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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哲乔:中国崛起——与天理的较量
(博讯2005年7月31日)
    
    
     当下中国在国际间的崛起,颇有些一语成谶的味道。 (博讯 boxun.com)

    
    胡锦涛接班伊始,便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口号。按当时人们的理解,这是他有意要和其前任“别苗头”,希冀以此来自外向内地开始铺陈他自己的施政构想。不料,最先反对“和平崛起”这句口号的,恰是能够从崛起中获益的那些外交部官员。李肇星甚至在半公开的场合历陈“和平崛起”口号可能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 在中国这个盛产口号的大国,“和平崛起”这句口号的寿命,远低于其他口号的平均寿命。可以说,这个短命的“和平崛起”,还噎在众多喉舌的嗓子眼里,众多想以此作为吆喝号子的轿夫还未来得及卷起他们的袖子,这个口号就被中共宣传部按下不表了。
    
    然而,这个口号蹊跷的“短命”,却并不表明处在“后盛世”时代的中国领导人想无所作为。相反,他们要把“有所作为”做的更加不露痕迹,更加符合“韬光养晦”的精邃。也许正因为如此,当国际间就中海油发出购买尤尼科的要约,而把中国崛起的热论推向一个新高度的时候,中共宣传部却下令其喉舌不能再就此发出任何声音。当今世界,如果有谁不知道什么叫“掩耳盗铃”,那么,这个企望控制中国崛起所引发空气震动大小的部门,会给你诠释其最贴切的含义。
    
    其实,所谓“韬光养晦”,一旦公示,就已经无“光”可韬、无“晦”可养。即便如此,韬光养晦的意图却并非毫无意义。对“韬、养”者而言,遮“光”蔽“晦” 的努力,可以折射其心理亮度,可以说明在其公开的动机以外,还存有不可示人的真正动机。然而,不论“韬、养”者追求的是出其不意、还是一鸣惊人,其目标都多少暴露了“韬、养”者既不想按现有通行的规则和成例、也不想以人们可预期的方式和过程来成全自己动机的既定打算。可以肯定地讲,以韬光养晦作蓝图的崛起,从一开始就带有与世界相对抗的性质,其对抗的强度将随崛起高度的增加而增强。
    
    中国就这样崛起了?6月27日,纽约时报发表了MIT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教授的专栏文章,题为《中国的挑战》。当然,这篇文章只是从经济的角度,粗略地对中海油收购尤尼科一事进行了分析。实际上,中海油收购尤尼科所象征的中国崛起,其所带来的影响将不限于经济方面。但是,克鲁格曼把中国的崛起理解为挑战,则多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中国的崛起是一种挑战。但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挑战?是的,中国的崛起将向世界既存的经济秩序及其利益格局发起挑战,将向其所在地区和其经济与政治力量所能辐射和投送到的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发起挑战。但是,实际上,更大的挑战还不在此列。什么是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真正挑战?说到底,中国的崛起,将挑战人类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和常识;更严峻的还在于,中国的崛起,将挑战人类的迄今为止所形成的理论与逻辑。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从可考证的历史和正在经历的现实中知道,一个国家的所谓崛起,尤其是在近现代世界中的崛起,并不单单是其经济力量和生产能力的壮大与膨胀,同时更是其崛起所依据的普遍道义和支撑崛起的普世正义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扩张和延展;经验和常识告诉我们,没有普遍道义和普世正义为基础的崛起,不过是向更高点爬升、为更惨重的跌落累积更多势能的过程而已,二战前后德、日两国的崛起过程,以及苏联东欧阵营的崩溃,都可以佐证这一点。
    
    对此,中国崛起的设计者们并不糊涂。也正是基于明白与算计、而非根据懵懂与无知,“韬、养”者告诉人们:中国的崛起与历史上其他后崛起的国家相比,有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来自于中国独特的历史和特殊的国情。于是乎,中国虽然可以像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那样保持极权制度,虽然可以像崩溃前的苏联和东欧那样罔顾国内的基本人权和政治民主,但是,中国却可以“无害化”地崛起于世界,可以塑造崛起的第二种模式,从而可以使那个正是由西方人所总结出的“北京共识”成为全世界的共识。为什么说中国可以“无害化”地崛起于世界?理由也同样很充分:中国人爱好世界和平自不用说——若以“国内”二字修饰“和平”怕是不妥:如果排行因本国人自相残杀而毙命的人数,中国可以当仁不让地争得另一个世界第一——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不就是在没有改变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取得了经济腾飞,不就是在国内政治空间依旧狭小、社会不公日趋严重的情况下给世界带来了经济利益吗?
    
    在这出被“韬、养”者导演的中国崛起的大戏没有穿帮之前,我们的确没有可以把时空压缩至使人们一眼便能看到最后一幕的法力。但是,有一点却是可以提前预料得到的,那就是,如果现时的中国真的在世界上“无害化”地崛起了,那么,人类迄今为止所有的哲学、历史、政治、法律和社会等等领域的理论,都将遭受到革命性的颠覆,都将依据“北京共识”的原则和中国崛起的事实进行重写……不独如此,中国崛起这出大戏的导演对人类的最大贡献,也许还在其对人类思维的形式逻辑的改变:按照人类亘古以来的逻辑,如果有A和反A,那么,不是A对就是反A错,不是反A对就是A错,或者两者都错;而现在,中国崛起的导演告诉我们A和反 A都对——有社会公正及其制度化保障的经济发展可以持久,没有社会公正及其制度化保障的经济发展也同样可以持久,甚至还可以崛起,而且还可以崛起得更快!
    
