日,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记得十五年前,当胡耀邦抑郁而逝时,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共产党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较胡而言,赵紫阳能够以85岁高龄问心无愧地“平静地走了”(赵紫阳之女王雁南语),这实在是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十五年前赵紫阳双手没有沾染鲜血。十五年间,他没有违心地“认错”。十五年后他寿终正寝。一个在极权专制的权力中心摸爬滚打,历经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战斗洗礼”,从地方到中央,直到担任共产党的最高职务总书记――如此惊险如走钢丝般的政治生涯,赵紫阳能有此“善终”,在我看来,无论于他个人或他的家人,或是他的战友、同僚,或是许许多多尊重和爱戴他的人们,都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
    
    然而,诸多海外媒体和国内外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及党内开明人士的表达,仍然是悲情大于理性,情绪大于思考,并因由中共当局的严控,几乎整体陷入另一种“舆论一律”的误区。在这种情绪渲染下,加上经由各自不同心理或政治需要的夸张修辞,真实性已经不重要了。展示在“自由媒体”上的赵紫阳,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主义者。似乎赵的逝世让人们幡然醒悟:“只有赵紫阳,才能救中国”。赵既去,国无望矣。于是叩首恸哭,悲乎哀哉!
    
    令人警醒的是,这样一种舆论误区,减轻和舒缓了中共当局的压力。当局按“既定方针”的程序处理赵的后事,而不必担心被追究发生赵紫阳悲剧的制度之弊端。据观察,本来就微乎其微的要求改制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完全被悲情淹没了。有人甚至在赵的葬礼待遇上向中共当局“叫板”,让赵紫阳这个“平静”离去的人,“不平静”地安葬。这是否有违逝者的本意,当由其家人定断。但从大多数人的诉求来说,无论主观愿望如何,都产生一种寄希望于中共的客观效果。也就是说指望被视为“极权专制”的中共领导者,对一个受其排斥、迫害的 “党魁”平反。
    
    这种情形正如法国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安德烈.洛夫(Andre Lwoff)所说的那样,“理性被驱逐了,谁也不能搞清楚哪里有真实了!因为已经没有真实了,所以,谁也不知道正义在何处了。当权者提出的无论什么样的方案和行为都加以接受,制度被拟人化了,于是就开始条件反射地进行表示崇拜的祈祷。”。(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序)这不仅显示出现实政治功利主导下的短视和理念不清,而且暴露出目前活跃在前台的某些民运领袖和自由民主派发言人,极其缺乏其角色应该具备的基本政治素质和思想水平。
    
    那么,要民主主义还是共产主义?这个本来应该再清楚不过的问题,在这样一种混杂的“大合唱”中,深沉地突显了出来。值此,梳理并澄清这个问题,成为捍卫普遍价值观的良知者必要面对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不自由的体制,窒息“自由”的总书记
    
    赵紫阳的逝世所揭示的层面是丰富而深刻的。
    
    作为中共高层领导人,赵紫阳不象胡耀邦那样富于近乎浪漫的理想主义激情。胡耀邦从“红小鬼”时就培养起来的 “党的事业高于一切”和对组织的绝对服从,与他的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是相互矛盾的,这也造成了胡的人格矛盾和内心痛苦。在与党内极左派的较量中,胡之所以往往败居下风,关键问题不在于人事上的矛盾,而在于对方惯于掌握和操纵共产专制所能给予的锐利武器,即邓小平掌权后重弹的老调“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在这样一个“法宝”镇慑下,习惯顾全大局,以“党的事业为重”的胡耀邦,最终只能是以人格服从“党格”,舍身成(党)仁。身为党的总书记,却无奈而违心地承认错误,大包大揽,甚至将邓小平说过后否认的话也包揽到自己身上,以安抚“天颜”。这样一种传统的 “殉道”精神,充满悲情和对威权的期待。这种色彩几乎构成了在他去世后所引发的悼念活动和整个八九民运的基调。
    
    在这个过程中,当赵紫阳作为一匹共产极权专制中的“黑马”跃出前台,想要“拥兵(精英)自重”,以一种“新权威”的态势,行使其“党的总书记”之职所赋予的权力时,他的悲剧结局便注定了。
    
    赵紫阳与邓小平一样,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的个性也很相近。但与当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权威下三起三落不同,赵紫阳与邓小平之间年龄差别(赵小于邓15岁)和改革开放的现代意识,以及赵紫阳主持经济领域的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使他不可能在其位(党的总书记)而不事其职。但他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即“政治挂帅”。在中共体制下,政治和政治方向永远是第一位的。而掌握政治方向的舵手历来都是中共实际上的政治强人,而非最高职务者。毛泽东时代是如此,邓小平时代也不例外。况且,邓小平退而不休,垂帘听政,并非从邓小平始,而是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的政治传统,是封建专制中根深蒂固的一种政治文化。所以当“自由的总书记”赵紫阳打出“民主与法制”这张现代牌时,邓小平便决断地行使其军委主席之职,用独裁专制的“枪杆子”来“指挥党”。
    
    这里,笔者感兴趣的不是党内斗争的胜负和权威的强弱,没兴趣、也没有资格评点“体制内”高层人物的是与非。这里我想强调指出的是在这种共产体制下,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独裁的必然性。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六四”屠杀,就是一例。这样一个与人类文明进步相悖的野蛮行径,正是专制独裁者为所欲为,将手中权力滥用到极限的结果。除此,恐怕连当事者自己也难以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无数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制度,也是一个害人害己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受害者有可能变成害人者,害人者也可能成为受害者。可以说,胡耀邦之死,深刻揭示了这一制度的本质。而赵紫阳悲剧,则昭示着这个制度最终服膺于绝对独裁之野蛮性。
    
    在诸多悼念赵紫阳的文字中,都涉及到赵紫阳遗产这一话题。那么,究竟什么是赵紫阳遗产呢?
    
