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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厄运反思录(上篇)之四/曾节明
(博讯2005年7月05日)
     中华厄运反思录(上篇)
     —儒家的千秋功罪
     (博讯 boxun.com)

     (四)儒家的千古罪错:对科学技术的漠视
    
     第二,儒家对自然科学、生产技术十分漠视。
     以上提到:儒家居主导地位的影响,是造成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愈来愈强化的原因,而极端的君主专制,又造成了社会的周期性败坏、最终造成文明的停滞、倒退。有人质疑道:俄罗斯也是君主专制大一统国家,为什么不存在此现象?
     直接原因是俄罗斯根本不存在儒家的影响。
     这也涉及到中国儒家对自然科学、生产技术的态度问题。
     儒家对自然科学、生产技术从来都是漠视的。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对除《易经》之外的所有自然学科都兴趣索然、不学无术,以致于其学说不仅几乎毫不涉及除《易经》之外的所有自然科学,连对自然科学的好奇心都只句难觅。《两小儿辩日》就生动的揭露了孔子对自然现象的无知无察。孔子认为生产劳动是〈小人〉干的事,他自己不事生产劳动,也不赞成他的弟子们从事生产劳动,以至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儒家对自然科学、生产技术不仅轻视,而且敌视。孔子就对生产技术的发展持警惕的态度,他认为社会对技术的注重会危害秩序和伦理道德。随着儒家的极端化发展,到了清朝,儒家对科技更加敌视,认为科技是〈奇技淫巧〉,会起到扰乱人心道德的作用,因而不宜推广和应用。
     在孔子开创的这样的不问自然、不事生产、轻视敌视科技的传统,最适合培养动手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差劲的书呆子或坐而论道者,怎么可能培养得出像牛顿、爱迪生那样的科学泰斗、发明大家?古往今来,没有哪一个〈大儒〉同时又是大科学家或大发明家的(诸葛亮是个发明家,也有几分儒气,但并非〈大儒〉)。
     要是儒家没有被〈独尊〉,儒家的漠视科技的缺点倒也不会危害中华文明,因为在〈百家争鸣〉的局面下,还有墨家等崇尚科技的学派抵消这个缺点。但是儒家被汉武帝〈独尊〉,逐渐成为大一统中国历史的主流意识形态,危害就大了。
     在儒家被独尊的大一统王朝社会里,要想跻身上流社会,出人头地,不信奉儒家思想是几乎不可能的,这就好比不接受基督教教化,却想在中世纪的欧洲立足一样困难。因为儒家的影响,在中国的王朝历史中,上流社会的人普遍地轻视自然科学,更不齿于研究生产技术。
    在那时交通通信远未发达的情况下,上流社会垄断着知识文化,自然成为广大社会中、下层在价值观等精神领域看齐的准则。读书人要想登上仕途,儒家的素养是重要筹码;普通人要向受人尊敬,还须〈知书答礼〉-即通晓儒家的常识性典籍(如〈中华美德贤文〉之类)、礼仪和行为规范。于是,随着儒家的越来越强大的主导地位,轻视自然科学、生产技术的观念就渗透到整个社会、至今仍然根深蒂固。
     自汉武帝以后,中国社会虽然逐渐形成了儒家一家独尊的地位,但如果后来没有科举制度,儒家仍然不可能对中国科技的发展产生那样大的阻碍作用-工业化迟迟无法开启、兵器迟迟无法完成从冷兵器向火器的转型(这是中国在宋末、明末两次亡于异族的重要原因)。
     因为没有科举制度,读书便不是社会中下层做官的必然途径。下层的人既可以因为学识、也可以因为德行(如张衡之〈举孝廉〉)、义举(如打死老虎等为民除害行为)等被举荐当官。于是,广大社会中下层就不会那么热衷于读书,儒家对社会底层的影响就不会那么深广。在没有那么强烈的儒家和官本位的社会氛围中,人们更加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生活需要,而不是儒家的价值标准,去发展自己,形成文、理、工较为均衡发展的局面,这与中世纪的欧洲有类似之处。既然读书不是为了做官,那么知识便更有可能和技术结合起来,取得异乎寻常的成就。据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的科技大家,如华佗、马均、诸葛亮、张衡、蔡伦 、祖冲之几乎都产生在科举制度施行之前,这一时期的中国的科技成就,远远在欧洲之上。
