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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昕:被遗忘的“‘六四’暴徒”群体
(博讯2005年8月14日)
    有些事绝不能遗忘,有些话不得不说。可是在这样一个功利追星、娱乐至死的世代,太多不该遗忘的事情被遗忘,太多应该说的话没人说,太多的伤痛留在了这些本来绝不该被自由阳光遗忘的受难者心头──即使他们是那样的高尚善良,即使他们遭受了太多的迫害和苦难,即使他们正是为了苟活至今的我们才挺身而出的。

    16年前的今天,北京(也包括全国各地)的社会各界良心人士,包括市民、工人、干部、学生,为了阻止戒严部队入城血腥屠杀无辜学生和知识分子,甚至还怀着对人民子弟兵及共产党的善良幻想,自发地赶赴各个交通要道,企图凭着自己的血肉之躯,手无寸铁地劝阻戒严部队入城屠杀──结果不言而喻,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倒在了刽子手的枪口下,死不瞑目地成为了“6.4”死难者;另一部分人受伤致残,侥幸留下一条活命,这么多年来一直艰难屈辱地活着,成为“6.4”伤残者,如齐志勇、方圆、庞梅青、黄林、张斌;还有很多人侥幸逃离屠杀现场,却在“秋后算帐”和举报中,成为“反革命‘6.4’暴徒”,被抓进各地监狱重判快判,刑期或长或短,有期、无期、死缓,甚至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成为“反革命暴乱”的替罪羔羊──更加悲惨的是,由于种种原因,16年来,这至少6、700人以上的“‘6.4’暴徒”群体,孤苦无助地承受了无尽的苦难,却几乎被我们遗忘贻尽。

     在这些被自由阳光遗忘的“‘6.4’暴徒”中,有的笔者亲自接触过,有的是根据多年的访谈记录下来的。现将这些残缺不全的案例公布如下: (博讯 boxun.com)

    1、北京师范大学的赵刚、许敬、史虹挥等学生,他们仅仅因为把市  民捡来的枪支展览(后来交给了学校的保卫部),就被诬告为  “反革命暴徒”,打入牢狱:赵刚被判刑5年,江苏高考状元许  敬被判刑10年,史虹挥被关了1年后释放。目前,赵刚和史虹挥  都在北京生活,许敬到江苏服刑后,现况不详。

    2、北京1个化工厂的青年工人齐辉,“6.4”后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时,正好与我在204号楼19监号一起关过两个月时间。他因是  “‘6.4’暴徒”,长时间被带着10几斤的大号脚镣。据齐辉在  秦城监狱时跟我讲,他在被押送到秦城监狱途中时,还被戒严部  队战士从军车上拖到野地里,毒打之后又浇上汽油准备活活烧  死,后经他苦苦哀求,加上又有人来了,才免得一死。调整监号  后,我就再没有他的消息,只是听说齐辉又被转监狱了。

    3、孙传恒、刘子厚、胡忠喜、李宝芹、侯军,被以“反革命持械聚  众叛乱罪”判处重刑,当时这种罪名并不多见。孙传恒是“工自  联”骨干,被判最重,无期徒刑,属于“‘6.4’反革命”之中  刑期最长的之一。在难友眼中,他为人谦和,勤学不辍,又是硬  骨头,多次和韩罡等“反革命”抗议劳改产品出口,向狱方提出  改善狱内政治犯待遇的问题。孙传恒常讲:“我们的权利是争来  的,不是恩赐来的。”这些年孙传恒身体很瘦弱,患有腰椎病、  肠结核、贫血等综合病症。他的父母年纪都很大了,每月依靠  4、5百元的退休金,除去交房屋、水电费和看望狱中儿子的开  销,所剩无几。

    4、董盛坤,原是北京一家印刷厂的工人。“6.4”那天,董盛坤正  赶上下夜班回家,半路上见到处是火光冲天,到处是喧闹的人   群,到处是人们的哭喊声,他被惨烈场面惊呆了。当时,他最惦  记的,就是家中的妻子和刚刚降生不久的孩子。于是,他不顾一  切冲开杂乱的人群,骑着自行车飞快地往家赶。但是,在离家不  远的地方,他遇到了一队军人。拥挤在道路上的人群还没有反应  过来,军人们已经向着密集的人群开火了,许多人倒下了。董盛  坤当过兵,知道一些军事常识,为了保护自己,他没有跟着人群  乱跑,而是甩掉自行车卧伏在路边的花坛中。枪声停了,军人走  了,他才从地上爬起来,狂奔进一条胡同,坐在街上的一个门楼  下面歇斯底里地狂笑不止……没过几天,董盛坤就被抓走了,罪  名是放火烧军车,证据是据说有一个公安特工记下了董盛坤的自  行车牌号。为了不死在大兵毒打之下,他也只能屈打成招。最后  法官留情,把董盛坤判了个死缓,留了一条命。终日生活在恐怖  环境中16年,董盛坤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人格未变,他家的通信地  址是:中国北京市崇文区龙潭西里16楼3单元8号。提起往事,他  仍然感到不寒而栗。