    我认为,作为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被软禁至死,本身就是一笔可供人们研究的政治遗产。客观地说,正如人们所反复提到的,赵紫阳对经济改革做出的贡献,“胡赵联盟”时对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抵制,以及成立“体改所”(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所),探求政治改革之路等努力,是在当时“十年浩劫”之后,以邓小平为首的新的权力中心为稳固其权力的合法性,挽救民心尽失的共产党及其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所做出的集体努力。没有邓小平 “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的实用主义对“毛主义”的政治解构,经济改革是搞不起来的。没有胡耀邦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的鸣锣开道和与赵紫阳的相互配合,交替进行的改革开放和“反自由化”的“拉踞战”也不会贯穿整个八十年代。
    
    同样,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在最后关头,能够以行动“自由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主张“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反对动用军队――这一点,他就与极权专制有了根本的不同,就与他所投身并有所建树的“党”在大事大非――是人民的军队还是“军队的人民”问题上划清了界限。从而走出了共产极权“同舟共济”、“顾全大局”的陷阱,开启了共产党权力核心中“人性”战胜“党性”的范例。这种开启本身就是一种人道的张扬。就是对他所栖身和所维护的那个“旧制度”的颠覆性背叛。正因为此,他曾经“领导”过的那个执政党,将他软禁至死。这种结局,客观上“突破了中共的政治传统,升华了赵先生的政治人格”,“重塑了自己的政治生命”(陈奎德「赵紫阳的遗产」)。
    
    至此,我们可以说,赵紫阳死得其所。是共产党“完成了”他,让他得以无愧无悔地“平静”地离去, “终于获得了自由”(王雁南语)。
    
    不自由的体制,第一次出现了一个“自由的总书记”,个中提供的思想资源和行动空间是非常丰富、十分宝贵的。
    
    从历史的眼光看,这应该是赵紫阳留下的最大遗产。
    
    
    从专制机器的“马达”到松动的“螺丝钉”
    
    赵紫阳集共产党总书记和六四受害者的角色于一身,无疑是对他所跻身的那个制度的极大嘲讽。回顾赵紫阳的一生,套用一句共产党术语,可以说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赵紫阳是“三八式”中共党员,长期担任中共地方党的领导工作。他从地方到中央,“一步一个台阶”地走上来,期间先后受陶铸、叶剑英、周恩来等中央重要领导人的重用和赏识。邓小平掌权后,看上了他在农村工作的经验和实干精神,又正赶上文革后“百废待兴”的“好时候”。“人和”加上 “天时、地利”,赵紫阳得以“一跃”而进入中央政治核心,主管经济改革,成为中共专制机器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马达”。
    
    既然是“马达”,就要发挥“马达”的功能。可以说,八十年代初,赵紫阳主持下的经济改革,是在共产党几十年一贯制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选择和平衡。赵紫阳面对的不仅仅是来自党内以陈云为代表的极左保守派势力的干扰,还要面对整个中国社会长期被共产党意识形态所毒化的“旧观念”的束缚,其中甚至包括整个知识阶层对经济体制改革将要触及到的打破“大锅饭”的惶恐。更有“重文轻商”的深层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翻开当年的报刊,人们对经济改革的名词是陌生的,他们不无轻蔑地嘻笑刚刚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广告,感到一点儿也不习惯。甚至1987年,笔者在经济改革的“阳光地带”深圳,还听到“脑体倒挂”(指脑力劳动者不如个体户 “吃香”)的叹惜。“下海”这个比喻经商的词汇,在当时很有一种“豁出去”闯荡一翻的意味,也有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迷茫。在这种情况下,赵紫阳经济改革的步子,与上面所说的八十年代“逢双改革开放,逢单反自由化”的步子基本上是一致的。“改革开放年”,社会的思想文化气氛就比较活跃。“反自由化年”,经济改革滞步不前,思想文化界一片沉寂,报刊整顿接踵而来。在我所工作过的几家报刊中,除一家省级党报「甘肃日报」外,其它两家尝试改革、倡导新闻自由的报刊「西部晨报」和「青年晚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的“反自由化”运动中被封杀的。极富新闻张力和改革锐气的「蛇口通讯报」,在八九“六四”后也遭取缔。当时圈内朋友经常用调侃式的比喻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犹如小脚老太婆,亦步亦趋,裹足不前。在此背景下,“胡赵联盟”成为必然。应当看到,当时以陈云为首的、代表“正统”的左派势力是强大的。从资历上讲,胡赵都是“小字辈”,但因他们都是邓小平提拔的人,所以有时陈云也不得不买账。胡赵的改革,犹如戴着镣铐跳舞,既要面对左的干扰,又要仰仗邓小平撑腰,关键时刻还得“削足适履”(如胡耀邦1985年2月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中重申新闻工作的“喉舌”意识等)。当邓小平成为平衡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矛盾的唯一权威的时候,胡赵便成了当然的受害者。这是极权专制的本质所决定的。因为被牺牲的不可能是他们所认同的那个“主义”的“原教旨”者,必然是那些试图革新的人。
    
    有可能认为,大概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邓小平――这个利用“民主墙”铲除政敌,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用实用主义的“商业化”代替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化”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开始走上了他曾经深受其害的毛式 “政治强人”的独裁者老路。
    
    正如后来所发生的那样,当赵紫阳以“一党之尊”向党的“太上皇”表达不同意见的时候,他就从本质上彻底背离了那个党并且被永远剥夺了权力和权利。这个雄心勃勃,想要利用“马达”的功能,在改革中大展身手的总书记,成了一颗被遗漏的松动的螺丝钉。
    
    
    “小平您好”的精神误区
    
    令人困惑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即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 “六四”屠杀,许多善良的中国人仍然不愿意相信这是邓小平干的。不相信是邓小平下令军队进城并向学生开枪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稍作分析,就会发现,这与邓小平在获得最高权力之前所作出的对“民主墙”的支持姿态不无关系。邓小平在文革中的遭遇和家人、特别是其子邓朴方受他的连累致残的事实,使他在民间获得普遍同情,成为他这个时期的民意基础。为权力替换而准备的否定“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讨论,与“民主墙”的基本诉求一致,使他具有了较高的令国人振奋的政治基础,进而有了1979年在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1984年国庆35周年大典上,北大学生打出的“小平您好”的横幅,应该看作是邓小平执政的巅峰时期。之后他便开始无所顾忌地以“党家长”自居,公然实行专权独裁了。
    
