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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晓明:军界人士为什么比政界人士更关心政治体制改革?
(博讯2005年6月19日)
    空军副政委刘亚洲最近发表了许多议政的言论,今年4月,刘亚洲和军队里的另外一些人发表了一份声明,这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中国人这200年来弱就弱在制度上,输也就输在政治制度上。”(《欲人尊我,必先自尊,日本人为何对我猖狂?》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5/04/20)为什么以刘亚洲为代表的一批军人敢于发表与官方主流声音不同的政治见解?他们为什么要质疑现在的政治制度?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比较独特的景观,政界的官员不议政,军官却扮演起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角色,现实何以如此?

     一、政界的官员对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不积极? 在工业革命之后,当欧美人刚刚把西方文明带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西方文明中的物质文明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渴望自己也拥有能控制火药的枪炮,以及以煤炭为动力的各种机械装置。东、西方文明中物质文明的差距,使中国人产生了追赶西方物质文明的想法,于是人们开始热衷于建工厂、开矿山、修铁路等等。传统社会是封闭的,这样的社会比较排斥外来的文明,在这种封闭的社会里,中国人为什么能够接受西方的物质文明?这是因为人们还是比较看重物质的,先进的机械力量可以代替人力,它能做许多人力不能做的事情,使人的工作效率大大地提高,所以人们不得不崇拜先进的物质力量。这种崇拜使中国人改变了自己的观念,他们从以农为本的传统中走出来,耗费相当大的精力来经营工业。从不重视工业到用心经营工业,这是历史上中国人的一大转变,这个转变的动力来自于对比,即东方文明中物质文明与西方文明中物质文明的对比,这种对比中显现出来的差距导致了中国人由重视农业到不轻视工业的转变。

     对物质的崇拜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直到1949年,这个大门才重新慢慢地关上。毛泽东对精神力量的重视超过了对物质力量的重视,在《愚公移山》这篇文章里,他向人们介绍了愚公这个挖山不止的传说中的人物,在高山面前,只有镐头的人要想把山推平,他依靠的力量就是百折不挠的韧劲儿,这纯粹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继续提倡精神的力量,他把生产单位里对劳动者的物质奖励称为物质刺激,他说这是修正主义的东西,是不值得提倡的。他号召人们为革命理想而工作,而不是为得到物质而工作。他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雷锋,官方宣传机器塑造出来的雷锋就是一个只奉献不索取的人。毛泽东时代的晚期,社会主义机器制造物质的效率越来越低,许多日用消费品的供应都受到了国家的限制,粮食等农产品也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毛泽东去世以后,忍耐多时的中国人迅速抛弃了毛泽东对物质力量的看法,人们又象过去那样名正言顺地追求物质了。 (博讯 boxun.com)

     现在有许多人强烈怀念毛泽东,其实这些人怀念的是毛泽东提供给他们的公费教育、公费医疗和稳定的工作岗位,这些都是物质性的东西,而不是精神性的东西;改革开放之后,许多人原先享受到的公费教育、公费医疗和稳定的工作岗位被剥夺了,所以他们怀念毛泽东。有趣的是,强调精神作用的毛泽东在为人们安排物质供应的时候,考虑的还是蛮周到的。

     从1979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的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进行了非常大的调整,这种调整的目的就是建立高效率的生产物质产品的体制,这种调整是为了因应物质匮乏所带来的压力。在这期间,共产党偶尔也旁顾物质领域之外的精神领域,文化大革命之后,一些党内智者认识到文革时社会动乱的原因是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有问题,于是他们提倡建立新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后来他们又提出要建立与这种新精神世界相匹配的民主政治制度。这种旁顾精神领域的行为只是昙花一现,它很快就被正统力量打压下去。在一些人看来,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力量之所以被打压下去,是因为正统力量过于保守,传统的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影响太深。其实我们还应当看到事情的另一面,这就是追求民主、自由的力量行动的时候,国家的物质供应并未出现反常状况,因为正统力量在保障物质供应上没犯错误,所以对它提出非议的力量就难以取得更大的进展,他们就很容易被正统力量打压下去。