     然而,这种文、理、工较为均衡发展的局面,因科举制度的产生而改变了。 科举制度始创于隋文帝,完善并制度化全面实行于唐太宗,其表面是国家选拔人才的制度,实则专制君主笼络知识分子,稳定统治的手段。在科举制度下,无钱无势人家的子弟通过刻苦攻读跻身上流社会成为可能,这在科举制度产生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读书自学是一种成本较低的途径,普通人家一般可以接受,由是,科举制度客观上为广大中下阶层跻身上流社会打开了一扇大门,在王朝政治比较清明的时期,它确实能够有效的笼络人心、稳定社会。
     但是,隋文帝、唐太宗大概没有料到科举制度给中华文明带来的深远的恶果:科举制度使整中华文化更加官本位化、大大消减了中华民族的科技创造力。
     人因其本能需要,绝大多数是向往上流社会的,既然科举制度像大多数人打开了一扇门,使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这无疑对全社会有着莫大的吸引力,激发人们读书学习的热情,但是,这样的全社会的读书学习的热情,完全是冲着〈做官〉去的。这就是说,科举制度改变了整个社会追求知识的价值取向,〈学有所成〉逐渐被歪曲成〈学而优则仕〉。在强烈的官本位的氛围中,越来越多的人学习是为了做官(做了官之后当然就用不着学了,所谓〈官大,学问大〉者也)而不是在学科上有所创造、发明、发现。于是,独立的头脑、探索的精神、天才的好奇心,统统被边缘化了。
     在这种情况下,轻视科技、又居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儒家就开始产生了制度化的、全社会的影响,把他那套轻视科技、不事生产、好逸恶劳、不注重动手能力培养(更不要说实验了)的恶习由士大夫阶层高效地向中下阶层传播。
     科举制度的产生,成为中国与欧洲科技发展的分水岭,彻底阻止了中华文明流向博大的文明海洋。
     隋唐虽然成为中国大一统王朝的全盛时期,但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步伐已开始落后于欧洲,文明成就差距在七个世纪之后终于全面显现。
     隋唐开创的科举制度,虽然制度化地加大了儒家的危害,但是由于隋唐以至两宋的科举考试的内容,并非以儒家经典为唯一内容,兼容有诗词、算学、农政、工程水利等等,这对人们研习科技还有相当的激励作用(只不过是为做官而已,与创造无涉),所以隋唐两宋时期,儒家对科技发展的负作用还没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一时期,没有做官奔头的布衣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下层官吏沈括编出了了科技荟萃读物《梦溪笔谈》。
     但是到了南宋末年的时候,儒家主导的中国文明在科技上的劣势第一次显现出来。面对汹涌而来的蒙古大军,宋军虽然抵抗得英勇顽强,但是却再也没有以往的武器上的优势了;相反,较之以往中国人的对手-匈奴人、突厥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的彪悍凶猛有过之而无不及,蒙古人更在对西方的征战和交往中,掌握了先进的火器、战船的制造和使用。因为军事科技已经落后于对手,早已没有野战优势宋军,凭坚倚险防守的优势也丧失殆尽了。宋朝抗蒙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襄樊战役,坚守了五年之久的宋军,终因蒙军调来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回回大炮”而失败。
     宋朝在劣势情况下抵抗当时打遍世界无敌手的蒙古达四十年之久,比起后来明朝窝囊的抗清历史,是非常难能可贵了。与明朝不同,宋朝之亡,主要亡在科技落后上。宋朝末年,中国的军事科技已经落后于西方(阿拉伯世界)。宋朝虽然腐败,但其政治体制在历朝历代中非常的优容宽松,朝廷的凝聚力非常强;它“开疆拓土”的能力虽然不足,自卫的能力却异常的强大,比起明朝,其统治集团(尤其是北宋)尚未深受儒家及儒家理学的毒害,能屈能伸,因此,宋朝的生存力非常强,连续“熬死”了辽、西夏、金三个异族外敌。如果蒙古没有得到先进的西方武器,宋朝完全有可能再熬过蒙古这一关。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之亡,是西方的先进科技打败了中国。
