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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看西方与美国/王小东
(博讯2005年8月02日)
    王小东
    
     十分感谢郗士(Sisci, Francesco)先生邀请我为新创刊的英文杂志《Heartland》撰写文章。我相信,促进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的交流,增进理解,消除误解,对于人类的福祉是有好处的。 (博讯 boxun.com)

    
    十分惭愧的是,我拖了很久,迟迟未能按照我原来答应的时间完稿。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实在抽不出时间,或者说很难聚集起足够的写作欲望来按照所谓西方的“学术规范”来写一篇文章。坦率地说,我认为西方的“学术规范”往往对于人们表达和交流思想设置了一种障碍。它的那些人为设立的所谓“严格要求”提高了“进入障碍”(entry barrier)。要克服这种“进入障碍”,需要大量的闲暇时间和金钱。在第三世界,至少是在中国,离开了西方学术机构的大力赞助,一个研究者或思想者很难得到足够的资源来满足西方的“学术规范”。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西方人所听到的中国的思想,至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都是西方人自己赞助的,因而也就是西方人喜欢听的——因为一个研究者会担心,如果他所写的东西西方人不喜欢,那么,他下一次就得不到这种赞助了。这种目的在于取悦西方人的“中国人的思想”当然往往与实际上的中国人的思想相距甚远,因而也就起不到让西方人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思想的作用。即使不谈中国,从一般人类思想的意义上说,所谓“学术规范”也往往禁锢了思想的自由和创造性,将无数的更有智慧的头脑排斥在一批庸人所组成的小圈子之外。归根结底,中国的孔子的著作和西方的《圣经》都不符合西方的“学术规范”。
    
    我希望我上面这一段关于西方的“学术规范”的离题的评述能够得以保留,因为这也是一次并非不重要的思想交流。这里我还是要感谢郗士先生,他告诉我完全不必担心所谓“学术规范”的问题,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写就是了。这样我就摆脱这些顾虑,照着自己的意思写了。
    
    我想把自己一些想法首先做个介绍,但因篇幅所限,不可能十分全面和深入。实际上,要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做比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我认为很有必要由我们自己编一本收录我自己和中国其他民族主义者主要思想的书。西方人编过一些关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的书, 但多是收录西方人自己,或亲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批判,而在很少有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自己创作的文本呈现给读者的情况下,这种批判难道可能是对于知识严肃、认真、负责的吗(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所谓西方的“学术规范”并不能保证研究质量)?当然,缺乏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自己创作的文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样的书在中国无法得到出版的机会(这一事实则驳斥了西方学者所谓中国政府在煽动和利用民族主义的说法)。所幸的是,互联网给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表他们自己思想的空间,它上面的中国民族主义文本已经蔚为壮观。
    
    美国对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压迫
    
    如果说,在毛泽东的时代,中国曾在世界上采取过进取的姿态的话,那么,在毛后的二十多年中,中国采取的完全是守势,甚至是追随美国的态势。中国不再有任何意愿去向美国的国家利益挑战。因此,中国和美国在国家利益上的冲突,主要是美国对于中国的压迫。
    
    美国对于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压迫表现在众所周知的几个方面。首先是台湾问题。美国在造成台湾海峡两岸目前的分离状态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如果没有美国的干预,就没有台湾海峡两岸目前的分离状态,这一段历史是谁都十分明白的,我在这里没有必要多谈。但美国在图谋分裂中国方面所做的努力决不仅仅限于台湾问题。
    
    西方人往往辩解说,台湾海峡两岸目前的分离状况已有50多年的历史,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仅仅是在维持一个已有50多年历史的现状,并没有对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做进一步的进攻性压迫。那么,美国对于中国大陆内部的西藏和新疆的分离主义分子的支持则明显是进攻性的、侵略性的。人们也许会说,美国政府并没有公开表明过它对于西藏和新疆的分离运动的支持,它至多只是会见过达赖喇嘛,或是对于西藏和新疆的人权问题表示关注。我对此的回答是,我在这里说的是美国,而不仅仅是美国的行政当局。
    
