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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知忱: 林彪散史
(博讯2005年8月19日)
     元帅中育同志(林彪)第三,独眼龙(刘帅)第四,文章也正在这儿。二人都是军事家,头脑都格外清楚,也都知道政治的险恶。天下打下来了,如果你只想当军事家,那么就到此为止,下面干什么你自己选,可以做军人远离政治,如果还想在政治舞台上继续表演,那就得军人参政做政治家,而政治家可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最起码的一条,得会象真的一样地说假话。搞军事、打仗,说假话造假情况就只有吃败仗,没有一点疑问;而搞政治,“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据说是育同志的话,但实际上是所有政治家口中不说心中坚信的金言),说真话必定吃大亏倒大霉,同样毫厘不爽。你必须根据自己的情况作出选择。      

          刘帅是一纯粹军人,对政治素无兴趣,1950年平定西南后立刻采取行动,辞去二野、西南军区和西南军政委员会本兼各职,由贺胡子接任,自己只身一人前往南京创建南京军事学院。育同志(林彪)此时同样不愿涉足政治,打到广州后就开始生病。他有病是真的,但同时也是在避开政治。他曾想要到某个边远省区当个省委书记,朝鲜战争也拒绝率军出征,这里有身体的因素,有对美军实力我军实力的考虑,但离开舞台中心也是潜在的不可忽视的因素。麻子事件里育同志是否参与、起了什么作用,远未解密,人们如今是在瞎猜,但我们看到的是育同志一直在养病。不过你躲政治也不见得躲得过,政治会来找你。独眼龙后来的遭遇、育同志后来的际遇和悲剧结局给出了一正一负两种形式的例证。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元帅授衔之时,有一个情况,虽然书中文章中叙龉挥腥硕源思右灾厥雍徒徊缴钊胙芯浚欢飧鱿附谒男畔⑷床荒敲醇虻?---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十大元帅只有八位出席,缺席的两位不是别人,正是育同志和独眼龙。其时二人都称病在青岛休养,接到通知,均回答说不能参加授衔仪式(有的老人说,其实他们就是为躲开授衔仪式才去休养的)。认真说起来,二人有病也不是急病重病,也不是病了一天两天了,再怎么样,要想参加授衔仪式也不是真的支撑不了;实在不行,穿上元帅服,列队从老润同志手里接过授衔命令和勋章,照完相就走也行,招待会参不参加无所谓。       (博讯 boxun.com)

          另外从历史、从人生、从功业……,看,大千世界人至人归,古今中外上下几千年,有几人能有这种机会、荣幸和际遇能参加此等盛会获元帅军衔?然而二人似乎对此并不重视,就是不来。为什么?独眼龙是正处在风口浪尖上,石同志(彭德怀)正秉承润同志(毛泽东)的意思对独眼龙本人及其所创建的“教条主义大本营”(润同志语----南京军事学院进行批判,他不愿面对润同志、彭,此外也不愿现身排在贺胡子之前,因为贺胡子对元帅排名不满,他认为“党军”来自八一南昌起义,自己是南昌起义总指挥,朱老总、独眼龙、叶挺、聂提辖均在手下,育同志更是名不见经传,为什么自己帅位才排第五名?

                对刘帅来说,更重要的也许是从打下天下起他就想避开政治而就是避不开,在针对他的军内政治运动中,象这种公开的政治场合,还是不露面为好。育同志更是明白人,其他九位元帅有八位比他资格老,而且象南昌起义时这些人比他高何止一级两级,现在他赫然排在第三,前面只有两位不可能不在他前面的人,其余他的教官、上级统统站在他身后,用民间话说,不是找着遭恨吗?他起码不想成为众矢之的,可不象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授衔前元帅们要先到场集合,闲聊一阵,别人都是“平辈”,自己一个“后生”,说些什么?战功自然不假,但资历在军中从来就是极重要的,就是到现在,部队中说到有关人的什么事,第一句话必定是问:“你(或他)是哪年兵?”育同志对此点极为敏感,当了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以后也是一样,他曾问长子:“我们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领导人。”可为佐证。不参加授衔仪式也是他在躲避政治,躲避可能的麻烦困扰的一种具体体现----此时,他还是军事家林彪。      