     在近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物质供应状况和政治变动的相关程度是比较大的。1979年,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比较快地取代毛泽东思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时代物质供应出现了问题。赵紫阳政治地位不稳,也是发生在1988年物价飞涨之后。在1989年之前,物质供应状况还是影响一个政治人物的次要因素;1989年之后,物质供应状况就成了影响政治人物的决定因素。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当政者制造了1989年六四事件,这一事件使当政者的威信扫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不在政治上彻底转向,那么他们要想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必须向国人证明自己在经济建设上是行家,只有自己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六四事件之后,共产党的各级官员不止一次说过,1989年在北京动用武力驱赶民众是为了维持稳定,后来经济发展的事实证明,当初动用武力的决定是正确的。对于这种说法人们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如果经济发展陷入停滞,那么就可以说当初动用武力是错误的。当政者自己把自己绑架在物质供应上,他们的政治前途已经跟物质供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99年,李慎之向江泽民提建议,说现在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好时机。这个建议在当时是石沉大海了,这是因为当政者并没有感受到压力,当时物质供应并未出现问题,中国刚刚躲过了亚洲金融风暴的袭击;官方的说法是,中国成功地抵御了金融风险,后来这个事情还成为江泽民执政所取得的一大功绩。在这种时刻,当政者自然不会对政治体制改革有所考虑。

     2002年秋天,胡锦涛从江泽民的手里接过了共产党的领导权,这时社会上的贫富差距已经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这种客观情势已经不允许胡锦涛四平八稳地度过以后的执政生涯,胡锦涛在2003年的时候有过一些开明的表现。2004年社会冲突骤然升起,重庆、四川等地发生了官民之间的激烈冲突;由于沈阳黑社会头目刘涌没被判死刑,又由于人们传说哈尔滨的一位官员的儿媳妇驾驶宝马车故意撞死一位农村妇女,所以成千上万的人在互联网上发泄对共产党的不满。官民冲突事件以及互联网上存在的民意,足以摧毁来自共产党高层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意愿。他们担心这个时候引入民主政治,社会动荡会加剧。

     胡锦涛的一些做法淡化了物质供应与共产党执政前途的关系,他不象江泽民那样对经济增长过于关心,他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因此经济发展就要兼顾自然环境的承受力,这就是说,为了保护环境,经济发展的速度应该降下来。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发展模式,所以人们在一段时间里就不能苛求当政者要保持物质供应水平,或增加物质供应量,只有可持续发展模式正常运转之后,人们的物质需求才能得到满足。这似乎可以减轻当政者的压力,可是现在的情势不容乐观,人们可能不愿意听你跟他讲道理。现在的金融风险很大,当人们拥有的财富在瞬间消失了,他们的行为就难以控制了。

     如果按照人道的标准去衡量现在的中国社会,我们马上就能得出这样一个看法,中国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劳动者的工资经常被拖欠,动迁户得不到合理的补偿,中、低收入阶层难以承受教育和医疗收费,假冒伪劣商品肆虐,执法者违法的现象难以遏制,上述现象显示政治体制存在着漏洞。尽管如此,呼吁积极改革的官员在政界几乎没有。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物质供应没出现问题,近几年,舆论界津津乐道于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以及中国经济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在这种氛围里,一切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都是最终能得到解决的。这时候人们光忙着高兴了,哪还有工夫反思自己的弱点?清醒的人会看到繁华背后的衰萎,可是大多数人还达不到这个境界,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容易出现呼吁改革的声音,即使出现了,它也不会受到大多数人的重视,甚至会遭到强烈的质疑。

     二、军官们为什么要谈论政治体制改革?

     军界并未象政界那样平静,刚开始,空军政委刘亚洲的政见时常出现在互联网上,后来他和一些军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了对当下落后的政治体制的不满。有人将刘亚洲的议政言论解读为军人干政。其实我们还可以继续问一问,一些军人为什么要对政治发表议论?在旁观者看来,军人议政是不务正业,而且还有点儿危险。实际上军人议政的动机还是为了强军,而不是单纯地议政。

     近代以来,发生在中华民族中的全民行动的动力来自于比较,我们中华民族在物质文明方面落后了,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迎头赶上;没有比较就没有行动的策划和行动。今天,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还是这样的。军人们也在比较,他们比较的是中国军队和外国军队、尤其是美国军队的差距。这样的比较令他们非常郁闷,中国军队在实战经验、武器装备、训练水平等方面都大大地落后于美军,这就促使一些不甘落后的军人要追赶美军。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也比美国落后,为什么在政界和经济界就没有人急于改革?因为在中、美的经济竞争中,中国并未感到强烈的羞辱,在低端工业生产的竞争中,中国常常稳稳地胜出。这就是在政、经两界人们的心态比较平稳的原因,在大多数人看来,中国照现在这个速度发展下去,早晚有一天会在经济上接近或赶上美国。军人的心情却难以平静,一方面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弱点,另一方面美军的傲慢也深深地刺激着他们。1998年,美国空军把中国驻南联盟的大使馆的一个建筑物炸毁了;2001年美国的侦察机将中国空军的歼击机撞落;这些事件已经伤害了中国军人的自尊。第三个刺激中国军人的是,美国、日本和台湾将强大的武装力量部署在中国的周围,这种力量是无形中的压力,它对军人的刺激更深远、更强大。