    我们看到,七十年代末和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持续不断的“文化热”和对文革的反思;一大批有理想的新闻工作者,不懈地探求新闻自由之路等等,无不与“民主墙”的出现和为人所知有关。“民主墙”这个词语,犹如一道闪电,照亮了人们被共产党意识形态引导下的传统思路的迷津。其中的许多民刊和言论,如「四五论坛」、「启蒙」、「火神交响诗」、「「探索」等都是振聋发聩的。例如当时发表在「沃土」上的「论言论自由」(胡平著)不仅成为 “民主墙”时代的文献,其所展示的思想观点和人文价值,使它成为一部经久不衰的自由主义思想者的经典之作。之后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起来的各种理论刊物,如甘肃的「当代文艺思潮」(谢昌余主编)、上海的「思想家」(陈奎德主编)、武汉的「青年论坛」(李明华主编),包括在胡耀邦的鼓舞下活跃非常的共青团工作和遍及各地的青年报刊,甚至包括「人民日报」的“评报栏”,都是完全不同于毛时代的“新生事物”,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活力和希望,形成了一种势不可挡的发展潮流。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和反自由化交替进行的结果,是自由化思想呈“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在每一次反自由化之后的“改革年”,被压抑的自由化精神和思想就蓬勃开放一年,同时积累了反自由化时的经验,表现出理论上开始探索,对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开始提出质疑和反思。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对“自由化”紧追不舍地进行打压的“正统”派,日渐图穷匕见,变成了孤立的“保守派”――这在整个共产党执政期,都是少见的。邓小平左右摇摆,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搞平衡,一则是他所倡导的经济改革的需要,一则也是他自己所坚守的那个政治“教义”与保守派是一致的。到了最后,他们只好拿出“杀手锏”――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来压阵。
    
    同时,既然邓小平用过“民主墙”,那么“民主”这一词汇就不再象以前那样讳忌如深了。无论以什么借口或方式,党内开明派可以用,社会民主派可以用,媒体间接地也可以用。当人们对这个“词语”不再陌生的时候,它就跳出了毛泽东思想对“民主”的诠释和局限,逐渐回到它应有的涵义上来了。是否可以将八十年代看作民主的启蒙期,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是这样一种对“民主”的重述,的确有“解放思想”的意味,把人们从多年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窒息、被禁锢的头脑中“解放”出来了,反思和否定文革,破除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就是一次思想的飞跃。
    
    由此可见,八九民运全民性的觉醒和参与,就是十年积累的结果。而且邓小平既然借用了“民主墙”,那么他的收获也是双向的,一方面使他赢得了民意,另一方面,当他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就必然要付出代价。1989年,当“坐稳了”的邓小平,抛出“四.二六”社论的时候,情况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共中央文件”、“最高指示”的结果就截然不同。人们不再因听话或恐惧而盲目地服从,而是激起了更为强大的抗议示威活动。让邓小平这个以“民主”的名义清理毛泽东遗产,获得最高权力的“改革者”,最后却以 “六四”屠杀为结局,落得一个“反人类”(安琪语。1997年笔者在西安被当地公安无理搜查并驱逐出境时,对他们所提出的“六四”问题的直接回答)的罪名。
    
    
    “为尊者讳”孳生绝对独裁
    
    另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邓小平酿成“六四”大祸,是因为听信了李鹏、陈希同之流的谗言。是“意气用事”。坦白地说,这种看法是中国传统文化“为尊者讳”的翻版。找“替罪羊”就是这种封建文化中极残忍(对“替罪”之“羊”)和极谄媚(对“尊者”)的奴性化的所谓“中庸之道”。
    
    从深层意义上说,邓小平铸成“六四”大罪,他是害人者,但又何尝不是被害者呢?回想邓小平之初的朝气,对比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气概,为何中国的这两个政治强人,最后都走向了他们自己的反面,甚至邓小平竟然动用军队坦克了呢?
    
    这里暴露出极权专制的全部真相,即至高无上者的绝对独裁。而独裁者的“个人意气”,必然走向反动,必然无所顾忌地动用武力。
    
    与中世纪的神权一样。法国神学家、十六世纪西欧宗教改革举足轻重的人物加尔文(Calvin 1506-1564),早期因宣扬新教教义而被迫流亡日内瓦。他在奠定其新教权威的著作「基督教原理」(1536)中写道:“把异端处死是罪恶的。用火和剑结束他们的生命是反对人道的所有原则的。”但正是这同一个人,“一旦他攫取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就迫不及待地在他的书中删去了人道的要求。”“改变了当他还是受迫害者一员时所唱的调子(斯.茨威格「异端的权利」)。在加尔文所进行的长达十五年之久的一系列神学论争中,唯他所倡导的「新教信仰纲要」为尊,对所有反对或质疑其教义的人,进行了有预谋的残酷迫害。西班牙神学家塞尔维特(Servetus 1511-1553)曾著书抨击基督教的中心教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说,并于1553年将充实和修改后的著作「恢复基督教义的本来面目」秘密印发一千份。事发后他逃脱了异端裁判所,但却在日内瓦被神权政治权威加尔文以异端罪名判处火刑,于当年10月27日被活活烧死(这一事件引起了宗教改革内部就应否处死异端分子问题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加速了宗教改革的历史进程)。
    
    专制独裁者是多么惊人地相似!邓小平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其实如果我们不是那么愚昧而盲目地服从,如果我们不习惯让一个“脑袋”思考,在邓小平执掌大权之初,就已经暴露出了许多独裁者的特征。
    
    第一个始作俑者是“民主墙”斗士魏京生。当时包括恢复高考制度后进入大学的大学生在内,听到魏京生因“泄露国家机密”而被判重刑,几乎没有人问:为什么?那时,毛泽东时代已经结束,国家就要走上改革致富的道路,象魏京生这样的“反革命”,是孤独的“极少数”,执政者必将置其于死地。而那些活跃的党内外开明人士和知识分子,对其也是漠然置之。由是,邓小平利用完“民主墙”就拿魏京生开祭这样一个最初的信号,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甚至那些代表“良知话语权”的 “善良”的人们也不愿意把邓小平“往坏处想”,因此没有任何“不同声音”。也没有任何微弱的“异议”。即使有些“民主墙”人士以散发手册的方式为魏京生辩护而被捕入狱,也没有引起人们的警惕。
    
    另一个明显的信号,是在被称作中国改革里程碑的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中,邓小平强调并保留了“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一条“铁律”。当时国际舆论对此已有警觉,但国内思想知识界人士大多以邓小平“不得不如此”来为其开脱。“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象一道符咒,牢牢地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和心灵。
    
