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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不寐(加拿大):黄金高事件中的真问题
(博讯2005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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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福州2005年8月9日报道:福建省连江县原县委书记黄金高涉嫌受贿案,经南平市人民检察院审结后,已于2005年8月3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指控黄金高犯有受贿罪。官方一些喉舌则继续渲染黄金高的性丑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华网2004年8月12日刊文声援黄金高,题目是:穿防弹衣查腐败的县委书记:做好流血牺牲准备。这篇文章说:福建省连江县委书记黄金高,为查自己辖区内的腐败大案,一方面受到上头压力,另一方面受到黑社会威胁,连续6年带着防弹衣上班。万般无奈 (博讯 boxun.com)

    之下,给媒体发公开信求援。黄金高的公开信2004年8月7日早上7时52分被人民网披露,一时舆论大哗。而今包括人民网在内的曾经热烈关注这份公开信的各大媒体均鸦雀无声。类似的,当年在各大网站纷纷表示对黄金高的敬佩和支持的广大网民以及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们,今天也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状况甚至也存在境外“反动媒体”身上,他们也开始回避这个话题,而这一度是他们最热中于攻击“党和政府”的绝好材料。
    
    黄金高于今是彻底陷入绝境了,几乎完全孤立无援,他被所有人抛弃。这不仅因为他触犯了官场的规则,更因为种种原因他触犯了人性和族性的规则。这人性和族性的黑暗不仅仅表现为世态炎凉,更表现为他们对腐败和性问题的极端敏感或变态的热衷,而这两种观念的背后,躲藏着落井下石般的自私自利。因此即使有人今天愿意说几句公道话,也是在“黄金高不可能不腐败,但是他揭露的人更腐败”这样的框架内谈论的。事实上,这一效果、这些反应,正是报复黄金高的那种黑暗力量所期待的。
    
    黄金高一案的性质首先是政治报复案。这种政治报复第一来自福建既得利益集团,来自那些直接或间接被黄金高控诉的人。第二,这种报复来自整个体制的规则(我不喜欢“潜规则”这个词,因为这些规则明明是公开可见光天化日的,仅仅是不成文而已)。黄金高从体制内站出来诉诸媒体揭发腐败特别是上级官员的腐败,这种做法不仅违反了“组织原则”也越过了意识形态底线。换句话说,他冒犯了基本国策,因此他不仅是福建官场的敌人,也成为党的敌人。正因为如此,福建方面因为揣摩到了最高当局和整个官场的心态才敢于公开报复黄金高。他们相信,只要上面不为黄金高说话,民意是无足轻重的。不仅如此,他们也相信,只要把黄金高的腐败新闻特别是性新闻以及“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等罪名提供给舆论,这些贱民马上就会分裂,甚至转而抱怨受骗了,他们出于可耻的考虑将会更加仇恨或者表现得很仇恨黄金高。毫无疑问,通过践踏倒霉者来论证自己的道德清高一向是我们民族最黑暗的性格之一。而那些曾经支持黄金高的“公共媒体”或者“公共知识分子”,为了政治上的自保,也为了表演洁身自好,必然三缄其口——他们的底线是:万一黄金高真腐败怎么办?另外,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帮派规则,就是拒绝为官场之人辩护。福建当局对黄金高的胜利,正是这种体制黑暗和人性黑暗联合的胜利。
    
    因此我们必须指出黄金高事件的真正性质,那就是黄金高一案与他个人腐败无关,甚至与他所控诉的官场腐败无关。这是两个问题,任何明智的评论不能将这两个问题混在一起讨论。黄金高一案的关键是他揭发福建官场的黑暗,而这些被揭发的对象竟然毫发无损,由于体制的庇护,反而利用手中权力肆无忌惮地将黄金高置于死地。黄金高的价值也不在于他所揭发的腐败问题上,而在于他这一行为本身,构成了一种反体制的壮举。中国的根本问题不是谁腐败的问题,因为腐败是全局性的。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更新
    这个全局性腐败的体制。黄金高走出了一条新路。他不是反腐败英雄,而是反体制英雄。在中国反腐败也根本不是英雄,因为中国的真正问题不是腐败问题,而是体制问题。离开这一根本性问题评论黄金高是否腐败,正是福建当局所预谋的,人们必须越过这个政治陷阱。
    
    退一步说,即使黄金高真腐败又如何?他的性生活是他个人的私人事件,是一个道德事件,不应该放在政治和法律领域讨论。而在道德领域,那些攻击他的人(无论是官员还是人民或者知识分子)不过是另外一些道德污秽之人而已,这些同样道德污秽者因通过攻击别人而掩盖自己,反而更为卑劣和邪恶。至于腐败,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以及“公共知识分子”无一不腐败的小前提下,在财产权没有明晰,公有财产主体缺位这种大前提下,腐败即使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普遍存在的、经济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生活在以上两个前提之下的所谓人民,他们反对腐败总体上与公义无关,而是因为嫉妒。无官不贪,无民不腐,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这是因为“公地悲剧”锁定了人们的寻租路径。黄金高的意义不在于他揭发腐败,他的意义在于,他的行为引起了“公地秩序”的混乱,从而为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提供了内部助力。
    
    事实上黄金高本人最明白他的选择的意义,因此早就清楚他可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他说自己一个人无力改变“官场潜规则”,因此做好了流血牺牲的准备。他最后诉诸媒体,不过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一种最后的挣扎,一种没有希望的希望。今天我们看到,舆论怎样以最卑鄙堕落的方式回绝和埋葬了黄金高的求救,而整个国家对这救命呼声无动于衷,今天甚至为这曾被使用过的个人的陷落而幸灾乐祸。黄金高现在也算是“求仁得仁”了,遗憾的是,这个民族只能在低一层次上评判这一事件。这是中国真正的政治悲剧。这也是黄金高事件中的第二个真问题:一个没有被普遍主义或真理意识驯化过的文化实体,它是不配拥有光明的。在那里,黑暗永远做王,而这黑暗,拥有权力与人性联合的坚固根基。在这种黑暗中,英雄永远被打扮成罪犯,而良知成为流亡者。这是暴君的胜利,这是愚民的胜利,这是撒但的暂时胜利。
    
    2005年8月12日星期五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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