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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杂志:国学反动(图)
(博讯2005年8月01日)
    
百姓杂志:国学反动

    不久前,復旦大學一次以系別為單位舉行的漢語知識大賽上,奪得冠軍的是留學生隊。而浙江大學教授鄭強在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節目中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我們有的研究生英語過了四級六級,但是中文連一級都通不過,我得一個字一個字為他們改論文!也是在前不久,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國學院,招收本科“國學班”,引起輿論廣泛關注。

    學者和教育界對中學語文教進行大規模的集體反思,已是六七年前的事情,但今天,人們發現情況並沒有改觀,而且人們產生了新的焦慮,那就是傳統文化日漸式微。

    傳統文化與現時對接之難

    如果說新文化運動推動了白話文的普及的話,“文化大革命”則使中國傳統文化的表達方式和表現形式,基本上從中國人的生活中消失了。“文化大革命”企圖創建一種具有“千年大計”稟賦的新文化,以“徹底革命”的理念,破除一切“封、資、修”的舊文化,不要任何傳統的基礎,以達到培養足以擺脫任何束縛、具有無限創造力的新人。這樣的“新人”,毛澤東稱為“無產階級知識份子”。大約在20世紀從60年代後期到70年代末,中國的學校基本上中斷了綿延了兩千餘年的學習和教育中國既有文化的傳統。現在甚至連基本的漢語水準也出現了嚴重下降的現象。在我們的大學和研究機構裏的教師和學者,基本上就是“文革”“無根教育”培養出來的人和他們的學生。我們正在承擔和消化著“教育革命”的後果:在制定和闡述著“社會意識形態”的文化部門,在相當多數的學校特別是在中小學中培養著下一代的教師中間,“無產階級知識份子”占了相當大的數量。

    在發展市場經濟、改革開放的今天,許多中國人都有“沒文化”的感覺,除了信仰、信念、價值觀、道德觀方面的問題外,和傳統文化形式的衰落密切相關的。沒文化的感覺很可能反映的是這樣一種奇特而又普遍存在的文化現象:我們相當數量的印刷品和電子媒體(包括一部分網路媒體)所表達的許多思想觀念,並不是這個社會的人們的真實感受和經驗;在公開或私下的場合人們常常需要用不同的語言來陳述思想,常常有人在私下小範圍的場合發言的開場白中說:“關起門來說……”,關著門和開著門說的是不一樣的。這種情況突出表現在官場和文化教育圈中,相當數量的官員在電視鏡頭前、會議講臺上說的是一套話,在其他場合則常常是另一套話。被稱為說“套話、官話、空話、假話”的行為雖然既為官方反對,也為民間所厭惡,但卻始終存在著。甚至連中紀委、中組部巡視組組長任克禮也在《人民日報》撰文揭示一些幹部對巡視組不講真話是比較普遍的現象,說成績多,講問題少,一些人即便在談問題時,也明顯帶有保留,甚或把問題當做成績來講。

    實際上,中國社會存在著兩種文化,一是“顯文化”,即官方的文化,它以政治權力為支撐,掌握著話語霸權。一是“潛文化”,即民間的文化,雖然多與顯文化有衝突之處,卻深深蘊藏在人們的生活方式之中。二者既有融合又嚴重疏離,這種現象官方人士稱之為“兩張皮”。這種現象非常生動地表明,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還在支配著我們,另一方面我們還沒有創造出新文化,使我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與市場經濟相匹配起來,新的歷史條件下融合起來,使我們能夠既保留重視親情倫理的觀念,又享有法制社會的秩序,使我們形成新的思維和生活方式。我們還沒有更多這樣的思想家,能夠把根植于中國人血液中的傳統文化與現時代對接,作出足以成為時代精神表現形式的闡述或描寫,以致于能夠形成凝聚和啟動民族精神的強大的社會思潮。這種顯文化和潛文化的疏離和脫節,不僅暴露了現階段傳統的中國文化在快速來臨的現代化面前的窘迫,也反映了文化復興的極端迫切性和必要性。

    傳統文化教育之癢

    如果說“斷根教育”造成了一定意義上的文化空白的話,那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則進一步惡化了中國文化建設的條件和環境。當然這本身也是一種“文化”,即過度崇拜物質技術的實用主義。我們一直堅信,只有物質技術基礎才能解決其他一切問題,任何事物都必須給惟我獨尊的“經濟建設”讓路。這種指導思想的直接後果之一就是中國教育和科學研究的投入始終低於應有的水準。

    不僅中國現代化建設有限的資金更多投入了器物層的現代化,而且對物質進步追求的突出,也對全社會的價值取向形成了強烈的導向,“一手軟一手硬”的問題很容易發生。在大學教育中,因為社會崇尚“硬”,所以畢業後賺錢容易、賺錢多的專業,如經濟類、外語類、工科、醫科、等,可謂摩肩接踵、人滿為患,而在特別“軟”的部分,如基礎理論和人文科學專業中,要不是熱愛,要不是沒別的辦法,或許就沒人讀了。雖然我們社會仍然培養了相當數量的優秀人才,但總體上我們的文化素質確實遠沒有提高。

