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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王小东第五纵队集团批判/老北京
(博讯2005年6月20日)

引子

    2000年12月26日,在网络上看到《博讯论坛》一篇帖子:《八九年以来的中国思想界》,满有兴趣地打开一看,竟是这样一篇短文:

        〖2.5亿年前,西伯利亚的火山喷发,熔岩覆盖的面积与现代欧洲差不多,体积为150万立方公里甚至更多,而著名的美国海伦火山喷出的溶岩不过1平方公里。大喷发产生了一系列效应,喷射到大气平流层中的火山灰和硫化物遮天蔽日,使气温骤然变冷,尔后,积聚的二氧化碳又造成高温,同时,海平面又迅速回升。这一灾变使生物界整整沉寂了5百万年,而一般大绝灭之后的复苏期只有1百万年左右。 (博讯 boxun.com)

       在大绝灭前的古生代末期的海洋里多为固着海底、被动摄食的生物,包括孔虫、珊瑚和各种海百合等,然而浩劫后的浅海只有种类单调的蚌类、菊石和少量螺类,也没有生物遗体堆积而成的煤、生物礁和燧石。适者生存的理念在强大的灾变作用下显得苍白无力,那些不起眼的种类却得以生存。〗

       虽然不大清楚“八九年”指1989年还是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八九年,但还是读罢不禁叫绝,作者的联想能力实在太丰富了一点!对此,笔者当然不敢同意。但是也由此想到,邻近21世纪,中国思想界的时间表仿佛又开始流转:情不能自禁地“回到”了三十年代!

       其中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媚日思想的流行症。

       举个例子:

       “在80年代末风靡一时的《河殇》,也触及到了中国目前生存空间狭小的问题。但它讲所谓的‘蔚蓝色’,讲海洋文明,开了个大药方,说了半天只是个经商、外贸。它也责备了中国明朝时尚武精神不够等等,但最后却是要求我们对于西方人更恭顺,只谈做妓女可以赚钱,却忘了妓女也需要黑社会保护。它忘了,1840年前后中国外贸独步世界,最后却让西方列强和日本人抢光了。我认为,《河殇》极端崇拜西方文明,却对于西方文明的真谛毫无感觉,说了许多气势磅礴的话,到头来还是几句‘阉者的梦呓’而已。日本的靖国神社里有山本五十六写在两个螺旋桨叶上的对子:‘不自惜身命,龙鲛跃四溟’。这个对子的文学水平很一般,但我认为,同样是讲‘蔚蓝色’,山本五十六的这个对子远比《河殇》更接近西方文明的真谛。”(《香山脚下论民族主义》)这使我纳闷,你赞扬山本五十六,但为什么要用妖魔化《河殇》的方式呢?《河殇》真的比日寇还坏吗?这种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特性,就不算“逆向种族主义”?

       仔细看下来,此人批判《河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鼓吹对日退让,最好是割地赔款:

       “《河殇》认为中国文明低劣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缺乏尚武和对外扩张的精神,譬如,它质问:‘为什么岛国的倭寇可以渡过海洋来打中国,而中国人只能守在海边,竟然连想也没有想过要去那个岛国看看这倭寇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当时欧洲已经拥有火器装备的海军四处侵略,而中国还只知道修筑万里长城?并且竟然把长城修到了海边呢?’如果整个中华民族看了《河殇》后决定因自己如此卑劣地缺乏尚武精神而自杀则是一回事,但万一中国人决定不自杀,而是痛改前非呢?我们这次是不是要搞些海盗或海军不但去日本看看,还要去美国看看呢?就对西方人而言,从长远看,也许与一个有着清晰的自我利益意识因而并不总是那么驯服的正常的民族打交道。比与一个陷于自虐狂热的民族打交道要更安全些。幸而中国人在大多数时候心态还是比较正常的。”(王小东《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未来》)


一,尚武与媚日

       王小东,近来一直鼓吹“尚武精神”。然而关键在于,对谁“尚武”呢?看来不是对我们民族的敌人。尤其不可对日本!

       〖批判“河殇的蔚蓝色”为“逆向种族主义”的弱智学者们,你们难道可以把楚国和齐国抵抗秦始皇的征服甚至把项羽和陈胜吴广为代表的沿海地带起义反秦的抗暴活动,一概归结为“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急先锋”吗?事实上,我们呼唤的蔚蓝色是中国的蔚蓝色,而不是山本五十六的蔚蓝色,更不是西方殖民主义的蔚蓝色(因此根本不需要所谓“后殖民主义的话语”来予以粉饰)。

       正因为这样,《河殇》日文版之一的翻译者十康吾教授亲口告诉我,他认为“《河殇》有大中华主义的倾向”,也就是中华民族主义的倾向,他解读,《河殇》鼓动中国民族要放弃长城时代的防卫退缩、采取外向型的海上扩张政策。这就是王小东等逆向种族主义论者所崇拜的山本五十六的故国的汉学家的看法;这和所谓“民族虚无主义”的弱智工场生产的帽子,显然是风牛马不相及的。《河殇》有好几个日文版,为什么?因为日本人已经对《河殇》号召中国人要走出黄河的局限、不要再躲在长城后面任人宰割的呼吁,深感不安了!