          1956年八大后,八届一中全会选中央委员会主席,润同志未得全票,他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了育同志。也正是在这以后,八届二中全会上,育同志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这明明白白是润同志要他做政治家的信号。石同志如果有政治家头脑,他从此时即应明白润同志的暗示和警告:军中第一人从现在起是育同志而不是你石同志!从而逐步淡出权力中心,最后解甲归田,明哲保身得一善终,绝不会时至1959年还傻到在庐山会议上大发其言并给润同志写什么信,往人家枪口上撞。可惜石同志也是军人而非政客,事实上从他从朝鲜回来主持军委工作时起,他已经身不由己地做了政治家,但却无政治家的头脑、意识和手腕。正如铁流兄于1999年写的《石同志的悲剧探源》中指出的“他本身的个性不是政客,却以这种个性当了政客,并干了政客的勾当!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石同志非政客的个性给当了政客的他造成的悲剧,早在庐山会议之前就开始了。”育同志是明白政治这柄双刃剑的,对润同志的信号不敢忽视,但也绝不积极,当了中央副主席仍然以养病为主要工作,中央全会、政治局开会几乎次次请假,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仍然请假,直到润同志把他紧急召上庐山,委以军委第一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职务,正式把他推上了政治舞台中心,权力中心。育同志对于这些职务权力是向往多年终于如愿还是身不由己不得不干,谁也不敢下肯定断语,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考证;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从这一刻起,军事家育同志已经成为历史,以后的育同志,已经是“政治林彪”了。他的悲剧也就从此开始。

                育同志在庐山会议上参加批判石同志,拖出长子(罗瑞卿)任总参谋长,回北京后奉润同志之命开军委扩大会议斗争石同志,在全军从组织上和思想上“肃彭”,从政治角度讲,无可指责。政治斗争就是招招见血,必须善于伪装,能曲能伸、想东说西、,心狠手辣,拉帮结派,服从现实而不服从道德标准……(欢迎大家一起来给政治及政治家作结论下定义。我为育同志惋惜、对他开始有负面看法也是从此时开始。他的所作所为也许是主动、精心策划的,也许是已经被推上战车,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客观上,他的政坛言行不能获得历史的正面肯定。石同志个人的缺点错误再多,再是以一军人身份硬要去干政,可彭到底是军人而非真的政治家,还是耿直并有正义感,他的发言和“意见书”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对老百姓、对党、国家、军队都有益,这已为历史所证明。育同志可以对石同志有看法以致恨彭,这都可以理解,也无可指责,谁也没有权力要求谁就一定要喜欢谁或不喜欢谁,石同志说话办事确有粗鲁可恨之处,为人也并不是那么可爱。但庐山上所争论的事关系国家和民族命运,并非简单支持或反对石同志个人的事。应该怎么办?此时就看良心和人品了。政治家与良心是对立水火不容的,批彭也就批了罢,但民间实情要不要说?      

          育同志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明了长征中会理会议之前他写信给军委一事与石同志无关(此事20多年来润同志对彭一直耿耿于怀),提示他整石同志有身不由己的一面,但他显然没有以民间真实情况见告润同志。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政治会把人异化到什么样子:“军事育同志”能当面顶撞润同志:“不是那么回事。你知道还是我知道?你是听说,我是在前线亲眼见!”而“政治林彪”就能180度相反,心知肚明民间情况是什么样而不顾良心地说假话----不是他不顾,而是政治家就是良心的天敌!那些积极批彭的人如胡同志(刘少奇)、京都御史(彭真)、柯庆施、长子、李井泉等也一样,何人不知大跃进的后果和民间真实情况?何人不知彭说的是实话?只不过是出于个人利益和个人历史现实恩怨,批彭作为政治投资或泄愤罢了;许大和尚之类对石同志开口骂娘则是出于对润同志的愚忠,他反正能吃饱饭且吃得好,不必想老百姓是否饿肚子!试想一下:如果育同志一面作为“政治林彪”猛批石同志历史上反对老润同志的种种“劣迹”,一面象“军事林彪”一样把真实情况私下汇报给润同志,可能出现什么情况?以润同志对育同志的欣赏和信任,他有可能一边搞掉石同志,去除这块心头大病,一边暗中真正大力纠“左”,挽回大跃进造成的后果,挽回自己的威信,不至于三年后在七千人大会上下“罪己诏”。要是育同志真的那么做了,历史将为他大声喝彩,石同志很可能就因此而黯然于历史,今天石同志头上所有“为民请命”、“体察下情”之类的光环都将落在育同志头上!然而,历史无情,无法假设,上述设想也许只是我们头脑简单的一厢情愿,以育同志之精明透彻,他未必没有这么考虑过,但政治有时复杂得超出我们的作为常人的逻辑和想法;出于种种我们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原因,他没有这样做。我们只能看着育同志走向政治深渊。      