    5、刘玉生,北京一家建筑公司的工人。刘玉生平时就是一个热心  人,“6.4”时就更呆不住了,用他的话讲:“解放军都围在城  边上了,作为1个北京市民怎么着也得尽一份力!”谁都没想到  的屠杀终于发生的时候,刘玉生也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头顶上  密集的子弹,不时划过漆黑的夜空;街头到处都是隆隆的坦克  声。军队过后,道路两侧的墙壁上布满了弹孔。一些瘫痪了的装  甲运兵车、坦克车还停在路边。军人早已随着大部队跑掉了,只  有上面的机关枪还可怕地对着街头的市民。为了不使这些武器成  为杀人凶器,他和一些市民一起把机关枪从坦克车上卸下来,扔  在了路边。没过几天邻里举报,他就被军人们抓走了。当时,军  人们对待“暴徒”的态度是“往死里打”,他也只能在严酷的现  实面前“交待”了自己的“罪行”,他被定为“破坏罪”,判处  有期徒刑14年。关押在第一监狱时,由于生存条件恶劣,他身上  多处腐烂,最大的患处直径达12厘米,难友们只能自己“治疗”  ──方法是:先让几个人把他按住,然后由“主治大夫”用捡回  的碎玻璃把他患处的烂肉刮掉,直到见到粉色的新肉;最后,在  整理好的伤口上涂上食用盐,用卫生纸缚住,“手术”就算完  成,几天后他的伤口竟然奇迹般痊愈了。98年,刘玉生又大病一  场,命最后保住,但小脑被摘除了。至今他依然认为,“6.4”  那一晚他做了这一辈子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6、“苗大侠”,因为烧军车被以“反革命破坏罪”一审判处死刑,  二审死缓,在监狱里曾经有1次被管教武警长时间用7根电棍电击  而死不屈服,因此被难友们尊称为“苗大侠”,真名反而记不住  了。

    7、王稼祥,年龄最大的“‘6.4’暴徒”,出于义愤,70多岁的老  人参与了烧军车的行为,被以“反革命破坏罪”判处死缓,1997  年80多岁时死于北京第二监狱。

    8、朱文义,因烧公共汽车阻止戒严部队入城,被以“反革命破坏  罪”判处死缓,关押在北京二监。

    9、张燕生,因为在家里抄出几件军衣,被以“抢劫罪”判处无期。

    10、高亮,因为用砖头砸烂军车玻璃,被以“反革命破坏罪”判处无  期徒刑。

    11、蒋生,因为在家里抄出一些军用设备,被以“抢劫罪”判处20年  有期徒刑。

    12、孙燕才两兄弟,家住大兴县,因为用石头砸入城戒严部队,被交  通摄象机拍到,被以“破坏罪”,1个判处17年,1个判处15年。

    13、路洪泽,1个所谓“‘6.4’暴徒”,1998年4月突然生病,没几  天就含冤死去(1998年4月18日);

    14、另外,还有孙伯光、刘洪、宗景山等等被称为“‘6.4’暴徒”  的数百名良心犯……

    据从北京市各大监狱服刑出来的韩罡、王国齐、陈晏彬、刘京生、康玉春等政治犯难友回忆,北京市各个监狱服刑的所谓“‘6.4’暴徒”,加起来最起码不下6、700人之多。单是在1990年12月25日,中国政府为了便于对“反革命暴徒”的管理和改造,就把100名“‘6.4’暴徒”,从北京第一监狱转到了新建的北京市第二监狱。从此,一般只关押10年以上重刑犯的北京市第二监狱多了个通称为“暴徒队”的犯人中队,长期关押有120个至130个“‘6.4’暴徒”进行集中劳动改造。而在北京市监狱管理局茶淀分局,由14个小监狱组成的监狱群中,还有3、4个所谓“暴徒队”,每个队一般有140个至160个“‘6.4’暴徒”,都是被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另外再加上已经被枪毙的“‘6.4’暴徒”,如“6.4”几天后即被判处死刑、立即枪毙,中央电视台进行了全国直播的7个“反革命暴徒”分散关押在北京其他各个监狱的“‘6.4’暴徒”,以及许多“失踪”的学生市民和关押在全国各地的“暴徒”,不知道所谓的“反革命暴徒”到底总数有多少了!

