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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延效:“猫眼”看“凯迪”聚变,是变数还是希望:两党制的雏形
(博讯2005年7月23日)


发信站: 燕南社区 (http://bbs.yannan.cn)
    
     (博讯 boxun.com)

     政坛开始热闹了。请看“ 程诏:试剖析凯迪被招安可能的政治背景”:“江朱时代中国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经济改革以来,得益群体从太子党逐步扩展到各地大员,黑金与政治紧密交织密不可分。”“既有的所谓“既得利益”集团透过强大经济力量干预与制肘政治”“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和尖锐矛盾已然浮出水面。”“以上海*的精明当然更知道社会舆论的重要性和厉害,尤其在目前网络舆论的效用凸现,各政治团体空前关注网络舆论主导权的时候!”“这次收购凯迪其险恶用心与政治意图其实也就不难分辨了。”
     不需要再引用太多了。只这几句话脉络也就非常清楚了。
     “凯迪”喜欢“猫眼看人”,我这次就“猫眼”看“凯迪”。
     早在2002年,基于当时权贵集团疯狂扩张、膨胀的既定现实,在政治上层无意推进,“民众组织化程度很低,而且组织很困难”时,当时提出了“上层利益集团民主程序模式”即“上层公民社会、上层利益群体阶层、上层资本主义民主程序模式”的概念(具体可参看我的《宪政中国道路探索(一、二辑:现实、理想篇)》)。现在看来这一走向开始出现雏形。
     具体地讲,宪政是具有不同的彻底程度的,宪政程序是具有不同的层面的。如上层利益群体、上层公民社会与政治之间,他们之间的博弈也可以建立起某种宪政程序。当然很多人对此并不认可。“但是在缺乏规则的中国,这种政治博弈往往毫无公正,毫无效率可言。”是的,人们之所以不认可,是因为它的不公正、无效率太显而易见了。但你也不得不承认,即使这种博弈程序也要比纯粹的政治规则进步了。
     我个人认为,凯迪由具有上层利益群体背景的东方网收购,与纯粹的政治收编相比,具有重要的不同:
     真实的情况我无从知道,我却总认为中国目前仍然还是以中央为主导。近来在房地产调控上确实体现出了一些地方上的强烈抵制,如上海,其实这种抵制实际上主要是中央内部分歧在地方上的反映,单纯地方现在好像还不敢如此放肆。当然上下实质性的分歧、对抗与这种分歧是上层内部分歧的反映这两者之间本来就是相互关联、不能完全分清的,但这两者之间还是具有很大差别的。小国寡民也认为:“东方网也不等于是“上海*”,“上海*”也未见得与当今的紫金城是两码事。” “老江已经退休,人走茶凉,现在谁还吃错了药,去搞什么“上海*”?上海*—东方网—凯迪网络,这么串联”。
     不过,这并不能否定目前庞大的上层利益群体确实已经实实在在的存在着,并且逐步显露出极大的经济社会能量。只是真正的难点、困顿并不在这里,而在这庞大的上层利益群体的性质的界定上。我个人认为,这上层利益群体主要的是权贵经济,而不是权贵资本主义。权贵经济是官僚掠夺专权范畴,权贵资本主义是公民社会范畴。这两者是具有质的区别的。但这并不否定其中包涵有某种权贵资本主义的因素,但它也仅仅是因素,而不会是主流。但这权贵资本主义的因素也毕竟包涵着。
     我们区别权贵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的重要着眼点,就是上层利益群体控制的这些庞大的资产有没有资本运作、资本经营、资本运作方式经营的特征。如果这权贵资本主义的因素实实在在的存在着,那么他就可能产生现代民主发展的上层公民社会的路径,即“上层公民社会、上层资本主义民主程序模式”。
     如果按照程诏的判断,那么这一路径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开始了。如果事实真是这样,那么东方网的这次收购凯迪就具有了极大的社会意义。他远不像程诏所界定的“被招安”,而是现代民主发展的上层公民社会路径的一个重要步骤。再进一步看,中国有可能向由这一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两党制演进的可能性。
     最终得出这一结论,这一判断是令人震惊的事,但事实很可能就是这样。“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不觉间中国已经又一次来到了重要的十字路口上,一个像近代一样同样是复杂的多变的充满种种变数的异常艰难困苦的十字路口。
     一百年前的近代在这个十字路口上跌落了下去,一桩意想不到、从天而降的“宋教仁案”,把近代历经艰辛、波折最后初具雏形、初具规模、几近成型的两党制格局打得粉碎!它曾让多少仁人志士包括无数后来者扼腕叹息!这一事件插入的是如此的不合时宜,它就在如此敏感、如何重要、如何关键的时刻不经意间降临了。这一事件对中国近代民主、近代社会的影响太大了,它直接影响甚至说改变了中国近代的方向和命运。
     这就是中国现代民主、现代社会的发展所正在面对的复杂的多变的变数。记得1993年我在《现代潮流在中国即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通过近现代史审视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的最后一句话是:但愿梁启超的遗憾不会在下个世纪重现。是的,我们该如何走过这复杂多变的变数?
     下面的分析有助于理清梁启超们期望和努力的破产,及一件不经意的平常的遇刺案竟会带来如此大的影响,其中所蕴含的某种必然性。
     2002年我在提出“上层利益集团民主程序模式”的概念时,曾反复多次做过如下界定:
     “客观的说,“上层利益集团民主模式·第三条道路”就是具有很大的反复性和风险,同时它更是一种尝试和探索。笔者在文中并没有避讳这一点,“这种上层利益集团模式......是半专制性的,它当然不如基层的自由的发展模式理想,它要比基层的发展模式复杂、曲折、多变得多,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出现动荡、多变的概率和频率要大得多,它具有更多的变数,”但是,“如果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首先是上述经济形式发展了起来,那么也就堵塞了各种形式的基层的自由的或民生主义、理想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现代经济形式的发展,如果实际的发展已经是这样的,其民主政体的发展只能顺应社会的潮流,以发展的眼光积极发展〈上层利益集团民主程序模式〉。从长远的发展的角度上讲,这时只有通过发展上层利益集团模式才能实现民主政体的顺利替代,同这时这种社会条件下其它各种实际的发展道路相比,这时的这一发展模式是较为积极、较为现实的......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它仍不失为较佳的选择......”
     “笔者所谓的 “上层利益集团模式”,并不是指上层对社会的自觉改革,它的指向正好相反,它是指上层利益集团在追求、诉求自身的利益过程中,客观上在造成着一种民主要求和民主形势,并且这种民主是上层的寡头的甚至是腐败的半专制性的,但我看重的是由此带来的民主形势和民主氛围,由此是将开启中国宪政民主政治的大门,造就宪政民主政治的形势的。”
