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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胞唐存理/廖亦武
(博讯2005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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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国民党官员子弟,在大陆40多年,后逃奔台湾的故事。 (博讯 boxun.com)

    
    
    (续前) 三
    
    唐存理:1963年1月,我在荞窝农业中队解除管制,继续延长劳教……
    
    老威:你的3年管制刑期已满,为啥还要延长劳教?
    
    唐存理:连一纸通知都没有,就口头宣布一句“屡次不服管教”,就继续了。直到1965年,我才拿到《解除劳教通知书》,此时,我已从荞窝转到布拖县的乌依铅矿就业。
    
    老威:你愿意“就业”吗?
    
    唐存理:从大城市流放到穷山恶水的苦役犯,谁愿意留下来就业?待遇和犯人一样,只是多了16元的工资。但那时的钱还是值钱,我也就得过且过地混下去。
    可不久,就业人员中的“四清运动”又开展了,由于“反动本性不改”,我又被揪了出来。罪状主要是:1,攻击三面红旗是胡说八道;2,为彭德怀鸣屈叫冤(我认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完全是罗织罪名,陷害彭德怀);3,散布江青同志的谣言(我曾对人讲江青是30年代的影星蓝萍)。当时文革即将开始,许多人认为我至少要判20年,但关押到1967年3月份,风头弱了些,就正式宣判为8年刑期。
    老威:经过1967年的“二月逆流”,公、检、法已经瘫痪了吧?
    唐存理:我是1966年10月逮捕的,抓进集训队关小间,一个监舍十几个人,除了放风,大小便都在里面。每天打盘腿,腰板挺直,除了读报纸,就是写反省材料。经过四、五次提审,5个多月后,我从农场的狱政科长手里接过了《起诉书》,还没回过神,又给了《判决书》。上面除了刚才提过的罪状,又戴了“学生出身,家庭成分伪官僚,与我党有杀父之仇”的帽子,后面还添上“散布一系列反党言论,配合‘三家村’对我党的进攻,企图变天复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结尾。
    《判决书》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普格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判时还比较优待,没绑绳子,就把我从小间唤到预审室,直接递来两页纸。连念的过场都省了。
    此时,乌依和荞窝两个农场合并,我又回到荞窝,回到农业中队种田和教书。我在里面文化算最高的,为许多农民扫过盲。大凉山有许多彝族,51年叛乱,组织反共救国军,因此入狱,劳改了许多年。我甚至教过协助杀害丁佑君烈士的凶手,目不识丁的文盲,主犯毙了,他是从犯,判了无期徒刑,后来在里面居然做了卫生员。
    1974年,在继管制、劳教之后,我第三次刑满就业,分到副业队。原以为永远回不到母亲身边了,因为思想犯们对中共劳改政策心知肚明,就是要让你一辈子刑满而不释放,自生自灭。后来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才知道这套“就地处置”的方式是从斯大林那儿学来的。
    如果不发生六四大屠杀,我会同绝大多数受尽折磨的读书人一样,永远对邓小平感恩戴德。正因为他力挽狂澜否定了文革,否定了阶级斗争,我才于1979年,38岁时获得平反,回家尽孝。母亲是1987年去世的,享年84岁,其时我已经商多年,丰衣足食,我想母亲当含笑九泉了。我后来意外的发展也是她在苦难中修持的结果。
    
     四
    
    老威:据说你平反后还辉煌过一段?
    
    唐存理:我同时平了两个反,第一个是1966年在荞窝农场,因反革命言论罪被判8年;第二个是成都市西城区法院判的管制3年,送劳动教养……
    
    老威:按理,你管制后延长劳教两年,还该平第三个反。
    
    唐存理:这个政权欠的烂帐太多,如果每一笔都要还清,早就破产了。所以我当时觉得不错了。荞窝农场还补发了8年的就业工资,3000多元。
    母子团聚那年,我都38岁了,一无所有。于是经一位同监难友介绍,到成都郊区一家建筑公司做泥瓦匠,由于早年打下的数理和制图功底,不久就当上了技术员。我不敢懈怠,废寝忘食地扎在工地上,指挥修建过好几栋大楼,终于从经济上打了翻身仗。
    我前妻比我小17岁,同为石室中学相隔20年的校友,我在西郊132厂的建筑工地当技术员时,她是会计。1980年,她去石棉县一个劳改农场探望自己的右派反革命老师茅世禄,恰好我的同学吴康立与茅一个队。经过交谈,原来茅老师竟是我们共同的物理老师!错综复杂的师生、师友情令人意外的惊喜,更令人惊喜的是,吴康立托她带信给我,并且说:“唐存理是个好人,你帮他介绍个对象吧。”
    我前妻介绍的对象就是她自己,她骑着自行车,好不容易在一条深巷子里找到蜗居的我,竟一见钟情。稍后谈婚论嫁,所谓的婚礼简单得无任何女方的亲属及朋友参加,个中缘由,我想一是因为年龄的悬殊,一是因为人们对已平了反的思想犯还是心存歧视,不愿与我公开地沾边。
    
