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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为何缺乏思想?(图)
(博讯2005年7月26日)
    
    有人批评中国作家没有思想,这本是千古善事,成为文坛一景,也是势在必然。只可惜批评者本人亦无思想,以无思想而批评无思想,极类夏虫语冰,太监说性,无怪乎引得嘘声一片,风景是有了,只落得个一景不如一景。其大标题下是“中国作家为什么没有思想”,然而自己在文中却扛不动思想来论理,只谈些学历和经历,或者是抄一些“价值观”、“反生命”一类的术语,已是贻笑大方。
    
    批评则批评矣,但请莫道学历,莫论经历,扛不动思想无妨,因为中国的学府和学界沾染了太多的官气、匪气和酸气,无论博士与否,谁也无奈。没想到,中国文学界在“下体秀”、“少年秀”之后,又被操弄出“博士秀”。在文化的盲区,盲人习惯了黑暗,那就不必摸象,继续修炼则已,可有人偏偏要出来献丑。
    
    如果以作家的学历作为批评的论据,那不仅仅是现代人要发笑,世界上好多已经去世的文学巨匠也要被气活的。莫泊桑二十岁时应征入伍,退伍后一直做着小职员;马克·吐温十二岁时就被迫自谋生路,当过学徒、报纸投递员、排字工、矿工等;欧·亨利十五岁时就开始当学徒、牧羊人、会计员等;卡夫卡的专业是法学;契诃夫和鲁迅的专业是医学……因为作家所不同于学究的区别在于,他们靠的是灵性和颖悟,他们的许多拥有是独享的,而不像学术研究是资源共享,更不能依靠时间和钻研,远非拆散几本线装书,或者翻腾几下西洋果所能比的。有此同感者不乏其人。小说家塞万提斯在谈到掌握语言时说:“一句蠢话可以用拉丁语说,也可以用西班牙语说。”思想家蒙田则说:“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无知,粗浅的无知存在于知识之前,博学的无知存在于知识之后。”他还说:“我们应该考查谁学得更好,而不是考查谁学得更多。”教育家爱默生就大学教育说:“学院憎恨天才,正像修道院憎恨圣徒。”
    
    
    中国作家为何缺乏思想?
    不过回过头来,中国作家的好作品也确实少得可怜,小东西有时还能残喘几年,大部头极少有五年以后读起来还津津有味的。那么,每年的那么多获奖作品又作何解释呢?那么多美妙绝伦的评论又作何解释呢?每年的《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选了多少好小说呢,还给栏目起了那么好听的名字,什么“精彩阅读”啊,“第一阅读”啊,往往还附有高妙的评语。可一年以后呢,三年五年以后呢?搁书店里三折还没人买!曾经受到那般漂亮而绝世超尘评价的作品,为什么眨眼就变成一堆垃圾了呢?
    
    掌握纸质文学媒体的既有资深编辑,又有领国家工资、有国家给予的职称的文化官员,也可能是知名作家,而搞评奖和评论的大体上还是这样一批人,长久以往,便形成了一种规矩:发在某些刊物上的作品,常常也就是备受推崇、极易得奖的作品。这样做的好处自然是,既维护了刊物的权威,又维护了评奖者的权威。这在文艺界是一种普遍现象,只是没有歌词界、作曲界、晚会界那么黑罢了。当然这背后隐藏着老一辈的一种困境:所谓矮子里面拔高个,无论如何,总不能不出刊吧?总不能不评奖吧?
    
    其实年轻人也有自己的无奈之处,有些前辈总是喜欢画地为牢,肥水内流,居功不退,有的年轻人才会出此下策,出现一些可笑的举动。比如,有个年轻博士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谈到:“贾平凹、余秋雨各有很不错的作品传世,鲁迅、巴金、金庸、莫言、王朔、摩罗、李建军也都有他们值得尊敬的成就。”读者一看就乐了,有这么排序的吗?居然把自己的几位年轻朋友排在“大名家”后头,真是悲哀之举。不信,请看看这几年出名的年轻人,女的靠什么出名,摆在我们面前的作品,因为没穿裤子,所以一目了然,至于背后是怎么搞的,不得而知;男的,除了几个是学生(请注意:学生是另外一个卖点)外,如果身份是社会人,几乎全是靠所谓“酷评”才成名,比如王彬彬(二王之争)、余杰(二余之争)、葛红兵(悼词)、朱文和韩东(断裂)、蒋泥等几位博士(作家批判书)。细想想,他们实在是没办法啊。
    