       日本人,显然要比王小东这些到日本去孜孜求学的逆向种族主义论者,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勇敢走向海上扩张的蔚蓝色事业的那一天,就是永远结束日本对华威胁的的日子。那一天,南京大屠杀的的血债,将被偿还。〗

       (以上参见谢选骏《答王小东书》)

       而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们一定要警惕隐藏在身边的亲日派,这些亲日派,甚至赞扬抗美援朝战争,也要引用日本人的话,简直令人作呕:

       “我想告诉大家我从一个留学日本的女留学生那里听到的她的导师,一个日本教授,是怎么评价中国的抗美援朝的。这位日本教授说:知道吗,中国进军朝鲜之后,你们中国人才在国际上有了地位,中国人才在其他国家人们的眼中站了起来。那些学者们所说的也许都对,但我认为都没有这位日本教授所说的这一点重要。恰恰是因为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的英雄们表现出了在战争中中国人也可以是不好惹的,才给我们带来了至少50年的和平。我们必须懂得列强是怎么看问题的。(王小东:《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

       我真想问问这些亲日派:你们家老爹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为什么言必称日呢!

       还有一些网络上的泼皮也就有样学样,肉麻地歌颂“盛田昭夫在此事上体现的就是一种尚武精神。我很少看到当代中国商人有这种精神(当然不是绝对没有,有个别当代中国商人似乎有点尚武精神,但还需要观察。其实清末有些商人倒是有尚武精神的)。这是不是当代中国迄今没有几个在世界上值得称道的商品和品牌的一个原因呢?”

       这些亲日、媚日的泼皮,正是被日本人调教出来的:

       “具有皮条客心态的中国男子的潜意识中,多半也深深隐藏着灭种的危机感,他们承认了自己的无能,因而对于他们来说,让自己的基因传播下去的唯一机会便是把与自己基因相类似的姐妹送去给外国人做性对象了。事情就是这样,外国人在说我们包藏着吞没整个地球的祸心,而我们连自己活不活得下去都信心不足呢。不要说我们,连科技上比我们发达得多的日本人也没有摆脱这种灭种的危机感。日本女孩子拼命地蜂拥上白人男子的床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日本男子呢?皮条客心态的我倒还真没怎么碰见过,但忧心忡忡的是不少的。我在日本留学时,有一个日本男大学生非要跟我学英语,我说我的英语并不算好,有那么多英美人呢,你为什么不跟他们学?他说,他要学英语是因为英语有用,但他不愿与英美人相处,因为不自在。于是我便教他英语,挣点零花钱。他是一种很传统的日本人,虽然很年轻。有一次他和我一起乘地铁,车上有几个日本女高中生敞着怀在那里大声说笑,他立即红了脸,对我说他为此而感到羞耻。我说哪至于啊,你不说我根本就没注意。他说你也许不明白,“耻”是日本武士的一个概念,很深。我觉得他这样想有些狭隘,但毕竟值得尊敬(无论如何,我都觉得他比中国的那些“皮条客”值得尊敬)。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我们毕竟还是干不过白人的,你说是不是?我含含糊糊地回答,也不尽然。十几年了,我一直都记得这件事,这个日本学生。有时候,就是这么几句话,比任何汗牛充栋的长篇大论都更说明问题,说明藏在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心灵深处的根本性问题。”(王小东《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

       什么都是日本的好。大约皮条客也是日本的好?据说日本人最好色,离开妓院就活不了!于是亲日媚日的弱智学者们,也就技痒,也就三句话不离“妓女行”。

       这些逆向种族主义论者们怎么设想中国的未来?

       他们处心积虑,以德日为鉴,以德日法西斯做为中国发展的坐标系,他们虽然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情况与德、日两国有所不同”,但却十分肤浅和近视地认为“根本的不同在于中国的幅员大大超过这两个国家,这一特点表明了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先天条件大大优于德、日两国”,按照这种荒唐的逻辑,格陵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应该比德、日更强。如果说后者的人口不够众多;那么,人口仅次于中国的印度,为什么没有早于德、日,尤其是早于日本成为世界强国?因为它和西方国家较量的历史,要大大早于日本!按照逆向种族主义论者这种荒唐的“以日为师”的理论,中国既然领土多多,那么“以武力攫取他国领土的动机不会像他们那么强烈”,所以,就必须认识到任何一个神经正常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莫名其妙的前景:“中国人就必须作好忍受'光荣孤立'的准备”!

       这是什么逻辑?要知道,一个国家实行还是不实行领土扩张政策,取决于许多因素因素,其中领土狭小、人口密度大,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例如,逆向种族主义论者们如王小东所崇拜的日本,现在的人口密度要大于十九世纪的美国几十倍,但是,十九世纪的美国执行了积极的领土扩张政策,但当前的日本却龟缩在国内,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希望扬眉吐气、民族复兴的中国人,与其学习日本,还不如学习美国哩!