     中国军人在进行实力比较的时候心绪难平,这最终会促使他们产生改变现实的愿望。一个国家军队的战斗力与这个国家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军人中头脑清楚的人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不是单纯地提出增加军费这种技术性的口号,他们要做的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支高素质的军队需要强大的科研力量、先进的工业制造体系、发达的国民教育体系和良好的人文环境来支持。没有强大的科研,武器的性能就没法提高;没有先进的工业制造体系,武器的质量就没法保证;没有发达的国民教育体系,士兵的科技知识就缺乏,没有知识的士兵就不能使用科技含量高的武器;没有良好的人文环境,人们就会依然习惯于服从,在高科技武器构成的环境里,只会服从,不会独立思考的人将难以承担复杂、高强度和多变的战斗任务。

     中国的科研、工业、教育和人文环境不能为军队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科研是官办的,在这种机制下,长官说了算,而不是学术标准说了算,科研经费的发放仅凭官员一句话,一些研究人员得到经费的原因是他们与官员的个人关系好,而不是他们的研究方向正确、或者他们的研究能力强。现在的许多工厂只满足于做低水平的加工,它们缺乏长远规划,所以它们的技术能力难以提高。现在的学校更加糟糕,国家的教育投入长期偏低,学校的收费超过了受教育者的接纳底线,学校教育重视学生的分数、轻视学生的能力培养。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强调统一、集体、服从,打击脱离主流的异见、漠视个体的需求,这样的文化现在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由于存在着上述种种状况,所以中国军队就不可能在技术上和人员上得到来自社会的支持,社会不发生转型,军队的变化就不会实现。军队中头脑清楚的人应该能看清军队的强大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会关注社会转型。中国的军人一在公开的场合谈论政治,人们首先就会想到这样的军人是不是想干预政治;笔者的看法是,他们谈论政治的目的是为了强军,因为社会转型是强军的前提条件。军队强大了以后,中国军人会怎样做?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在以后才会出现,我们现在只能对此进行推测。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已经到了 在前面我已经说过,物质供应的好坏会影响政治人物的决策,物质供应恶化可能会促使他们在政治上作出重大决定。掌握改革的时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物质供应系统崩溃,那么改革将难以进行;因此改革的最佳时机就是物质供应系统即将崩溃的时候,这时候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系统存在的严重弊端,这会促使人们去改革;并未彻底崩溃的系统又可以使人们可以按照规划去进行改革,系统一旦崩溃,人们将忙于救火,无暇顾及正常的工作。说了上面这些之后我就应该说,现在应该着手改革了,现在的物质供应系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首先,频繁的贸易摩擦使中国的纺织工业产品出口受到了影响,这只是一个信号,它告诉我们,依靠廉价劳动力来抢夺市场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中国的经济需要一次转型。其次,股市指数爆跌,银行经营状况很不好,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的是,金融领域的混乱似乎到了不好控制的地步。什么东西能使混乱变得有序?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改革将建立起一个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将最大限度地避免愚蠢的决定。

     中国目前所处的环境很不好,经济发展遇到了困难,社会冲突在加剧,自然环境日益恶化,台湾问题依然存在,日本与中国的矛盾越来越大,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从来就没有消失。在这种环境里,一个愚蠢的决定可能会给中国人带来灾难。在开阔的平地上,汽车驾驶者的技术是无关紧要的,在崎岖的山路上,驾驶员的技术就显得非常重要;中国现在就象一辆行驶在山路上的汽车,驾驶员的动作一定不能出错。怎样才能避免错误发生?笔者认同的答案就是,建立法治社会。

     最后要说的是,中国人不能让物质供应状况引导着自己的行动,物质供应状况好,大家就停下来,这对社会发展不利。我们应该建立起一套文明的、科学的标准,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社会上的各种事物。

    原载《真话文论周刊》 www.zhenhuanet.com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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