    老威:近不惑之年才成家,不容易啊,老唐。
    
    唐存理:所以我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较深的危机。1984年,我有了一个女儿,于是从建筑工地撤出,自己凭2000元钱创业,开了一家五金机电商店。由于我的技术能力强和她善于经营,夫妻俩珠联壁合。头一个月,还清借款;一两年后,就发展成有两层办公楼的著名五金交电公司。我被媒体和官方誉为“锦城商界的一杰”。
    
    老威:在拜访你之前,我查阅了一些上世纪80年代的商业资料,在政府认可并大力表彰的企业家中,你的位置显著。你在无背景、无靠山、无人际关系的现状下,全靠夫妻俩打拼,最终竟拥有几十员工,上千万的流动资产。80年代的上千万相当于目前的几个亿吧?
    
    唐存理:我称得上是共产党统治下,第一批靠原始积累白手起家的资本家,当时的赚钱环境比现在健康,凭能力,没一点水分也能做大。另外,我父亲在国民政府时期就有经商的才能,如果他当时从广州只身出逃,如今说不定早就身家数亿了,因为他已被国民政府确定为台湾最大的官营企业——台湾糖业公司的董事长。
    
    老威:这也算一种商业的遗传吗?
    
    唐存理:外表分析是遗传,骨子里却是宿命,因为我毕竟与现政权有杀父之仇。而意识形态的环境令我在经商之余,酷爱读书,关注社会和政治的变革。我对刘宾雁、苏晓康的报告文学爱不释手,并且还热衷于公益事业……
    
    老威:我知道有不少政府官员到你的公司视察过。
    
    唐存理:我经营五金、机电、建材等数百种名牌商品,销售网络遍布全国,真有“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的感慨。但1989年的学潮因胡耀邦的逝世汹涌而来,我犯了商人的大忌,卷进去了。
    
    老威:你与北京四通公司的总裁万润南一样,有政治诉求?
    
    唐存理:空有一腔爱国热情而已。那个单纯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天安门的枪声把民众对共产党的改良幻想全击碎了。
    
    老威:六四之前,我就一个文学野心膨胀的诗人,不懂任何政治。
    
    唐存理:天府广场人山人海,有我这种人生背景的成功人士,当然与学生和市民站在一边。我给绝食学生捐献了很多钱,还数次与公司员工一道,驾着所辖的大货车送食品和饮料,还公开发表演讲,为学潮鼓劲。我甚至以公司的名义,在广场上扯起巨形横幅:“打倒李鹏,解除戒严!”
    
    老威:商人和政客一样,有时是需要审时度势,见风使舵的,你可太不明智了。
    
    唐存理:也有不少朋友劝我在商言商,没必要卷入政治,但80年代的整个社会环境,使人还能保持那么一股正气和热血。六四一开枪,一切都急转而下,原来共产党的土匪无赖本质永远不可能改变!改良的气数已尽,我在公安部门的一位朋友私底下警告:“当局要抓捕的黑名单上有你。”于是我只好携妻带女,立即出逃。
    
    老威:你已留好退路了吗?
    
    唐存理:我坐牢19年,再也不能栽进去了!况且我已有家室之累。
    
    老威:你从广州偷渡出去的?这也算完成了你父亲未竟的遗愿。
    
    唐存理:在六四之前,我就拿到了《往来港澳通行证》,准备去香港探亲;后来铤而走险,侥幸从香港出了关。
    
    老威:你在香港有亲戚?
    
    唐存理:我在台北有个堂兄,比我大20多岁,其早年跟随父亲,情同父子,所以堂兄一直在寻找我这个弟弟的下落。他在台湾的政界有许多关系。
    
    老威:你算是投亲靠友?
    