    应该承认,中共三十多年的“洗脑”,成功地消解了人们的思考功能。对威权的恐惧,即便在文革后的邓小平之初,人们仍然习惯让一个声音说话,希望让一个脑袋思考。希特勒对犹太人的集体大屠杀,是一个脑袋思考的结果。毛泽东发动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一个脑袋思考的结果。尽管邓小平权威不如毛泽东权威,但在他执政过程中,被平反的“党的知识分子”,高考入学的大学生,第一批尝到甜头的个体户,开始将注意力从敏感的政治说教转向经济生活的普通老百姓,大家对邓小平都有一种感恩戴德的情感,逐渐地让邓有了“至高无上”的“感觉”。喜欢“跟着感觉走”的邓小平,在“小平您好”的拥戴中,更有了一种虚幻的崇高感和自豪感。须知,此时的“小平你好”与文革时的“毛主席万岁”的拥戴是有所不同的,毛的万岁有狂热的崇拜色彩,“小平你好”则表达着直接的认同和感激。前者在“天庭”,后者在人间。就象赵紫阳主持四川工作时,民谚“要吃粮,找紫阳”一样――笔者对此深感悲哀。执政共产党让人们吃尽苦头,到了连饭都吃不饱的地步了,有了那么一个正常主事保证让人们吃饱饭的官员,大家就千恩万谢的。要知道,老百姓并没有伸手向“党国”讨要,而是这个“党国”或者不让百姓劳有所获,或者将他们盘剥殆尽,不让他们有基本的安居乐业的权利,让他们没有尊严地生活在恐惧中,何谢之有?如果当时中国知识阶层的有识之士,能够适时地提出制度方面的建设性思路,而不是再“捧”出一个神,“敬”出一两个“包公”,不是在“体制内”按面谱区分好人坏人,那么,讲求实用的邓小平也未必听不进去。问题是,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们,身上带有很深的对威权的恐惧和崇拜的烙印,邓小平反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党前卫”了,他的话有时也会是“空谷足音”,以致让他产生某种幻觉,最终酿成不可饶恕的“六四”大祸。
    
    
    赵紫阳不是“民主教父”
    
    紫阳走了,极权仍在。这是谁都清楚的事实。
    
    一般来说,外界媒体对赵的评价很高,但可以比肩者都是前共产国家的领导人。同时特别强调,赵紫阳因反对八九“六四”镇压,而被解除职务,在北京的家中遭软禁达15年之久。这种报道是理性而客观的。
    
    事实上,赵紫阳还不能与民主社会领导人相比。评价赵紫阳,如果以共产党掌握执政大权为期限,要区分赵紫阳的前四十年和以“八九六四”为限的后十五年。前四十年的赵紫阳与邓小平以及其他中共高层领导人没有任何两样,只有这后十五年,他才值得我们尊重和纪念。笔者认为,纪念赵紫阳,就要走出为“尊者讳”的传统误圈,还赵紫阳以历史的本来面貌,从人的意义上,而不是完全从“党”的意义上评价赵紫阳。与赵紫阳同龄的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司马璐先生在纽约公祭赵紫阳时语重心长地说:“我不愿说他太伟大,做过共产党的人都是有罪的,我们不犯罪就爬不上去,这是历史的事实。”(引自仲维光「赵紫阳先生祭」)我认为,每个对历史负责任的人,都应该破除迷信,不搞个人崇拜,不尊神,不敬鬼,以一个现代人的思维和历史眼光,来探讨赵紫阳和他所依附所建树并最终被其所毁的共产制度。
    
    实际上,尽管外界多有溢美之辞,但赵紫阳的改革,多为行政改革而远非政治制度改革。深喑党的教义和错综复杂的人事组织结构的赵紫阳,对此应该是有自知之明的。例如,在他逝世前不久,曾对探访他的朋友说,搞政治体制改革,“ 我没有实力”。(无名士:“叩访富强胡同六号”「北京之春」2005年3月号。下同)赵紫阳的失势,似乎不能排除与“代沟”相关的实力因素。首先,赵紫阳之于邓小平,就没有邓小平之于毛泽东那样“幸运”。邓小平之所以在毛泽东的家长独裁下,能够三起三落,是毛泽东对他手下留情。因为毛知道邓小平与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尽管邓比毛小十一岁的年龄之差,但他们之间没有“代沟”。从资历上讲,邓小平显然不会成为毛的对手。邓的问题对毛来说个性的成分更大一些,所以他没有真的对邓小平下手,采用的是“胡萝卜加大棒”式的家长作风,仅仅让他尝尝“家长”的威严,使邓小平有“翻案”的机会。不象对待毛自己所虚拟过的 “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刘少奇那样,因顾忌刘可能威胁到自己的权力,便毫不留情地一下子就将对方“铲除”了。
    
    赵紫阳之于邓小平,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虽然赵紫阳小于邓小平十五岁,资历无法与邓相提并论。但作为中共的政治强人,邓小平远没有毛泽东的威慑力,加上他日益膨胀的家长作风,在保守派和开明派之间搞平衡的特殊地位,一方是以陈云为首的同辈正统领导人,一方是由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小字辈”,关键时刻,孰重孰轻,是很明显的。而且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对其权力的“至高无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一方面放手让胡赵打头阵,从事他所“设计”的经济改革大业,一方面对他们也是有戒心的。当时的赵紫阳呢,一边群策群力,充分发挥“智囊”的作用,成立各种调查研究机构,做具体的改革工作,同时也不置可否地默认其“智囊”中的一些人对他搞个人崇拜。有个“胡赵联盟”,已经让邓小平开始着恼了,再加上赵紫阳“智囊”,而且这个“智囊”及其主人,无论在个人经历、知识结构,或者思想理论上来讲,都代表着一种比邓小平更为先进和广泛的社会改革力量,在国际上也开始有“人气”。赵紫阳“功高盖主”,在传统封建社会中是不容的,在极权专制的共产党统治下也是大忌,在独裁者邓小平眼中更是威胁其权位的大逆不道者。
    
