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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博讯2005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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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博讯 boxun.com)

    
    
    郭罗基先生是不需要茉莉来介绍的。早在八十年代,他就被邓小平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而被民间学者视为“当代中国新思想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和探索者”。
    
    作为晚辈,茉莉当年在国内曾经有两次被郭先生深深感动过,一次是读了他在1979年《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张志新的文章《谁之罪?》,其铮铮骨气、睿智卓识和激越文采令人动容。另一次是1992年,茉莉出狱不久,从“美国之音”里收听到郭先生担任“中国人权”国内理事的消息,精神为之一振。
    
    然而,这位曾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被共产党打成“右倾”,被华国锋指示“一定要压下去”,被邓小平下令逐出北京,“六四”后被清除出党,出国后又被共产党政府列入不准入境的“黑名单”的人,却在他的古稀之年,不得不和其他十几位理事一起,为制止中国人权组织的权力腐败,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内部抗争,最后被迫公开宣布辞职。
    
    离开一个自己付出了心血、参与了十几年的人权组织,对郭先生来说,无疑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情。为此,茉莉以系列访谈的方式,让郭罗基先生对这一事件做出全面深入的回顾和反思,以给历史留下真实的记录,也给后人留下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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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茉莉:郭先生,我还记得当年出狱后我收听“美国之音”,听到你担任中国人权组织国内理事的消息时的激动心情。中国人权组织是中国海外第一个民间人权机构,而你,又是第一个国内理事,在当时参加海外组织是一件需要冒风险的事情,所以我很敬佩你。可否请你谈谈当初你加入这个组织的情况?
    
    郭罗基:我在1992年5月担任“中国人权”的理事,当时人还在南京。“六四”以后,民主运动分化为三股力量。一部分人逃亡海外,成了海外民运;在国内则有地下民运和合法民运。我主张合法地高举民主的旗帜,进行公开的抗争。1992年初,我提出“共产党违法”的命题,以“共产党违法案”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上诉、申诉的诉状在国内外广为流传,美国之音和BBC连续广播,一时颇为振奋人心。
    
    茉莉:由于你在国内勇敢地坚持合法抗争,被海外人权组织所注目,他们因此希望你和他们合作,参与他们的事业。
    
    郭罗基:那年5月,“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萧强从纽约打来电话,通知我被增选为理事。但他却说:“郭先生,您根据您的处境来考虑,接受或不接受都可以,我们能理解。”我说:“我早就考虑过了,完全接受,我愿意在国内同你们合作,推进中国的人权事业。”
    
    茉莉:中国政府一直把中国人权组织说成是“海外敌对势力”,你在国内慨然应允出任理事,中国政府对此如何反应?
    
    郭罗基:当时我不动声色地观察,看中国政府究竟对我如何处置?有外国记者来采访,问:“中国政府对你当上‘中国人权’理事是什么态度?”我说:“你应当去问中国政府。”果然,有人在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问了,外交部发言人回答:“无可奉告。”
    
    茉莉:外交部的“无可奉告”意味着什么?
    
    郭罗基:“无可奉告”也就是无可奈何。我觉得这样很好,于是决定上北京,与我的一些自由化朋友商量,又推荐王若水、于浩成担任理事。这样,“中国人权”的三位理事南北呼应,有事就好商量了。
    
    茉莉:太好了,你们三位都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参与进去给中国人权组织增色不少。听说这之后不久,你就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到达美国,有机会直接参与中国人权组织的活动了,请介绍一下你对这个组织的最初印象。
    
    郭罗基:我在1992年11月27日到达纽约。12月3日,第一次参加“中国人权”理事会,从此每会必到。担任理事13年,我是少数几个参加会议最多的人之一。当时“中国人权”的办公室在42街,是寄人篱下,“人权观察”腾出两个小房间和走廊里的两个小隔子,供“中国人权”免费使用。
    
    茉莉:我可以想象当年条件的艰难。
    
    郭罗基:房间小到什么程度?当时《世界日报》记者曾慧燕对我进行采访,完了我们两人合影,萧强退到门外才能取景。墙壁和墙角也充分利用,有挂的,有架的,满地满桌子都是材料。人来人往,只能擦肩而过。我没有想到,美国竟有这样简陋的办公场所。我们南京大学的任何一个系办公室都比这里强。
    
    茉莉:当时你见到他们那一批最早的拓荒者,他们的精神状况如何?
    