    真希望有些志得意满的作家们回头看看,什么才是有思想、有影响的作品:《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被林肯称为“引发了一场战争的小妇人”,《百年孤独》完美地描述了人类“儿童状态”对于恐怖与无助的自我意识,《战争与和平》对于人类共同苦难的探究至今无出其右者,西方现代派作品曾经让中国作家群体疯狂模仿……而在我们这里,说句不中听的话,真是时无英雄,竖子成名(特别声明:不是每一个竖子都成名,也不是每一个名家都是竖子)。这是一千六百多年前的阮籍面对刘项争锋的古战场,摇头发出的幽叹。一千六百多年过去了,时世何其相似!
    
    如此混乱局面恰是由思想矮化引起的。挺拔的竹林从来不互相纠缠,乱长的蔓草则总是在吵吵闹闹。这种现象是很值得好好玩味一番、细细梳理一通的。
    
    一、缺乏思想的表现种种
    
    缺乏思想的表现无外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
    
    内容上的猎古猎奇猎艳,直接造成了文学视力的老花、散光和近视等疾病。这等眼神,自然毫无思想的穿透力。老花患者在写历史传奇。写这种东西的好处首先是两个字:好读。中国历史历来是讲究智慧的,而这智慧几乎全是什么用兵奇谋、宫廷斗争、奸相忠臣、处世良方、全身之道,故事俯拾皆是,奇趣层出不穷。而且,既是传奇,便可如《三国》、《水浒》般信手写来,只是没有罗贯中和施耐庵的那份才气和雅量,写出的东西只适合拍拍影视剧,闲来消遣,在其他方面实在无法细细审视。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二月河。二月河之外,还有人在费大功夫写大秦、大唐、大宋、大明中华五千年,自秦以来虽然很少产生思想,但无聊且重复的故事颇多,足够文学视力老花者抱住乱啃。我们的作家之所以擅描(是描红的“描”,不是“写”),还有一个附带的原因是,他们非得从历史中寻找厚重感,是受了几种影响,一是俄罗斯(苏俄)传统,如《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二是拉美传统,如《百年孤独》,三是反右和“文革”,使作者觉得现实题材雷区太多,而历史题材小心把握,不要写出《海瑞罢官》一类的作品来,没准还会被认为是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哩。
    
    散光患者在写人生苦难。在这方面,除余华、李锐等少数作家具有举重若轻、拈花微笑、大悲如喜的特质外,其余都犯了一个错误,认为中华民族千年凝固的农耕状态,足以代表人生的苦难、人性的无奈,于是在这题材上铺上高粱秆,围上篱笆墙,穿上厚棉裤,深挖各种原始欲望、残酷的生存竞争、无聊的日出日落。更令他们信心百倍的是,曾有海外汉学家认为,汉民族的这种凝固状态,完全可以提高到人性的审美高度,或者是“存在”的哲学深度,于是大家更是趋之若鹜,生怕自己失去这种厚实的写作之基。但是,这种对于生活原生态的描述,如果只是起到了摄影的作用,只是因为熟悉某种生活才写,既没有浓缩,也没有提炼,结果只能是既非艺术,也无思想。在许许多多的摄影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数张沟壑纵横的脸、无数个在严冬抽着旱烟袋、穿着厚厚棉衣的存在者。实际上,一个真有思想的写作者,决不会抱守某种自以为是的题材而不放,更不会取巧献媚于题材。对类似题材的把握,总是能置于一个阔大的思想背景中。读余华的小说,通过精巧的构思和平实的语言,尽管他没有直接描述农耕文化,但在主人公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中,完全可以想象到一个多么可怕的生活背景。
    