    可以分析,当年邓小平罢免胡耀邦,是为了削弱赵紫阳的势力。无论之后怎样解释,赵紫阳在胡耀邦问题上的沉默,都使他在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中,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其实,桥牌和高尔夫球,本来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事。桥牌有桥牌的谋算,高尔夫球有高尔夫球的运筹。赵紫阳是否操之过急,在众“智囊”的推崇下走得太远了?这是值得商榷的。例如在与戈尔巴乔夫会面时,出乎意料地“透露”邓小平是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熟悉中共官场运作的人都了解这句话所能产生的效果。依照共产党的“铁律”,即使是“公开的秘密”,如果涉及“国家机密”,也是不能向外“透露”的。更不用说党的总书记。他是否认为邓小平已经“不中用”了,是该借此机会在国际媒体前“摊牌”了?持这种看法者,不乏其人。赵紫阳生前密友、现旅居美国的中共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认为:赵紫阳太过自信,还体现在他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共总书记时,支持李鹏接任他的总理职务,而邓小平当时是属意万里的。(中央社:2005年5月20日)从中不难看出久经磨砺的赵紫阳的权术与谋略。
    
    第二,赵紫阳在5月19日戒严日的第三天,前往广场看望绝食学生。一方面显示出他的人道立场,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的无奈和内心的焦虑(夹杂着失势的情绪)。这一幕,几乎是他日后十五年的写照。“受制”的党总书记,不能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更不能左右政治局面――大概正是这个时候,赵紫阳才真正明白极权专制的残酷本质。才真正明白他的地位之幼稚与无助。
    
    英国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在其代表作「论自由」中,叙述垄断一切的官僚制度时指出:“这个组织自身愈是完善,它从群体各等级中为自己吸收并训练最能干的人员愈是成功,那么它对包括这官僚机构的成员在内的一切人们的束缚也就愈加完整。因为管治者自己也成为他们的组织和纪律的奴隶,正不亚于被管治者之成为管治者的奴隶。中国的一个大官和一个最卑下的农夫一样,同是一种专制政体的工具和仆役。”密尔的断言不幸却仍然是一百多年后赵紫阳所面临的情形。
    
    赵紫阳不是叶尔钦,他没有站在坦克上振臂高呼的气概(当然不能排除中国不具备相同的社会基础)。他的方式是无奈的和痛心的。当他在广场流着泪劝告绝食学生时,他的姿态和“党总书记”的身分在学生中产生的影响想必是事与愿违。这一幕曾有多人着墨,其中有一种遗憾,认为学生当时没有听懂赵紫阳的话,导致了事态的扩大。这未免略嫌书生气了。学生绝食抗议的是包括赵紫阳在内的那个执政当局及其制度,谁也没有可能和资格事先与赵紫阳达成某种默契,甚至没有可能完全认同那些支持赵紫阳的“体制内”人士和知识分子,怎么能听懂赵紫阳的“话外音”?而且,如果年轻的大学生竟如此成熟,如此有“政治头脑”,那么他们就不会长时间地占领天安门广场。就不会绝食自伤,不“见好就收” (胡平语)。就不会用身体阻挡坦克。当然,也就不会听不懂赵紫阳的话。如此一来,八九民运的历史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历史当然是不能假设的。
    
    何况赵紫阳远不是党的“异端”。只不过“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赵紫阳做出了正确的事情”(吴国光语)。他坚守了首先作为一个人而非作为一个党员的本分,拒绝用全副武装的军队对待平民。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在他的「做人与做党员」一文中痛心地说道:“做人与做党员应当是统一的,响当当做人,响当当做党员。可是却发生了矛盾”。一向驯服的赵紫阳,一旦他作为人的一面占了上风,党性的残酷就暴露了。
    
    但是,应该指出,赵紫阳决不是“民主教父”。严格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忠实的共产主义者,而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是回到中共执政前后(或者更远一点,共产党的“立党之本”上)毛泽东所倡导并有短期实践的「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和「论十大关系」(1956年)上。如“搞开明政治”,“让民主党派发展”,“让党外人士、民主党派人士当部长、当副总理”等等。
    
    实事求是地说,赵紫阳属于毛邓之后的“技术官僚”一代。他和胡耀邦所做的努力,客观上促成了毛式“传统共产党“向“新共产党”的转型。即从传统政治向技术官僚的转型。之后的江泽民、朱鎔基都是在同一条战线上的继续。“他们既没有传统共产党严密的思想体系,又缺乏早期共产党矢志不渝的理念。严格意义上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历年政治运动和改革开放的‘混血儿’――知识结构及思想的开放程度,均超越其前身,少数人还有一定的民主色彩或理念,但行为方式和思维习惯仍然滞留在传统共产党文化的旧巢中,依然是‘大一统’意识,党性仍然强于人民性,党的利益还是高于一切,没有真正的突破”(拙作;「邓后时代已然来临,“新共产党”占主流」1996年)。到了胡温一代,共产党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政治转型。也就是说,中共整个机构更新,专制机器更新,所有与之相配套的“硬件”均全部程序化了。可谓“与时俱进”。当下新的政治官僚集团,与新生“资本家”和“智能”(而非“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结合而形成了中共新的上层建筑。在这个顶尖上的权力中心,有着严格有效的后极权特征――即“右翼专制”。(陈奎德语。参见胡平《左派独裁、右翼专制、极权与后极权》)
    
    如果我们不是割断历史地看问题,就不会忽略赵紫阳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无论如何,赵紫阳仍然“姓共”,信仰共产主义,并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党的事业”。即使在八九民运期间,他坚持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处理问题,反对军队戒严,也首先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以党的总书记的名义表态的。他被解除职务,软禁在家,但并没有对这个党完全失去信心。在这一点上,他与胡耀邦一样,相信中共自我完善、走向开明的可能性。他们自身也是这样努力去做的。甚至在他弥留之际,还请人“如实”转话给“上面”。他说:“我已经被软禁十几年了,这种状况要继续下去,就是终身软禁。这是要写进历史的!这对共产党的影响将是很坏的!”如此赤胆忠心,恐怕后无来者。可以说,赵紫阳与胡耀邦同属于“党内有好人”(刘宾雁语)中的“好人”。今天中国的政治转型,赵紫阳功不可没,他和胡耀邦都是当之无愧的“新共产党”的奠基人。在这一点上,相信不仅党内外开明人士有共识,而且中共现领导人也是心知肚明的。
    
    当然,赵紫阳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胡耀邦第二。九十年代中,江泽民任期曾亲往江西共青城拜谒胡耀邦墓地,表明执政党对胡耀邦 “引咎辞职”的“义举”和“顾全大局”是领情的。对赵则不然。赵紫阳功成名未就,证明赵紫阳的叛逆是触及到“党的灵魂”的。赵紫阳的悲剧,是制度的悲剧。它揭示了在极权专制下,其制度危机到党的最高领导人,同时也显示了党性原则是一支双刃剑,伤人也伤己。
    
    十五年过去了,邓小平也已经作古七年之久,为什么赵紫阳的事不能提?“六四”的事不能提。这当然不是现任领导人可以随意定夺的,这是那个制度早已定了调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讲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政改与换人,谁指望谁?
    