    郭罗基:那里的气氛紧张而热烈。电话铃声此起彼落,接待来访侃侃而谈。虽然人声嘈杂,有人还在埋头写作。一眼看去,人人都在忙碌。往往到了下午两三点,才想起来还没有吃午饭。我去的时候,常常遇到陌生面孔。一问,才知都是义工。一大批义工,有中国人,有美国人。凭什么吸引了那么多的义工?不是金钱,不是舒适的工作条件,而是精神,而是高尚的人权活动。
    
    茉莉:听说他们现在的办公室条件是鸟枪换炮、今非昔比了?
    
    郭罗基:后来,“中国人权”的办公室搬到帝国大厦33层。起初我以为是我们的事业发展了。不久,又扩大面积,大事装修,刘青和谭竞嫦对装修的设计、用材谈得津津有味,我却觉得不是滋味。2004年1月9日的理事会,第一个节目居然是请大家看装修全过程的录像,刘青和谭竞嫦在一边作讲解,讲得眉飞色舞。
    
    茉莉:这样奢侈的装修花了多少钱?
    
    郭罗基:装修到底花了多少钱?在预算的“办公室搬迁”一栏竟是空白,不得而知。在豪华的办公室里可以眺望外面的自由女神像,但办公室里面没有自由的精神了。钱多了,可以用钱雇人,但已经吸引不了义工了。
    
    茉莉:还是早期那些义务奉献的人们令人怀念。
    
    郭罗基:1992年我来的时候,“中国人权”年收入才十万左右美元。萧强、王渝等人对现状很满意了,认为“中国人权”已经度过艰难时期。因而向我叙述一番“家史”。
    
    茉莉:说这段“家史”总是要提到傅新元和李晓蓉。
    
    郭罗基:1989年3月,傅新元联络一批留学生,酝酿在海外开展人权活动。4月,北京爆发了天安门事件,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就匆促上阵,忙得不可开交。白天在各自的岗位上班,晚上就到42街上班,总是干到深夜才回家。
    
    茉莉:听说最初中国人权组织的人穷得差点吃不上饭?
    
    郭罗基:“中国人权”第一年筹到的经费只有五千美元。接替李晓蓉当执行主任的是萧强。筹款的艰巨任务落在萧强的肩上。由于思想紧张,焦虑过度,有一个时期他不得不去看心理医生。萧强还在情人节到街头卖花,挣点小钱,贴补生活费用。王渝一直在“中国人权”全职工作,不拿一分钱的报酬。非但如此,当萧强没有饭钱的时候,王渝还从家里拿出两千美元给他救急。
    
    茉莉:王渝姐总是这样急人所急。
    
    郭罗基:王渝为人权事业奉献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美国之音的海涛,不知因为什么事对王渝有意见,他打电话给我,问:“你们‘中国人权’的王渝是什么人?”我也不问他有什么意见,只是说:“王渝是什么人?她是只干活不拿钱的人。”海涛马上就说:“那我没有意见了,没有意见了。”他连什么意见都没有说出来。
    
    茉莉:还有一位美国人索菲亚,据说也是非常优秀的人才,是早期支撑中国人权组织的骨干。
    
    郭罗基:索菲亚(Sophia Woodman),她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硕士,又懂中文,完全可以在美国找到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但她自愿来到“中国人权”,所得的工资按美国的标准是在贫困线上下,而她的丈夫还失业在家。她在“中国人权”负责新闻和研究工作,提出的研究报告以“中国人权”的名义发表或出版,从来不署个人的名字。研究报告大多是英文,向英语世界通报中国的人权状况。这些高水平的研究报告,为“中国人权”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外界以为,“中国人权”一定有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实际上主力军只有苏菲一个人,当然也有别人协助。
    
    茉莉:一想到像索菲亚这样为中国人权事业奉献的美国人,都被后来的权力腐败者逼走,我就很难过,所以,我得用我的采访,把他们的贡献告诉中国读者。
    
    郭罗基:是的,这些“中国人权”创业史上可敬的人物是不应当被人忘记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优秀工作人员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任安、玮琳、虞平、陈祝怡(Judy Chen)和香港的陈沁等等。但是很遗憾,后来的继承人抛弃了“中国人权”的优良传统。
    
    茉莉:岂止是“抛弃”,我认为是背叛,刘青谭竞嫦们背叛了中国人权组织创建的初衷。
    
    郭罗基:我注意到,茉莉你讲了多次“鹊巢鸠占”,真是一个恰当的比喻,苦心经营的“鹊巢”,轻而易举地被“鸠占”了。
    
    茉莉:我自己也认为这个比喻用得很准确。接着我们还要进一步访谈,告诉读者:中国人权组织这个“鹊巢”,是怎样逐步被“鸠占”的。这次就谈到这里,谢谢郭先生!
    
    2005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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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议报》第204期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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