    唐存理:一言难尽。在风声鹤唳中逃到香港,我立即通过“支联会”向台湾和西德政府提出“政治避难”,我在学潮中拍了大量激动人心的照片,同时也有各方面的资料,包括台湾情报部门自己获得的“情报”,足以被认定为“对大陆民运有贡献的人士。
    
    老威:还比较顺利。
    
    唐存理:当时《中英联合声明》已经签署了5年,中共的势力日益渗透,而港英当局出于自保,也不敢过分得罪北京,所以逃亡到港的异议人士处境维艰,随时面临被遣返的可能。
    
    老威:可从香港出去的民运精英还是不少,90年我因《屠杀》《安魂》案准备出逃,朋友们找的渠道仍是从深圳蛇口潜至九龙。
    唐存理:具备国际影响的头面人物遇到的麻烦自然少些,可我们的在港签证只有17天,超过17天,即为非法居留,一旦查获,就立即遣返。所以,虽制度不同,但香港远不是自由世界。我们一直躲藏在沙田附近一位朋友家,足不出户3个多月。
    
    老威:自己关自己的禁闭。
    
    唐存理:在“政治庇护”批准之前,不能出一点纰漏,许多人就是在这段时间被警察逮住遣返的,不问任何理由。可尽管如此非人道,移民潮还是一波比一波猛。1989年11月8日,我女儿满5岁,11月9日,我终身难忘,因为这天我女儿被警察抓走了!当时她正与香港朋友的同龄孩子们一块玩耍得高兴,一伙港警突然闯入,查问唐存理夫妇的下落,可能是他们接到有关线报了。刚好我们不在,他们就挨个盘问孩子,我的女儿被迫开口,语音不是粤语;他们又问出她是唐存理的女儿,就把她带走,羁押在一个关小人蛇的地方。
    这一事件在香港引起轩然大波,《香港时报》及时登载了该报记者蔡ΧΧ的文章:《警方闯入民宅,带走五岁女童》,我们焦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不得不出面,紧急联络台湾救总,即“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香港办事处……
    
    老威:灾胞?
    
    唐存理:长期以来,海峡两岸的政府都认为对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灾胞”是台湾对大陆难民的统称,既包括一般的偷渡客,也包括民运或异议人士。其时,蒋介石父子“反攻”和“光复”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国民党改祖,有台湾背景的李登辉当选为主席,稍后又荣登总统宝座,形势大变。
    
    老威:那么“去中国化”在很多年前就露出端倪了?
    
    唐存理:对,由于当局的逐步引导,加上中共采取的遏止台独的舆论高压,“去中国化”的“台湾共和国”之构想在民众中已深入人心。虽然在六四屠杀之际,刽子手政府遭到国际社会一致的谴责,作为与大陆有割不断血缘的台湾,也不得不表态声援民主运动,但落实到接纳政治流亡者,李登辉当局却采取了与二蒋截然相反的冷漠态度,把门坎提得非常高。如此影响深远的民主浪潮,台湾接受的“符合条件”的“政治避难”者却不超过14人,而作为全家悉数收留的,却只有我们一户。
    
    老威:你们真够幸运的。
    
    唐存理:也算老天的眷顾,当我们联络救总办事处的张主任时,他答复:台湾入境证已办好,随即会寄来;并且答应马上同港警交涉。晚上,我们的女儿被送了回来。我抱住她亲了又亲,问她哭没哭?她答没哭;我假装不信,五岁孩子就替爸妈坐了两天牢,咋会不哭?她说,警察叔叔没打我,我还问他们:眼镜在哪儿,压坏了妈妈要骂。我还说:想家了,快送我回去。
    没过几天,西德也批准了我们的避难申请,但我们还是选择去台湾,当时我已49岁,去西方还得学语言,从头开始。还是去与自己同种同根的地方,也算完成了被共产党杀害了的父亲的宿愿。
    1989年12月,我们乘坐华航班机抵达台北,可谓历经了沧桑。
    
     五
    
    老威:看来在97回归之前,香港早就不是自由港,即使你们这种符合条件的,在批准之前,也得贼一样躲起来。
    
    唐存理:父亲的亡灵保佑吧。六四之后,政治难民通过各种渠道涌入香港,可一旦被港警逮住,不问青红皂白就遣返,太可怕了,太辛酸了。我身边有不少北京来的学生,哭着喊着挣扎着,没有用,只要“榜上无名”,就关起来,有什么道义可言?
    
    老威:我在看守所遇到一位中学美术教师,叫刘季华,学潮期间卷入街头政治,六四镇压后潜逃香港,结果被遣返收容好几个月,吃尽了苦头;第二年,他又写了一篇《国殇周年祭》,满重庆散发后,又在潜逃过程中被逮,依律判刑3年;出狱后再次越境,终于成功,去了安徒生的故乡丹麦。若干年前他写信给我,称赞丹麦的冬天,说比北京的冬天暖和许多。
    
    唐存理:这位姓刘的也算幸运儿,只要逃到自由世界,并被接纳的都是幸运儿,因为人的寿命有限,同独裁政权耗不起啊。后来我才知道,我堂兄为了救我于水火,动员了所有的政界关系。你知道现任台北市长马英九吧?他是国民党的副主席,才50多岁,称得上台湾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他也曾做过蒋经国的英文秘书。我堂兄通过我父亲的同僚周天固、滕杰等人,写信给马英九,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周天固甚至说,如果台湾不接受唐存理这种我党国先烈的子弟,我就个人出钱,哪怕买假护照,也要把他弄到南美洲去,以逃脱中共的魔爪。
    
    老威:这个周天固是什么人?
    