    在这里我特别想讲一下西藏问题。众所周知,在近些年来,在美国掀起了支持西藏独立的运动。好莱坞和美国的主要媒体都参与其中,我记得有一篇美国杂志(是Time还是Newsweek我记不清了)上发表的文章说:支持西藏独立已经成了美国演艺界的一种时尚。他们的理由似乎十分正当,这就是中国在西藏压制了人权、压制了宗教信仰自由等等。我想说的是,这一切绝大部分是谎言。我承认,中国自己的人权状况是存在严重问题的。我也知道,达赖喇嘛在与西方文化接触了这么多年后,很了解西方的人权观念,很知道说什么话能使西方人高兴。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控制西藏之前,达赖喇嘛的神权统治下的西藏人权状况,如果以西方的标准看,则比中国汉族人占主导的地区的人权状况要差得多。在那个时代,西藏所实行的是农奴制,这种制度与奴隶制相差并不远。当然,当然,西方人会说,那是西藏独特的文化,那是西藏独特的宗教信仰。然而,西方人现在不是在说,人权是一种普遍的价值吗?为什么中国人在西藏所做的实实在在的、如此显著的对于人权状况的改善会被西方人歪曲成是损害了人权呢?我在这里还想评论一下一个美国人90年代写给住在西藏的汉人作家马丽华的信中所表达的观点:“干预和帮助之间的区别在于对方是否在寻求。在西藏人寻求帮助以达到进步时,也只是在此时,如果你想要并能够帮助,你的帮助才会被理解为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受到欢迎。然后你才能成为帮助者,成为身穿铮亮盔甲的骑士,成为救星。而如果他们没有接受能力,你希望给予的所有帮助,你所有的良好动机,都会浪费在敌意的环境中。因此帮助必须是他们所寻求的,希望的,已经提出来的。” 这个美国人的观点似乎很有道理,但我想问:在谈西藏人是否寻求了帮助时,你指的是这个地区的哪些人?显然有不少西藏人是寻求了帮助的:我听说在西藏的许多过去的农奴心目中,毛泽东仍然是佛。另外,在美国干预科索沃时,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寻求美国的帮助了吗?关于这个问题,如果从人权的角度去讲,我认为西方人实在没有多少理由去谴责中国,去支持西藏分离主义运动。西方人现在似乎显得很正义,完全西方的处于霸权地位的传媒的歪曲性宣传而已。如果讲到国家利益,则西方,特别是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的误导性宣传,显然是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一种威胁。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进一步改善西藏的人权状况的想法是可以接受的(中国本身的人权状况也需要改善),但把西藏分离出去的想法是不可接受的,图谋把西藏分裂出去的人当然是中国的敌人。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验看,分离主义运动带来的往往是民族仇杀,是对于人权的严重损害,虽然它可能为美国或西方的地缘政治利益带来好处。
    
    美国对于西藏和新疆的分离主义运动的支持是和它的地缘政治战略联系在一起的。在美国,有些人对于中国的敌视不是出于在人权方面的分歧,而是出于地缘政治利益或种族主义,人权问题至多是他们的一个借口。我在1996年与Ross H. Munro先生,《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一书的作者,曾经有过一次谈话。他认为,美国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关心纯属多余,真正的问题是:美国是一个既存的超级大国,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实际上,很少有中国人认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是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从历史上看,这样两个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的唯一解决之道是战争。另外还有Samuel P. Huntington先生,《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的作者,他把中国的文明列为西方文明的敌人。我认为,Samuel P. Huntington先生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他的所谓“文明的冲突”只是为了不抵触political correctness而用来代替“种族的冲突”的委婉语。有些西方人对我说,这些人在美国不占主流,美国并没有确立与中国为敌的政策。我可以同意这个说法,但是,我们中国人难道不应对于这种倾向、这种潜在的可能性有所警惕吗?除此之外,美国正在进行的军备,如NMD、TMD等,特别是通过在台湾部署TMD,把预警雷达立到了中国的家门口,这些难道不是实实在在的美国对于中国的威胁吗?最近一段时间,西方人喜欢谈论“中国威胁论”,但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中国对于西方国家没有任何威胁,既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意愿,而美国对于中国的威胁则是实实在在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没有什么资格对中国谈什么“道义”。中国现在的力量不够,无论是在军事方面还是在控制舆论方面都无法和西方相匹敌,所以只能任由西方妖魔化中国。作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我们从这一切得到的教训是,不要听西方人谈什么道义,在西方人的体系中,真正起作用的只是力量,因而中国人必须谋求获得更大的力量。
    
    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
    
    中国与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包含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官方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冲突,一个是中国民间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冲突。这两个方面是非常不同的,必须分开论述。
    
    首先说中国官方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冲突。中国官方与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主要集中在人权问题和民主制问题上。在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冲突方面,中国官方是完全采取守势的。我可以举一个非常说明问题的例子。
    