     同时又多次指出:“中下层的利益集团模式是积极的健康的,上层的是寡头的半专制性的。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仅仅是上层的其变数、不确定性太大,风险太大,较为理想的是中下层也同时孕育成熟。”
     “我们对“上层利益集团民主模式·第三条道路”的选择,是基于现实的选择,但它并不是我们所真正希望达到的目标。我们是基于这一选择反过来实现对这一现实的改造,“当然我们在发展上层利益集团模式的过程中,还是要尽可能多地发展基层、下层利益因素,并且在上层利益集团民主程序模式确立之后,要同时积极进行基层、下层民主程序的发展。最终我们要实现上层利益集团和现实社会的不断演进。””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只有通过发展上层利益集团模式才能实现民主政体的顺利替代”,“仅仅是上层的其变数、不确定性太大,风险太大”“基于这一选择反过来实现对这一现实的改造”“当然我们在发展上层利益集团模式的过程中,还是要尽可能多地发展基层、下层利益因素,并且在上层利益集团民主程序模式确立之后,要同时积极进行基层、下层民主程序的发展。最终我们要实现上层利益集团和现实社会的不断演进。”
     最近我在《民间维权、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国现代民主发展道路》中,对这一问题又进一步展开进行了讨论:
     “我们的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民主社会的发展道路,可分为这样两个过程,两个阶段,一是各种公民社会群体之间民主程序的发展、建立,以及公民社会群体与地方掠夺专权官僚之间民主程序建立的阶段,也可称之为低级阶段或初级阶段;二是公民社会群体与上层政治之间民主程序的建立阶段。”
     “这两个层面的问题仅仅是指问题的两个层面,并不是指发展的必然的先后顺序。具体先发展那个层面,是由具体的现实情况、现实条件具体的现实的灵活的决定的,有时这两个层面是相互发展的,是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至于集权政治内部之间的政治博弈,严格说来不能算是这一范畴,不能算是宪政构件、宪政程序的构建范畴,因为集权政治内部之间的政治博弈,并不能带来实质意义的宪政构件、宪政程序,它更多的是内讧、倾轧和分裂。”
     “我们现在首先需要进行的实际上主要是因为我们可以、能够进行的,是借助当前政治上某种专制民本主义的倾向,先发展低级阶段的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民主社会,即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民主,也即首先是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抗争及其进而共融、并存、统一于一体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民主,以及公民社会群体与地方掠夺专权官僚之间民主程序建立的低级阶段的现代民主。”
     “上层公民社会的路径,与上一种模式的发展路径是不同的,它首先解决的主要是第二个层面的问题,然后是第一个层面问题的内在演变。”
     “我们所说的公民社会,是指具有独立的经济来源、经济地位,并由此具有的独立的社会政治生活地位和独立人格的新兴社会阶层。”
     “一则,现代民主发展的民间维权、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并不、也不是否定“上层公民社会、上层资本主义民主程序模式”,“上层公民社会民主程序模式”我们称之为“第一种路径”,民间维权、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我们称之为“第二种路径”,具体重点发展那种路径,要根据具体的现实情况、现实条件具体的现实的灵活的对待。更多情况下这二种路径是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是不可取的。二则,在发展第二种路径时,在具体的操作中,在对待上层、中上层公民社会上与对待地方掠夺专权官僚是不同的,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须特别注意:“不是带着各自价值倾向性的立场偏激的抨击、对待对方,或用武力、暴力打击甚至消灭对方,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谁吃掉谁的问题”“对资本主义的抗争及其进而共融、并存、统一于一体”“重要的就是下层对上层的政治博弈中双方逐步形成、建立并不断演进博弈规则、宪政程序”“通过宪政的这一特定的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式解决宪政运动中面对的这一巨大的宪政悖论”“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与民本主义,以及中下层公民社会阶层与中上层公民社会阶层之间的在宪政框架内进行整合”,等等。”
     “我们提倡的民间维权,它并不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全部,一则,它是现代民主政治重要的组成部分,二则,它是现代民主政治中良性的健康的积极的组成部分,是我们所主观地主动地追求的内容,是我们所主观地力求发展的方向。三则,关注下层新兴公民社会阶层,重视民本民生,也应当是我们本身所积极追求的,这本身也是一种目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下层公民社会阶层的发展,是保证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民主社会良性化、健康发展的基础性保障。近代中下层公民社会阶层发展的薄弱,中下层公民社会阶层基础的脆弱,以及当时人们主观思想上过多地注重中上层特别是上层公民社会,对中下层公民社会阶层的忽视,还有同盟会对公民社会推动模式缺乏更深刻的认识,等等,是中国近代民主、近代社会如此脆弱,充满过多的复杂多变的变数的重要原因。
     因此,今后两党制的进一步演进,有可能是:在目前这两党制雏形进一步发展之后,上层政治应当是主动与广大的弱势群体、与中下层公民社会阶层结合,进一步形成新的两党制格局;再进一步,就有可能是上层政治更多地分化为与中上层公民社会阶层结合,从而最终形成中下层公民社会阶层与中上层公民社会阶层二元结构的稳定格局。
     中国只有成功地推动起这公民社会推动模式,才能真正避免像最近有人担忧的或自上而下的或自下而上的“又是一场新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作为中国弱势群体最底层的下岗职工,我以虔诚的祈祷,祝愿、期愿中国在未来能有一个好的发展!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2005.7.22.
    [ Last edited by wyx333 on 2005-7-23 at 00:46 ]
    