    各界人士对赵紫阳的推崇,有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坦白地说,近年来国内外自由民主派人士和独立知识分子日见活跃,有一种群体崛起之势,在思想文化界显示出一种有别于八十年代的自由精神和人文色彩。但是,这种精神在赵紫阳逝世后却被悲情淹没了。一些近乎“表态”的悼念文章,大量篇幅不惜制造“赵紫阳神话”,让八九民运以前的赵紫阳成为一个先知先觉的民主主义者,可谓以其之矛,攻其之盾。这种情形让人产生幻觉,似乎如果赵紫阳身在其位,中国的民主化可能早就实现了。这种“错觉”,省略了极权下政治异议的过程,让所有政治反对派(假如仍然存在的话)的努力都失去了意义。这里的另一个悖论公式是:拥赵等于反共。那么,反共就要拥赵。
    
    多么幼稚和自欺欺人的逻辑。真是一不小心就掉进了自设的圈套。
    
    回顾历史,我们曾经多次痛畅地为“伟人”的逝世而流泪。
    
    二十八年前,十里长安街送一代“圣儒”周恩来,举国上下,哭声震天。以致当年在中国的西方人士,今天还对那部怀念周总理的影片「生活的颤音」记忆犹新。
    
    毛泽东去世了,也是哭声遍地。粉碎“四人帮”,多少使这些哭者少了一分尴尬。
    
    宋庆龄死了,舆论一律的电视画面上幼儿园的孩子们哭喊着:宋奶奶、宋奶奶…,令那些没有这种整齐划一的“哭文化”的国民感到莫名惊诧。
    
    胡耀邦逝世,哭声中似乎多了一层反抗。人们以追悼会的形式表示自己对尊者的哀悼和对现实的不满。成千上万被胡耀邦平反的知识分子,站出来向这位共产党高层的“好人”致意。
    
    八九民运跪递请愿书的学生,其悲情惹得台上台下都是泪。
    
    赵紫阳去广场看望绝食学生,也是泪流满面,让现场学生和电视前的观众泣不成声。
    
    今天,赵紫阳的死,又是一派泪雨嚎啕,有的人甚至在他的灵堂前跪拜叩首,其情何堪,其景可悯。
    
    问题在于,都是泪,都是情。从周恩来到赵紫阳,中国人,你到底在为谁哭泣?在这些哭泣的年代,哪一种眼泪是真情流露?哪一种眼泪是盲从?哪一种眼泪是恐惧与绝望?哪一种眼泪是含有杂质的?又有哪一种眼泪是关乎中国的民主与自由的?
    
    是忧国优民的哭,还是“忧党(忧)国”的哭?
    
    我们看到,正是上述这些包含了崇高、是非、正义、恐惧、自怜、无意识和功利色彩的“混合型”眼泪,一次又一次地模糊了人们的双眼,丧失了人们的理智。真理被扭曲,让思想者成为笑柄。终了,独裁者在窃笑中出场,以稳定为名,在人们惊愕和疑惧的泪光中,或施以屠刀,或施以“德政”。由是,中央极权得以加强和巩固。宣泄过眼泪的人们,只能疲惫无奈地积蓄“下一轮”眼泪,尽一个有“良知”的“老百姓”的“本分”。
    
    中国人,难道真是一个“多汁”而滥情的民族?
    
    笔者以为,党内外空前一致哭赵的声音,充分暴露出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中国所谓知识分子仍处于政治幼稚期。其中有的常常貌似“局外人”的身分,不无功利地津津乐道于在执政党的权力高层分面谱论是非,而不是站在自由民主的立场上评判这个制度的弊端,尽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本分和职责。
    
    其次,显示出八九民运自身的局限。值得指出的是,海外民运的成员中的大多为前中共党员,也是共产主义的忠实追随者。这样一种内在的关联,使得民运与“体制内”开明派无论在思维逻辑上还是在行为方式上,总是有许多的“暗和”或一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共产党内的开明派在海外的延续,所以总是容易陷入共产党的思维逻辑和语言陷阱。当年“民主墙”主将之一任畹町在对外国媒体所发的悼念赵紫阳的「纪要」(2005年1月15日)中,甚至用“人民的伟大造就了‘开明共产人格’的伟大”这样令人瞠目的语言。如果不是反讽,似乎难以从正常逻辑上去理解。
    
    第三,各派力量均指望中共,突显党的“伟光正”。以支持八九学运创始的港支联(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为例,这个始终以民主理念“打头阵”的组织,随着香港回归和时间的推移,似乎也陷入共产党文化的迷津。该组织1月21日晚发起的颇具规模的“哀悼紫阳,平反六四”烛光晚会,据报道约有万余人参加。从诉求逻辑来看,悼念赵紫阳,是为了平反“六四”。谁来平反“六四”呢?当然是执政当局共产党。这里至少暗含两个前提:承认共产党政权是合法的。这个杀人的政权有资格为被其所杀的人平反。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希望党为民(习惯被奴役的人们)作主。
    
    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一幕更荒诞呢?对皇权威权的顶礼膜拜莫过于此!
    