       这些别有用心的逆向种族主义论者,嘴上夸夸其谈民族主义、世界强国,却不要我们学习美国如何获得超强地位,反而要我们眼睛盯住不争气的日本、战败的德国,把中华民族的理想和国家目标仅仅定位为这样可怜的目标:“中国不仅要避免德、日两国为全世界的联合力量击败的命运,还要避免比德、日两国强大得多的苏联在内外交困之下自我崩溃的命运。这确实是个巨大的挑战。”(王小东《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未来》)难道中国除了以日为鉴、以俄为鉴,就没有活路了?中国非得走上争霸世界的道路吗?非得为了争霸世界而预先计划好自己应该怎样灭亡吗?我看这些媚日的逆向种族主义论者简直昏了头,一心想模仿日寇靖国神社里的亡灵,完成日寇没有完成的、灭亡中国的“百年大计”。

       结果呢?十分可笑:逆向种族主义论者在此已经沦为他们极力唠叨的“逆向种族主义的工具”!这些人不仅可笑,而且可怜:原来,这甚至不是沦为二战战胜国美国的工具,而是沦为二战战败国日本可怜虫的工具!

       逆向种族主义论者王小东说:“讲内心的自尊,讲中国人帮中国人,我认为海外的那些普普通通的质朴的华人那里还是有的。然而,离开了形成一种明确思想体系的民族主义,这些质朴的情感所能产生的凝聚力难以超过黑社会的水平。因此,即使中国人不得不爬着出去,民族主义也是他们保持自尊、保持凝聚力,等待机会,实现民族复兴的不可或缺的思想。”而他所谓“一个风云历史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在“全球范围的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中”,“谁能把中国人光荣地带出去,谁就是中国的英雄”。不仅完全是拾人牙慧(例如拾100年前日本人的牙慧),而且也是以更拙劣的方式重复、剽窃了他前面所批判的“《河殇》的语言”。


二,中国连“说不”也要学习日本?!

       九十年代的伪民族主义论说,或曰媚日情结或曰阉者的梦呓:似乎是由日本留学生王小东划上句号的。那么,他的渊源何在呢?如果我们往上寻找,不难发现,他的直系父亲乃是那本哄动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的政治评论著作, 1996年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

       《中国可以说不》虽然以排外著称,但奇怪的是,它却是师法日本的!其作者也并不讳言这一点,反而时时处处拿自己和他们的日本前辈媲美。

       其《前言》的作者何蓓琳据说是五位作者之一张藏藏的太太。她说,这五位作者跟《日本能够说不》的作者盛田昭夫、石原慎太郎以及《可以说不的亚洲》的作者马哈蒂尔无论在资历、身份和地位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写作此书,是出自“一种情感选择”----因为他们也不是国际问题专家。什么感情基础呢?作者们从自己的经历出发,说了各人从崇美到反美的思想转变和心路历程。宋强在书中披露了他八十年代在上海读大学时的崇美心态。宋生于六四年,在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时期开始关注世界。

       张藏藏虽然声称说,日本对世界和平的最好贡献就是它应该无所作为,美国试图让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反动。因为联合国本身就是在世界各国打败德意日法西斯以后,为防止法西斯复活而成立的。在日本还没有检讨其侵略罪行的今天,中国及亚洲国家应该坚决地站出来说不。张认为,日本是一个恩将仇报的国家,在中国没有提出战争索赔的前提下,它居然学着美国的腔调要对华实行经济制裁。这够意思了吧?但即使这样,不还是效法了日本狂犬症患者盛田昭夫、石原慎太郎以及那位古怪的《可以说不的亚洲》的作者马哈蒂尔!

       请看看他们处处师法日本的内心世界:

       Q:《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书对你们的写作有何启示?

       A:石原等人写的那本书是战略思想的产物,而我们的《中国可以说不》是青年论坛式的谈话录。若说两者相似,前者的实质在于涤荡战败意识,要日本人摆脱美国大佬的监护,而后者是涤清我们的后殖民主义情结,召唤中华民族精神的回归。

       然而,有时马屁拍得不好会拍到马腿上,学生对老师的怨恨,有时像失宠的情侣那样强烈!

       “反美也反日的著作《中国可以说不》,引起日本右翼作家石原慎太郎强烈反击,讥讽中国是自以为是的霸权主义,并斥责北京对台湾、西藏及钓鱼岛的立场。中国作者张藏藏则用刻薄尖锐的语言反驳。

       “中国大陆最新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宋强、张藏藏等并不讳言,他们那本书同日本石原慎太郎与新力公司老板盛田昭夫九零年合著的《日本能够说不》有着某种“姻缘”,只是两书作者“无论在资历、身份和地位上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这样的“恭维”并没有令石原有欣喜之感,反而对《不》极为抵触,迅即著文驳斥,用辞刻薄。而张藏藏亦不示弱,又发表致石原的公开信,对石原为当年日本侵华战争的辩解作了同样刻薄的反击。于是,中日“说不”的作者隔海展开一场骂战,挑起埋在人民心中的家国情仇。

       刊登石原慎太郎文章的是日本《产经新闻》。《不》引起国际间的重视,但日本主要报章一般只作简短报道,《每日新闻》虽用了三干字篇幅,也仅介绍书中大致内容,并无详论。唯《产经新闻》特别重视,自七月十六日开始连续六天译载书中有关日本的论述,第一天更占用了头版的位置,并写了前言,强调中国官方新华社对此书大加赞赏“显得异乎寻常”。接着,二十三、二十四两日,发表了石原的文章。研究中日关系的东京华人作家莫邦富相信,销量一百八十万份的《产经新闻》“是要让日本人认识到中国有-批仇视日本的人”。 (《隔海骂战挑起了家国情仇》,香港《亚洲周刊》1997年12期)

       但是,这种对日本的愤怒其实是假象,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教师崔之元就认为,这本书批评的不是美国,更不是日本,而是针对中国国内的事情,“是发泄对中国政府对美、对日政策的不满情绪”。

       因此这本书意在“内销”,而不是“出口”!