          你会说,庐山会议上对润同志不说真话的何止育同志一人,那么多中央大员,包括如今为神为圣的伍同志(周恩来),不也都没说实话吗?为什么只对育同志有负面看法?提起那些大员,无论人品好坏,多数本来就是政治家或曰政客,不说真话由来已久,而育同志是有可能免当政治家而以军事家彪炳于史册的,但不幸陷入政治漩涡,说话从真到假,整人从少到多,扑朔迷离,至今难于盖棺定论。你对惯说谎话的人再说谎话一般不会感到奇怪和气愤,但对以前沉默寡言不说假话的人开始说假话则会感到不可容忍,有被出卖和愚弄的感觉。那些人中伍同志是由于在做政治家的同时还时时有着中国老百姓得吃饭的概念从而鞠躬尽瘁地维持着这个国家,同时又能尽量不整人,能让人过得去就过得去,才在老百姓心中有地位;如果仅凭他当政治家的那些言行,他早已与他人一样身后寂寞了。君不见胡同志平反后又如何?有几个人怀念他,包括跟随他多年的那些人?      

          育同志虽然已经陷入政治,但他仍然清醒。作为政治家,首先要保证自己的生存。1959?1964年间,搞了几篇文章,点出“现在发生的一切挫折是因为没有听润同志主席的话、没有真正贯彻润同志主席的指示”,进一步巩固了润同志对他的信任;并开始由解放军报每天刊登一条润同志主席语录,之后编出了著名的“小红书”《润同志主席语录》和《润同志著作选读》,并大力突出政治,搞出了“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并倡导“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运动等等。这一切颇得润同志的欣赏。对比育同志在东北搞出的“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六个战术原则”,你可以发现“军事育同志”和“政治育同志”的不同。战争期间,育同志绝对务实,那么多年从不见他以与军事对立的方式突出政治,1947年9月润同志曾修改批转过四野3纵诉苦教育经验的报告,但那诉苦运动与改变解放战士的思想观点、提高战斗力及解决兵源问题直接有关,非常实用。育同志很明白部队怎样带,兵要怎样练才顶用,1959年后,以育同志之头脑,他会不清楚当时中国军队真正迫切需要的是什么?然而“身在江湖”,为了政治目的,为了取悦于润同志,他在提倡鼓吹他实际上也不相信欣赏的那一套,别人抓了军训比武(这本质上是贺胡子、长子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真正治军目的而搞的,不过客观效果不错也要无情打击。育同志岂能不知练兵对于部队的意义?这就是政治的魔力!尽管我的前辈中有人与育同志关系相当近,因而对育同志待部下的尊重宽容和个人生活的俭朴节制多有了解,也知道许多育同志用兵的故事,但这无法代替他在政治中的颠倒黑白。我私心敬佩育同志的不可否认的优点长处,可这与他的政治行为是两个范畴的事,不容混淆。      

          育同志不会忘记政治的危险性。一方面作上述事,一方面仍然尽可能离权力中心远一点。从1962年秋指挥部队入闽防止蒋介石反攻大陆后就又长时间称病休养,让长子替他监军,政治局开会仍然请假,军委会议也是能不出席就不出席。至今军委所开重要会议会后留下的照片中,只见一张中有育同志,那是1962年军委常委广州会议后的合影。但是,既已是“政治育同志”,再如“军事育同志”时期那样淡泊江湖已经不可能,即使做法相同,其意义和效果也决然不同了。在政治学的意义上,你既身在其位,又躲开其位,他人需要这个位置就是自然的,搞明里暗里的阳谋阴谋抢夺此位也是合理的;而你自己除非真的不干彻底躲开,否则玩阳谋阴谋打击对手保自己的位置也是理所当然的。反正搞政治就与良心义气厚道说真话等等无缘。大家记得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否?“心子要黑,脸皮要厚”是搞政治的基本条件,搞政治的最高水平是“心极黑脸极厚而又使人们认为其不黑不厚”,方臻于化境矣。      