    要實現文化的偉大復興,須努力重新接續民族文化傳統、創新民族文化,而從長遠的戰略意義上看,當務之急是要續上民族文化的根,尤其在基礎教育階段。 現實恰恰是,我們的小學、中學的師資品質不容樂觀。如果說讓我們的中小學教師承擔起從教育領域開始復興民族文化的使命實在是過於奢侈的話,那麼,即使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實用主義恐怕也難以為繼。“無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在以追求物質進步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事業中最迫切需要的是專業技術人才、經濟管理人才,國家把培養這樣的人才擺在突出位置上,因此幾乎所有父母以把子女培養成這樣的人才為己任,社會也把培養出這樣的人才作為評價教育是否成功的標準。事實上,當今的中國人普遍認為:只有能夠賺大錢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才。

     於是,教師這個行業成為許多人不得已的選擇:最優秀的學生沒有選擇師範院校,這是第一輪淘汰;有“能耐”的老師很快又被那些有權有錢的行業像磁鐵吸收磁粉一樣地吸附過去,特別是官本位的社會體制,以政治的強勢和最全面的經濟社會保障,幾乎把全社會的優秀人才網羅殆盡。除了少數真正熱愛這一職業的人,或許沒有人願意當中小學教師的。這是第二輪逆淘汰。

    城市和農村的巨大差別,又對廣大的農村中小學教師形成了第三輪逆淘汰,水準高、能力強的,能調到城市的就調走,沒有關係的寧可去外地打工。實際情況是,留在農村學校的教師中相當數量的人根本不適合當教師。

    這種現象與我國古代眾多學養深厚的文人在偏僻的鄉村開館興學,與民國時代老舍、葉聖陶、朱自清等學者名流在農村中小學當教師的歷史形成了強烈對比。陳景潤是在30年代在福建三元縣的一所山區小學迷上數學的,不知道現在那裏的小學有沒有比當時陳景潤的數學老師更懂得數學和數學教學的。倒是在文革時期,毛澤東把許多“牛鬼蛇神”趕到農村,一度極大地提高了農村中小學的師資品質,但自從80年代初“撥亂反正”以後到現在,中國農村中小學師資水準再也沒有怎麼改觀。

    傳統文化復興之光

    文化建設和發展有其特殊規律。文化發展總是以繼承人類文化遺產為前提,通常是由一些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思想家出來重新解讀和闡發既往的思想史,使傳統文化的精髓與當下時代有機融合,創造性地獲得新的表現形式,從而實現在新時代的“復興”。西方思想界的每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進步,都伴隨著文化工作者對傳統思想資源的重新整合,從而使之成為整個社會發展進步的前提。西方歷史上那些最傑出的思想家,大多數人也總是人類主要是西方思想史的解說者,從斯賓諾莎、黑格爾、馬克思,到尼采、海德格爾,乃至在今天執美國思想界之牛耳的新保守主義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都是這樣的人。

    對我們來說,要想創造真正屬於我們自己的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文化,必須遵循文化建設發展的規律,努力在本民族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培植新的民族文化,使傳統文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獲得新生。

    在當今相當數量的知識份子中間,中國傳統文化不被認為具有成為建立新的民族文化的基礎的價值。儘管中國文化作為“支撐”社會發展的觀念和知識體系,但中國文化在“引導”社會向上發展方面又為世人所詬病:它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中一直沒有發生革命性變革,而成為中國社會沒有發生革命性的進步的重要根源。歷史上也有人不斷對傳統的中國文化進行解讀,比如董仲舒、朱熹和二程,等等,但他們只是對孔孟思想作了一定程度的深化和闡釋,而不具有“復興”的意義。或許正因為如此,近代以來中國屢遭外敵欺淩時,一些中國知識份子把中國社會結構幾千年沒有變化歸咎于中國文化,並產生了強烈的文化自卑感,發動了拋棄原有文化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被稱為中國現代文化革命主將的魯迅就曾號召年輕人“完全不讀中國書”。即使在今天,當有人提出恢復國學的學習研究的時候,反對的聲浪仍然要蓋過贊成的嗡嗡聲。

    中國文化有自身的種種惰性和缺陷,但是,文化是深藏在我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中的、融化在我們血液裏的東西,即使文化的形式改變了,文化的內容也不一定能夠改變。中國深厚的文化教育傳統根深蒂固,所以直到新文化運動幾十年之後的“文革”前夕,毛澤東還在慨歎:從舊社會過來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仍然存在。我們必須面對這樣的事實:即使在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人的思想觀念發生了巨大變化的今天,傳統的中國文化卻仍然在支配著我們,今天我們的一舉一動還深刻、生動地體現著中國文化,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基本上仍然是傳統的。每當我們遇到什麼麻煩需要經過法律程式加以解決的時候,通常我們的第一反映是要找在政權機關當官的親戚朋友,而不是找律師、進法院,而後者是現代性的法律和制度所明確規定的。

    毫無疑問,不管我們承認不承認它的價值和地位,我們都必須以這個滲透在我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中的傳統文化作為創造新的中國文化、實現文化復興的基礎。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國學院招收本科“國學班”也許只是一個信號,但是它為中國文化復興點亮了一盞燈。(《百姓》杂志2005年第8期)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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