    1996年10月19日《战略与管理》杂志社曾经组织过一次中国国际问题专家与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的座谈,我也参加了那次座谈。在那次座谈中,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先生说:“在现代历史上,凡是用意识形态指导外交,没有不失败的。” 当时霍克先生就反驳道:“我不同意刘教授的分析。历史事实是恰恰相反的:西方的外交政策就是由意识形态主导的,西方的这种由意识形态主导的外交政策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我在这里记述的霍克先生的话与《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所记述的不完全一样。我在这里的记述更为准确,《战略与管理》也许是出于某种政治上的考虑而含糊其辞)我记得当时霍克先生还十分雄辩地说了很多话。当时担任翻译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王勇副教授不敢把这段话翻译给刘吉先生听,我特意打断了后面的谈话,把这段话翻译给刘吉先生听。我的感觉是,当时刘吉先生十分尴尬。
    
    刘吉先生是中国的高级官员,他的态度是有代表性的:中国官方十分希望避免与西方的意识形态争论,他们只是希望西方人不在诸如人权和民主政治等方面挑战他们的统治。
    
    中国民间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冲突就十分不同了。在诸如人权和民主政治等方面,中国的普通公众不会与西方人有什么太大的冲突。中国在人权和民主政治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而遭受痛苦的首先是中国人自己。有些西方人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所针对的是西方人所提倡的人权和民主政治,他们怀着一种种族优越感说:既然中国人反对西方认为他们争取人权和民主政治,既然中国人自己愿意被奴役,那西方人又何必为他们操心呢?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决不是不要人权和民主政治,要人权、要民主政治和保卫中国人的民族利益可以而且应当是并行不悖的。
    
    应该说,在纯粹的人权和民主政治方面,中国人,或者说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与西方人或美国人没有太多的分歧。然而,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除了作为人权和民主政治的提倡者之外,在中国人心目中还有另外一种形象:他们是穷人、弱势集团、弱国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他们是非正义的。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民间在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冲突中倒并不是完全处于守势的。最近一个在北京上演的话剧《切•格瓦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首先,切•格瓦拉是美国的敌人,他最后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所训练和指挥的玻利维亚政府军杀害,选中他来作为戏的主角当然是在说美国是压迫者。其次,这个戏的台词中充满了对于来自美国,而在这20多年中为中国上层阶级所信奉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嘲笑。这个话剧在北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连续上映36场,场场爆满,连剧场的过道中都挤满了人。
    
    我想顺便指出的是,在中国,上层阶级,包括那些贪官污吏,虽然很可能对于美国人关于人权和民主政治的谈论非常不满,却仍旧是非常亲美的。对于美国反感的则往往是中下层阶级。这里的原因很可能是这样的:中国的上层阶级在与美国及西方的经济交往中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美国及西方关于人权和民主政治的谈论却没有真正产生什么能够触犯到他们的利益和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控制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的中下层阶级则没有从中国与美国和西方的交往中得到太多的好处(最近的情况可能更坏了,下岗、失业的人越来越多,而人们并非完全没有理由把这些归咎于美国所提倡的资本主义)。
    
    中国民间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于美国的挑战现在仍旧是弱小的,但我认为其意义很可能非常深远。中国是处于西方俱乐部之外的相对强大的国家。在俱乐部内的国家不愿意挑战既存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因为他们是这一体系的受益者;在俱乐部外的弱国没有能力挑战。而中国则恰恰处于俱乐部之外,又比较强大,有众多的人口和悠久的文化。因此,中国民间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于美国的挑战在将来一旦变得强大,就会具有世界意义。我认为这对于人类是一件好事,如果永远不存在这种挑战,那么,人类社会的一切不公正、非正义就得不到任何改善,人类社会就永远不会进步。
    
    作为对国内问题的一种反应的中国的民族主义
    
    如同所有的大国一样,中国的思潮,哪怕在表面上看具有对外的色彩,往往在实质上首先是对于内部事务的反应。中国的民族主义,首先是对80、90年代中国国内一些问题和思潮的反应和反思。一开始也没有采用“民族主义”这个名称,这个名称恰恰是西方的学术界和大众传媒给这种反应和反思扣的帽子。这一点我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未来》 一文中说得很清楚,请允许我在这里向英文读者们重复一下那篇文章中的主要观点。
    