    唐存理:周天固做过蒋经国的新闻秘书和新闻处长,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与我父亲是中央政大的先后同学。我父亲当县长时,他还在当科长;去台后,由于身居要职,影响很大,人称“周三爷”。由于他和最后一任南京市长滕杰等人的活动,李登辉不得不表态。我现在手里还保存着一份马英九给周天固的亲笔回函:大陆民运人士唐存理及一家三人,我们一定要给予重点的关注。等等。虽然写得比较含糊,但意思是明显的。
    
    老威:我听来听去,觉得这种官场斡旋极微妙,表面上慷慨激昂,内里却潜涌着一阵阵的世态炎凉。
    
    唐存理:李登辉上台后,对蒋家父子的班底进行换血, 如陈立夫、周天固等人均已失势,但其声望和影响还在。我这个堂兄是在永和市警察局长任上退休的,关于他,还有一个故事:1949年上海被解放后,他本来要响应新政权的号召去”自新”,不料来到国民党军政人员登记处一看,心里凉了半截——排队自新的几乎是上校以上,中校、少校屈指可数,而自己属于国军嫡系部队的中校,弄不好自新不成,还要逮住杀头。于是立即回家,带上老婆,星夜潜出层层岗哨,从小路逃到尚未“解放”的舟山,然后去了台湾。仓惶之中,把自己的女儿也丢在了大陆。
    
    老威:你堂兄也算几十年的流亡者。
    
    唐存理:他是我父亲带大的,对我惺惺相惜,所以我们到台湾也是变相的投亲靠友。我们在“救总”的招待所住了两个月,就凑款开了家小公司自谋生路,我虽然以八九民运的名义“政治避难”,可民运也不是一种糊口的职业啊。
    
    老威:你亡命天涯,那你们在大陆的公司呢?
    
    唐存理:转到我前妻姐姐名下继续,不过早没有当年的风光了。我刚到海外时,对民运还挺关注,也见过不少学生领袖,稍后,我感到深深的失望。那种妄自尊大,那种争权夺利,都离我的做人准则太远。所以,虽然我在台湾一时成了新闻人物,但我不怎么参加政治活动,除了做点小生意,就是读读书。转眼间十几年过去,我的女儿长大了,入读了教会学校;我与前妻也因思想观念的分歧各奔东西。由于我一直低调,只做生意,不管政治,大陆当局也对我往来两岸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风风雨雨几十年,回头一看,人生真如过眼云烟。
    
    老威:你在香港躲避了四个多月,如果那时被逮住,就没有今日的回头一看了。
    
    唐存理:对啊,那四个多月,除了蜗居在朋友房里看书看碟,不敢露面,一有风吹草动,就得准备换地方。我一心想的是,绝不能回去,不能坐第二次牢,宁愿自杀也不能!
    
    老威:你对自己的台胞身份满意吗?
    
    唐存理:这是个尴尬的身份。首先,我对共产专制深恶痛绝,其次我对陈水扁和台独也不以为然。但目前在岛内,百分之八十的民众都倾向于台独,反感中共的战争讹诈。拿陈水扁的话说:“民主的台湾怎么能统一于专制的中国!”我在两边都找不到归属,在那种高唱“亚细亚的孤儿”的群众集会上,甚至有人责问我:“为什么不说台湾话?”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说台湾话呢?台湾受中共压迫,难道我就没有?我逃到自由世界,却眼睁睁地盯着国民党的近百年老店风雨飘摇,所谓“同种同根,血浓于水”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大陆这边有我的亲情,有我的朋友,有我的记忆和存在的价值;而在台湾,除了生意,谁和你谈六四?谁和你谈劳改?谁和你谈赵紫阳?你表面上成台胞了,里面的五脏六腑还在专制,在意识形态的笼罩下。
    
    老威:六四过去已经15年,新的一代也不会和你谈赵紫阳了。
    
    唐存理:时间在磨损记忆,就这样吧。
    
    老威:我感觉你已经忘了许多。
    
    唐存理:前不久我读过吴弘达的书,震惊了一下;我今天愿意跟你谈,也与此有关——在没有全忘光之前,还是留一点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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