    如果我们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整体地看问题,就不会自相矛盾地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就象很多特别是包括当年的学生领袖在内的民运人士在表达对赵紫阳的悼念之情时,忘记了八九民运“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也是冲着包括赵紫阳在内的中国经济改革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及其子女的特权而来的。至于其中某些民运人士援引中国知恩图报的传统,指望现居高位的原赵紫阳的老部下温家宝等人应该对赵有所表示云云。这至少不应该是具有现代意识的民主人士的思路。按照这个思路,共产党政权首先应该向在各个艰难时期为“党的事业”无私奉献、甚至不幸牺牲自己生命的亿万人民感恩谢罪,而不是“几十年如一日”地视人民如草芥,滥杀无辜,对人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退一步讲,邓小平一手提拔并重用赵紫阳,理所当然是赵紫阳的“恩师”。赵紫阳八九年四月向戈尔巴乔夫透露邓小平“垂帘听政”,五月“泪眼逼宫”,似难避背义之嫌。那么大义呢?人性呢?如此,我们不是又回到封建社会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所谓正统的老路上了吗?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种说法所包含的温情。遗憾的是,这种温情似拘囿个人情绪,降低和掩盖了事件本身应有的高度和真实。须知,幕僚有幕僚的思考和行为,改革派有改革派的思考和行为,民主派有民主派的思考和行为,知识分子当然应该有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表达。这几者本身是有区别的,决不能混合为一种“大合唱”。事实上,除了幕僚一类如鲍彤、陈一谘、严家祺和原赵紫阳的旧部们,以及代表政治改革派者如曹思源等人的表述比较符合其角色外,其它各种表达都是相互混淆的。从其言行中无法判断他到底想表述什么。不清楚是政治家、民主派还是知识分子。好象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这样一种角色混乱的局面,恰好可以说明中国人容易丧失原则的思想情绪及其特色。问题在于,一个没有建树自己语言的组织或个人,是难言独立、也是没有号召力的。这种现象正如安德烈.洛夫所指出的那样:“大部分极权主义国家中异常的言论与行动在领袖与大众之间徘徊,这样的言行渐渐地越来越激烈,最后真正的精神病流行起来。…这样的症状都是要以不得不实现实行极权主义、建立秩序、行使权力等意志为代价的。“(「知识分子的背叛」序)
    
    至此,我们不禁要发问:我们所不懈追求的究竟是民运乎?还是“党运”乎?抑或如人们所不自觉表达的“党运”即民运乎?
    
    从共产党诞生,到掌握国家大权而成为唯一的执政党,由于过分的指望和依赖,让这个党一直“党运亨通”,成为当今世界上最有效的 “全能杀手”。
    
    指望毛泽东这个以“民主”的名义起家的“大救星”,结果是让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共产极权的“疯人院”和“集中营”,让数亿人在恐惧和绝望中机械地活着。从遗传学角度分析,说毛残害了几代人是毫不过分的。
    
    指望邓小平的结果,便有了独裁者的六四屠杀。
    
    胡耀邦呢?可以说,胡耀邦最辉煌的时代,就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以及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他能成功地完成这一功绩,首先是顺应了当时中国的历史潮流,是大势所趋。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都是先从平反冤假错案开始的,这一次也没能例外。实际上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模式,只不过不同的时代使用了不同的语言而已。应当看到,“胡耀邦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更多地是抱着纠正共产党的错误,维护共产党的名誉和事业的决心,而并没有自觉的现代意识。他说:‘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却没有提出怎样才能避免‘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没有借此机会进一步从制度上提出并思考这个问题”(拙作:「旧制度与转型期的中国媒体」)。在反自由化运动中,胡耀邦提出区分正确与错误要“二八开”(即二分错误,八分成绩),对许多人来说,已经(也仅仅是)从毛泽东的“三七开”放宽了一步。
    
    相较而言,赵紫阳是走得比较远的。但由于赵紫阳自身的局限,如行政方面的技术改革而难以触及根本性的政治制度改革,他要实现的是洗刷自己(党)的耻辱,建设一个“新共产党”。其结果,他的反对意见到最后关头只能是孤掌难鸣,没有起任何作用。而他作为党总书记的“盖头”,也被“邓家长”掀去了。
    
    斯.茨威格的话意味深长,他说:“恢复一个已死者的名誉,有什么用呢?不,现在最根本的是保护活着的人。给不人道的行为打上耻辱的烙印,这样才有可能防止无数同样的行为”(「异端的权利」)。这里提出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即制度问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个人都是靠不住的。不改革制度,就不能最终杜绝绝对的独裁及其祸患。“文革”、“六四”以及赵紫阳式的悲剧就不会停演。在中国,数十年来“党祸”和“人祸”交替进行,根本原因就在与党性原则高于一切,独裁者凌驾于党之上。一个人说了算,一党独霸天下。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种情况能继续在中国大地横行,实在是中国人莫大的耻辱!
    
    “党的知识分子” 与“朱鎔基的棺材”及其它
    
    何以界定“党的知识分子”?我认为在时间上似应以文革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划分期。在此之前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也“为党所用”,但其中尚含个人选择的主动性。例如共产党执政前和“解放”初期,许多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自觉自愿地投身共产党,为党所倡导的“民主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现居美国的资深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苏绍智,著名记者刘宾雁,延安时代的“红色少女”、原北京「观察家」主编戈扬,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司马璐等,以及当年许多越洋返回报效祖国的专家学者和文学艺术家等等均属此例。这些前辈均年逾八旬,其中有的已不在人世。这一代人身上有很深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读书人的童真和信仰,精神世界仍然是纯粹的,都有很深的忧患意识。另一些年龄在七、八十之间的知识分子,共产党执政时尚处于青少年时期,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憧憬而投入“党的事业”的。如杂文家牧惠(已故)、邵燕祥,原「科技日报」总编孙长江等。他们中的许多人,具有相当程度上 “士”的传统道德和底线,尚存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独立精神。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还有一些年龄在六十岁左右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和“文化热”中的中坚份子,如现飘流国外的严家祺、陈奎德、胡平以及在国内继续坚守的同人等。但是再往下分,那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知识分子,成份就比较复杂。除个别“异数”外,一般来说,在他们身上,较少老一辈知识分子那种不可或缺的深厚文化底蕴,所受教育是断裂的“党的教育”,其中一些人深信“斗争的哲学”及其所产生的“奇迹”――在这方面看,他们应该是最大、最彻底的受害者。举例来说,大部分老一辈知识分子在晚年,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自己的一生有很深的忏悔或反思,尽管他们在共产党一党专制下不同程度地都遭受过残酷迫害。如韦君宜的「思痛录」就是一个特例。“第四代”则不然。在他们身上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那种根深蒂固的“文革遗风”。例如大批判式的语言模式,总是有理的“造反派”态势。有的人即使反省也是抱怨式的,牢骚满腹,矛头都是“他指” 的,自己则是清白无辜者,缺少基本的忏悔意识,无法达到一定的深度。至于“第五代”或之后的知识分子,情形又有不同,恕不赘述。
    