    90年代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其相对于80年代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reverse-racism,该词的英文本意是指美国的反歧视行动在客观上对白人利益形成了损害,笔者在此处赋予其在中国背景下的新含义),形成了较大反差。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反常现象:这就是中国知识界的主流产生了这样一种思潮,这种思潮认为中国文化是劣等文化,中国民族是劣等民族,其中善良者认为中华民族必须脱胎换骨才有资格在地球上生存,而更具种族主义色彩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无情地认为他们自己的民族在人种上就过于卑劣,不值得允许其在地球上生存。
    
    这种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在80年代笼罩了整个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文艺界、新闻界,乃至略有文化的中国一般公众,并受到了官方的鼓励。西方人很少注意到或很少提到中国官方曾在80年代鼓励过“逆向种族主义”,他们却对于90年代所谓的中国官方利用民族主义“填补意识形态空白”十分敏感并大力渲染。这也并不奇怪,首先,官方鼓励“逆向种族主义”是一种中国80年代独特而绝无仅有的现象,因而超出一般西方人的想象力;其次,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宣传意味着赞颂西方人,西方人很难想象与西方敌对了几十年的中国政府会鼓励这样做,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持不同政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倾向。但实际上,中国官方支持了大量这类观点的出版物的发行,组织或赞助了许多所谓“文化战略”研讨会,将许多持有这类观点的知识分子破格提拔到了各种各样控制舆论的重要岗位上(而不是象西方人想象的那样迫害他们)。《河殇》的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虽然《河殇》的制作者们在该电视系列片放映时曾谈及所谓制作该片的政治风险,但这更多地是一种宣传手段(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当时说什么东西有政治风险是对其最好的广告),而不是事实。首先,若无官方自始至终的支持,该片是不可能拍摄成功的;其次,在该片放映后,中央电视台以及以《人民日报》为首的中国大报等官方舆论工具花费了大量篇幅,并组织多次讨论会。《河殇》的支持者们不无得意地说:“中国的报刊界也从来没有对一部电视系列片象《河殇》一样,如此报以青睐,刊登解说词、连续地报导、发表评论、组织座谈” 。当然,由于在六四中,《河殇》的一些作者采取了反政府的立场,中国政府遂改变了对于《河殇》的态度。即使如此,《河殇》所表达的“逆向种族主义”观点在掌握中国舆论工具的意识形态官员中仍有着众多的支持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官方鼓励、整个知识界为之倾倒狂热(中国的知识界自己称之为“文化热”)的“逆向种族主义”呢?这里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完全否定自身的传统、自身的文化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是自“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界传统,这个传统有时与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召唤相悖,但从历史哲学角度上却与共产党“反封建”的意识形态相符合。我们都不应忘记,“文化大革命”就是以“破四旧、立四新”,摧毁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残迹开始的。在“文革”之后,人们对于“文革”之中的一切政策都进行了声讨,然而却完全继承了其历史哲学观。我曾不只一次地指出:中国许多对“文革”深恶痛绝的知识分子,其思想方法却完全是“文革”式的。因此,在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姑且不论中国传统文化该不该摧毁,我们只是叙述这样一个事实)的“文革”过去之后,人们立即把一切过失,包括“文革”的所有过失都归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头上,并再次掀起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声讨浪潮,却从无人想一想这里的荒谬之处。很显然,这次走得比“五四”和“文革”还远。“五四”思潮有“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色彩却没有如此强烈的“民族虚无主义”或“逆向种族主义”,它的主流恰恰相反,是民族主义的。但是,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到“民族虚无主义”或“逆向种族主义”的发展还是符合逻辑的。
    
    80年代官方鼓励“逆向种族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政策需要。80年代的中国要求迅速地打开国门,接纳来自西方的从投资、技术到思想、娱乐形式等一切东西。从整体上看,“逆向种族主义”的风向是符合总的政策需要的。
    
    然而,无论在当时“逆向种族主义”是否必要。无论怎么评价“逆向种族主义”的“历史作用”,它都不可能是中国人意识的常态。这道理是再简单不过的,很难让任何一个民族永远保持认为自己是卑劣的、理应屈从于其他更优秀的民族这种思想,遑论中国这个有着相当灿烂辉煌的过去(这个过去离今天并不十分遥远),有着12亿人口,在近代史上虽屡遭挫折却远未显示衰亡迹象的大民族。这是一个用不着什么高深的理论来“证明”的道理。任何生命都有自我肯定的机制,舍此就不能生存。于是,从8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的知识界出现了对“逆向种族主义”的反思,直至90年代汇成了强有力的“民族主义”潮流。但值得指出的是,“逆向种族主义”在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掌握学术及教育权力的高层知识分子当中,仍占有主导地位。
    