          果然,贺胡子以军委第二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工作,东奔西走,一时很成气候,而长子这位监军也是胸怀大志,有不断进步的意向,一时间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军委、总参甚至人大无处不见罗长子那人高马大的身影,权重一时,以致润同志后来说:“罗**不是军委主席么!也不是军委副主席么!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么!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大将也不只他一个么!现在许多元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了?党政军的工作就靠罗**一个人干?……”有文章说:育同志因不大管事,长子逐渐与贺胡子靠拢接近。贺胡子乃一枭雄,不费几下就把长子搞定。事实并非如此。长子当时与贺胡子接近不假,但罗绝未被贺“搞定”。贺胡子无论在胡同志眼里还是长子眼里,都是只能利用不能依靠的人。这是对的,你细看一遍贺胡子的历史、战绩及历任职务就会明白他的素质。此外以罗的为人个性,绝不会甘心屈居于贺胡子之下。刘真正看重的是长子,而罗的工作能力和“进步意向”(或曰野心)也是大家公认的。据说胡同志曾于1965年5月说:我们的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我不知此事真假,但长子倒台的关键原因是润同志失去了对他的信任是无需争论的。一些文章说是育同志是打倒长子的主谋,育同志担心长子取其位代之。而润同志被迫接受了这个结局,因为润同志需要育同志在未来的斗争中支持他本人而不是胡同志,权衡利弊,只有保林舍罗;也有文章说打倒长子实为润同志的战略部署的第一步。育同志如同在打倒石同志时一样没能在打倒长子一事上持公正立场,但育同志绝非要打倒长子,而是在得悉润同志的态度后,对润同志表示支持,并同意润同志的安排。哪种说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情况,也许我们今生看不到有关材料的解密,无法得知了。不过我也不遗憾,两个政治家在一起协作、对局,互相猜测对方说出的话中的真实含义,或曰互相说谎,又要隐藏自己的目的又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你敢保证留下的文件上的东西就是他们的真实内心想法?也许上述两种说法都对呢!      

          从另一个角度看,长子倒台也是历史的必然,润育两同志不要打倒他,也会有一个什么事件让他下台,原因就是他陷入政治太深但作法在某些方面又太不“政治”,厚黑均不到家,或者厚黑到家却让人觉得其也厚也黑,也是一种不到家。后来杨成武接任代总参谋长,被润同志置于润同志林周及诸位中央大员之间,不到两年也进入监狱,可见非政治家在未厚未黑或厚黑未到一定水平时涉足政治的后果之可怕。      