       正如作者乔边所说的:“我们不想给自己贴什么标签,我们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民族主义者,这本书只是道出了当代中国青年的真实感情。我个人以为:这本书的首要意义是‘内销’,而不在于‘出口’。”

       实际上,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日本的背景与中国完全不一样。日本政府在二战中负有战争罪责,又是战败国,长期受到美国的监护和扶持,是美国的“领养子”,多少年来,

       一直得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仰承鼻息。但到后来日本经济强大了,羽翼丰满了,不对美国那么顺从了, 敢说“不” --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转折。因此,《敢说“不”的日本》成了畅销的书,在全球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可中国的情况与日本完全不一样。中国不是今天才可以对美国说“不”----早在50年以前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就在同美国“斗”!一直斗了几十年,从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再到意识形态,一直都在“斗”,岂止是说“不”?你模仿日本那两本书的选题有什么意思呢?(《闲聊美国.第三章.自由市场经济的调控》作者:羊慧明、马平、宋晓江)

       什么意思呢?还不是逆向种族主义的意思?

       “逆向种族主义”(reverse racism,该词的英文本意是指美国的反歧视行动在客观上对白人利益形成了损害)。然而,逆向种族主义论者(即指控自由主义或是西化论者为“逆向种族主义”的论说者)是怎样对此偷换概念的呢?有人提出:“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反常现象:这就是中国知识界的主流产生了这样一种思潮,这种思潮认为和国文化是劣等文化,中国民族是劣等民族。其中善良者认为中华民族必须脱胎换骨才有资格在地球上生存,而更具种族主义色彩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无情地认为他们自己的民族在人种上就过于卑劣,不值得允许其在地球上生存。” (王小东《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未来》)其实,最清楚地提出这一被他们封为种族主义色彩的汉奸纲领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如《香山脚下论民族主义》公然叫嚣说“我们这个民族确实病得不轻,我们确实要好好反省”----这是什么“主义”?)如果不信,他们不妨可以提出证据,是谁,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对谁作过这样明白的宣告?没有证据,不久是典型的诬陷吗,不就是他们常用的“给论敌栽赃”的手法吗。所以,他们竟然把这个从他们十分不齿的美国那里贩来的名词顶在头上,又语无伦次地说“鼓励‘逆向种族主义’是一种中国80年代独特而绝无仅有的现象”。好象不仅弱智而且真是疯了。

       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在空前激烈的民族冲突面前,分化为西化派与亲日派;前者被毛泽东时代的教科书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后者则是所谓“法西斯主义者”。相应于此,九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则分化为自由主义与声讨自由主义和所谓“逆向种族主义”的,如自称“民族主义和新左派”的。

       九十年代似乎重复了三十年代的套路!甚至连三十年代的争议人物鲁迅,也再度成为争议人物:


标题《鲁迅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阿Q》

       内容:

       鲁迅基于对达尔文进化论的通盘误解,从而得出全盘西化、彻底否定伟大的孔孟之道和伟大的中国文化的结论。正如他自己所描写的阿Q,他是天下“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其“逆向种族主义”的流恶之广,真是罄竹难书----反右、文革、四人帮、李敖、柏杨、王小波、余杰、朱学勤、钱理群乃至王朔,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看似矛盾的东西,其实无不出于鲁迅。有人说“鲁迅是圣人,我只不过是贤人”,可见鲁迅的教主地位。然而,鲁迅究竟有何思想呢?除了他的盲目的愤怒和偏激,他还留下些什么遗产呢?

       答案:中国人至今自卑、自贱、自残、自辱、自暴、自虐,尽失我中华民族之独立自尊传统也。鲁迅基于对达尔文进化论的通盘误解,从而得出全盘西化、彻底否定伟大的孔孟之道和伟大的中国文化的结论。正如他自己所描写的阿Q,他是天下“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其“逆向种族主义”的流恶之广,真是罄竹难书----反右、文革、四人帮、李敖、柏杨、王小波、余杰、朱学勤、钱理群乃至王朔,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看似矛盾的东西,其实无不出于鲁迅。 说“鲁迅是圣人,我只不过是贤人”,可见鲁迅的教主地位。然而,鲁迅究竟有何思想呢?除了他的盲目的愤怒和偏激,他还留下些什么遗产呢? (引自“中社网信息产业有限公司,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0年10月7日”)

       这种论调,显然出自王小东一类的逆向种族主义论者之手。然而,这是一位生手。一位尚未掌握逆向种族主义论者之诡辩门道的生手。那么,什么是逆向种族主义者的门道呢?

       媚日情结或曰阉者的梦呓!