    我们必须强调指出:上述“逆向种族主义”的自虐狂热在80年代也主要存在于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圈子中,在今天则丧失了许多阵地,仅限于上层权贵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中了。一般公众虽然也受到“逆向种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在总体上并无这种自虐狂热。实际上,“沉默的大多数”,即一般公众,对于“逆向种族主义”一直是反感的。这一点,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们总是把“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联系在一起,放在一起进行批判。我在前文已经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在中国,“民族主义”是属于中下阶层的,“逆向种族主义”、亲美、亲西方则往往属于上层权贵阶层。而在亲美、亲西方的上层权贵阶层中,不乏为中国公众所痛恨的腐败官员。
    
    除了理论和思想之外,在实际生活中,这些腐败官员往往与外商勾结在一起,出卖国家的利益、出卖中国一般公众的利益。举例说来,中国一些外商投资的血汗工厂多次发生火灾烧死大量女工(有时是数十人,有时则达百人以上)的惨剧,其原因这些血汗工厂往往把女工们像奴隶一样禁锢在厂房或宿舍里,以至发生火灾时无法逃脱。还有其他一些与外商的劳资纠纷、还有外商与中国厂商的商业纠纷。在这些纠纷中,中国的这些腐败官员往往是站在外商一边,以谋取自己的好处。中国的中下阶层公众往往感觉到,西方人是和中国那些腐败的官员站在一起的,西方人谈论人权和民主政治是虚伪的,西方人推销给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理论是为中国腐败的暴富阶层的利益服务的,因此,民族主义在中国得到中下层的响应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从某种角度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对上层“知识精英”蔑视、辱骂和歧视中国普通人的“逆向种族主义”的一种反应,也是对和外国人勾结在一起,出卖中国普通人的利益的腐败行为的一种反应。
    
    自由、民主与美国的霸权
    
    我在《自由主义与霸权》 一文中谈论过自由、民主与美国的霸权的关系。我在这里想为英文读者们重复一下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观点。
    
    自由如何才能获得保障?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早在1944年就在他名噪一时的《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中,我们选择的自由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某一个人拒绝满足我们的希望,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但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者,我们就只能对他惟命是从了。”哈耶克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个垄断了我们经济命脉的权威,一旦出现了这样一个垄断者,我们就再无自由可言了。他当然不可能论及50年后在国际关系中出现的一个极有可能垄断我们的全部生存命脉的超级霸权,因为他当时根本不可能看到这一点。如果说,哈耶克的上述论断是一条普适的自由主义原则(我认为显然是,而且非常赞同),那么,它显然适用于当今的国际秩序。在当今的国际秩序中,显然就已经出现了——或至少是即将出现——这样一个垄断者,这就是美国的霸权。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股其他力量可以挑战这个霸权,也就是说,我们无法转向另一股足以平衡它的力量。在这样一个霸权面前,我们还有什么自由可言?
    
    应该说,苏联的垮台是这个世界在很大的程度上丧失自由的日子。有人说,苏联是一个邪恶的国家,它同样有着称霸世界的野心。更有人说,苏联对于中国的威胁比美国还大。他们的说法也许都对,但没有说到点子上。问题不在于苏联比美国更好或更坏,问题在于,与两极或多极世界相比,世界在单极之下,自由是多了还是少了?自由主义的原理告诉我们,我们丧失自由,是基于出现了一个垄断了我们生存命脉的权威这样一个事实,与这个垄断者是否“仁慈”、是否“大公无私”无关。因此,在美国的单极霸权之下,这个世界显然是丧失了自由。具体事实也已证明如此:苏联垮台之后没有几年,美国已经开始非常轻易地在世界各地大打出手,不受任何制约,今后的发展前景是相当令人恐怖的。
    