    如前所述,毛泽东对中国人的残害,尤以知识分子为重。毛泽东的罪恶之一,就是将知识分子的“斯文扫地”,践踏侮辱知识分子的尊严,将他们排列在社会最底层,并以“臭”冠之。致使许多身心备受虐待的“臭老九”,自觉不自觉地到了一种自毁自残的地步。
    
    邓小平时代给知识分子平反,被平反的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党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的整体“归顺”,似乎应该以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为转折。
    
    众所周知,平反“四五”,意味着为邓小平平反。正是在这一点上,党内外人士有了一个认同点。这个认同点同时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倒退点。
    
    客观情形是,当时中国正面临百废待举,文革十年浩劫造成的文化思想界的大混乱,有待清理,党内以反对“兩个凡是”为主线的开明派,于一九七八年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一次将一个普通的道理通过共产党的报刊表达了出来,意在说明,毛泽东的话并不是句句都是真理,任何人包括毛泽东在内,也会说错话,做错事。这篇文章引发了“真理标准讨论”,在当时解放思想,破除现代迷信方面,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十一月间,“民主墙”出现的大字报浪潮,引发了自发性的群众集会。“十一.二五”民主集会发生后的第二天,邓小平在接见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时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 (华达编:「中国民办刊物汇编」)。邓小平的话对“民主墙”人士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和鼓励。真正具有民主意识的民刊逐渐在大字报的基础上诞生了。但同时,邓小平这一句话,迷惑和颠覆了整整一代人――极权专制下的特殊现象。中国知识分子知性的不完整和脆弱由此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渴望过正常生活的人们,此时沉浸在大变革的喜悦中,他们激动而紧张地忙碌着,很多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甚至对邓小平有一种“感恩”心理。一方面,他们象对待一个作恶多端的‘回头浪子’一样,毫无理性地宠惯着邓小平和他所代表的共产党,将‘毛神话’转移到‘邓神话’上来…这种毫无现代意识的状态,使他们错失了改革政治制度的良机,最终导致了另外一种“浩劫”—经济挂帅下全民道德价值的整体丧失和‘八九六四’屠杀”(拙作:「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忏悔」)。
    
    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都如此亦步亦趋地紧随权威呼应唱和呢?
    
    这恐怕与中国人深受传统封建文化浸淫的心理结构有关。长期以来,中国人深受双重禁锢。一种是中央极权的专制对思想的禁锢,另一是那种无形的、缺乏普遍性的 “感性良心价值观”的禁锢。而中国知识分子的迷津,恰在于道德价值观的混乱。由此树立的社会“良心”及其话语权利,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不仅仅限于八十年代)不总是良性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
    
    在民主社会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整个社会指望一两个“良心”的时候,其禁锢和愚昧造成的民心萎顿可想而知。人们更乐意推崇某个良心,而不去考虑自己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这样一种“民意”推举出来的所谓“良心”是否真的具有普遍意义,值得质疑。另外,正如密尔所特别指出的那样;“若是哪个国度里有着一个占优势的阶级,那么一国的道德必是大部分发自那个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优越感。”在这一前提下,当专制独裁者用道德说教来束缚人们的精神自由的时候,“良心”与“道德”的对话就象在同一个酒席上行酒令,有一定的规则和“套数”,旁观者听起来很热闹,实际上都是“套中人”的“政治术语”。因为,“现代统治者要与大众对话,所以,才不得不显示自己是道德家、把自己的行为与道德、形而上学、神话联系起来。”(班达语。下同)
    
    举例来说,当年初任总理的朱鎔基豪言带100口棺材去闯地雷阵,99口给贪官,最后一口留给自己。此举不由分说地激起了人们的感情波澜,没有谁能够冷静理性地去思考这种情形所能产生的后果及其本身的意义。即使朱鎔基的生死委实“重如泰山”,亦不过一泰山而已,岂能压过九州民生?一国总理的大任,岂可呈匹夫之勇、是几具棺材就可以担负的?取悦民意的最好办法,是改变不合理的制度,而不是以突显个人道德的特殊性来惑众,这种做法只能进一步愚昧百姓。奇怪的是,这样一种封建遗留的传统土方炮制的 “军令状”,竟如一张民意通行证,在朱鎔基任期,无论他政绩如何,都不会影响他的正面形象。在“棺材”面前,朱鎔基永远是高大的,致使可以发言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处于弱势,并“陷入道德的荒芜之中。”以“英雄之媚”驯服人民,这也是一种在极权国家仍然行之有效却经不起推敲的“权术”。
    
    我们说,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的“良心”不是仅存于自身本源的,而是有其历史渊源和终极价值观作为标准和底线的。一般来说,自发的所谓“良心”,其衡量标准不是来自于客观的“善”,而是来自于与“恶”的比较。更准确地说,是来自于那个“极恶”的刺激。“良心”在这种情况下,会发出某种呼声,但是在承认那个“极恶”存在的前提下要求其降低“恶”的程度的声音,而不是从根本上弃绝那个“恶”的正义的声音。
    
    法国思想家班达在陈述知识分子的职责时强调:“知识分子忠实于自己的话,能够选择的唯一的政治制度是民主主义。那正是因为由个人自由、正义、至高无上的价值导出的民主主义不是实际的。”他同时指出: “涉足于政治的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向人们诉说正义和真实”。遗憾的是,涉足现实政治的中国知识分子,目前还远没有达到超越形形色色的“朱鎔基的棺材”或 “赵紫阳的眼泪”的境界。事实证明,“在精神奴役的氛围里”,(密尔语。下同)辨识一个独裁者易,不为任何权威所惑,理性地向人们诉说正义和真实难。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常态”往往与其职责相悖,不无蹩脚地充当着“不是滥调的应声虫,就是真理的应时货”的角色。
    
    然而,在这种气氛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这不能不令人痛心疾首。
    
    2005年5月于巴黎紫微斋
    
    (原载「北京之春」2005年八、九月号。小标题有变动。)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民办刊物汇编――1978-1980」(华达编,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香港「观察家」出版社1984年联合出版)
    「悼念赵紫阳专辑」(「北京之春」2005年3月号)
    「论自由」(密尔 著「商务印书馆」1996年,北京)
    「异端的权利」(斯.茨威格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12月)
    「知识分子的背叛」(班达 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
    陈奎德文集(「观察」、「新世纪」网站)
    胡平文集(「新世纪」网站)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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