       请看这个例子:

       “鲁迅对于本民族的爱是明显的,这一点是五四时期鞭挞中国国民性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仅仅是鲁迅)与80年代以来的逆向种族主义者根本的不同之处。其次,鲁迅先生对于中国国民性的鞭挞并非没有失之偏颇之处。记得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互联网上与人辩论过这些问题。我反对逆向种族主义----当时我称之为“民族自虐”--但维护鲁迅先生。在辩论中我收到过一封来自多伦多的电子邮件,寄邮件者声称是鲁迅先生的亲戚。他告诉我说,鲁迅先生关于中国国民性的很多说法来自于日本人当时的宣传,故此告诫我不应把鲁迅先生看得太高。姑且不论鲁迅先生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说法是否来自于日本人的宣传。(王小东《香山脚下论民族主义》)

       你看,只要和日本有关(甚至还不一定有关,只是沾点边),那么,一切都不成问题了!甚至连万恶的逆向种族主义的罪,都可以立即赦免;而“逆向种族主义的鼻祖”,就摇身一变,成为爱国者了。看来这媚日情结,真的能使美的成为丑的(如果你不是日本人的跟班),丑的成为美的(如果你是日本人的跟班)。


三,日本的第五纵队:何新与王小东

       从九十年代末期的逆向种族主义论者,回溯到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可以说不》,再回溯就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早期的另一位亲日派要员何新:

       由于此人的名声如此之臭,直比五四时期的亲日派汉奸,所以北京大学1990届毕业生,也就以五四式的激烈言辞,予以迎头痛击:

       “何新,你这只卑鄙无耻、卖身投靠的哈巴狗,你将永远被钉在文明的耻辱柱上。如有可能,我X你妈,再生一个人作何新!” “何新,不老实的人,即使做了老实的事也不会赢得人的信任(作者是在引用去年8月间上海一张小报上骂我的话)。你的大作我们都在《中国青年报》上拜读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耻笑你,骂你是条疯狗,时机一到就想咬人。而我认为你充其量不过是一条劣等的疯狗。” 署名:“一名大学本科读完的人。”这是暗示何新没上完师范专科。(见何新《1990年6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学生对何新的鄙夷和中国人历来对“汉奸队长”的感情,是相当一致的。

       正如亲日派何新(不是那位六十年代著名的老翻译家何新)自己证明的:

       “我的想法从哪里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从地下挖出来的,也不是任何人授意灌输给我的!”而是从亲日派的媚骨中带来的:

       “从1985年以后,我几乎没参加过任何国内学术会议。”(同上)因为从1985年开始,中国大学开始了形形色色的反日运动,这让亲日派们相当不安。但是他们也并没有龟缩起来,无所事事,而是到处进行秘密串联。

       所以何新诡称“我从未参加任何小集团。有人说我举报了三千知识分子。可是全中国出大名的知识分子,我平生真正认识的恐怕还没有超过一百人。什么这个圈,那个帮。我一概鄙视之”,完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众所周知,何新不仅和著名的自由派知识份子李泽厚勾勾搭搭,彼此吹捧;而且还对其他“圈子”大献殷勤:

       〖看了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录《告别革命》,又可气又可笑。可谓毫不中肯,无理无据,论证欠缺,思想混乱,两位理论家前后表达矛盾重重,因为历史上劣迹斑斑。

       李泽厚早在五十年代就积极投入过毛泽东阴谋组织的文化围剿,批判胡风。刘再复早在六十年代就是一个热情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诗歌朗诵员。笔者提出上述鸡毛蒜皮,并非挖掘文人逸事,或者清算陈年老帐,而是研究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先受共产党培养、后遭共产党迫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格双重性,意在提请年轻一代的读者注意:“风派”不仅是当今中国官场的时髦,也是中国文化知识界的传统。“风派”中最时髦的,当然是李鹏的走狗何新和出尔反尔成性的刘晓波,但李泽厚、刘再复,也不能免除嫌疑。

       一九八七年春,何新在贺敬之等人组织的“涿县会议”上,大批刘再复、李泽厚、金观涛等人的“自由化思想”,开始旗帜鲜明地站到极左派的营垒里。但仅仅过了几个月,赵紫阳讲话结束了反自由化运动。跳梁小丑何新穷极无聊,又不甘寂寞,于是通过邓力群等人居中联络,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套《开放丛书》,转眼一变又搞起“开放”来了。他为自己刚刚批判过的李泽厚、刘再复、金观涛等人筹划出版了《李泽厚集》、《刘再复集》、《金观涛、刘青峰集》。这些名重一时的“自由派”,没有一位拒绝这条走狗、在当时还籍籍无名的何新所发起的笑脸攻势。何新售卖的这些五六百页的精装集子,虽然销售量极低,但却可以说明打着“自由派知识分子”旗帜的俊秀,如何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眉来眼去的关系。其中,李泽厚为了答谢何新的器重,竟然枉顾事实地吹捧何在学术上的“成就”。这在人格上也有所亏损:何新那厮是靠剽窃他人著作起家的,还经常抄错原文,漏洞百出,贻笑大方。要说李泽厚对此完全不懂,在学术上未免不敬重这位老人。