    有人会说,美国的几次大打出手,如海湾战争和科索沃,都是发生了极为残酷的暴行,美国出钱、出枪、出人,制止这种暴行,乃是一种为世界其他人们造福的无私行为。如果没有美国去制止那些极为残酷的暴行,那些受暴行残害的人们岂不是完全无望了吗?美国自己也往往摆出一副“我根本不想当世界警察,可当世界需要警察时,你们不找我又能去找谁呢”的架势。我在这里不想陷入诸如“米洛舍维奇究竟搞了种族清洗没有”这样的争论,我在这里只讨论如何以自由主义的原则看待这件事。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说:“强制不能完全避免,因为防止强制的方法只有依凭威胁使用强制之一途。自由社会处理此一问题的方法,是将行使强制之垄断权赋予国家,并全力把国家对这项权力的使用限制在下述场合,即它被要求制止私人采取强制行为的场合。”如美国这次对于南斯拉夫动武,以传统的国际法观点来看,是不折不扣的侵略。然而,为什么一些“自由主义者”会在正义的名义下支持这种行为呢?我想,他们是自觉不自觉地情愿把行使强制之垄断权赋予美国。问题是,在国际关系中——而不是在美国自己的国内政治中——如何限制美国这个强制垄断者的行为?要知道,美国的民主政治在这里并不起作用,我们没有权利投票选举美国总统,也没有权利投票选举美国国会议员。如果我们不能限制——而不是靠它自我约束——美国的行为,那么,这样一种国际秩序,恰恰相当于一种极权主义的国内政治制度。现在的问题只不过是美国这个超强还没有完全达到垄断武力的地步,例如,还有俄罗斯、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存在。我想再次强调,除了少数属于垄断武力的国家的人口,在地球上出现一个单极霸权的国际秩序,绝不可能增进世界上大多数人的个人自由。我在这里丝毫没有贬低美国的文明和美国的理想的意思,然而,自由主义的原则告诉我们,自由的保障不能来自于统治者的道德高尚,它必须来自制度的制约。美国自己的建国理想再高尚、再自由,都不能消除在地球上出现一个单极霸权,因而有可能造成极权主义的国际秩序的恐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于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已经充分显示了这种国际秩序是多么令人恐怖)。美国的文明和美国的理想,再加上美国的政治制度,最多是意味着这个统治者比较明智,它不是一个虐待狂,以肆虐为乐趣;它只有在要达到某种实际目的时才施虐,它甚至会像哈耶克所说的那样,“威权政府依据自由原则行事”(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1960年)。但一个自由主义者应该明白,这种统治者的明智是没有保障的,它改变不了其制度本身的性质,这就使我们无法“转向另一个人”。自由不能依赖于统治者的明智,而必须依赖于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因此,一个首尾一贯的、真诚的自由主义者,在当今这个世界上必须考虑如何制约美国的霸权,这同时就意味着他应当支持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于美国霸权的抗衡。
    
    自由主义并不仅仅是抽象的原则,如果不能根据具体的情况运用这些抽象的原则,那么,自由主义就毫无价值,“自由主义者”就毫无价值。我不知道那些已经去世的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如果活到今天会怎么看这个问题。但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却没有听到有多少“自由主义者”站出来反对美国的霸权。究竟是我对自由主义理解错了、对美国理解错了,还是他们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原则、没有坚持一个自由主义者应有的正派?我认为是后者。当然,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者不站出来(并不是完全没有人站出来,有站出来的)还是有其一定的理由的:他们身属世界统治者的俱乐部,或者体会不到身处俱乐部之外的世界其他人的处境,或者出于自私的动机,因而不站出来。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的态度就有些奇怪了:在美国霸权的阴影笼罩着这个星球的时候,他们所想、所做的不是如何制衡美国的霸权,而是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这实在令我怀疑他们是否懂得自由主义,或者他们是否真诚。如果他们是真诚的自由主义者的话,他们首先应该反对的是美国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可他们没有,他们竟然无条件地支持美国的民族主义,无条件地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
    