    白内障患者在写时代生活。本来这是一个缤纷的时代,写作资料比比皆是,比如可以描写生态及自然环境问题、女性主义、家庭解体、新型战争、生活本身的荒谬……但我们很少有作家这样做,而是产生了像王朔、池莉、卫慧这样的时代先锋,再有就是写公园里的一次艳遇、会场上的一种眼神、飘游于男人间的女性弄潮儿。这些东西,难道就是这个时代能给予我们的吗?在市场化写作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下,对于当下生活的描述,作家和读者都定位于最浅表层次的感官快乐。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穿着衣服的人,再怎么妖娆美妙,再怎么婀娜多姿,固然可以吸引众人眼光,但若更能吸引众人眼光,还须脱光。白内障的特点之一是,连表面的妖娆美丽都看不清楚,惟独可以模糊地看到脱光后的白花花一片。然而,脱光状态能代表这个时代吗?同样的道理,我们的作家所描写的时代生活,一律描述的都只是时代的“脱光”状态,是一种畸形的表象而非本质,远非时代本身。
    
    红眼患者在写少数民族。平心而论,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民族的苦难和历史,确实能代表全人类的苦难和历史。但是,如果描述这种苦难和历史,仅仅是把该民族的风俗礼仪当成新奇的东西,仅仅是把主人公的名字当成特别的发音单词,仅仅是把同样的历史故事和逻辑不再放在中原大地上,而是放在村寨边、高山上、毡帐内、雪地中,这样的故事未免也太多了吧。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国外的“民粹”作家屡屡获奖,而且展示了截然不同的韵味。霍达和阿来在这方面做得相当不错,是因为作者同时存在着两种长处:一是本人熟悉这种题材这种生活,二是发现了这种题材这种生活具有独特的景致,即人们通常说的,某某将“笔触伸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这样写,自然有人大感兴趣,而于题材的独特之外,鲜问思想了。对于这类小说,不妨采用这样一种读法,假如剔除那些地域色彩浓厚的人名、地名、官名、习俗名、宗教仪式名,还原成一个普通的故事,则索然无味矣。而优秀且深刻的小说,则绝对不惧怕这种调换。换句话说,无论你怎样剔除调换,都是震撼人心的好作品。
    
    近视患者在写新奇怪异。大约贾平凹、莫言等人也觉得,阔大的历史框图,勾画的人太多了,也太容易勾画了,于是他们另出奇策,就写身边的新奇怪异。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运用语言方面纤巧老练、异趣盎然,在观察世态人情方面入木三分。有此二者,完全可以把一件破事写得天花乱坠。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的两个民间传统心态造就了他们的成功,一个传统是,由于封建社会统治阶层的别有用心,视性和欲望为可恶的东西,即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极度虚伪的结果是,天理无影无踪,人欲变得扭曲呻吟,明眼里是全民禁欲主义,实际上造成的是,民间文化对于性事的深深关切之态;另外一个是,窝里斗的残酷历史与明哲保身的行为哲学互为表里,造成了民间对于无聊、庸俗、残忍等行为的看客心态。普天之下,情同此理,人同此心,读者根本不需要探头去看外面的世界,只须看看身边的一花一世界、一鸟一天堂。所以,他们的作品被认为是世界、是天堂,全不管这世界、这天堂毫无新意,毫无深度,全无一丁点儿的含金量——五千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一批作者死了,又生出一批作者;一批看客死了,又生出一批看客。
    
    
    中国作家为何缺乏思想?


    有人定然会有如此疑问:如果这些作家真是患了眼疾,为什么还有大量读者对他们的作品非常喜欢甚至是崇拜?首先,无论他是一个几流作家,既然成了作家,肯定是有可取之处,也肯定会有一部分读者喜欢。其次,正因他们所描述的生活层次较浅,很多读者都有一种亲切的认同感,在没有深沉认同感的作品的前提下,读者也只好认同这种浅层表现。这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时无英雄,竖子成名”。三是他们几乎都成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所谓新文学时期,属于荒漠上的奇葩,汪洋中的救生岛,加之又形成一个互生互利的圈子,读者自然得绕进这个圈子里去。
    
