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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权力结构,重塑公民精神/白宇极
(博讯2005年8月14日)

——驳闲言《遏制腐败的关键在经济不在政治》

    作者:白宇极

    前些天看见闲言先生写的《遏制腐败的关键在经济不在政治》,我觉得很反映现在很多人的思想状态,他总是寻求一个所谓是“关键”的东西,然后说应该怎样怎样,虽然这很难统一。老实说,目前中国的问题太多,解决哪一个都很关键,最关键的怎么解决。我们倘若按照闲言的说法,现在中国的寻租只是过渡阶段的平常现象,将来会好的。他觉得,如果我们向进步,就一定需要付出代价。这是个乌托邦的许诺。未来有谁知晓?  现在必须追问的是,在当今中国,谁在承受闲言所说的这个代价。这个代价是不是可以放过,留待将来再去清算。媒体总爱提国家承受了怎样的损失,似乎国家是一个实体的东西,但这一切是怎样由国家承担的?说国家是很抽象的,在中国,国家也是由民众构成,老百姓也是纳税人,虽然她很少有这样的观念,也不要求保障因此有关的权益。实际上他们承担着国家的重负,却几乎放弃了应得的政治权利。当然这主要也由于,要求也是毫无意义的,国家并没有把这种可能的选择给百姓。宪法的规定民众知道得少,能够熟练知道宪法内容的更是寥寥无几。兼之中国的律师不作为以及无法作为,法律几乎不具备由下向上的权力压力。而且,有些本应由纳税人享有的权利,宪法或法律法规也明令禁止,或者就没有说法。  但是事实就是这些实际上的纳税人在维持这个国家的日常运转,承担她的沉重和痛苦,而不是某某领导人的决策。恰恰是,这个决策也是由百姓来为风险买单。决策是正确的,老百姓或稍有好处,倘若决策是错误的,老百姓必须得承担,没选择。而且一旦中国的领导者犯了错误,寻常的百姓也无能参与对其弹劾的过程。而最后能够决定政治层面的,将是真正把握政治权力的人。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做推背,如果老百姓犯了错误,除却法律惩罚这一方面,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也可以对你进行惩罚。运用的手段基本雷同,就是政治诬陷,或者叫做政治栽赃。在中国的历史课本中,有一个很明确的称呼,就是“莫须有”。这意味着你的命运除了上帝能做决定之外,仍然完全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在你的头上,还有另一只上帝之手。  这是很尴尬的事情,一个人生活在群体社会的人,连命运都不能有权参与,而要完全看别人的脸色,这生活是如何的犬儒?连命运都是都被政治所操纵和影响,那么你如何去做经济呢?如何能够不与政治打交道呢?那又如何实现自己富裕的理想,以及如何保证自己的财富?这都是需要追问的。只有解决了这一些,你才能考虑经济怎样遏制腐败。这是一环套一环的,按照萨特的理论,你可以选择不参与,但你不参与政治也是一种政治选择,而这选择在今日的中国基本代表在其他领域的失败。在我看来,不按照政治的黑规则,你做经济事业也不能成功。富豪孙大午就是很著名的例子。反过来讲,中国第一批起家的企业人正在逐渐被牢狱扣紧,揭出来的已经触目惊心,可能依然只是少部分。可以看出,你不遏制政治黑规则,起家的就是这批人,否则就被淘汰。而起家的黑规则所造成的结果,就要有百姓买单。就是血腥,暴力和现在的邪恶。如果单单寄希望于经济进展,中国就会成为赖昌星的西西里,就会暴富和赤贫相应。  闲言所提到的工商界层的反权力呼声,一直以来就有,恰恰是,这群可能成长为闲言所希望的中产阶层的人,一直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他们崛起,就意味着黑规则的失败,如果他们不反对,就没发展。如果他们反对,就要反对政治黑规则,说白了,还是关键在政治。政治不解决,呼声就会一直存在,但也会一直如此,甚至更糟。二十年的历程,已经见证。  况且经济发展不但要考虑政治,也需要考虑其他的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倘若要良好的运转,就不能拥有一个黑帮化的社会运转体制。而现在中国不是物质的问题,精神体系面临着更大的绝境。这也就是要求,中国需要重新提起可以遏制邪恶生长的道德律令,在西方,这很大一部分被法律所保障,中国不同,法律自古以来主要服务的目的不是这个,而是保障王权,奴役百姓,更好的治社会。  魏沂在中国的“新德治”中有很好的分析,在文中可以感受到中国的政治生活脸谱化,充满了戏剧色彩。一直以来中国以道德作为保障社会运转的手段,孔子的教养说加上韩非的绝对君权,维系着中国两千年来的秦制。1949年之后,道德作为维系统治的手段也没有彻底改变,而是做了变更。魏忻指出,“当代中国的新德治是1949年后的中国用政党伦理来实现政治治理和权力关系再生产的基本机制。这种道德与权力密切结合起来、旨在塑造圣洁的共%产%主义“新人”和至善的新世界的道德化政治,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和政治运动实践中,既在糅合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中国传统修身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别致的真理话语,又逐步发展出一整套独特的权力技术,从而使新德治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对每个人都发生了深刻的作用。”他提到了“赤%色恐%怖、整风审干、引蛇出洞和奉旨造%反”这些新德治的权力手段,每一个手段都是一个血淋林的历史。  