    必须指出,目前真相被捂得死死的,远远没有揭示出来,笔者上述记载的,也只是遍及全国的众多所谓“‘6.4’暴徒”、“反革命暴徒”中极少的20多个人而已。由于笔者无法去司法部门查找资料,只能找刚出监狱的政治犯了解情况,而政治犯与“‘6.4’暴徒”又是分开关押的,所以他们的接触面也有限,并且记忆也可能不准确。网络上也仅有韩罡、韩东方等人写的几篇相关文章,更多的受难者需要被人们所记录。而真相大白之日,恐怕得等到民主中国实现之后了。

    记得1989年我刚进长春铁北监狱时,抗议一个监狱管教无端殴打同号刑事犯,当即被他暴声喝问:“你是什么人?”我回答说:“我是大学生!”那个凶猛如野兽的“政府”即狞笑道:“好啊,又一个反革命暴徒!”6个管教、武警拖我出监号,拳打脚踢枪托砸,真的把我“屎都打出来了”,奄奄一息,后来他们才把我拖回监号,象死人一样扔在地上,扬长而去。及至后来被转送到秦城监狱单独关押,孤独难耐时大喊:“管教啊,再派一个暴徒来陪我吧!”博了难友们一笑,还被王丹先生写进《秦城回忆录》里,我也绝不以被管教贬斥为所谓“反革命暴徒”为耻。

    这些人数众多的“‘6.4’暴徒”:存在以下几个共同特点:

    1、他们仅仅出于良知道义,做了一些义愤之下的勇毅之举(甚至许  多人还是被刑讯逼供的),就被当局当作“反革命暴乱”!

    2、当局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从重从快”严加惩处,他们所被判  处的刑期都非常重非常长,光是在北京市第二监狱“暴徒队”,  就长期关押了120个至130个“‘6.4’暴徒”,很多人现在还被  关押着,甚至一些人已经死在监狱里。

    3、几乎所有“‘6.4’暴徒”,都是按照刑事犯来判处的,不是  “破坏罪”就是“抢劫犯”,不是“故意伤害”就是“杀人犯”  只有极少人是以“反革命持械聚众叛乱罪”判处的,有些政治犯  也区别对待他们,这对这些真正的良心犯来说是很大的伤害。

    4、16年来,外界极少对他们的了解和关注,也极少给予应有的救助  和温暖,更别说是为他们伸张正义、讨个公道了!在这样一个弱  势群体身上,沉沉压着执政当局的残酷迫害,和自由世界令人痛  心的冰冷遗忘。

    “6.4”死难者有以丁子霖教授、张先玲女士为首的“天安门母亲”在进行不懈的呐喊呼唤,“6.4”伤残者有以齐志勇、庞梅青等勇士为代表在不断的抗争,“学生领袖”、“民运名人”更是光芒四射,八方呼应!这些群体都或多或少为自由的阳光所照耀、为人世间的关怀所温暖,虽然仍旧艰难,但是也有一分慰藉,情况也算正常。可是,那些被“从重从快”判处了重刑、死刑的所谓“‘6.4’暴徒”群体,又有谁在替他们呼吁?!又有谁在为他们伸张正义?!又有谁在关心和帮助他们的家小?!没有,几乎没有,除了李海先生千辛万苦地寻找到500多名“6.4”受害者资料,并为此而获罪9年大刑外,除了江棋生先生曾受托给过少数几个“‘6.4’暴徒”以帮助外──16年来,他们在监狱中承受了无尽的苦难,付出了极为惨痛的牺牲,他们的亲人也陷入无际的迫害和痛苦之中┅┅

    在这些“‘6.4’暴徒”中,最有名的要算是王维林了,因为他只身挡坦克,突显了作为公民的不屈良知和道义勇气──可是16年了,这么多年来他在哪里?他还活着吗?没有人知道,似乎也没有人关心。成都廖胡子(亦武)说:“这世界新闻太多,转眼又被人遗忘了。”

    在“6.4”惨案16周年忌日的今天,我被困在上海警方的天罗地网中,无力挣扎。除了绝食自省24小时以悼念“6.4”死难英灵以外,我只能在飘曳黯淡的烛光下写下这些文字,为这些同样善良无辜,却最为孤苦无助的“‘6.4’暴徒”群体,讲两句公道话,权作一个可耻的遗忘者,微不足道的一点赎罪。

    (写于2005年6月4日上海;修改于2005年7月6日北京)此文首发于《民主中国》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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