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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晖:论“杂文家”鄢烈山的倒掉
(博讯2005年7月08日)
    
    ——杂文或时评应该是什么
     (博讯 boxun.com)

    
    
    作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我是伴随着鄢烈山在《南方周末》的系列文章成长的;作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工具理性论者,我从来不对中国所谓的“杂文家”们有所批评。我总觉得,在这个荒谬的国度里,在这个鲁迅先生定义为“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的国度里,多一些异议的声音总是好的,哪怕是“小骂大帮忙”,但毕竟“骂”了,总比乡愿之徒或者暴政的颂歌要好得多吧。
    
    这就牵涉到所谓“杂文”的定义。鄢烈山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杂文奖的理由是:“针砭时弊,指斥腐败;讽刺辛辣,爱憎分明;关心民生疾苦,充满人文精神。”(评委张守仁阐述)评委会副主任高洪波说:“社会责任感造就他犀利的文风。”(以上均引自7月7日《南方周末》)毫无疑问,这是传统的“杂文”定义,而且,据说也是继承了鲁迅先生的风格。
    
    我却颇有腹诽;所谓“鲁迅风”并没有这么简单。我认为鲁迅文章(包括他所有的文章)最特异的两个特征是:史见;诛心之论。没有对中国史的熟稔,没有对“中国史的篡改史”的熟稔,就不可能具备富有洞察力的“史见”。因为中国史的循环论特质,不具备“史见”的人的发言,就是对真正的所谓“中国国情”的隔膜和阑说。《狂人日记》惊世骇俗的“吃人”论断,没有“史见”者,对中国史缺乏洞悉者能总结得出来吗?
    
    第二点,诛心之论。讲究个人则道德自律,国家则以德治国的中国传统社会,对“诛心之论”是持否定态度的;“人之初,性本善”的传统道德观也支持这一否定态度。但是,儒家的始祖孔子同时也是篡改中国史的始祖—孔子“修”春秋而使“乱臣贼子惧”—一个“修”字,是客观记事的历史遭到篡改的铁证。因此,道德至上论天然地否定“诛心之论”,凡事讲求中庸。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俗语—得饶人处且饶人,眉间放三尺宽等等—恰足以反映这一观念。这一观念和现代文明关于天赋人权,个人必须同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因此,“诛心之论”,并非仅仅是动机论,而是深入到人或者体制的心理和历史中去,追根溯源,查清来龙去脉,以期对症下药。鲁迅先生的杂文之所以被目为“偏激”,这是至关重要的要点。
    
    以这两个特征为衡量标准,则“后鲁迅”时代的杂文或者时评,几乎全部都不具备这两个特征—也许立论过苛,尚请知者见教。
    
    所以,“鲁迅式杂文”与“针砭时弊”,与“社会责任感”即使不说毫不相干,也不是首先的着眼点,更不是匕首投枪,也不是鄢烈山的最新定义—“银针手术刀”的诗意发想;“鲁迅式杂文”是对两千年中国史循环论的揭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王羲之《兰亭集序》),是对世界文明史上迥异于其他民族的中华民族心理的“诛心之论”。为什么今天读鲁迅文章仍然觉得有切肤之感,这就是最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他针砭的并非此一时彼一时的时弊,他针砭的是两千年如一日的时弊;他也并非仅仅抱持着对当下社会的责任感,他抱持的,是对中国历史的责任感。
    
    即此而言,论者所喧嚣一时的“体制的宽容”显然并非要害。
    
    意识不到这两个特征,意识不到自己所不具备的这两个特征,就阑说这个时代的一切文本,鄢烈山真可谓无畏。在今天(7月7日)的《南方周末》上,记者采访刚刚获得“鲁迅文学奖”的鄢烈山,有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一些BBS上的评论往往要比报刊上的杂文、时评尖锐,还有杂文、时评的存在空间吗?
    
    鄢烈山:BBS上多是一些原生态的东西,可以观察世相,可以较坦诚交流,也可以汲取智慧,可以激活思维,但它代替不了深思熟虑、逻辑严谨、对自己的名声负责的表达。
    
    鄢烈山的回答洵为奇文。
    
    且不论有许多人“实名上网”,对自己在网上的言论和“名声”负责;BBS上的东西,在鄢烈山的眼中,居然被归结为不深思熟虑,逻辑不严谨,对自己的名声不负责的表达!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心态,难道只有像鄢烈山“新世纪我每年至少出一本书”这样的方式,才算得上是“深思熟虑、逻辑严谨、对自己的名声负责的表达”吗?这是什么样的“严谨”的“逻辑”?
    
    我倒是在BBS上看到过许多“深思熟虑、逻辑严谨、对自己的名声负责的表达”,且以“实名”表达(想必是否“实名”是鄢烈山的衡量标准之一,特此注明),而且我还在BBS上看到过许多具备“史见”和“诛心之论”标准的“杂文”和“时评”;鄢烈山的杂文除了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南方周末》上集中看过一批之外,其余再无涉猎,印象所及,也并非都具备这两个要素。“深思熟虑、逻辑严谨、对自己的名声负责的表达”多矣,但并非杂文的专利,那么多签名的发起书,那么多诉状不是都符合鄢烈山的这三个界定吗?
    
    如上文所述:“我从来不对中国所谓的‘杂文家’们有所批评。”但是看了鄢烈山如上的奇谈怪论,不吐不快。既然批评了,也顺便批评一下如今流行于各大报刊的所谓“时评”这一时髦文体。就我视野所及,所有的“时评”都不具备“史见”和“诛心之论”这两个特征(“史见”并非仅仅拿一个古代的例子来借古喻今),要么是常识性的人云亦云(常识的宣讲永远需要),只不过以学术和思想包装而已;要么沦为纯技术分析(“今日说法”的普法也永远需要)。关键是,“时评”的“时”,绝不应该是“与时俱进”的那个乡愿之“时”,而应该是历史长河的“时”;要像鲁迅先生的杂文一样,文学性之外,亦应洞察历史和人心。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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