在我看来,新德治或者道德治国的最大危险性就在于,道德被化为规则,成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在此过程中,运用娴熟的政治诬陷和道德诬蔑,成为权力腐蚀民族百姓的最佳手法,也最为常用。原因也在于,正是政治,在各个领域,包括公共道德领域,在当了运动员的同时,也在吹哨子。魏忻还接着指出:“然而,新德治的最大悖论在于,这种史无前例的“去自我”的道德作用力恰恰消除了个人自由向善的伦理实践的可能性,其结果是带来了普遍的虚伪表现与腐败朽烂。败坏是新德治政体下的意外后果,但它并没有构成对新德治权力的挑战,反而被新德治政体吸纳为“幕后解决”的机制,并进一步强化了不断用政治运动来动员人们的道德热情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这进一步说出了这个民族堕落的真相,经济只是新德治的外在色彩。  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有一个很好的意图,他认为,如果要改变意识形态的宗教特征和由虚假的道德意境所成就的热情,首先要求个人意识的觉醒,肉身,作为一个现实中存在的符号,将清晰可见。然后才能进行精神再造,选择到底是“卡吉娅”还是“阿蕾特”的路途。这就要求,要挑战唤醒存在于各个领域中被埋葬的个人意识,完成一个充满人性和个人活力的公民社会。然后才可能是哈贝马斯所主张的那样,再造人的关系。杜威和中国的康晓光似乎都有这样的期望,但是不同的是,杜威是建立在个人政治地位基础之上,而康则是相反,建立在政治权威的深度觉醒。这终归还是遥远的梦想。恰恰值得指出的是,脱离公共政治道德的个人的意识觉醒,将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表演构成毁灭性的威胁,这是它所不能容忍的,如果个人性不能解脱,一切也将不属于自己,而属于真正掌控个人的力量。经济反抗,就是噩梦。  政治的顽固和复杂性,导致了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改革举步维艰。朝野提出的策论都很多,可是真正能够实施的很少。这从侧面说明,中国目前的利益格局非常诡异,如果没有好的政治平衡能力,很难保证局面的发展。然而不改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就只能被动的等待朝野形成基本的共识之后,再进行部分的革新。在此过程中,尽力维护各方面的利益。一旦形成决策,就要依靠政治力量进行强制推行,这之后就不再允许出现相反的声音,一旦有,就犯了政治错误,可能因此遭到政治打击。这是保障中国目前政治权威的最常用的手段。  政治正确已经是中国公民做事的第一考虑,在实际中,被总结成一句具有中国特色的话,就是要站好队。昆德拉在《玩笑》中,叙述了一个被打击的学生,其原因就在于政治的不正确,占错了队。昆德拉把历史写得很荒谬,他总是似乎是有意无意把政治拉来作为补充,来表达这种荒谬性。实质上,政治挂帅,无论在哪个国家,一旦成为公民做事的一个大前提,就要衍化成恐惧的源头之一。  由于政治的特殊性,使中国成为一个按政治利益而不是经济能力分配的国家。权力的多寡决定所在的阶层,也决定了所要承受的风险。何%清%涟表述为,“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精英选择除了“血统原则”之外,“财产原则”与“成就原则”也开始起作用。”在表述上,她模糊了财产和成就的成因以及原则如何起作用,但她随后作了到位的分析。指出中国目前的腐败状况和因此造成的结果,就在她提到“制度性腐败”的同时,已经提出了真正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权力结构社会,按照权力的构成,形成了财产、成就、教育等等的类金字塔形构造。  按照应星的分析,虽然中国社会的官僚体制运作存在上下衔接的真空,但是在权力的整体把握上,却一直是上层占据优势。这也基本保证了权力的类金字塔形结构的大致成功的运转。这样细密的联系使中国的问题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它的完整的权力链条,和综合着传统与现代的官官互为照应的良好机制,改变它异常艰难。说一句“遏制腐败的关键在经济不在政治”是太轻松了。如何把政治和绝对权力分离,按照限权的模式,改变中国的黑政治规则,再造中国的变形政治塔形结构,是现在眼前最迫切的问题。等待经济的发展其实无异于等等权力的过多贪婪所导致的腐烂,并因此造成的无数急需解决却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  再造权力结构,意味着再造道德勇气,意味着再造个人信念,意味着正义和良知能够成为和权力抗衡的内质性力量。这是中国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民族志士的希望,它表示的含义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人民能够有真正的家园,发挥自由心性,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在最低的社会层面上,要求避免“争地之战,杀人盈野,争城之战,杀人盈城”的惨烈局面,保障和平、温饱、以及不受虚假道德热情诬蔑和政治诬陷的生活。经济要发展,政治也要改革,这是不能只提一个的。 _(博讯记者:张君)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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