       后来,其他作者也与何新有过龃龉,但那是因为何新贪污了他们的部分稿酬,而不是其他良心发现。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打住,因为刚刚传来一个坏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中共当局的唆使下,没收了刘再复在北京的住房。为什么刘再复逃亡海外五年,中共都没有出手,偏偏在他选择明年回国前夕,中共却封死他的归路?此中隐情,外人不便猜测。但不管怎么说,毕竟中共对他日益温和的言论仍是毫不领情的,殆无疑义。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是难当!官场、商场里的风派大行其道,文化知识界的风派,却飘零。我虽然不认同李泽厚、刘再复这些“新时期十年的改革派理论家们”为人处事做学问的方式,但却深深同情他们充满悲剧性的命运:被自己力图效忠、效劳的人或组织所伤害,比被敌人或陌路人伤害,更富于悲剧的启示性。〗(见刘书林《中国文化知识界的悲剧启示》,《北京之春》1995年第2期)

       所以,何新不与小圈子打交道是假,而因为亲日媚骨自觉孤立才是真的。

       请看这位亲日派要员的自供状:

       〖中国应当在一切可能成为美国今日或未来潜在战略对手的国家中,寻找盟友。特别是对以下三个国家和地域尤其值得认真注意:

       1.日本(美国在亚太未来潜在的战略性对手);

       2.德国(美国在欧洲未来潜在的战略性对手);

       3.印度支那、东南亚--中南半岛(对中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边缘地区)。

       对以上三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有必要提到关系未来中国生存、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高度重新斟酌。为此我谨提出“东联日本,呼应西德,稳定中南”的三角方案。〗 (何新《论中美日关系的战略背景与对策》,1990年8月)

       何新“呼应西德,稳定中南”是幌子,而“东联日本”才是目的;于是在第八节公然提出要“修好日本,稳定亚太”,为此他还专门论述了日本主子的“光荣历史”: 〖从日本近代历史看,日本发展有两条路线。一是大陆路线。即通过朝鲜、中国登陆大陆而谋求发展。从明朝末叶到太平洋战争,日本选择的一直是此一路线。但二次大战失败后,新中国的兴起,朝鲜半岛局势的改观,使这一路线对日本彻底关闭。故战后日本遂不得不选择第二条路线。第二条路线是海洋路线。二战后期日本向南洋的进军,即提示了日本经济发展的这另一条路线。战后日本利用中美对峙的形势,沿这路线西进和南下.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目前,世界形势的改观,使日本经济面临深刻危机:美国与欧洲随时可能封锁日本经济的西进海路,从而斩断日本的生命线。日本面对当前新的世界形势,已在考虑作新的重大选择。(最近海部首相对南亚诸国的访问,表明了日本重新关注亚洲内陆区域。日本试图避实就虚,即填补大国势力的真空地带。)〗(同上)这种对日本动向的描述,完全不合事实,是何新杜撰出来以麻痹中国人视听的。

       这种麻痹不仅涉及过去,还预言未来呢!“从根本上说,日本未来生存的最优道路,是与中国结盟。中国丰富的资源、巨大的内陆市场和人力,对日本极其有利。”这是不是要我们重订二十一条?

       而且比二十一条更加危险:“而由于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今后谋求与日本协调利益,建立更深层次的战略经济合作关系,亦将有利于中国,更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繁荣和实现经济一体化。这实际也是中国摆脱目前经济困难和孤立困境。”(同上)

       “为此,建议决策者从世界战略角度,全面审核和统筹考虑中日关系,探讨对日本实施某些特殊政策,甚至建立双边战略合作关系的可能性。”(同上)这简直是汪精卫政权的“中日亲善”的翻版!

       其实,何新只有媚骨,没有见识。他这些令人作呕的日本观,说明他要么极端无知,要么极端阴险,或许是兼而有之,被亲日媚日情结蒙住了眼睛。事实证明,这些昏话是完全落空的的痴人说梦:“例如,是否能考虑对日本投资提供某些特殊及优惠政策(类似对台湾、香港地区的那种特殊政策),以吸引、鼓励日本下决心摆脱美国控制,在开发资金上援助中国。此外,还建议探讨中国与日本合作开发中国西部(西藏、新疆)的矿物、工业及其他资源的经济、政治可行性。此举若能实现,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加速改变西部面貌,而且亦将有利于巩固西部与内地的经济政治关系。”(同上)

       一旦执政的人们落入何新的圈套,我们就得向城门口的鬼子刺刀再行鞠躬敬礼了!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在第一、二、三版上以将近两个半版面,推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何新的亡国之计:《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他大肆赞美日本的成功,推崇日本政府的干预。而所谓社会主义云云,不过是他用来遮羞的。

       直至十年后的今天,这位跪在刺刀面前、顶着太阳旗、宣扬太君有理的何新,不仅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鼓吹汉奸理论:

       “日本为什么不认为它对中国的侵略是错的?它说我是代表黄种人向白种人争生存空间,他也有自己一套国家战略,有为他的侵略提供支持的理论。”(何新《纵论未来十年的中国》,《下里巴人》转贴自“士柏论坛”, on October 11, 2000 at 21:35:30:)

       原来日本一直不肯对华认罪,是因为他们培植渗透派遣到中国进行破坏的何新这样的第五纵队份子太多了!