          再有罗倒台的一个次要原因是他的人缘不佳。可以数一数全军有多少人在他倒霉时替他哪怕在私下说过话!?没人帮忙说话也就罢了,还有更精彩的表演。1966年3月18日军委扩大会议即“三月会议”期间长子跳楼后,吕端以改宋朝辛弃疾《贺新郎.送嘉茂十二弟》词的下半阙来表达其欣喜之情:“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辛弃疾原词下阙第一句是“将军百战身名裂”,全词写汉朝李陵之事,吕端饱读诗书,博古通今,信手拈来,移花接木用在长子身上。以“身名裂”形容战败投降匈奴的李陵是虚写,只对一半,而以“身名裂”形容跳楼后的长子则是写实,而且万分贴切:从无形精神上长子名裂、意志裂,因而有此一跳,结果是从有形物质上长子身裂、腿骨裂。叶帅真真是文采风流,以“一跳”两个字下接“身名裂”,改得撼人心魄,入木三分??何等手笔!又何等功力!这是不是与后来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少将在北航批斗石同志的大会中间休息时亲自动手把石同志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有点相似?虽然吕端的作法比李钟奇的行为高雅一万倍。我本人极不欣赏叶帅这种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态度和作法,但遭斗争被迫跳楼后引来别人赋诗庆贺,是否跳楼者的人际关系中也存在着某种值得深思的东西和某些问题?长子受不了军委扩大会议上众人的冷酷目光和语言,那他还记得1959年9月斗争石同志的军委扩大会议否?那时他可是“众人”的领头人之一,目光和语言的冷酷程度大概不次于这次“三月会议”上的众人。冥冥天道运行之中真的存在着报应?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5月18日育同志做了“五一八”讲话,之后八届十一中全会把育同志推到党内第二的位置,从此时直到1971年9月13日,育同志的言行也都是“政治育同志”的所作所为,史迹斑斑,无需我再多说,我也无法再对“政治林彪”心存半分敬佩。他与润同志的关系从“亲密战友”走向死敌是谁的责任,我们同样可能在今生无从得知真相;但这对于我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其理由与我不在意是谁先想整长子的理由相同:两个政治人物面对,尔虞我诈,谁的话可信?谁有理谁没有理?谁对谁错?如果是“军事育同志”对决润同志,我可能会为育同志欢呼,但“军事育同志”早已不复存在,“政治林彪”对决润同志从本质上来讲只是历史的悲剧兼闹剧。有人说《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反对润同志的独裁暴政,是清醒现实地看待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历史性文件,育同志上台会比润同志要好,云云。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我实在还看不出任何“政治林彪”恢复成为“军事林彪”的可能和迹象。如果“政治林彪”上台,不过是换了另一种表达方式的第二个润同志罢了,国家不可能有本质性的好转。不过令我感到育同志还保留了一点军人气质的是他在与润同志决裂后不再与润同志见面,坚决不写检查,被迫无奈出席1971年天安门上的五一晚会时敢比润同志晚到达,在润同志不与他说话时他也不理润同志,坐了短短一段时间后起身拂袖而去。这是他与润同志见的最后一面。育同志的行为说明他还没有完全彻底政治化,如果是成熟的政客,不会硬顶,而会在形势不利时批评自己,以曲求伸,以求来日东山再起。育同志到底是军人出身,他最后在润同志面前的强硬行为和无声抗议令我在对他的负面看法中有了一点点正面的火花。先不论谁对谁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七大以后,无一人敢在遭润同志批评指斥时拒不检讨、顽强对抗,伍同志没有做到,石同志没有做到,邓小平没有做到,陈会计也只是称病而不敢相争,唯有育同志。育同志结结实实给了润同志当头一棒,起码,育同志让润同志知道了到了他已为神为圣时还有敢于和他硬顶而拒不屈从他的意志的人,哪怕只有一个。此外,润同志一生英明,看人极少看走眼,几乎没有什么人什么事能瞒过他,却在育同志问题上实实在在、彻彻底底地失蹄翻车。诚如刘亚洲所说:谁也骗不了***,只有育同志。育同志也让润同志知道了他并不能洞察一切,包括跟随他多年的人。当育同志在天安门晚会上转身离席而去、把润同志撇在身后时,我不知育同志是否想起了战争年代的岁月、想起了他与润同志的争吵和辩论,想起了当年的“军事林彪”?他是否设想了今后自己人生的几种可能性?      

          1971年9月13日夜里一声巨响,育同志死于蒙古荒原,离开了这个世界,走入了历史。这对于育同志本人和中国乃至世界是一件幸事,还是不幸,现在我们知道的一切还远远不足以做结论。我最想知道的是:育同志本人对他自己从称病躲避政治到进入政治中心舞台,是被动还是主动?是认为不该出山还是惋惜做得不够成功?在降低高度准备迫降的三叉戟专机上,他是否对自己成为政治人物感到了后悔?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有一句被鲜血浸透了的话:“政治充满罪恶,革命不是圣洁。”我想,这可能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一句话。张在有生之年认识到了这一点,是他的幸运。张国焘五四运动时期求学于北京大学,是陈独秀的学生,能力极强,帮陈独秀做了许多工作。中国共产党一大选陈独秀为总书记,李达为宣传局主任,张国焘为组织局主任。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三个干部。中国共产党开山的第一代人,包括润同志在内,无论什么出身,什么学历,哪一个不是满腹学问,胸怀大志。以他们个人的能力学问来讲,要在那时给自己混出个功名地位绝无问题,但他们向往中国富强,向往一个合理的社会,不停寻找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方法,为此,他们多少人身家性命、名利地位视若无物,只一心为将理想化为现实而奋斗。对于这一代人的革命初衷,我们唯有敬佩。为了上述目的,他们进入了政治“场”。然而,政治本身的属性不可能因为你追求向往的目标的崇高伟大而减少一丝它的黑暗可怕。我们现在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政治就其本身运作来说其实是最没有阶级性的,管你什么封建政治、资产阶级政治还是无产阶级政治,游戏规则运行规律一样的残酷。     