    形式上的舍本逐末也是一大原因。对于汉语言的魅力,大多数作者不仅在“表现什么”时呈现出迷途状态,而且在汉语言本身上缠起了裹脚布。
    
    我们的评论家在评论当代作品的语言时,用的是“圆润”、“绮丽”、“温暖”、“冷静”……不知怎么的,这些词语总是容易和某些不雅的东西产生联想。生活在农村的人都知道,家禽家畜的粪便各有各的妙处,就直观的来讲,羊粪表面光洁干净而内里丰厚,可称之为“圆润”;牛粪落地后仍热气腾腾,可称之为“温暖”;鸡粪因其食性不同,常常是黄白灰黑色彩具备而相间,可称之为“绮丽”;在寒冬,人们若要从猪圈里起粪时,遇到的必然是猪粪的“冷静”……对不起,再说下去,就该呕吐了。
    
    语言之于文学本是一种工具,把工具本身当成目的,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不可承受之重。她真正应该承载的东西,比如思想,比如想象力,比如阅读快感,已越来越稀有了。
    
    此外,在中国还有一种称为“哲学家”的产物,以周国平可为代表,其特点是所写的散文中充满了“哲思妙悟”,但仔细一看,不仅毫无新意,而且有抄袭之嫌。因为关于抄袭,文法已有公论:凡引用文字占到全文百分之三十以上者,视为抄袭。在周国平等人的“作品”中,有的是克隆思想,有的是克隆文风,更有甚者是直接克隆文字。以短文《关于婚姻的自嘲》为例,一篇仅仅五百字的短文,引用他人轶事、语言就达四百余字,而且均可从名人轶事或格言辞典一类的书上找到,何其容易!
    
    二、缺乏思想的原因探析
    
    一是文化传统的以讹传讹。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往往表现出一种畸形的承接。比如对于庄子,其思想的博大深厚,一直是专家学者的研究课题,而我们的作家,就内容而言,则集中感兴趣于厌世的情绪、失意时的逃避、怀才不遇时的自慰,就形式而言,也逃不开仪态万方一类的赞誉。在今天,庄子的思想更体现在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对生态环境的深沉忧虑。这一点几乎是神奇而先验的,然而也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几乎同样的思想,我们可以在卢梭、马尔库塞或罗马俱乐部的著作中发现。所不同的是,后几者都是直观的忧虑,庄子则是奇诡的预测。故尔,同样的思想,庄子的表达方式更迷人、也更绝妙,甚至是更有说服力的。例如,描述人的异化问题,散文大家余光中曾仿庄子作《逍遥游》一篇,颇有苏东坡当年以自己为“庄子转世”的才气,只可惜也是仅在语言和境界本身上打转,既无发展,亦无延伸。
    
    
    中国作家为何缺乏思想?


    对于另外一些典籍也同样如此,它们总是执着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有不计其数的写作者在重构着中国的语言神话。而对于思想的传承,则表现为以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微妙感情和关系为核心,或者是奋进而济世的,以最浅显的层次介入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或者是低沉而回避的,以最佳风度展示生存的意义。以文人常常倾心的魏晋风度为例,这种把儒释道杂糅的东西,在历朝历代都绵延不绝,产生了像《小窗幽记》、《菜根谭》、《幽梦影》一类的著述。这种情调与流俗之下,对于真正的社会或人本身,写作者都没有力量真正面对,因为他们看惯了传统文化中浮光掠影式的东西,无法真正进入传统文化的内核。
    
    二是对于西方思想的拙劣模仿。凡模仿,是断然不能产生思想的。真正的心灵颤动是共鸣,而不是模仿。1865年,尼采在看到叔本华的著作时,他发现了“一面镜子,我通过他照见了世界、人生和我自己那被描绘得无比崇高的本性”;“好像叔本华在亲自对我讲,我感到他的热情,仿佛他就站在我面前,一句句大声地叫喊:放弃、否定、顺从”。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有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等作品名动一时,但这几个作者的不凡之处在于有自知之明,他们深知自己的东西是在模仿,捞一回闲名也就各自去了,不死套在文学圈里。该种文学作为一种情绪化和投机取巧的产物,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
    