       例如,何新的第五纵队里,就有王小东其人:

       “日本的西化的精髓到底在哪?有很多种说法,但我认为可以把原因归结到尚武精神上来:日本民族当时的尚武精神极强,而且是举国上下都强。无论贵族与平民,因此,日本皇室的追求也在于武备而不在于花园,日本皇室的这种追求恐怕并非是因为民主制的制衡。”

       不仅论点要靠日本,连论证也要靠日本;这位阉者于是以他的梦呓来说话:“我想告诉大家我从一个留学日本的女留学生那里听到的她的导师,一个日本教授,是怎么评价中国的抗美援朝的。这位日本教授说:知道吗,中国进军朝鲜之后,你们中国人才在国际上有了地位,中国人才在其他国家人们的眼中站了起来。那些(中国)学者们所说的也许都对,但我认为都没有这位日本教授所说的这一点重要。”大家看看,亲日份子连评论抗美援朝这么严肃的问题,都要乞灵于日本女人!也许这个日本女人正好还是王小东所谓需要黑社会保护的那类,那类特种行业工作的什么女。

       何新、王小东之类的第五纵队份子,大概觉得中国只有归顺日本才能得救,理由可能正是日本正在扩军备战。

       事实上,日本内阁于2000年12月24日批准下一年度财政预算案,拟在6年来首次削减政府预算总额的同时,把防务预算提高到创纪录水平。这就是说,日本要以牺牲国民所享受的养老金以及日本政府海外开发援助为代价,大规模提升日本自卫队、尤其是航空自卫队的远程作战能力。这就难怪日本右翼一直在声称要减少对中国的政府贷款,原来是要把援助变成军费。 从2001年4月1日开始,日本政府开支总额下降2.7%,但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却批准一项扩军计划,今后5年内共花费军事开支2229.7亿美元,年平均递增0.7%。在军需采购清单上,有为作战飞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增加其战斗半径的空中加油机,从而使日本的自卫能力扩大为对任何东亚国家的“进入能力”。据说,对于某些世界上买不到的飞机,日本政府还决定要自主开发。这表明,日本不仅要扩军,还要准备开动战争机器。  

       对此,何新、王小东等第五纵队份子故意视而不见。这使得我不禁想起小说《李自成》中的一段话:“崇祯走后,寿宁宫中的宫女们和公主的奶母仍在围着公主哭泣。寿宁宫的掌事太监何新赶快从御药房找来止血的药……”只是时隔三百多年,这次何新不是为即将亡国的明朝公主止血,而是企图替虎视眈眈觊觎中国的日本打气了。服务对象变了,但谄媚的本质丝毫未变。而且,三百年前的爱国寻死的何新,已经变成三百年后卖国求荣的何新了。

       其实,对亲日派这些谋图陷害中国的把戏,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网友不争论问:王小东的“光荣孤立”论,和我国长期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有何本质区别?(对不起,俺看不出有任何区别)如果没有,为什么要故意造出一个新词?是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光荣孤立”本来是指英国当时作为“世界最强国的独来独往”路线,王小东为什么又一次别出心裁把这个词混同于风马牛不相及的“弱国的独立自主外交”?〗

       亲日派想让中国往火坑里跳,为日本火中取栗!


四,历史的终结还是历史的循环?

       从以上事实不难发现,亲日派,并没有随着“日本帝国”的覆灭而绝种;亲日的媚骨也不是台独份子的专利,而是深入了所谓“九十年代伪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骨髓。这个骨髓,贯穿了九十年代的首尾,以何新的亲日开始,以王小东的媚日终结;更有他们两人近日来不约而同的无耻呼应。他们对所谓自由派知识份子所发起的貌似无端的攻击,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专制主义者,更不是因为他们是民族主义者(因而反感亲西方的自由派知识份子),而是因为他们极端亲日媚日。仅仅因为日本人崇拜希特勒,王小东才崇拜希特勒;仅仅因为日本人不肯道歉。何新才发现了日本有理。活灵活现的无耻。

       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等于三十年代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或是全盘西化论者,也不是说九十年代的逆向种族主义论者(即指控自由主义或是西化论者为“逆向种族主义”的论者,如王小东),等于三十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者,笔者只是敬请大家注意了:

       这时间跨度为六十多年的两组论说者之间,是否有某种对应的相似的,以致构成了奇特的对位和弦呢?

       这种西化论者、英美派、民主派、自由主义----国粹论者、亲日派、法西斯、逆向种族主义论者的对位和弦,也许不是偶然的:

       1,这两组思潮互相激荡流行之前约十年,中国社会都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内部冲突,第一次是北伐与清党(1926-1927年),第二次则是学潮与平暴(1985-1989年)。最后都以军事行动结束了争议,并开始了一个为期十年经济建设高潮。1927--1938年是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十年,1990--2000年则是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十年。

       2,在这两次军事接管行动(1927,1989)之前,中国社会分别经历了两次为期十年之久的思想解放与文化复兴,第一次叫作“新文化运动。(1917--1927)第二次叫作“文化热”(1979--1989);虽然二者的形态各有不同。

       3,随着新文化运动和文化热的嘎然中止,中国社会先后开始了两次同样是形态各有不同的的“保守主义思潮的流行”;新文化和文化热沿着不同的方向深入更为专业化的领域,但其前卫的思想性则往往淡化了。同时,不同的思潮之间,则多以更为直接的方式“交锋”,开始了思想归思想、文化归文化的历程。

       4,新文化运动和文化热的兴起本身,则各自得力于一次强人之死,1916年袁世凯,1976年毛泽东

       这种西化论者、英美派、民主派、自由主义----国粹论者、亲日派、法西斯、逆向种族主义论者的对位和弦,其实不完全是个文化口味的问题;而是中国面对国际变局,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的方略之争。因为它不得不拥有,也不得不表达它的经济观点。这就形成了一种奇观,那就是原先玩弄文化的亲日派学者们(如王小东、何新),竟然摆谈起经济问题,并俨然成了经济学家!