     doublethink:同意“上层利益集团”的说法。只是这样的利益集团是否会转变为民主社会乃至两党制的推动力量,还有待观察。
    
     网评员:政治利益集团化,确实是当今一大特点。
    
     王延效:对于“上层利益集团”,需明确这样几点:
     第一,“真正的难点、困顿并不在这里,而在这庞大的上层利益群体的性质的界定上。我个人认为,这上层利益群体主要的是权贵经济,而不是权贵资本主义。权贵经济是官僚掠夺专权范畴,权贵资本主义是公民社会范畴。这两者是具有质的区别的。但这并不否定其中包涵有某种权贵资本主义的因素,但它也仅仅是因素,而不会是主流。但这权贵资本主义的因素也毕竟包涵着。”
     “我们区别权贵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的重要着眼点,就是上层利益群体控制的这些庞大的资产有没有资本运作、资本经营、资本运作方式经营的特征。如果这权贵资本主义的因素实实在在的存在着,那么他就可能产生现代民主发展的上层公民社会的路径,即“上层公民社会、上层资本主义民主程序模式”。”
     “至于集权政治内部之间的政治博弈,严格说来不能算是这一范畴,不能算是宪政构件、宪政程序的构建范畴,因为集权政治内部之间的政治博弈,并不能带来实质意义的宪政构件、宪政程序,它更多的是内讧、倾轧和分裂。”
     “上下实质性的分歧、对抗与这种分歧是上层内部分歧的反映这两者之间本来就是相互关联、不能完全分清的,但这两者之间还是具有很大差别的。”
     第二,“笔者所谓的“上层利益集团模式”,并不是指上层对社会的自觉改革,它的指向正好相反,它是指上层利益集团在追求、诉求自身的利益过程中,客观上在造成着一种民主要求和民主形势,并且这种民主是上层的寡头的甚至是腐败的半专制性的,但我看重的是由此带来的民主形势和民主氛围,由此是将开启中国宪政民主政治的大门,造就宪政民主政治的形势的。”
     “仅仅是上层的其变数、不确定性太大,风险太大”“基于这一选择反过来实现对这一现实的改造”
     第三,“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下层公民社会阶层的发展,是保证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民主社会良性化、健康发展的基础性保障。近代中下层公民社会阶层发展的薄弱,中下层公民社会阶层基础的脆弱,以及当时人们主观思想上过多地注重中上层特别是上层公民社会,对中下层公民社会阶层的忽视,还有同盟会对公民社会推动模式缺乏更深刻的认识,等等,是中国近代民主、近代社会如此脆弱,充满过多的复杂多变的变数的重要原因。”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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