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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资本与左右之争(图)
(博讯2005年8月03日)
    
    
    《宪法》序言里说,“一九四九年……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在我看来,这“三座大山”准确地讲只推翻了两座半。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北伐的胜利推翻了封建主义,而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束,计划经济的全面推行,消灭了资本市场,资本主义也就不复存在了;相反的是,官僚主义却一直在新中国存在下来,除了崇尚无政府主义的“文革”十年,中国的官僚主义较之建国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法治不健全的时代,一头独大的行政权力难以约制;权力之手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审批”在这个国家几乎成为做任何事情必须跨过的门槛。
    
    
    权力资本与左右之争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为官僚资本主义下了定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
    
    权力与资本
    
    如果我们将六十年前的中国社会与今天作一对比,不难发现一个惊人的相似:就权力与资本的关系看,这六十年中国发生了一个轮回。一旦市场逐渐放开,权力必然向市场寻租,试图控制市场并和资本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体,秦晖、吴敬琏等人称为“权贵资本”,而我更愿意将其称为“权力资本”。因为在中国权力的资本化,与英国贵族资产阶级化及日本明治维新毕竟存在区别。后两者是贵族放弃权利(right)向资本家转化,而非权力的寻租行为,是以资本赎买特权,进行“不流血的革命”,经过法律承认后,他们的财富受到国民的尊重。而在中国,权力与资本是交换—双赢的关系:权力通过资本得到巩固,资本通过权力得到增殖。而且中国权力资本的产生,是在一场大革命发生过,贵族特权早已被消灭之后。
    
    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权力资本的身影随处可见。从农村土地危机到城市住房强占,从国有企业改革到公共资源拍卖,作为官僚资本翻版的权力资本,又成为压住中国的一座大山。
    
    
    权力资本与左右之争


    经济的困顿迫使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而在各国提供的范例中,市场化改革有两种手段:一种办法是使权力崩溃即“休克疗法”,是俄罗斯以及东欧诸国采取的模式;另一种办法是依靠权力创造市场,即中国选择的渐进改革。中国社会的极端意识形态化迫使改革的决策者选择了后者。但是权力进入市场,也必然导致本应是中立的公共决策发生腐败,国有财产流失到掌权者的手中。权力资本的诞生有其必然性:市场经济建立之始,必然需要资本积累;在大家都没有资本的时候,只能通过行政系统,依靠政府威权建立信用体系。如果对八十年代实行的经济政策稍作研究,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催生出来的。如果仅仅从GDP来看,必须承认这种催生的效果:经济总量迅速增长,国家经济度过了贫乏状态。但是仅仅过了十几年,改革之痛便越来越频繁地开始发作。
    
    随着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自由主义在中国得到复兴。尽管官方意识形态将其斥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未能阻止其在中国大陆的迅速传播。在国外学界看来,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中国并没有民主、人权等观念传统,而自由主义自胡适那一代人引入中国起算,到今天的所谓“复兴”,中间有着几十年的大断裂,兼之主流意识形态对言论环境的控制,中国的自由主义是如何在短短十几年内,实现“复兴”并在法学界与经济学界成为主流的?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自由主义思潮再次进入中国,是与市场化列车捆绑在一起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前,政治自由主义在后。市场经济迅速瓦解了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将自由主义推到前台。依照自由主义的观念,国家权力是最需要警惕的东西;而历史恰恰是在这里发生吊诡——在中国,自由主义是国家权力间接引进的。
    
    左右之争
    
    而随着改革弊端的逐渐暴露,自由主义也受到“左派”的质疑与批判。这种批判并非无理取闹:既然自由主义者提倡市场化,那么市场化出现那么多非正义的时候,自由主义也必须承担一定责任。而“右派”的反击是:自由市场本来是健康的,自由资本之所以癌变为权力资本,是受产生自毛泽东时代的制度毒素感染。这种争论自改革伊始就从无间断,且愈演愈烈。自我辩护与互相攻击,成了学界“左”与“右”的惯常手段。
    
    在中国语境下,我不惯使用“左派”“右派”这两个词汇。在政治学的分类习惯中,“左”指较为关注社会平等、福利政策;“右”指较为关注个体自由与创造力。最极端的“左”是极权主义,最极端的“右”是法西斯主义。而我更习惯从这两个词的本来意义去理解它们。这两个词是法语舶来品,产生于1879年法国制宪会议:赞成革命的成员坐在议长左边,而不拥护革命的成员坐在议长右边。在法语中,正规场合使用的词是“gauche”与“droite”;而在非正规场合中,民众将“左派”称为“coeur(良心)”,“右派”称为“raison(理性)”。而在中国,这两个词完完全全变了味道。“右派”将“左派”斥为毛时代的奴隶,“左派”则将“右派”骂作资本家的走狗。
    
    这种无谓的争吵与谩骂,有意无意间成了权力资本的帮凶。它使我们执着于一种文字游戏带来的快感,没有平和的讨论空间,解决问题的方式难以被冷静地思考。如果我们回到“左”与“右”这两个语词诞生的时刻,坐进法国的制宪会议,我们会发现坐在议长两边的人不是在打架,而是在投票。议会象征国家权力,议员代表民众公意,无论是左派或是右派上台执政,都是民主制度的胜利——民主传统才是gauche与droite诞生的前提——这两个法语词与汉语有一种奇妙的对应:它告诉我们,只有民众具备左右这个国家前途的能力,我们才有谈“左”与“右”的资格。在一个民主制度尚未建立的国家,自认“左”“右”的自说自话,难道不是一种政治意淫?
    
    对比之下,我宁愿使用民主社会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这两个概念。它们之间的分歧与差距,比起它们各自比极左或极右间的差距小得多。它们具备共同的底线:承认民主制度,承认普遍人权。民主社会主义者并不缺乏理性,自由主义者也不是没有良心。欧洲的社会党与自由党可以联合执政,正表明了民主社会的一种中间立场。二者的分歧,仅仅在于平等与自由二者哪个更重要。
    
    
    权力资本与左右之争


    平等与自由可能发生抵触,但它们的本质仍然是统一的。平等只能是自由的平等,离开了个体的偏好选择与创造,人类会被异化成被蓄养的动物;自由只能是平等的自由,离开了对普遍人权的承认,人类世界会是一个弱肉强食的血腥地狱。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社会,是我们的共同追求。在平等与自由同时匮乏的时代,争论二者谁更重要没有任何意义。
    
    合力推翻权力资本这座大山,以法治与宪政保障民主制度的实现,规范约束国家权力,伸张每个公民的平等与自由,应该成为我们的共同目标。我们应该少一些相互指责,多一些自我反思,少一些主义之争,多一些具体努力。在集中营的大门被敲开之后,再划分左营与右营,也为时不晚。
    
    
    关天茶舍 楚望台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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