      我承认,如果世界上真有地方发生了极为残酷的诸如种族灭绝类的暴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寻找制止暴行的办法,而不应袖手旁观。但我也想提醒那些“自由主义者”,别忘了他们自己过去对于我们的谆谆教导:在极权主义统治下,我们可能最少受到罪犯的侵扰。但我们宁可不要这种“安全”,因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实际例子已经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今天美国对于南斯拉夫的轰炸。我想,米洛舍维奇不是完全无辜的,但美国的轰炸对于塞尔维亚族平民和阿尔巴尼亚族平民所造成的损害更要大得多。在今后的国际关系中,如果按今天的这种路子发展下去,这个世界所付出的代价很可能还会大得多。那么,如果真发生了种族灭绝类的暴行,我们还有其他的替代办法吗?目前来看,在国际关系中,遇到这类事,比不干涉内政更好的办法还真不多。但对于种族灭绝类的暴行完全袖手旁观确实也为文明人所难以接受。未来的人类应该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如最终实现大同世界等。仅就目前而言,联合国还存在,为什么不通过联合国?美国对此的辩解是因为俄罗斯和中国不合作,会在安理会投否决票。但是,为什么俄罗斯和中国不合作?美国武力干预南斯拉夫有充分理由吗?如果有充分理由,为什么不在安理会试一试?让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看一看俄罗斯和中国“不负责任”、“滥用权力”的“丑恶行径”?其实,中国在联合国的投票一直是很负责任的,对于投否决票尤其小心;而俄罗斯也无绝对袒护南斯拉夫的意思(它也没这个能力)。很显然,美国这次甩开联合国,以北约的名义侵略南斯拉夫,其目的就在于建立一个由美国控制的北约以武力主宰全世界的国际新秩序。对于美国或至少是北约以外的世界而言,这种国际新秩序与自由格格不入。
    
    半个多世纪以前,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写下了他的不朽名篇《通向奴役的道路》。今天,他所针对的那种国家都已经不存在了,他所针对的思想也处于低潮之中。今天的世界与那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的自由主义者们认识到了这种变化没有?认识到了新的对于自由的威胁没有?认识到了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中对于自由的威胁的来源有可能不同没有?如果对于这一切都没有新的认识,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实在是无法与“自由”这个光荣字眼相配的。如果我们都不能认识这些问题,那么,一个新的极权主义的国际秩序就会降临这个星球,那是一条新的通向奴役的道路。
    
    结语:展望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我丝毫不想掩饰我对于当代的中国和西方的那些思想家、知识分子们的不敬。他们写了那么多伪善的书,说了那么多伪善的话,却对于我们这个星球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我们这个星球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自然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人类在过去的历史中,为了争夺自然资源,为了争夺生存空间,曾爆发过多次极为血腥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记忆犹新。战后,有了那么一种新的论调,说是在战后的自由贸易体制下,自然资源、生存空间并不重要,任何人只要在商业竞争中获胜,就能过上好日子。我认为,一个抛弃了伪善而真正严肃思考我们这个星球的问题的人决不会同意这种显而易见的谬论。
    
    任何人只要中国内地那些自然禀赋极差而人口却极为稠密的地区去看过一眼的人都会明白,生活在那里的人基本上是绝望的:恰恰是因为他们被赋予的自然资源太少而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商业竞争中获胜。他们的严酷的生存条件也恶化了他们的社会关系:在每一个人都要为生存而拼命争夺自然资源的时候,宽容、自由和民主难以立足,环境保护就更谈不上了,连文明都难以找到立足之地。他们的唯一希望就是跑出去,跑到自然资源更多的地方去。
    
    最近,在英国发生了历年来死伤人数最多的偷渡客死于非命事件。英国海关人员6月19日凌晨在英国南部多佛尔港检查一辆荷兰牌照的卡车时,在集装箱内发现58具(54男、4女)来自东亚的非法移民团体,另外有两名生还者已被紧急送往当地医院救治。该批偷渡客最有可能来自中国大陆。 类似的新闻我看过很多,每次我都十分难受。一些西方人,还有一些惯于诋毁中国以取悦西方人的中国人会说,这些偷渡客是在“逃避专制政权”。但每一个客观公正的人都明白,虽然中国在人权和民主政治方面做得是不令人满意,但这些人决不是在“逃避专制政权”,而是在逃避匮乏的自然资源、拥挤的生存空间。有些人还会说,这些偷渡客并不穷,否则他们根本就付不起偷渡的费用,然而,你们要知道,逃避匮乏的自然资源、拥挤的生存空间已经成了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潜意识,每年有无数的中国人历尽千辛万苦,能卖什么就卖什么,包括劳力、智力、尊严、女人的身体乃至灵魂,以各种方式谋求进入自然资源不那么匮乏、生存空间不那么拥挤的地方,最好是北美、欧洲、澳洲,退而求其次,则俄罗斯、东欧、拉丁美洲,甚至非洲也行。
    
    所谓自然资源、生存空间并不重要,任何人只要在商业竞争中获胜,就能过上好日子的例子,只限于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几个很小、情况又非常特殊的国家和地区。日本似乎也是一个例子,但日本是靠在战争中打败中国,然后掠夺中国的自然资源而获得它的原始资本的。
    