    而有的模仿者除却模仿之外一无所长,只好厚着脸皮写下去了,于是读者也只好在这拙劣的模仿中进行着类似“新奇”的阅读。更有知情者却从国外找到故事原型甚至是故事模型。殊不知,西方现代派文学有着极为深厚的现实背景,每一次思潮的来临都能找到生活中的源渊。比如二战后弥漫于欧美的消极颓废情绪,产生了萨特等的存在主义、颓废的一代;在西方物质文明压迫人类生存本性时,产生了马尔库塞的“反文明”,文艺则从中看到了生活中极其荒谬的东西。
    
    而我们的“现代派”一夜之间便旌旗林立。这样的结果,因为没有生它养它的土壤,只能是产生一些徒具形式的新鲜感,除了最终走向死途,也不可能有第二个结果。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也具备了现代派文学的某些生活源渊时,中国的作家们却由于对模仿所产生的恐惧而裹足不前了。
    
    三是目的性太强的取媚倾向。有一句名言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在老百姓和评论家中自然口碑甚好,于是很多作者痴迷于一池浊水、半片秃山,大量运用黄色小段子、民间俗语俚语,并以此博得一片喝彩声。比如,有批评家曾说到贾平凹“一个老人的蠕动的嘴像小孩子的屁眼”,以及类似的句子,走的是欧·亨利描写美国西部的路子。但相较之下,两者情趣大异。贾平凹给人的感觉只是一个乡村说书人,端着一大碗面坐在街头滔滔不绝。他只是一个优秀的“说事”的人,你要是想知道他要表达什么、反映什么,哪怕就是他的后期作品,如《废都》、《怀念狼》等,除非评论家硬套,是难以发现任何思想深度的。在欧·亨利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对底层民众的悲悯,对人生深层次上的无奈与戏谑。贾平凹本人对此局限也是深有认识的,他曾经在自己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谈到:“我看同辈作家的作品少得很,那么多,没时间读。有时看了,不以为然,譬如有的作品当时在国内叫响得很,后来看并不咋样。不知文坛是咋弄的。”(以他的聪明,一定知道文坛是咋弄的)“我回想我到底写了些啥东西,还落下个虚名。”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说:“中国作家最缺乏的是一种气量和胸怀,每每想起来令我沮丧。这个时代难道只能产生我们这些琐碎的作家吗?”(关于气量和胸怀,中国作家还有一个特性:他自己可以“谦虚”地说自己是不成器的、末流的,但只限于他自己说,别人若是一说他,可就捅上老虎屁股了)贾平凹是清醒的,因而也是痛苦的。琐碎正是民间生活的常态,而津津有味地描写琐碎的作家,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总是难舍取媚——无论这种取媚是无意还是有意,至少可以标榜“读者喜欢我的作品”。
    
    
    中国作家为何缺乏思想?


    四是功利性写作。很多功利化很强的写作者,以隔壁老太太的悲哀为借口,掩饰自己的功利化写作,从而也使自己没有思想这一层得到弱化。这背后的潜台词是:我有思想,我是故意这么做的。池莉不是问过这样的问题吗?哈姆雷特的悲哀在中国有几个?池莉可能醉心于市井,忽略了这个时代的文化演进:她若是进了高中校园,随便问一个高中文科生,他也知道哈姆雷特在想什么!
    
    更深一层的问题是,池莉所说的隔壁老太太的悲哀,也远不是她作品中所描述的那样。数家调查公司都对中国公民最关心的问题进行过调查,结果大同小异,他们所面临的悲哀最多的就是那几项,比如正义公平、食品安全、腐败等等。池莉也应常在街头闲谈,想必也知道他们每天咒骂着什么,悲哀着什么,可是再从她的作品中去寻找,找到的却是另外一些东西。这是隔壁老太太的悲哀吗?那只是一些琐碎或时尚的故事,甚至还不如她的早期故事,比如《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就写得更有意味。可影视一播,名声在外,不由让人坠入其中。
    
    其实有个问题是不用回避的,写作本身,就包括纯功利化写作和思想者写作的区别,井水河水之别,二者也不必强分什么高下。只是有些人不想承认自己的功利心,这就有点奇怪了。居于浊滔,却想着不舍清流之美誉,累矣,生搬硬套的“文以载道”居然害人如此!
    