     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民族。中国的许多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是进步、而是倒退。自隋唐以后,儒家和科举制度双双步入恶性发展,而且互为倚角、相互推动、共同倒退。南宋大儒朱熹把儒家的反文明性发挥到极致。朱熹一方面把君主专制的伦理标准捧到〈天理〉的高度,为之不惜要〈灭人欲〉;另一方面,朱熹、陆九渊大力鼓吹脱离具体事物的〈格物致知〉,〈明本心〉的求知方法,崇尚坐而论道、空谈心性。理学的价值观,实际上是儒家价值观的极端发展:在神话君主专制的同时,依托官本位,进一步漠视、轻视科技创造活动。
     明太祖朱元璋根本没有从宋朝灭亡中吸取教训,竟然将将朱熹注释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定为科举考试的唯一内容,科举制度终于走向全面反动,由明朝开始,历经明、清两朝,儒家对中国科技的发展的阻滞作用终于走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明朝时期中国在科技创造上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已经非常明显了,这突出的反映在军事科技上:明朝制造火器的技术不仅落后于西方,甚至落后于邻国日本,明朝末年,中国在火銃、战刀、战船制造上已经落后于日本,这在援朝抗日战争中显现出来。在宋朝以前,日本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是中国的学生,同样都在儒家的主导下,没有科举制度的日本,能够在科技创造上后来居上,超越中国,这突出地反映了科举制度对儒家反科技作用的助长。
     明朝时期,中华民族的科技创造成就虽然大大地衰微,但是明朝尚没有闭关锁国,它对西方的影响基本持开放的态度,在通过与外国的交往中明朝引进了许多外国先进的科技,如造船技术、冶炼及铁器制造、几何、测绘术、天文历法、日本的鸟嘴铳、战刀、葡萄牙火炮、英国的前膛加农炮等等。因为明朝时期,欧洲已经兴起,海上探险、贸易、殖民活动日益频繁,所以与欧洲的交往程度,明朝远比宋朝密切,这使明朝在登峰造极的儒家化的同时,科技比宋朝反倒有很大进步的原因(尽管这种进步是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步伐的“进步”)。
     满洲人对中国的征服,使得象明朝那样对外依赖性的科技进步都成为不可能。满清全盘继承明朝得以儒家《四书五经》取士的反动科举制度,为了维系比明朝更加专制的统治,满清统治者比明朝更加刻意地提倡儒家中最糟粕的部分-理学。更严重的是,出于对广大的被征服民族近乎变态的戒心,满清对科技创造已经不止于儒家的轻视、漠视,而是严厉压制,生怕先进的科技有利于“谋反”者;为了防止与海外的交往会使被征服民族的民族精神复苏,满清一改明朝对西方的优容态度,实施严厉的海禁和外贸限制、驱逐西方传教士(自雍正开始)。这种极端野蛮的愚民和闭关锁国的政策是的满洲征服下的中国成了一块儒家理学独行其道的真空乐土。从雍正朝到鸦片战争,在这块极端腐朽反动的儒家理学的极乐世界里,科技方面只有一种可能:停滞和倒退。用英国使者马嘎礼的话说,就是“倒退回半野蛮状态”。
     满清前、中期的的一百五十年的极端反动的统治,直接造成了中华文明在近代的全面失败。但深层的原因却是:两千多年来,儒家与中国的君主专制相互支持、相互利用:儒家借专制而“光大”,专制借儒家而稳定。对科技来说,儒家先以科举制度、后借蛮族屠刀,将其对科技的阻滞作用发挥到极致。
     总而言之,儒家对中国科技发展的长期的、愈来愈强的阻滞,是造成中华民族一再被蛮族征服、近代遭受百年屈辱的重要原因。
     正因为儒家对科技的漠视,近两千年来,儒家主导的中华文明在科技上进步越来来越缓慢,到明朝时已远远落后于西方的步伐,到了清朝,科技则全面的停滞、倒退。民族科技创造力的日趋低下,使得中华民族军事防卫力量脆弱,自主的发展越来越频繁地被落后蛮族的入侵、征服所打断,文明成果一次次的被无谓地推倒重来,从而文明难以形成足够引起质变的积累;科技创造力的低下,使得中华社会缺乏活力和内部张力,引发不了推动社会体制性变革的冲动,这反过来又维系着落后的专制王朝大一统社会体制遥遥无期地延续,直至被西方列强用先进科技打开国门,屈辱地被强行推着进步—进入中共史书所谓的〈近代百年屈辱〉时期。
    
     曾节明 星期二 2005年7月5日上午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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