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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主义“基要派”的利益分析/冼岩
(博讯2005年7月31日)
     [冼岩投稿]

    利益分析不是诛心,而是从对象的客观处境与行为选择出发,分析其利益立场。所得结论或许是当事人所未自觉,但仍然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其行为。

     当今之世,自由主义倡导的“反极端”是一种主流,原教旨主义在各思想流派、各宗教派别中都沦为不光彩符号。但在自由主义内部,原教旨主义却越来越成为一种时髦与荣耀。这并不奇怪,越是自视为主流正宗,越会强调血液纯正。为避免与自己所批判的极端主义同等待遇,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喜欢自称为基本教义派。 (博讯 boxun.com)

    读《王怡和陈永苗谈恐怖主义和自由主义“基要派”》一文,不由对陈永苗看高几分。与郭飞雄相似,较之王怡、余杰们,陈永苗看问题更多立足于事实判断,而不是一切从观念出发,所以他没有成为基要派。

    “谈话”的价值是无须摆pose,无须包装靓化,无须装模作样,可以直抒胸臆。在王怡自视为对恐怖主义和自由主义“基要派”作出了满意解释因而值得公诸于众的谈话中,由于是内部人自己关起门对话,没有那么多宛转掩饰、没有刻意自圆其说,而是直截了当说了一些“心里话”,人们从中可窥见当下一些自由主义者的观念出发点与理论立足点。

    从谈话可以看出,王怡、陈永苗们的基本出发点是“战胜老共”,这是比基本要义更基要的基本要义。为了这一出发点,陈永苗连“现在的自由主义”都可以“丢掉”;他之所以还没有“丢掉”,是因为顾忌“政治正确”,顾忌“遭受蔑视”。正是由于在这一更基要层面有共识,基要派的王怡可以视“三心二意”的陈永苗为同道。

    脱离了大部队的陈永苗属异类,剖析他意义不大,还是来看看作为主流的基要派怎么说。王怡在谈话中批评陈永苗“把学术争论当作政治问题来讨论”,但他在另外地方又说“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学”--作为政治学的学术却不能“当作政治问题来讨论”,这显然并非指讨论不能涉及政治,而是指不能涉及现实。换言之,自由主义的“学术讨论”必须在与人间无关的某个地方(天国?)完成自我论证,然后再将结论带回人间坚持贯彻,这就是“基本要义”的来由。它的好处是:可以避免被现实问题所追问,不必为反复出现的自相矛盾而烦心;它自我说服的理由是:既然选择了这种基本要义,不管怎样都要坚持到底;“一种价值的生长是很难的,丢掉它,至少很长时间会陷于虚无”。

    为了使自己不“陷于虚无”,更为了“战胜老共”这一基要的基要,自由主义可以“个个都是狠角色”;“在对付那些会威胁英国人的自由的反对力量时。第一不手软,第二才不管对方正不正义呢”--这才是被朱学勤界定为自由主义正宗的英美自由主义的真面目。当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基要派以这种“狠角色”自居、认同“第一不手软,第二才不管对方正不正义”时,他们所依据的,绝非是国内的力量对比格局及语境,而是国际的力量对比格局及语境。由此可见,基要派精英早已自视为世界公民,或者说是在美国治下的地球公民。在“自由的力量”已居于绝对优势的情境下,没必要再乔装什么“宽容地同情”、“兼容并包”了;对于“那些会威胁自由的反对力量”,应该“第一不手软,第二才不管对方正不正义”--“基本教义”(或曰“启蒙”的内容)就是这样随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的。

    当下中国的自由主义基要派其实只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变种,在新保守主义的指导下,美国政府以单边主义的先发制人“对付那些会威胁自由的反对力量”,“第一不手软,第二才不管对方正不正义”。不难想象,有朝一日中国也可能成为这场圣战的征讨对象;同样不难想象,基要派精英早就在盼着这一天--不必担心他们会因为身为中国人而发生身份困惑,他们早已自我认同为美国人或世界公民。

    自由主义基要派之所以异于常人,是因为他们以“战胜老共”作为基要之基要、作为一切观念与行为的出发点与归宿点。这种“核心价值”的建构,应该始于激情多于理性的思想发育期。由于观念的启蒙、更由于切身体验到现实对理想的阻梗,他们心中印下了“现行体制是万恶之源,是造成各种苦难、使他们所求不遂的根源;只要改变体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思想烙印。随着阅历的增长,见识了世事之艰难后,人们一般会倾向修正原来的看法:改变体制需要条件,并非任何人凭主观意愿即可实现;条件不成熟时拔苗助长,很可能酿成灾祸、得不偿失;在体制之外中国还存在许多问题,它们不会因体制改变而消失;在现行体制下,仍然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原来被视为理想的目标体制,也有它自己的局限性与适应性,其有效运行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条件--人们成熟的过程,往往就是改变青春期观念的过程。

    在这种普遍的经验感受及国际示范面前,原来的观念要坚持下来,必须获得新的动力与装备。当发现现行体制的存在有其合理一面,它很可能抵御了“更大的恶”;“战胜老共”后祸福难料时,基本要义的坚持在“社会、人民”等大义名份上已前景模糊,不可能再得到充分论证,于是只能委诸语义含糊的“个人自由”--不错,“战胜老共”后很可能个人自由能得到增进,但如果为此必须付出丧失安全、秩序甚至温饱的代价呢?