    自然资源和生存空间决不是不重要的。而现在的自然资源和生存空间的分配又是根据什么决定的呢?毫无疑问,是由历史上的战争决定的。今天的富裕民族,主要是白种人,再加上一个日本,都是在战争中打败了其他种族,乃至灭绝了其他种族(如在南、北美洲),争夺到了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生存空间而过上好日子的。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回避了这个问题而去谈什么“人权”、“自由”、“环境保护”、“和平”……,只能是一种伪善。而这个世界上那些道貌岸然的知识分子、政客等,几乎都回避了这个问题。但回避了这个问题,不等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就不在人们心头萦绕。这个问题肯定会在中国人、印度人,以及世界上其他民族中的许多人心头萦绕。其实,这个问题难道就不在西方人心头萦绕吗?我看美国人和西方人想要遏制中国,最主要的原因不在于中国的意识形态或政治体制,而在于恐惧中国的发展会要求分享更多的自然资源。
    
    我们这个星球的另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如此众多的人的命运为少数不了解他们、也不关心他们的人所决定。从国内政治的角度说,这是一个专制政体的问题;从国际秩序的角度说,则是美国和西方强国俱乐部的霸权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已经有解说,在这里再强调一下。我极为欣赏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民主制,但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说,我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类似罗马人的、和奴隶制结合在一起的民主制,统治种族的民主投票可以决定消灭奴隶种族。我认为,中国人的命运不能为另一群人所决定,即使他们是通过民主程序作决定的,因为在这个民主程序中,没有中国人的参与。这是我与中国的那些亲西方的知识分子的分歧所在。
    
    这两个基本问题不解决,所谓“人权”、“自由”、“环境保护”、“和平”难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真正存在。真正存在的还是人类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所做的事情:一群拳头硬的人消灭另一群拳头软的人,以谋取自己的利益。既然如此,那些动听的言词又何必去说呢。
    
    如果西方人真的关心“人权”、“自由”、“环境保护”、“和平”这些东西,那么他们就应该多想想如何使这个星球上的自然资源和生存空间分配得更公平,如何建立一个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不分宗教信仰、不分性别,都能公正参与的全人类的民主机制。
    
    我说了这么多话,不知道是否实现了交流的目的。也许我的表达方式不完全符合英文读者的习惯,或者说不符合学术界知识分子的习惯。但我想,交流必须出自双方的意愿,我走一半路,你们也要走一半路。
    
    王小东简历(自述):“老三届”,也不属于下一代,算是中间层。高中和插队时酷爱文学,想当作家。高考恢复后,本想考北大中文系,家里非叫考清华,作为妥协的结果,1978年考上了北大数学系。大学头两年学习比较努力,成绩上乘。后厌烦,不读数学,只读英语小说。毕业时被同学撺掇去考经济管理,因数学和英语成绩非经济专业毕业生所能比拟,故被头名录取,旋即为公家发配日本,学了学,觉得也没啥意思,故不再读博士学位,自我提前释放回来了。回国后即碰上我去国时尚不那么狂热的“文化热”。大惑不解,这么些中国最优秀的知识精英,居然在那里狂搞民族自虐,还有那么多人叫好。一些大学者搞出些“文化理论”,还说是用了什么“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叫我这个原本学数学的人怎么看怎么是胡言乱语。于是便发表不同看法。开头根本没地方发表文章,只能在一些会议上唱唱反调。直至1988年才在《中国青年报》找到机会发表了一篇批评《河殇》的文章。这还是走了后门:编辑是朋友,把我的文章放到了影视版,而不是理论版,躲开了总编的审查。从此便走上了被西方人扣上“民族主义”帽子的道路——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只不过反映了一种任何民族都会有的维护自己民族的自然感情,够不上是什么“主义”者。但他们非要扣这个帽子,我也就接了。10多年来,就一直写这方面的文章,除此之外,没有干任何别的有意义的事。文章有时能发表,有时不能发表。但还算令我高兴的是,我所认同的这股思想终于从无到有、由弱到强。 主要著作,除了与房宁、宋强等合著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还有一本《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另外还有一本译著《资本市场的混沌与秩序》,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这本书用分形几何学和分形统计学、混沌理论、复杂理论研究经济学,在经济学方面极为前沿。翻译这本书一是为赚钱,二是向知识精英们显示一下实力,别以为“民族主义者”就是对于西方什么也不懂的“失意者”。
    
    来源:《燕南-思想门户 学海领航》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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