    当然,假设中国真的崛起了,更大的可能倒是,中共的宣传部将宣布所有与中国崛起路径相悖的崛起都是错误和有害的崛起。而这也正是中国崛起可能导致的最有害的结果:一个没有正义的秩序的扩展,和依据这种秩序所建立起来的违背人类本性的统治。
    
    不过,也正是这个可能的有害后果,说明了中国崛起与天理相对抗的性质。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天理?什么是天理?这看起来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实则却是一个我们抬眼可见、信手可拈、并且已经被世界历史和个人经验所验证了的无数具体事实。我们可以把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理解为虚妄之作,我们可以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书斋里的浮泛之论,但是,我们怎么能否认百多年来不同国家就是由于所处潮流不同而发展进程及其结果迥异的事实,我们怎能否认正是与中国当政者的选择所不同的潮流成为了人类发展的主流并且日益汹涌奔流、势不可当的事实,我们又怎能否认所有站立于潮头的国家无不是那些民众自由度最大、公众权利得到最大程度保障的国家的事实?如果我们不能否认这些事实,那么,这些事实难道是如此“偶然”地降落到这个世界上的吗?
    
    当然,天理又是抽象的。也正因如此,天理有着不易变质的易保存性和可遗传性,有着任由强大如中共宣传部这样的篡改者的修正,也不会扭曲的特性。不过,此刻,中国的当政者正利用天理的抽象性,用短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实利,来否认天理的约束进而否认天理的存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成果,成了中国当政者用来挑战人类历史和经验的资本,成了他们有恃无恐地对抗天理的凭借。是的,中国的当政者堪称是古今中外罕见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活得没有任何顾忌,他们不信有比他们用聚敛财富所营造的生活更好的天堂,所以也不惧下地狱;他们活着为所欲为,死了骨灰一扬;他们作恶只以“做不到”为极限,而从来不考虑“不能做”。正是依托这样蛮不讲理的“硬道理”,中国要崛起了。
    
    不信天理的中国当政者,以为只要声东击西、软硬兼施,就可以瞒天过海“抓住战略机遇期”,把崛起变为既定事实,就可以此来为世界确定“共识”,从而取代他们的心腹之患——天理。然而,遑论世界,就是中国的普通民众,也愈来愈受害于这个伤天害理的崛起。看看吧,高楼大厦在北京、上海等中国经济发展的橱窗中崛起了,可是,这个崛起的代价,就是这些大厦土地上的“原住民”被强制驱离,就是社会上的不公、不义成为国家崛起的基础、成为个人成功的法则。
    
    应该说,中国开始崛起的态势,对某些人而言的确具有震撼性,它已经使这些人在道德上处于休克状态。随着以耗竭资源为代价崛起的进展,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将要“错过机会”的焦虑感。他们以为,如果资源耗尽,天大的正义也折合不成实际利益。于是,他们加入到了毁灭天理的大合唱中,就像在黑夜里吹口哨壮胆的人,他们想要在合唱中逃避“唱”的责任,以便为自己抛弃道德的行为找到某些根据,为由此而生发的恐惧找到几丝慰籍。这些近似疯狂的末日般的举动,又被中国当政者作为天理不存的证据,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道德降落的深度与速度。
    
    然而,所有这一切,尤其是那些被中国当政者拥来证明天理不存的事实,却都无不为天理的应验准备着条件。在此,我们不必像罗尔斯那样去对无知之幕背后的人们是否生而具备正义感而做繁复的证明,你们看见安徽池州那些伸张公正的民众了吗?你们看见紧接着池州事件而至的700多(尽管是官方数字)长春民众围堵在派出所门前长达十几小时的场面了吗?其实,天理的存在,并不需要作恶者的证明,因为作恶者不过是天理的证明对象之一。池州、长春的那些民众告诉我们,要消灭天理,除非人类灭绝。
    
    可以肯定地说,现在中国的崛起,是在火山口上的崛起。我们可以说,中共当政者现时所谓中国的崛起,是在向天理发出挑战,因而中国的崛起就是与天理的较量。所以,所有对中国崛起的遏制,就是对邪恶的遏制。
    
    天理的应验需要条件,需要时间。现在看来,苏东崩溃、颜色革命等等显现天理的进程,都成了中共当政者用来封堵天理实现途径的根据。然而,天理会还我们一个公道:越是在道德堕落的社会,天理的实现就越是需要准备的时间。作为中国崛起的人质的我们,如果有谁幸运地没有死在中国崛起的火箭从天而降之前,那么,他就会看到究竟是中共中宣部的嘴硬,还是天理的道理硬。
    
    
    ——原载《动向》2005年7月号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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