       其实,他们“经济观点”没有别的内容;只有反对全球化,警惕WTO,宣扬自力更生……

       一个有趣的对比不难发现九十年代的全球化,很像三十年代的门户开放;而日本的二十一条,实际上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自力更生!

       这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封闭的与开放的,独占的与均衡的,亲日的与全球化的。

       这也许真的不是偶然的:

       何新与王小东,这一头一尾紧紧夹住九十年代的两条亲日派小恐龙,现在突然跳出来鼓吹反主流,甚至鼓吹战争,是否真的二十一世纪伊始,我们就又要走向四十年代,走向“消灭法西斯”、消灭汉奸队的决战呢?不过这一次,中国人民有信心有力量,永远消除日本对华威胁,南京大屠杀的血债,将要偿还。

       2001年1月16日

       中国的伪民族主义者可以休矣(短评)

       中国“填鸭式”教育的最大恶果之一便是令中国人丧失了最基本的创造力,不仅与诺贝尔奖无缘,就连好一点的书名都要抄人家的。八十年代那会儿日本人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立马就有一位柏杨先生临摹一本《丑陋的中国人》;八九年鬼子石原慎太郎出了一部《日本可以说不》,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一帮中国小青年也跟风来一部《中国可以说不》。可人家那是大作家在指点江山,而咱们却是一帮井底蛙在无知地聒噪。

       这事着实贻笑大方,让中国人大大丢了一回脸。然而,《中国可以说不》一出版就成了国内的畅销书,“爱国”青年门人手一册,宛如当年的“红宝书”。一时间,向西方“说不”成了中国新生代的时髦;而神经质的西方传媒也一窝蜂地惊呼---该书的畅销意味着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崛起。

       事实上,中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所以中国人“一亡于元胡,再亡于满清,而不以为耻,反谓他人父谓他人君,承命惟谨,争事之恐不及......”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大声疾呼“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的主要原因---中国缺的就是这种真正的民族精神。至于《中国可以说不》的基本观点个根本就不是什么新东西;这一思潮早在百年前的“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中就已基本形成;但需要明确的是,这不是什么民族主义,而是愚民们的现实主义。在这一点上,《中国可以说不》跟另外一本畅销书《第三只眼看中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本书几乎一致地认为:存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所有的变动都是大逆不道(除非成功了),而咱们老百姓唯一能做的就是听天由命。

       这类阿Q式的奴性思想在不少国人的骨子里根深蒂固,但够胆以此为骄傲写成书的,也只有这帮半桶水又不安分的现实主义者了。就是这帮人,他们一方面安于现状,一方面又不甘寂寞;他们既善于避开锋芒,又擅长安全出击。社会变革不会令他们迷惑,眼泪鲜血不会令他们感动,卑躬屈膝不会令他们羞辱。历史与未来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他们只关心眼睛看着的,手头上用着的,嘴巴里嚼着的东西,并与这一切有机的融为一体。

       你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出现在义和团围攻西方大使馆的战场上,出现在清军屠杀革命党的围观人群中;出现在三呼万岁的天安门城楼下,出现在反革命分子的宣判大会上;一会儿他们声泪俱下地忆苦思甜,一会儿他们又义愤填膺地批林批孔;在四五运动中他们坚决支持镇压示威群众,而在四人帮垮台以后又表态得比谁都要快。啊---就是他们!多么幸福的一帮人!因为他们有着城墙一样厚的脸皮和钢铁一般的坚强的神经,因为他们永远是正确的。

       于是一切都清楚了,这帮人既不关心国家的前途,也不关心人民的命运,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可怜的既得利益和仅有的那么点的虚荣心。而他们既不代表中国工人,也不代表中国农民,更不代表中国军人,他们只代表一帮新兴的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小资产阶级。他们一边喝着蓝带,抽着万宝路,穿着阿迪达斯,一边却在哪儿喋喋不休令人恶心的唠叨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陈词滥调。他们一面大骂西方人欺人太甚,一面却又拒绝采取一些实质性的措施。

       这就是我们的“说不者”----“文革后遗症”的重病号跟恶俗的“市侩”所生的混血儿。他们既没有吃透自己的传统文化,也不了解西方世界;他们是新一代的现实主义者,胸中交织着传统无产阶级和新兴中产阶级最丑陋的方方面面---恶毒,浅薄,自以为是以及憎富厌贫。然而他们又总是能及其准确的领会上面的精神,所以他们总是能躲在安全掩体的后面向着敌人的影子狂吠(此举击帮他们排遣了生活的苦闷,又替他们找到了一份称心如意的差事---真实一举两得)。不过,谁也不必为此担惊受怕;不定那天,当有人觉得这帮人淘得实在太出格时,自会给他们狠狠的一记栗暴(这是有先例的)。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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