          曾经有多少人根据共产党宣言推理判断,既然无产阶级是代表了社会发展规律方向的先进阶级,其政治就应该且可能是光明磊落的,革命因而是世界上最神圣的事业,为此献身也在所不惜。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凡是这样希望或认为的人,几乎无一不得出相反的结论,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人,后来的代代人,也包括我们这一代。这不是说他们的目标、理想和追求是错误的,但是他们认定的途径、方法和手段被过于理想化了。在政治中,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人有的认识到自己的白日梦,引退了;有的无法适应政治的厚黑,被吞没了;有的被政治彻底异化,嘴里讲的笔下写的还和原来一样,但血管中流的已经不是血而是油;有的为了适应政治场中生存的需要,言行方法作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但心里仍顽强地坚持着理想,坚持奋斗……他们之中,多少人从知识分子、学生、“专业人员”化为政治人物,开始你死我活的拼杀,对敌人,也对自己人。后来的代代人,也在不断进入这个“处理器”,发生着不同变化。这变化过程中间,一代一代出现了多少让人敬仰、鄙弃、消沉、鼓舞、切齿、雀跃、迷茫和大彻大悟的人和事,多少人在人世沉浮中醒悟或更加沉迷……。      

          就说张国焘,曾经尊师敬老,热心助人,处理党内事务与陈独秀意见不合时,陈独秀一发怒,张国焘立刻站起来老老实实听训,一如在学校中,还曾以自己恋爱失败(追刘清扬)的经验劝导别人,如此等等。曾几何时,在政治角斗场上已经变得血冷手黑。他在政治上的争夺和角逐包括和润同志的争斗,那些是非曲直我们就不予置评了(也难得评得清),只说在鄂豫皖根据地和川陕根据地肃反中他杀的大批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就真的认为这些人罪有应得,就是该杀?或是为了神圣的革命目的,即使冤杀也是必要的代价,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使用而且可以心安理得?希望他写出上述的那句话是真的认识到了政治的可怕和他个人被政治的异化,对因他而死的那些冤魂有过发自真心的忏悔,而不是仅因为安慰自己多年来政治上的失意而发出的一句慨叹。希望所有的政治人物都能在离开人世之前尽早有类似的感悟和认识。

                据说伍同志在证实了育同志死于蒙古之后曾嚎啕大哭。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一哭是太具有历史性、其内涵太丰富了,对此我们几乎没有能力全部理解,因为周经历过的人和事以及他所知道的党内军内不为人知的事太多太多,要研究这一哭,无论从正面从反面从侧面还是哪一面,写本书都不算多。我试着从正面猜想一点点:此刻伍同志对这个党、这个国家和这支军队一定感慨万千,对他们这一代走过的路一定有不堪回首的感觉,一定产生了与张国焘相似的想法??想当年他们个个少年英雄,意气风发,为了中国富强,为了社会合理,东奔西走,建党建军,出国回国,出生入死,但在崇高的革命历程中,同样发生了一切人的劣性所造成的现象,沉浮生死,曲直是非,冤屈义伸,功过荣辱……,不同的只是这些发生在革命的名义下。看得多了,经历得多了,虽然心渐硬血渐冷,但毕竟还心存希望。革命胜利了,建了国,那些东西不但未减反而越来越烈,以致不是一个山头派系的不容,意见不同的不容,最后并肩走过这些岁月的人也反目成仇,难免一死!革命就是这个样子?这个目的?一辈子为之奋斗目标的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个党、党中之人竟到了这种地步……      

          这个党、这个国家还能以这种样子继续存在和运行下去吗?人们开始用自己的脑子思索,试图寻找答案。想一想,有多少曾经满怀革命豪情和理想、到老润同志把他们赶入广阔天地仍念念不忘革命的年轻人是从育同志的死开始对革命的目的和手段产生幻灭,从而彻底重新认识领袖、党、国家、世界、社会、人生、理想和现实的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清醒就是从育同志的死开始。育同志以润同志的亲密战友、接班人和副统帅身份与“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润同志决裂并在此之后非正常死亡是他对中国做出的最大贡献。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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