    现在的年轻一代则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以包装“少年作家”出名的一个策划者,在谈到成年作家时说过这样的话:“那些著名的作家和教授们,大部分此刻正写着平庸、琐碎、自以为深刻的无聊文字,他们内心猥琐,情感干涸,早已被读者抛弃!”他在谈到孩子们时则说:“我认识的几个‘少年作家’,脑子都很清楚,他们根本就没想去跟‘文学’较什么劲,只是想着把小说写得更好看,更符合读者口味,更打动人心,从而更好卖。是的,他们媚俗,但他们正在成长为专业的畅销书作家,他们从小就有这天分!”一为商业追求,一为思想追求,这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坦诚一点,互不相乱,利己利他。如果天分是赚钱,则谈赚钱;天分是思想,则谈思想;但一旦反过来,不仅虚伪,更会沦为笑谈。
    
    三、走向思想之路
    
    至少要脱身于历史环境的负面影响。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中,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依古制之,依礼制之,稍有思想的嫩芽,轻则将思想铲除之,重则连人带思想铲除之,久而久之,文化人渐渐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定则,对于思想,能远离则远离,哪怕是在开明的时代。这样的结果是,以作家为代表的整个文化群体被囿于笼中,缺少一种向外的张力,比如对于人生意义的探求,对于宇宙真相的追寻……而是只能向内寻求两种东西:一种是对于汉语言和汉文字写作的超越和解脱,产生了呆到极致的汉魏大赋,也产生了美到境界的唐诗宋词,在单纯的文字中乐此不疲,寻章摘句,拾秽就污;另外一种是有着强烈的“泛政治”倾向,无论所言何事,定然扯上皇室官家、权力腐败、民生疾苦、经世济国,只可叹扯上是扯上了,尽是些皮毛之扯,从来没有产生适用于本土的制度建设方面的著作或文学作品——类《百科全书》、《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常识》者。
    
    关于这一点,有一句名言叫做“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有个最起码的素质,分得清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哪些东西可以作为世界性的东西来展示,哪些东西搁什么地方都不值一提。但是操作这种东西显然太难了,远不如直接写着“世界大众”爱读的东西来得轻松,来得名利,让你惊讶,让你拍案,这就够了,至于思想,评论家能挖出来则好,挖不出来,至少是一个好看的故事。所以有了如下结果:至今也没有产生公认的体现某种思想的作品。
    
    沿着上述道路再往后发展,古时是“有井水处皆咏柳词”,现在是作家们不惜以千金之躯往下三路走,向市井中走,就是从来没有能力往思想上走。有些名字基本上如柳永,家喻户晓,但只能让读者随着自己一起自慰,读者看不到任何思想的灵光,丝毫没有启迪作用。所以,只有脱身于历史的负面影响,离开对文字的过分迷恋,真正的思想才会破土而出,铲也铲不掉,烧也烧不死,灭也灭不尽。
    
    培养形成思想的思维温床,也非一朝一夕之事。因为有很多作家正痴迷于“无思想”的成功状态中,自得其乐,自忘其侮,在一个视“成功”为惟一标准的超功利时代,成功者的一句洋洋自得的“狗日的思想”就会把培养思想的重任抛在路边。而后学者,看到前人在花里胡哨或“泛政治”中居然成功,也必群起而学之,放弃对思想的追求和培养。换句话说,整体文化环境的改良至为重要,要求许多文学中人都必须有自审的能力,而非自恋的情绪,都必须有海纳百川的阔大境界,而非死爱面子的将错就错、讳疾忌医……如果有很多成名作家敢于面对自己的肤浅,进而完全袒露自己的心迹,呼唤有真思想者面世,则对于思想的形成善莫大焉。
    
    
    作者:达然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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