    除非思想已被某种基本教义洗脑,没有人会作出这种逆向选择。因此,基要派坚持基要的理由仍是一个谜。但不管谜底是什么,从利益分析角度人们不难看到:不管“战胜老共”对于中国社会、人民意味着什么、结果如何,对于部分自由主义基要派精英来说,他们总归是只赢不输、稳赚不赔,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早已与国际强权挂钩;不管“革命”成功失败、中国未来是福是祸,他们的收益已有保障,只要坚持基本教义不动摇--这或许就是某些基要派不管现实风云变幻、立场始终如一的实际动力,陈永苗没有这种动力,所以他掉队了。

    坚持的理由有了,但要在如此众多明显不利的经验材料前坚持下来,还需要强大的理论装备;以理论阻挡事实,这就是基要派在当下中国成为必要的原因。基本教义其实只是一具坚硬的乌龟壳,躲在里面可以不理睬现实世界的种种困扰:不管现实情况如何,不管你们怎么说,这是我选择信仰的价值,我就是要坚持它,为它粉身碎骨在所不辞,为它让全社会分崩离析也在所不辞--你们拿我没辙了吧?

    一旦躲进基本教义的乌龟壳,就由一个理性人转换成为一个虔诚信徒,“上了一个层次”,从此变得不可理喻,只可心传。头脑的基要化,利益的国际化,立场的美国化,言行与海外遥相呼应、暗通款曲,这就是当下一些自由主义基要派精英的基本表征。显然,和这些人摆事实、说道理已经无济于事,他们再也不会因为面对事实不能自圆其说而尴尬;但笔者还是要指出一点,不是对他们,而是对那些不明就里、被他们所描绘的普世图景所迷惑的听众:仅仅由一段时间内全球的资源、利益总量相对固定这一事实,就可以推出自由主义所描绘的普世图景只是镜花水月的结论。美国所主导的全球秩序只可能是金字塔型的等级序列,因为在总量有限前提下保持结构稳定的唯一方法是将大多数人压在塔底而不是排成扁平。即使中国的政治体制顺利转型,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也只会被美国压制在边缘底层,沦为劣等公民(极少数基要派精英及买办或可例外)。美国诱促中国“即行民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是一副泻药、而非补剂,条件不成熟的政治转型只会导致社会秩序紊乱、国力大幅衰退,使中国象前苏联一样自废武功,从而达到阻止中国崛起、无力挑战美国的目的。但是,对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中国来说,转型期的混乱还可能使许多人的基本生存丧失保障,造成大量难民。就象莫之许所说的,偶像和追星族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追星也不会追来爱情,以为中国甘心服从美国的领导美国就会分一杯羹的想法纯属天真浪漫;睁眼看看今日的俄罗斯就能明白,剩下给你的,最多只有残汤冷饭,虽然这已经足够基要派精英混个油光满面,但大多数中国人注定只能辗转求存。要想摆脱劣等、边缘的命运,只能凝聚在那面唤做“中国”的共同体旗下合力拼搏。

    王怡在最后引用了一段基督教敬虔主义常常引用的拉丁文格言,说明真理与宽容的关系:“在基要的事上追求真理(合一),在非基要的事上予人自由。在所有的事上要有爱”--这倒终于让人们明白了自由主义的所谓“自由”、“宽容”究竟是怎么回事,上述格言翻译成自由主义基要派的语义就是:1,在满足了我们的一切要求后,我们可以给你们自由,只要这种自由不损害我们的利益;这与“老共”在掌权后邀请某些民主派人士进入政协,条件是后者必须老老实实听话如出一辙。这分明是一幅利益分界等级森严的世界图景,哪里还有半点曾经许诺的普世意味?感谢王怡现在就把谜底揭开,而不必等到木已成舟真相大白之时。

    2,“在所有的事上要有爱”--在王怡这里,“所有的事”当然不包括傻B赵燕,也不包括必须“第一不手软,第二才不管对方正不正义”的“那些会威胁自由的反对力量”,更不包括万恶“老共”。看来,成为基要派精英也无须掌握太多诀窍,只需要不断地伸出左掌抽打自己的右边耳光、伸出右掌抽打自己的左边耳光即可;或者是不断给其他人抛设一些“底线”,然后自己在别人没注意的时候踩过来踩过去亦可。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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